出处:
http://www.sino-manager.com/u/201072_16654.html
（本文来自於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公司治理中心的论坛演讲，
由《经理人》独家整理，转载请注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诺贝尔经济学奖(2009)得主威廉姆森演讲全文：发现企业交易成本之路
我能和你握个手吗？
2009年12月10日，我正式从瑞典国王手里接过诺贝尔经济学奖证书，
国王对着我微笑，我的家人说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当时获奖的消息是打电话告诉我们的，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普通的一天，不要太激动了，
我儿子说要不要和家人朋友举行电视电话会议，
我开始时不愿意，後来还是安排了一个电视电话的会议，
我的儿子不在美国，先打电话过来表示祝贺，同事也打电话来祝贺，
然後我们接通的是诺贝尔负责经济学奖的主席、诺贝尔奖的主席，他们为我鼓掌。
人们提了一个问题，你接受这个奖项吗？
我说我是谦虚的接受奖项，我应该表示任何的犹豫吗？
大家知道，诺贝尔奖是非常透明的。
2008年我在斯德哥尔摩，参加过一个讲经济组织的会议，是诺贝尔基金会举办的，
我妻子说不奇怪，这可能是一个信号，可能会颁奖给研究经济组织的人。
也可以说我自己不应该觉得惊讶，但是我觉得非常的惊喜，华尔街一个记者来采访，
他说我就想到你被邀请参加诺贝尔基金会的事情，当时我就想你会获奖。
不管怎麽说，我获奖後，周围的人都表现得非常的真诚，
驻瑞典的美国大使馆为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人举行了招待会，我参加了，
还有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晚宴，我们是打计程车去的，连司机都说，
你们夫妇穿得光鲜亮丽是要参加什麽活动吗？
我的妻子说，我丈夫获得了诺贝尔奖，要参加总统的晚宴，
司机又惊又喜，说我能和你握个手吗？
交易成本理论来自跨学科研究
我自己也有一个小小的猜想，这个奖项的名称在英文中是诺贝尔经济科学奖，
科学是复数，他们认为经济不是单一的学科，而是复杂的学科，包括社会学、数学等，
体现了多学科性。
我觉得我们俩能够获奖，说不定是一个信号，更多跨学科的研究会应运而生。
接下来看一个要谈的是经济学的历史沿革。
我不是专家，但是在探讨交易经济学的历史时，让我惊喜的是30年代。
在那时，交易成本是一个新的理论，当时垄断竞争、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比较盛行，
接下来又产生了数量经济学。
交易成本经济学和其他的经济学是有一定竞争的，
科斯提出交易成本，没有被看好，但反响平平，大家并没有意识到这个理论的潜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学者後来频繁研究这个领域，包括 Chris Argyris （音）
研究了组织理论，还有契约法等，
这些都构成交易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科斯提出了交易成本理论，
提出这个市场和企业的活动应该从交易成本去探讨，
这个理论提出後很多经济学家在这个领域有所建设，Bonat的组织理论，
还有计量经济学等 ，他的书很晦涩，但是读懂了会充满惊喜。
按照1931年的契约法，有了纠纷就到法院，法院对此裁决，我想指出两点，
一旦出现诉讼，契约的双方关系就被破坏了，双方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拿这样一个框架来解释，对交易成本经济学起到了一定作用。
1940年，很少人关注交易成本，有的人会提及，用交易成本解释现象，但并非主流，
甚至费舍尔提出交易成本很累赘，因此，
交易成本经济学基本上在50年代後没有什麽发展。
60年代後期，传统的标准理论——交易成本为零的理论破产，
当时有些学派对这种标准的理论提出挑战，高斯（音）提出了外部性交易整合的问题，
阿罗（音）也提出了纵向一体化和整合的说法，
这些都大大推动交易成本为零的理论破产，
他们挑战传统的观点，引起非常大的轰动，很多人受到了影响，
那时候对传统观念的挑战并不是尽善尽美。
我们看到，的确大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存在，希望逐渐接受交易成本是正的，
而不是负的，或者为0，我在学习阶段也做了相关的一些研究。
60年代，交易成本理论浮上水面，变得更正式一些。
我觉得从正常的想法看，已经是可操作的框架，但还是有挑战，
是否能让交易成本成为正式的学术理论？
这里我想说一说个人的参与，我个人对交易成本有什麽贡献。
如果一个人一帆风水是很好的，但我的职业生涯是很波折的，我不断在调整，
也从事过多种工作，这也有好的方面，始终有悟性的手指引着我。
我的本科在麻省理工学院，我既学习商业 ，也学化学工程，
可能让大家觉得不可思议，学化学工程让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化学公式比较复杂，
而商业理论人们却将之简单化，抽离出简单化的模型，忽略一些摩擦；
但是化学不一样。
後来我去了史丹佛、卡耐基-梅陇大学完成研究生和博士学位，
我去史丹佛学经济学，在卡梅隆的博士也是经济学位，
在史丹佛三个人对我有很大的影响，James Hower(音)是我的老师，
在很多场合给我提供帮助，他告诉我要善於提出问题，
而且告诉我研究经济不能只研究经济，
A nnas对我也很有帮助，还有一位年轻的教授，他是卡内基梅陇大学毕业的，
他对我有很大的影响，介绍了很多书籍给我，
让我对卡内基梅陇大学的博士学位感兴趣。
我很高兴曾经获得福特基金会的资助。
1960-1963年期间我在卡内基-梅陇大学就学，这是我的黄金时期，
因为我在卡内基梅陇大学学会了真正跨学科研究经济学，
而且我所碰到的老师和同学都非常的优秀，很多人非常年轻，但都年富力强，
在学术上处於很旺盛的阶段，我们大学有一个原则是保持一个非常活跃的头脑，
要有纪律性，我们的老师、学生遵循这一条校规，在卡内基-梅陇大学，
经济学博士项目，鼓励人们要用跨学科多学科的方式来研究。
卡内基-梅陇大学一直鼓励学生去问问题，鼓励学生保持好奇心，
有热情去寻找解决的方案，在卡内基-梅陇大学，我接触过的老师有15位，
这些人都是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西蒙，米勒，卢卡斯，他们都获得了诺贝尔奖，
教我的老师20%都获得了诺奖，你可以想像这麽优秀的团体环境，让我深深受益。
曾经是美国反托拉斯组织的助理
毕业了，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加州伯克利分校，我教授两门课：
组织和应用福利经济学，我充分体会到了教学相长的好处，
当时我没有固定成型的理论，我是一张白纸，我认识到一边教书一边学习，
把自己当成一张白纸在工作中学习，这很有好处。
我不带任何偏见，我会对以往的理论提出质疑，我也可以感染我的学生，
我教学的两个领域，其中之一是工业组织，当时美国的工业界发展的非常快，
我觉得研究工业组织非常有意思。
接下来，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教书，那里学术氛围很开放，创业氛围很浓，
我们的团队开始研究组织的创新，我组织了一系列的学术会议，66
年到67年之间还作为美国反托拉斯的经济助理，期间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接触到了很多着名的律师，他们都是非常有才华的人，
如果你关注美国司法的发展，你会看到这些才华横溢的律师，
有的甚至成为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但是他们深受传统的价格理论影响，我当时是年轻的小孩子，但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
他们开展工作时，信奉的原则让我深感不安，
其中一位律师在美国律师协会做演讲时说，
“契约组织作非常规的安排时，我就非常担心。”
在他们看来，任何脱离常规，变革的东西，都不是好的东西，
实际上，变革提高了效率，但是在反托拉斯组织看来是不好的。
我当时作为助理，想说服他们，但是没有效果。
这些经历结合交易理论的发展，让我意识到，
传统交易成本为零的假设将走向破产，我们可以在组织理论上分析，得出有见地的结论，
这需要我们采用有建设性的方法，来证明正的交易成本有很大的用处。
当时我举办了一系列学术会议，当时的目的是系统地研究观点，
我们还开发出模型，我们自己既然没有组织研究理论，
可以把那些对组织有研究的人邀请过来，在经济学和组织学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当时让我也很矛盾的是，出现了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结合的趋势，
就是把经济学、组织学、公共政治经济学结合起来，当时开了一个小班课，
看到不同思想的碰撞，我从中得到很多启迪，
我的第一本书，就是当时从这些思想的碰撞得来的灵感，
这得益於我在课堂上的学生、会议上的学者，从他们身上获得很多启迪，
大家逐渐摆脱了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过度到契约的经济学理论，
我们看到在对契约进行分析时，认为契约双方达成一致，走到了一个相同的地带，
当时我看的是传统的契约学，
实际上，契约双方更多取决於事後的选择和非理性的考虑，所谓的理性是有限度的。
我所说的理性是理性的有限。
传统契约理论另外一个要修正的是，人们对自私自利的分析，这就有战略的行为产生，
当时你发现人们口是心非，不履行合同，你签订合同了，但是有很多不可想像的後果，
可能双方不欢而散。
1958年，西蒙（音）阐述了这个问题，他当时说，作为研究社会科学的人，
我们希望在多个领域作出贡献，他最重要的学术理论是，
人作为一个个体，研究他的表现和行为会发现，任何事情中，人都是重要的因素，
会对交易行为产生影响；
另外一个是治理的问题，人们意识到市场和等级制度也是治理的模式，
和以往知道的统治是不一样的治理模式，市场和等级制度两者是有区别的，
两者有着不同的导向，你可能会认为政府是治理的模式，
但是，是不是说到治理、修正市场失灵，靠政府能做到吗?
其实，你也可以靠市场和等级制度。
为什麽内部交易产生企业？
从交易成本的单位来看，你要知道，有一些交易的参数需要进行逐一的分析，
然後发现障碍。
我们传统的认识认为，既然认为契约或者合同的双方，有着相互的依赖性，
所以尽管有争端，但是也有可能发现争端，克服障碍，最後会引起交易成本上升，
这里面还要分析时间的问题。
刚开始分析的是现货市场一笔笔的交易，大家意识到一笔笔交易成本太高，
他们愿意签订长期的合同，多次长期反复的交易，降低成本。
对於交易来说，大家都有理性化的说法，交易双方高度理性，能得到彼此双方的协助，
而且交易双方的产品、资产刚好能满足对方的需要，所以交易结束後还能再利用，
但是现实中是非理想化的。
比如交易需要投入特定的资产，但对以後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因此，
双方都下了很大的赌注，都希望特定的资产要在第一次交易中派上用场，
满足特定需求；同时，大家要注意到，有另外一种可能，
就是如果你签订的是一种长期的合同，能够确保交易会重复发生，
但是也有可能是在最後，双方长期的合同会解除，
另一方会找到解除合同後保全自己的方法，可能把交易资产变卖等，只要铺好路，
就能结束交易，他还能在能在市场上找到另一个交易对象，但是因为信息不对称，
另一方的损失会很多。
长期以来，大家都变得很聪明，就在合同中写道一些保护性的条款，
例如终止合同，需要补偿；还约定交易不能达成，由仲裁机构来解决纠纷，
这意味着交易双方在签订前就解决障碍。
双方都要投入精力和人力，所以双方的交易成本非常高，其中一方意识到这个，
就会倾向於在内部寻找合作夥伴，就会降低违约的可能性，降低违约的成本，
就产生了市场和企业这两个不同的范畴。
一个企业要从市场上寻找夥伴，还是内部寻找夥伴，
意味着有不一样的考虑。
从显示市场交易过程的图看，如果买家和供应商出现矛盾，可能谈判会僵硬；
如果是在内部，就会有一个行动者来解决争端、协调，而不是任其发展，
这既是组织的适应性的形成，中间的界面大量的活动都是围绕他进行的。
回忆弗里德曼
关於交易价格还有契约的履行，我们看到，卢瓦尔的契约理论指出，
一个组织，无论是层级的，还是平行的，都是活生生的组织。
现在经济交易成本成为正式的交易学科，其中博弈理论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需要大量的数学公式和模型。绝大多数理论学家，从研究生院毕业时，
都在学习交易成本经济学。
的确，这比其他的有插图和注解的经济学要难得多，
但是这些中庸的经济学理论忽视了偶发的情况和社会里内部微妙的因素，
在我看来，我们可以逐渐将交易成本经济学当做一个经济学科取得地位，
这还有一定的挑战，取得完全地位的经济学科，要进行预测、扩展，和现象保持联系，
做到这些有一些难度。
有一些人，沃根斯（音）、弗里德曼都做出了贡献。
我们作为务实的经济学家，要开展务实的方法论，很多人指出过了，
弗里德曼1953年就说过，需要做包括几个方面工作：
简单、专注一个问题、
、要用模型图表、要和现实联系、要能够提供预测……在1963年的会议上，
2001年，弗里德曼再次指出，我们纯粹的分析不是很重要的了，我们需要实证的研究，
将在经济学中占据更主要的地位，弗里德曼，和很多经济学家交锋，
讨论凯恩斯是否还符合需要，我作为旁观者，观察辩论，弗里德曼是个很雄辩的人，
和其他的人不一样的是，他掌握了数据；
2006年，他重复观点：我认为任何一个时代，我能起到作用和影响力，
不是因为我提供了分析，而是我有实证的证据，在我看来，
交易成本经济学在实证中取得了成功，这些数据是一手的数据、微观的数据，
交易成本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没有人可以反对这一点，
之所以交易成本理论影响力大，是因为大家做了很多实证性的工作。
潜规则也是契约的一部分
我对组织研究的理论有很大的推动性，其中之一是关於纵向一体化，
当时我做了一个项目研究，企业存在纵向的整合，是子模式的变化，
还有相关的一些变化？
我们在思考研究的时候，会发现有的东西真的是没有办法动摇的，
从契约的角度看，本.安德森（音）就问用什麽来研究呢？
一直以来，我们就用非常通俗的语言来研究，
其实他说风险是可以计算出来的。
当然所谓商业的契约不仅仅白纸黑字，也是人们形成的一些习惯，
这也是组织科学要考虑的，
中国也是，也有潜行的规则，这是做研究不能遗漏的。
而且一旦有争端，仲裁机构是谁，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涉及到治理的一部分。
新制度经济学方面，当时我们除了讲商业的合同、管理，还有企业自己内部的限制，
还有制度环境的影响，还不包括国家制度的环境，国家创造的政策环境。
就目前来说，在非均衡的契约理论方面的交易成本研究，
这是我自己也未能解决的问题。
--
声明：经理人网专栏作者文章属专家原创内容，
代表个人观点，授权於经理人网使用；如需转载请保留原意并注明来源：
经理人网。请尊重原创！
--
※ 发信站: 批踢踢实业坊(ptt.cc)
◆ From: 114.40.17.168
※ 编辑: littlekang1 来自: 114.40.17.168 (10/30 1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