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静坐者们〉彭昉 你们大多不认识我。要认识身为大学生的你们，我年纪太大；要认识身为教 授的你们，我年纪太小。有些人可能认识我，而在这些人之中，有些人仅仅 认识日常生活中的我，有些人可能只是觉得这个id眼熟。於是，我想我应该 稍微自我介绍一下。我可能是你们的同学、或者是你们的学长。我可能是你 们的学生，或者读过、甚至引用过你们的着作。对於只认识我的id、不认识 我的人，我也有可能是你们在网路上的论敌。无论我是谁，我此刻应该在你 们之中坐着，跟少数自己认识的人打招呼，但我不行。我现在在太平洋的另 一头。 我的人生跟你们之中的一些人可能很类似：我念过台大和清大、也走过很多 其它的、你们可能就读的校园。我参加过台大大陆社，而在後来几年的一些 活动中，你们可能在清大的布条後面看过我。但跟你们最类似的，可能是另 外一些事情：跟多数此刻正在静坐的学生一样，我有记忆以来，台湾已经有 两个主要政党；我开始意识到何谓政治时，集会游行已经是竞选期间主要的 活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可以接触到各种政治与社会诉求，并且我可以选 择为他们走上街头。 这一切的一切，都曾经给予我们，或者很可能只有我，一个台湾已经够民主 、够自由、够开放、够重视人民基本权利的幻象。 幻象不意味着纯粹的欺骗或虚假，幻象有其社会生活变迁的实存基础。的确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以集会游行的形式表达意见，比在我父祖辈大半的人 生中都容易得多。这是真的。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只是朝向那些它所允诺 的社会之进程的一部份，而不是足以证实那个社会已经到来的最终成果。 我们可以上街游行，但是必须经过申请、等待权力者的核准。 警察不会因为我们上街就抓我们，但是很多时候，警察执法并不需要具体事 证或法条——如果那样还可以被称为「执法」。 警察不会对我们开枪，但是可以没有任何理由地将我们带到警局做笔录，或 是带到山上、野地、公墓，叫我们自行回家。如果我们不遵从这种没有证据 支持及法条规范的拘捕，他们会触碰我们的身体，把我们拖走；如果我们触 碰他们的身体，那他们可以说我们妨碍公务。 是的，这一切都总比今天那个来访的政权好。在那个政权之下，枪仍然可以 开、新闻仍然可以封锁、因为畏惧死亡而放弃表达意见，仍然是个异议者必 须面对的选项。 但是，除非我们把标准放得那麽低，否则我们仍然会在许多时候，对台湾已 经「民主、法治、自由、重视人权」的幻象感到怀疑。 我们可能无法理解，为什麽在一个民主国家，人民表达意见的集会必须经过 被选举者的核准。 我们可能无法理解，为什麽在一个法治国家，警察要把你带走时，可以没有 法条与事证，仅仅说「你跟我们走就对了」。 我们可能无法理解，为什麽在一个保障人权的国家，警察动手抬人、推人不 叫做暴力，而因为不愿意被抬走而与警察有肢体冲突，就叫做暴力、妨碍公 务。 我们可能无法理解，为什麽在一个自由的国家，警察可以未经举证就把你从 路边拦下，告诉你你不能去某个地方。 有很多人试图教导我们，说这些都是对的。他们可能会说，集会游行可能导 致暴力冲突，所以必须经过核准——可是，警察应该防范的，好像应该是暴 力冲突本身，而不是集会游行。 他们可能会说，如果警察只能在有事证和法条支持时才能抓人，他们可能抓 不到所有该抓的人——可是，如果警察不需要事证和法条就可以动手，他们 可以抓很多不该抓的人。 他们可能会说，你们本来就不该去躺在那个要被拆除的建筑前面、你们本来 就不该去参加那场游行、你们本来就不该靠近某些地方。他们可能会说，你 自己要去那边给警察抓、给警察打，那要怪谁？他们可能会说，学生的本分 就是念书。他们可能会说，不要上街头，因为可能会被政党利用。 这些都不能解释为什麽警察可以做那些事。他们只是在说，知道警察会做那 些事，就躲开吧。他们叫我们不要反抗，甚至叫我们不要谴责。他们会说， 「好吧好吧警察那样可能不对，但你们怎麽会那麽不成熟，要去做那麽危险 的事呢？」 甚至还有些人，会说自己很支持「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当他们自己 喜欢的政党或者诉求走上街头、跟警察发生肢体冲突时，他们说：「怎麽可 以这样！台湾是民主自由讲人权的国家！」；当他们不喜欢的政党或诉求上 街头发生肢体冲突时，他们说：「怎麽可以这样！台湾是法治国家！」。如 果你跟他们争辩，他们可能会开始告诉你「但是游行群众的诉求是错的！」 而我们的疑惑明明就不在哪个诉求更对或更错、对我们个人来讲更讨喜或更 讨厌。我们只是疑惑，为什麽一个号称「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国家 ，没有一套保障基本人权的法律，限制政府的权力，维护人们对民选政府表 达不满的自由。 我们终究必须自己找答案。我们有一套老旧的集会游行法，用意是规范、而 非保障集会结社。它告诉我们「在怎样的情况下我们才被容许集会」、「如 何取得权力者的核准来集会」、它规范了「集会中警察可以怎样使用暴力」 ，却不规范「警察不能做什麽」。 而即便它规范了，那也不一定有用。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前现代的警察机构。 警察可以在没有具体事实及法条的情况下抓人，回到警察局再开始讨价还价 要你做笔录。他们可以在把你弄伤以後告诉你，留下资料就让你就医，讲得 像是他们的便民措施。他们可能记姓不好，忘了你是被他们弄伤的，也忘了 打从一开始他们就没有任何权力把你带进警局。他们可能会围着你，坐在桌 前，开始查集会游行法或是社会秩序维护法，开始找他们在限制你人身自由 前就应该提出的法条。警察是个职业，而他们的确知道怎样配着枪、戴着警 棍，在任何一个生平第一次进警局的年轻人身上榨取出业绩。 我们还有不管发生什麽事，总是第一个将游行者（尤其是跟自己不同意见的 游行者）指称为暴民的社会大众。而不这麽做的人，也可能用犬儒的心态告 诉你，乖乖待在家里就什麽事都没有了。甚至那些在肢体冲突事件後批判警 察的人，也可能将警察视为「扁政府的警察」或是「马政府的警察」，然後 在批判某个政府之余，忘了警察一直都是那样子——而仅仅批判某个政府镇 压群众，即使是必要的，也仍然不足以带我们回头解决那部法律和警察的问 题。 更重要的是，这些东西都有久远的历史，我们父祖辈的许多人，在这样的历 史里获得了他们理解社会的方式。对许多人来讲，这些东西都被自然化成不 需被质疑的社会现实。传承自威权时代的这些体制和意识型态，并未获得跟 「威权」两个字一样多的批评与反省——也因为这样，对「威权」的批评与 反省也绝不是已经完成的。 我们在面对的不是马政府，不是中国政府，而是一个更古老的政府，或至少 是那个政府留给我们的遗产。对人民权利的缩限、警察机关的非理性、对社 会表面和谐的盲信、对多元观点的冷漠以及对社会力量的恐惧，都是这个遗 产的一部份，遗传自那个我们之中大多数人没有参与的年代。以前有人走上 街头，让这个社会走出那个年代，但那个年代还寄居在这个社会里。 在这个时候，你们坐下来了。要一个道歉，要一个下台、要一个法律被修改 。更重要的是，你们提醒着这个政府，当国家机器里还存在着各种制度和机 制殚压人民的声音，政府就不能廉价地自称民主法治、保障人民。如果法律 和执法都延续着威权时代的逻辑，仅仅嚷嚷着「依法行政」而没有对法律的 和执法的检讨，这样的「依法行政」并不值得尊敬。 谨此表达我对这次静坐的支持。 　　＊ 这些日子我对此事件最大的感触反而在於周身朋友面对政治时候的态度。 生活在台中，距离这次学生静坐事件的地点仅有两个小时，却已然处在以媒 体所画出的圆之边境。我几乎是不阅报、不看电视、不上网，即如天下太平， 万事合谐。甚或是，我阅报，我看电视，我悠游网际网路，我确实知道这些 事情正在发生，可那远在天陲处；我叠上报，关闭电视，再将笔电阖上便归 回日历上和平的轨道；彷佛在说风若吹远，力道也就柔弱了下来。然而事情 真的是这样吗？我偶尔会主动的同身旁的友人谈起这些事情，遂逐渐的发觉 这里头黯淡有云将所有的关键字一同垄罩：民进党，围城，暴民滋事，与学 运静坐。 身旁的友人有意无意的听，将所有事件重新放回蓝绿二分的脉络里去解读。 不管是在网路上，或者是在真实的生活里头触及这样的话题、这样的误解， 我就想依我所有可知的资料努力的去向他们解释。通常我会碰见两种人：漠 不关心者与插科打诨者。前者犬儒，他们谓台湾政治很烂，我一点都不想管； 或谓那些太复杂我不想知道；说得无视天象，仅管雨日撑伞而晴日戴帽。後 者踏人身骸不管疼痛如何，只是傲慢质疑批判，说笑打屁吞话弹而发嘴炮。 我想要说的完全是一种态度。面对政治，面对一切关於自身政府议题的一种， 宽阔而愿意倾听的面容。不要漠视。且要有自我的反身性。愿意沟通，了解。 汉娜‧颚兰所说的公民态度。 然而当你的说话对象仍然拥有偏见，不愿意在对等的平台上互相沟通了解， 除了丧气的关闭话题，锁上这道门，除此之外我没有更宽厚的作法。 -- http://www.wretch.cc/blog/momo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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