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8个人就有1人找不生命的着力点 二○○一年八月，自己经营一家广告公司的吴美慧三十九岁，她写好遗书、将一副备用钥匙交给好朋友，然後花了十余万元买了台北到美国头等舱来回机票，准备完成她人生最後一个心愿後就要结束自己生命。在这之前，她才刚从整整一个星期的昏睡中强迫自己清醒过来，在这段期间，她拉上所有的窗帘，瑟缩在床上，连起身踏出房门一小步这样简单的动作都做不到，七天後，吴美慧醒来时，张开眼睛看到的第一个画面是床下散落一地的空酒瓶。 被诊断出是躁郁症患者之前，吴美慧在外人眼中，是一个凡事不必假手他人的独行侠。出生在一个传统家庭，却和家人极度疏离，她的弟弟从前甚至认为自己根本就没有哥哥姊姊；她曾经为了找一份归属感而结婚，但是心中的墙却不自觉越筑越高；她从不觉得需要别人，即便是好友也不觉得他们被吴美慧需要。 回顾生病之前的自己，吴美慧自嘲自己是一个生活白痴和工作机器，唯一让她知道人生目标清楚在哪里的只有工作。从前，当记者的吴美慧在同事眼中是一个耐压性和ＥＱ都很高的人，常常待在办公室改稿改到三更半夜，不会有任何一句抱怨，因为她脑中所想的全是如何解决工作上的问题。对於工作，她有种不进则退的不安，她一直很害怕停滞带来的不安全感，所以不断找阶梯爬，一旦发现工作上已经没有楼梯可爬，就换工作、增加新的工作内容。 「做事是我最清楚的生存价值，过程中它能使我充满精力，可以毫无极限地挑战自己的能力和脑力，因此不能没有它，否则我便失去了生存的动力和价值。」 ‧ 现象一：彻底成为工作奴隶！　 　五官失去线条、日子没有色彩 　 当生活只在办公室和公寓的电视机面前往返，吴美慧在人前光鲜亮丽、充满自信，但是真实生活的她却形容自己就像一个不断漏沙的沙漏，充满无力感，一直到她第二次躁郁症发作，她才清楚知道拿掉工作的外衣後，原来自己这麽无能为力，原来她这麽软弱，原来她需要家人的帮忙和支持，而求救原来也这麽重要…… 十二月三日，财团法人精神健康基金会的一项报告发现，全台湾有一二‧九％的人觉得生命没有意义，换句话说，每八个台湾人就有一个人觉得自己如同漂泊的灵魂，找不到生命的着力点！ 若以内政部公告全台湾二十岁以上人口约一千六百二十万人推估，台湾有超过两百万个成年人、比一个高雄市的人口还多，他们的生活是失控的，他们的能力没有办法发挥，他们的精神健康状况处在一个随时可能会引爆的边缘。 交叉分析的资料进一步反映出，工作和收入是这个社会中的许多人用来标出人生象限的Ｘ轴和Ｙ轴：对台湾人而言，工作和收入几乎已经和生命意义画上等号，收入越高回答生命越有意义的比例也越高，失业的人觉得自己的生命最没有意义。此外，退休者和家管，对生命意义的评价分数也比有工作的人低。　 归属感的数字同样令人错愕。同一分调查显示，台湾有二四‧九％的人没有归属感，这表示每四个人就有一个人觉得自己并不属於任何团体的一分子，包括同事、同学、邻居或亲友等。进一步检视交叉分析，这个结果和性别、年龄都没有关系，却又和工作和收入息息相关：有工作的人是最有归属感的一群，而且，整体而言，高收入群的归属感也大於收入较低者。 ‧ 现象二：离开工作却不快乐！ 　生活失去重心　人我开始疏离 　 为什麽有这麽多人觉得自己像一座座的孤岛、觉得生命没有意义、也找不到归属感？ 希腊神话当中有一个暴君薛西弗斯〈Sisyphus〉，死後下地狱。天神处罚他要将巨石推上高山。可是，每次他还来不及将大石推上山顶，就已经筋疲力尽。等他一松手，石头又从山上滚了下来。 虽然如此，薛西弗斯还是希望用他的蛮力把石头推上山。因此，他只能日复一日，将石头推上山，然後再让石头滚下来。 二十一世纪初的台湾，有一群人像薛西弗斯一样日复一日推着石头上山，他们推的是工作的大石头，他们闻不到崖边的花香、也听不见流水淙淙，只管用尽所有力气、专心一致地推着石头，因为对薛西弗斯而言，工作是宿命、更是存在的价值，没有了这块巨石，生命就会像失根的浮萍和没有灵魂的躯壳。 资深媒体人冯贤贤曾有三次自发性失业的经验，每次都长达半年。 她说刚失业的时候觉得人比较像人，累了可以睡，白天可以出去看电影，有比较多时间做公益事业、照顾小孩，这样的自由，令人快慰。 但是失业久了，不自觉心生恐慌，因为逐渐感到跟其他人失去联系，这个世界好像不缺你一个人，刚开始感觉的自由越来越像断线的风筝，随处飘荡。更糟糕的是，冯贤贤开始觉得生活没有重心，缺乏自我实现，於是 就开始陷入虚无，逼自己去想有班可上时不必去想的问题，「不上班的自由，隐含着人对自己存在意义最严酷的怀疑。 」 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ＩＭＤ〉的「世界竞争力年报」，台湾人是世界上工作时间最长的国家，工作时数是德国的一‧四倍。为什麽人把工作和生命意义画上等号？ 三军总医院护理哲学博士曾雯琦表示，中国传统社会中个人成就是和家庭紧密结合的，但是全球化的趋势影响社会结构变迁，现在代表个体的「个我」和家庭网络所支持的「类我」变得相互矛盾，个人成就凌驾在家庭价值和人际关系之上，而工作表现就成为个人成就最好的指标。 甚至，当年老退休之後，因为缺少了工作，台湾老人也成为明显不快乐的一群人。 ‧ 现象三：工作取代生活！ 　家庭关系始失衡，人生梦想渐遗忘 　 社会学博士、也是临床心理治疗师的菲力普森〈Ilene Philipson〉在《我们嫁给了工作》〈Married to the Job〉一书中说道，现今社会中，人们的情绪和感受已经逐渐沦为工作的殖民地。 离婚、亲密关系松弛、社会价值观分裂、以及大众对邻里活动和公民参与降低，在在都让人们转而从工作中寻求人生意义和群体认同。 「工作、背叛与承诺」〈The Working Life〉的作者乔安娜‧席拉〈Joanne Ciulla〉则说，「以前的人用瞩目的优闲来展现地位，现在，则藉着炫耀工作来展现地位。」在台湾，工作不但成了自我认同的重要来源，更是个人自尊和快乐的主因。 过度投入工作後，工作就会取代我们原本应该从家庭、朋友、宗教或社团得到的充实感和平衡。我们把梦想放在一边，把心中对於亲密关系的需求和被关心的渴望压下，我们把享乐、与朋友交游、思考人生的事情都无限延後。 一○四人力银行创办人杨基宽在创办人力银行前，曾经失业长达两年。然而，他在新事业蒸蒸日上後，却不只一次对别人说过「两只老鼠」的故事。杨基宽有一天回家，走到门口正要开门，听到妻子和女儿笑得很开心，一开门，才发现母女俩正在逗弄两只白老鼠，还对着老鼠说话。 杨基宽觉得很感叹，因为自己几年来在工作上成功，却从来没有带家人出远门度假，也没有花足够的时间陪女儿，与家人的关系完全失衡了。他突然觉得自己「人不如鼠」，因为两只白老鼠可以给家人的欢笑和对话，竟然都是他做不到的。 然而，把工作当成生命意义是危险的，因为工作并不可靠。精神健康基金会董事长、台大医院精神科主任胡海国说，把工作当成生活重心这样的结构是很危险、很脆弱的，因为这些都是外在的、是自己不能掌握的，哪时候会被裁员、哪时候会失业都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自我成就不能来自外在。」 曾雯琦长时间追踪访谈自杀未遂者，发现对生活缺乏掌控力是造成生命绝望的主因。对生命绝望的人觉得自己的生活被控制住，他们在工作上，觉得自己只是一个螺丝钉、缺乏掌控权；在人际关系上渴望交到知心的朋友的心愿也落空；而在家庭上，他们渴望能过自己的生活，却摆脱不掉家庭的束缚。 ‧ 现象四：收入高，心灵却不富足！ 　社会价值需重建，人生方向仍宽广 　 同样地，把生命意义建立在物质追求上也同样危险。 精神健康基金会的报告显示，台湾人不仅被工作制约，赚多少钱更能决定某些人的生活价值。胡海国说，收入越高就越觉得人生有意义、越有成就感，很显然，社会的价值观就是钱等於价值。 追求更丰裕的物质生活没有道德的问题，但是胡海国提醒，不要错把工具〈金钱〉当作目的。 网路上曾经流传一则故事：有一个商人旅行中无意航行到一个小岛，遇到了一个渔夫在捕鱼。商人发现小岛附近水域的鱼很多，但是渔夫每天就只捕三条鱼温饱，商人拿出他做生意的头脑好心建议渔夫：「你应该买现代化的工具捕更多鱼，然後外销到各地，然後赚很多钱，」渔夫问：「然後呢？」「然後再买更现代化的工具、钓更多鱼、卖给更多人、赚更多钱！」「然後呢？」「然後就有钱到小岛上度假！」渔夫说：「可是我现在就在小岛上生活啊！」 专注於心灵成长研究多年的胡因梦认为，台湾是一个过度物化的社会。以前胡因梦有上百件外套，最近她在整理衣柜时发现有四十件外套，自从五年前乾洗後就摆在衣柜里、碰都没有碰，自己常穿的其实只有三件而已。 胡因梦回忆，二十多年前当她还从事演艺工作时，她发现演戏其实不是自己喜欢的，所以常用「血拼治疗」企图填满自己的空虚和寂寞，每次消费花上万元是常有的事。「外在消费没有办法找回自我评价，物化的状态其实是最空虚的状态，因为追求物质就要不断耗损生命的能源。」 灵修之後，胡因梦走的是另一个极端，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追求精神生活。她笑称自己之前是「精神贵族」，但是开始翻译书之後，发现译书一个字才七毛钱。耗脑翻译完一本书赚不到十万元，所以她重新领悟到俭朴的生活还是必须跟经济取得一个平衡点，「生活简单的真正目的，是要让自己适度安静、把多一点的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心，才能真正面对自己、解决内在的问题。」 ‧ 现象五：西方人比亚洲人快乐！ 　国外社会的价值体系较东方多元 当台湾和其它亚洲社会仍处在从传统价值转型到多元价值的过渡阶段时，阳明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教授洪兰认为，西方社会让个人比较能自在地面对自己的人生规画。洪兰提到，他的妹婿是一个美国人，十八岁高中毕业後，他的梦想是环游世界，为了存旅游的钱，他先到阿拉斯加当伐木工人、後来又当去当水手。洪兰解释，对他的妹婿而言，一个人的人生不需要按照社会时钟走，工作赚钱是为了能让自己做真正想做的事，而工作以外的旅行让他知道天下不是只有眼前看得见的东西，洪兰说：「看过人生百态，生命才会豁达。」 相对於台湾社会许多人认为存款簿上有几个零和生命意义成正比，今年七月，英国一个家庭研究小组，花了七年的时间研究一万名英国人的「薪酬快乐指数」，结果发现英国薪酬的中位数是年薪两万英镑〈约合新台币一百一十八万元〉，然而最快乐的族群却是年薪在一万三千英镑〈约合新台币七十六万元〉左右的上班族，这些低收入的上班族认为他们的工作能够准时上下班，所以他们宁可用低薪换取较轻的责任和压力，过比较惬意的生活。 ‧ 现象六：人生比工作重要！ 　反省并发掘个人在工作中的主体性 　 欧洲价值研究〈Europe Values Survey〉持续二十年追踪西欧人的价值观，发现西欧人最重视的是家庭生活，而工作则是排名第二，其中以爱尔兰和义大利人尤甚，有九一％的爱尔兰人和九○％的义大利人将家庭摆在生活的第一位。 东海大学社工系副教授彭怀真分析，欧洲文化传统认为to be〈人生〉 比 to do〈工作〉重要，而美国和台湾社会则刚好相反。 to do 代表名、利和成就感，to be追求的则是如何让自己更好、活的更精彩。 因为服药，生病後的吴美慧已经没有体力和精力再当往日职场上的神力女超人，但是生病却让她重新检视自己的生命重心，也让她重新拾获遗失将近二十年的亲情。曾经觉得自己是漂泊灵魂的她现在领养一只小狗ㄚ头，让她生平第一次尝到被需要的归属感。 彭怀真说，台湾社会仍有不少人是为了满足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和个体安全需求，而努力工作赚钱。然而，一旦脱离温饱阶段往追求个人价值提升时，就要反省自己是不是能在工作中找到自己的主体性，「我才是自己的主体性，要摆脱由老板、工作主导的他律结构，转成为自己负责的自律精神。」 -- 泉涸，鱼相处於路。 相呴以湿、相濡以沫～ 未若，相忘於江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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