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palinfo.habago.org/static_archives/guestbook/ 陈真 2016.01.25 03:06 就像一片孤叶，不会未经整棵大树的默许就枯黄，为恶者胡作非为的背後，并非没有众人 潜藏的允诺。--纪伯伦 一，证据不说话 当狂风暴风倾泻而下，当大地淹没在有毒的洪水里，高雅的人们站在洪水淹不到的高山上 说，“拿出洪水的证据来！” 当森林大火，鸟兽逃窜，放声哀号；当战火绵延，河有浮屍，野有饿莩，当老幼妇孺以爱 之名尽遭屠戮，优雅的人们说，“这是进步的代价，民主的胜利，文明与野蛮、自由与奴 役的圣战。何处不宜？拿出证据来！” 常言道："证据会说话"。但在我看来，证据是个哑巴，无从言语；说话的是人，不是证据 。这其实倒也不是我的真正看法，但在这样一个版面上，我们自然不可能深入探究哲学奥 妙，而只能说个通俗大概。 证据不会说话，即便千斤重，不一样的人来看它，却很可能轻如鸿毛。不信你看那些绿油 油的徒子徒孙们，他们的主子往往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讲一套做一套，但是，只要持续 口吐绿言，徒子徒孙们就会持续奉若神明；不但对其一切卑劣视而不见，甚且圣洁加身， 满心推崇。套句吾友柏杨先生的话，你就算把证据砸到他头上，他也依然不痛不痒，根本 不在乎。 "证据" 这东西，很像一种艺术品，它不像黄金或钞票。对你来说价值一百万的黄金，对 我来说肯定也是一百万，但证据却非如此。它比较像艺术品，像诗，像哲学。艺术再动人 ，哲学再深奥，对於一个不在乎它的人来说，与垃圾无异，毫无价值。维根斯坦说，艺术 或哲学是这样一种东西，"你若对它丝毫不感兴趣，那它便一文不值"。当然，除非变成一 种商品，才会取得一种公众价格。比方说美国，比方说绿油油的势力，罄竹难书的丑恶罪 行，但在绿油油或美滋滋的人眼里，这些全都无足轻重，全然视而不见；重要的是颜色， 是立场，是教条，是个人利益，是洗脑後固着不移的一己偏见。 举个例来说，不过说出来你一定难以置信，以为我撒谎，但这只是二十年来一个再明显也 不过的事实： 所谓 "长老教会"，就在上星期二 (1/19)，由长老教会总会总委会发给全体教会一道 "指 令"，文件名称叫 「对2016年总统与立法委员选举的信息」。该文引经据典，其实不外就 是要说：现在民进党掌权了，大家务必要听话，要乖，要顺从。为什麽呢？这群绿油油的 神棍说，因为《罗马书》第13章第1节里头说道：「人人都应顺从国家的权力机构，因为 权力的存在是上帝所准许的；当政者的权力是从上帝来的。」换句话说，民进党是上帝所 拣选，他的权力是上帝所赋予，所以你们要乖乖听从上帝的使者--民进党--在地面国度上 掌权。 这样还不够哦，绿油油的教会进一步引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47节及49节的一首诗歌， 赞赏绿油油的势力「成全了大事」，意味着他把万恶的国民党推翻了。《路加福音》第一 章第52-53节如此说道：「他把强大的君王从宝座上推下去；他又抬举卑微的人。他使饥 饿的人饱餐美食，叫富足的人空手回去。」同时还恶心地引用《弥迦书》第六章第8节： 「伸张正义，实行不变的爱，谦卑地跟我们的上帝同行。」藉以推崇蔡姓女士当选总统当 晚的所谓「谦卑」论调。 连圣经都能如此扭曲，更不用说什麽证据了。证据对他们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所谓 圣经也只是神棍们的一种政治斗争工具。这些人的心态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敌我二分： 只要是我方 (台湾人) 的政治势力，不管怎麽无耻龌龊都没关系，对其罄竹难书的卑劣恶 行一概视而不见；至於敌人 (即大陆人或他们口中的所谓中国人)，即便乾乾净净清清白 白，也硬是能把你整个抹黑斗臭。 将近三十年前，义光教会一位牧师送我一个长老教会 "焚而不毁" 的胸章，我总是把它别 在医师白袍上，十分珍视。但後来就不知给扔哪了，因为毫无价值，甚且令人鄙夷。 二，属灵的和属肉的 几年前的圣诞节，有一天，行经台南市某长老教会，看到教会大门口挂了一个大型红布条 ，上面竟然写着："神爱台湾人"。我只听说过 "神爱世人"，如果神特别偏爱台湾人，那 麽，这种 "神" 必然就是撒旦无疑。 差不多17年前，我写了一篇 "给长老教会的一封公开信"，信中提到： "爱台湾" 这样一 种政治操弄，不应成为一种区分敌我、检查思想忠贞的工具。写得温温吞吞，非常客气， 非常文雅，几乎不痛不痒。但我写了之後，却藏了四个多月都不敢公开，因为实在不想批 评原本与我渊源颇深的教会。後来实在忍不住，才贴了出来。当然，贴出後不久，我从此 就被长老教会 (公报) 给封杀出局。或者应该说，其实是我唾弃了这样一种与宗教扯不上 任何关系的所谓 "教会"。 即便是一个政治团体或一般民间组织，如果说出像上面那样一些叫人要顺服绿油油的当权 者、因为绿油油的当权者是上帝所拣选、甚至像耶稣那般伟大等等的鬼话，肯定也会让人 看不起。即便是绿营的新一代龟孙子们也不至於乖到这种地步吧，更何况是一个本该属灵 、本该以神为依归的宗教团体。所谓长老教会，既不属灵，也不属肉 (不是一种现实世界 的改革团体)，而纯粹就是一种政治附庸，绿油油到一种极度荒唐、不可思议的疯狂地步 。 在英国，有事没事常往教会跑。我住的地方隔壁就是教会，霍金跟他的第一任太太就是在 这里结婚的。一些来自世界各国的访问学者也常定期来此聚会，常在教会人员的带领下， 彼此练习口语英文，各自交流一些想法，我有一阵子也常去参加。这教会很美，从我家的 厨房窗口恰恰可以看到教堂顶端的一个十字架。说起来难以置信，你知道吗？在那几年之 间，我从厨房窗口给这教堂的屋顶拍了至少上千张的照片。同样一个景，就这样拍了几千 张，因为我觉得它特别美，随着天色不同，样貌也不同。 西方的教会比较像教会，给人一种信服的力量，并不是因为里头有什麽圣人存在，而是因 为它至少表现出一种对於神的渴望，一种约略能让人放下现实劳苦重担的宁静。回到台湾 後，常想再去教会，不过，这一点希望，恐怕注定得落空。绿油油的神棍教会不用说了， 至於其它不是那麽绿油油的教会其实我也很害怕，台湾人实在太喜欢以一种社会眼光来评 价人，几乎都是一见面就马上展开绵绵密密、无孔不入的社会评价系统，打量你究竟属於 哪一个社会层级。人们不是想了解你这个 "人"，不是想理解你的心，而是想知道你的社 会属性与社会地位。 一般来说，银行存款六位数以下得0分，七位数10分，八位数100分，九位数以上至少300 分，四位数以下应该会直接赶出教会吧我想。当医师加500，在台大总院工作另加1000分 ，分院打九折；世界名校加800分，博士学位再额外加200；国立大学教授加150，私立教 职加10分；名牌衣服和皮包各加20，穿着破旧的话，这项目直接打0分；至於穿拖鞋、头 发没梳，衣服没紮进裤子里、挖鼻屎乱弹等等，至少倒扣30分。不管最後你得到好评或恶 评，不管得到多少分，都让人觉得痛苦不堪，根本不会想靠近这样一些人。我有很多自称 是基督徒的朋友，动不动就会强调说："赶快来我们教会哦，我们教会的素质很高哦，有 医生、教授、律师等等等，还有哪个大学校长，什麽院长，也都常来我们教会哦。" 这样 一种教会，你还会想参加吗？ 三，智能、理性与在乎 2015.09.08 巴勒网留言板出现这样一则气壮山河的留言，令我印象深刻： "我对你们的立场真的很怀疑！反美没有问题，但把一切责任怪罪美国合理吗？你们引用 文章资料以偏概全？美军在伊拉克屠杀埋葬一万人？有一部份是活埋？今时今日被揭发後 会没人提起？你可以说美国入侵伊拉克，但是海珊的罪行却一点也不提？利比亚如是，敍 利亚如是，难道巴沙尔卡达菲都是爱民如子的吗？反美反得你们神智不清，是非不分！反 对军火贸易？台湾不买美国武器如何自保？生活在幻想的事实及世界中真的可怜！这样只 会令你们不受尊重！" 一般来说，有着这样一种发言水平者，通常IQ不高，姿态却很高，往往有着一定的所谓社 会地位。留言者署名杜础圻。我看了一下他的履历，果然辉煌： "杜础圻。现为民建联教育事务副发言人，青年民建联副秘书长及中国历史教育促进会(香 港)会长。大学於树仁大学历史系就读，并到上海复旦大学修读国际政治硕士，现正在澳 门大学修读国际关系博士，研究方向为军事战略。从小在香港长大，热爱香港，希望为香 港尽一分力。" 我不知道什麽是民建联，想必也是一种相当辉煌的进步组织。比较令人讶异的是 "中国历 史教育促进会香港会长" 这个头衔。这样的一种理解程度，也能促进历史教育？看来两岸 三地其实文化水平与社会风气都差不多，许多马文才当道。 我们不过只是讲一些基本常识与基本现象，这位杜先生却姿态曼妙地跟我们要证据，说我 们 "神智不清"、"是非不分"、"活在幻想中"、"很可怜"、"难怪得不到人们的尊重" 等等 。我发现，通常缺乏深刻理性能力的人特别喜欢强调自身的理性；通常不在乎证据只在乎 立场的 "立场人士" 们，特别喜欢跟对方要证据，以示其客观理性。记得党外时代，周遭 无数自以为很理性的同学，常要我拿出国民党贪污、拿出蒋家做过坏事、蒋公曾经杀过人 的证据来。我一一拿出来了，但他们总是说那是敌人的抹黑，说我怎麽会去相信那些可笑 的谣言和道听途说；他们很喜欢说："如果蒋家不好，怎麽会成为世界的伟人、世界民主 的灯塔？" 有的还会姿态隆崇地教训我说："我们要有理性去判断是非，请问你有亲眼看 到蒋公杀人吗？你有亲眼看到国民党贪污吗？"。 许多时候，我们讲的不过只是一种 "只要是人，就应该知道" 的基本现象与基本常识，但 "立场人士" 却仍然喜欢故做理性状地问你要证据，要你拿出证据来，甚至要求你必须 " 亲眼目睹" 才可以提出指控。记得差不多是1999年左右，有一群 "智障" 留学生，甚至还 要我拿出 "美国曾经杀人" 的证据来。其中有一个还 "义愤填膺" 地说，不用很多，只要 我能证明 "美国曾经杀死过一个平民" 就行。这个 "义愤填膺" 的学生，很可能是个善良 的人；因为他若不善良，理应就不会那麽气愤了。但光是善良还不够，人总得还要有个基 本的脑子。 许多时候，人们智能之低，令人叹为观止。但你可别以为这些人真的是阿猫阿狗，非也。 这些人现在个个可是飞黄腾达，有的还是咱们的领导阶层，正准备进一步权力接班，要不 就是大学或医院的院长、主任等等等。这些人尽管智能上令人难以恭维，但也不至於真的 笨成那样，他不是真的智障，而是根本不在乎。 讲到证据，我也常想起台湾驻英代表处当年 (1998年) 也曾一直问我要证据，因为我写了 一封中英文对照的 "给英国人的一封公开信"，传遍海内外，影响台、英两国友好关系， 於是台湾官方便要我证明英国或欧洲社会有种族歧视这件事。这就好像有人要你证明 "台 湾有诈骗集团" 或 "世界上有歹徒" 一样。我跟他们说，你们在英国是从不看报纸也不看 电视的吗？就算不看报纸不看电视，也总该有点常识吧。 这些人，难道真的笨到这个地步？当然非也。如果真的笨成这样，哪能当上那麽多辉煌头 衔的职位？他们不是笨到无法理解基本事实与基本社会现象，而是根本不在乎。在乎与否 ，或许才是证据形成的关键。当一群人在乎某个东西，资料才足以形成一道道证据。 世界不管有多少问题，问题的症结或许并不在於恶人恶事的存在，而是在於大多数人的漠 然与漠视。这群两手乾净的人(理应也包括我在内)，在某个重要的意义上，也许比恶人还 更加恶行重大。"就像一片孤叶，不会未经整棵大树的默许就枯黄，为恶者胡作非为的背 後，并非没有众人潜藏的允诺。" 纪伯伦如是说。 说到在乎，我常希望哪天能重返奥地利，来到莫扎特写 "唐乔凡尼" 的那个书房，派人支 开守卫，好让我偷偷拍下墙上展出的 "安魂曲" (天怒之日，Dies irae)真迹。这谱子， 早已泛黄，对我如同至宝，对一个不在乎它的人而言，恐怕还比不上一张卫生纸的价值。 四，一个大写的隐喻 我知道台湾驻英代表处跟我讨 "英国及欧洲有种族歧视的证据" 是故意睁眼说瞎话，但我 相信这位杜础圻老兄应是秉持善意，发自肺腑，而这也许才是根本问题所在：为什麽我们 明明住在同一颗星球，却似乎各自看到截然不同的世界？难道我们是不同物种，所认知的 世界模样也因之南辕北辙？ 人的思想内容是一种整体（holistic）结构，当你看到其中一小部份，也许只是一句话， 往往就能推知其全体认知结构的素质与内涵。也就是说，你从某人的某个言行片段，大约 就能估算对方的整个 “世界观” 乃至整个文化素质与智能水平，就好像从DNA就能推断 物种一般。 听起来，彷佛在我们的一切言谈底下潜藏着一个宛如DNA一般、一个大写的隐喻。我从你 的某种看法中，事实上就能知道你的全部思维，知道我和你之间的某种距离。人与人之间 ，有时表面意见相近，内在气味实则相距亿万光年之遥。反之亦然。你我意见或许相左， 但内在价值品味却很可能相去不远。当你看到这样一种喜欢故做理性状的 "证据人士" 的 几句傻话，你大约也就能马上知道他的背後整个思想内涵与素质。 五，洗脑：人性的扭曲与个性的消亡 刚上大学头两年，在校园里，就像孤魂野鬼，没什麽同伴；许多时候，单枪匹马，一人作 业。当时，常有高医同学，不管哪个科系，一群同学迎面走来，走过我身边时，常会故意 偏头转向做出不屑表情，或发出鄙夷怪声，或指桑骂槐丢下几句辱骂；甚至把我拦下，企 图动粗，怒骂我为什麽要破坏社会和谐？为什麽要反对戒严？为什麽要因此让坏人可以自 由做坏事来伤害社会？为什麽要抹黑世界所景仰的蒋家伟人和大有为的国民党政府？究竟 我从事这些坏事可以赚取多少黑心钱等等。 有一天，我去上课，看到班上几个同学围成一圈，正在讨论党外人士破坏社会与国家的败 行劣迹，其中有一个说，" 我看他 (指我) 讲话的样子，真的很像共匪耶"，另一个附和 ，并大声拍桌说："我想不通，为什麽政府要容忍这些人？为什麽不把他们统统枪毙！政 府是在怕什麽？！" 当时，常有同学要我举证，他们说，不用多，只要我举出 "一个" 例子就行，证明国民党 曾经做坏事的例子。我总是说："我没法举证，因为我没法证明猪八戒的丑陋；也许你应 该倒过来问，你应该问我到底国民党有没有干过什麽好事才对。" 应该差不多是1984年吧，我一个人在高医後门的校门口散发自己写的党外传单，当下觉得 这样发太慢了，所以就利用午餐时间，走进学校餐厅，那里用餐的人多，直接发给同学比 较快。我走进去，逐桌发传单，许多同学就开始鼓噪，集体拍桌叫骂，拍得还挺押韵，我 还以为是什麽朱宗庆打击乐团在练习呢。那些同学一边叫嚣拍桌，一边大喊大叫，叫我 " 滚出去"。有人喊说 "政治滚出校园"，但我没滚，当做没听见，继续发传单。过一会儿， 突然瞬间感到脖子及背部一阵剧痛，非常狼狈。原来有个忠党爱国的学生 (类似时下流行 、张牙舞爪的爱台湾学生)，拿起一碗热汤，偷偷从我背後掀开衣领倒入。 台湾人，面目模糊，集体性格很强，缺乏个性，有一种一窝蜂追着主流跑的明显习性，对 落水狗或弱势一方，"正义感" 非常亢奋而强烈。而且，越是年轻者，一窝蜂追着主流跑 的集体性格就越显着，几乎是一面倒。过去如此，於今尤烈。套用台湾的流行用语来说， 就是追求一个 "夯" 字，简单说就是西瓜倚大边，拿香跟人拜，永远跟着主流走；他不太 会有自己的想法与判断，主流媒体及主流政治势力怎麽灌输，他就怎麽全盘接收；主流媒 体怎麽造谣，他就怎麽相信怎麽散播，乖到不可思议的地步，与机器无异。主流思维要他 怎麽想，他就会怎麽想；要他怎麽措辞造句，他就会怎麽措辞造句；要他恨谁，他就会对 之恨之入骨；要他爱谁，他就爱到发狂，非常忠心；要他蠢血沸腾，他就马上沸腾给你看 ，像电茶壶一样；要他降温，他也会马上降。 比方说，过去旧国民党时期，常用 "偏激" 二字指责少数异己，"机器人" 们就会 "偏激" 、"偏激" 地骂不停，连换个其它措辞也不会。当今流行 "倾中卖台" 指控 ，他就会不断 "倾中卖台" 地骂不停；现在流行 "黑箱" 用语 ，明明人家透明得像水晶球，他却一直 "反黑箱"、"反黑箱" 地激动抗议 (对自己的绿色主子们简直伸手不见五指的乌七妈黑作 为，他却完全无所谓)。如果哪天外星学者莅临地球，也许会对这样一种相当特殊的 "地 球人类学" 现象感到十分有趣，也许外星人会得出一个结论，认为这个物种并非生物，而 只是一种 "拟似生物" 的机器，类似 "电脑不是脑" 一样的道理，因为实在太乖了，只有 机器才会乖到这种几乎与输入指令分毫不差的地步。我们家阿憨如果可以这麽乖多好。 我常觉得，西方社会的学生往往比较会站在社会的前端，影响整个社会往文明良善的方向 发展，理性思维较丰盛，并且有一种独立存在、而非经由媒体或镁光灯所灌输与塑造的真 实热情与思想。但在台湾，我看不到几个这样的年轻人或学生，稍微有点不同於一般人， 便足已让人惊为天人。 台湾人也从来都不是一个相信和平的族群。遇弱则强，打起落水狗，简直是强到一种嚣张 跋扈、为所欲为的地步；但却 "遇强则弱"，弱到往往只能以窝囊来形容，连个屁也不敢 放。"遇强则弱" 者，当他遇弱时肯定非常非常的强，对於少数一方或弱势者，绝不留情 ；特别是当他相信你是敌人而且你又是属於极少数时，更是有一种人人得而诛之的强烈集 体嗜血冲动。 过去党外办活动或游行时，国民党最喜欢动员学生出面反制。比方说，你要纪念228，以 李登辉为首的国民党，经常就会故意在你要办活动的时间和地点也来办个学生雷射狂欢舞 会，看你228那天还敢不敢去纪念228；你若去了，肯定会和学生爆发肢体冲突，然後主流 媒体就会对你大加抹黑，并大加肯定学生的爱国爱乡情操与正义感和热情。党外时代，每 次游行经过高中或大学时，往往非常可怕，反弹非常激烈，群情激愤，甚至经常对群众使 用暴力，例如从教室里头丢东西砸你，或拿棍子攻击等等。女学生往往就会热泪盈眶地大 合唱一些爱国歌曲，表示对当权者毫无保留的支持，对少数反政府害群之马的唾弃与不屑 。 不管怎麽改朝换代，台湾的学生始终一个样，完全听令於主流政治势力的指挥与灌输，甚 且变本加厉；时至今日，加上网路的兴起，灌输与使坏更加容易，几乎来到一种可以说是 完全疯狂的非理性、去人性状态，与红卫兵无异。当一部机器被程式设定，认定你是敌人 时，这机器就会想办法去消灭敌人；"它" 不需思索，也无能思索，而只是一味接收指令 。 对於诸如往我身上淋洒滚烫热汤的这类肢体攻击事件，并不令人意外。让我讶异的是，当 我因为剧痛而顿时狼狈不堪时，在场的许多同学竟然欢呼起哄，大声为这位拿热汤淋我的 "勇敢爱国" 学生的 "义行" 喝采叫好。事後我常回想这些事的点点滴滴，我能理解洗脑 足以消灭人的理性，但我不能理解的是，为何连人性也能如此扭曲？今天就算是一个敌人 或坏人，当他突然遭受伤害或身体危险或不公平的对待时，我们当下的直觉反应难道不是 应该马上出手相救？怎麽反而会集体拍手叫好？ 1983年，我成年了，成为一名不要命的党外人士。从1983到差不多1985年，那是一段特别 痛苦难熬的孤独年少岁月，不堪回首，略过不表。 底下只是1986年之後，政治高压逐渐退散的一些往事如烟。信手拈来，无足轻重，只是一 种例子。至於真实烽火，千百倍於此之惨烈。 六，记住你们今天所说的话 1986年，许信良以黑名单身份，企图闯关回台，爆发桃园机场事件，接机群众被镇暴部队 和便衣警察打得头破血流，而且国民党还自导自演，由便衣警察与特务自己翻警车，自己 丢石头砸自己人，然後配合媒体拍照，制造 "暴动" 假象。我随同江鹏坚等人 (民进党的 创党主席)，参与那次的接机行动，目睹事件一切过程。事件落幕隔天，我回到学校图书 馆念书，发现图书馆的杂志区桌子上竟然摆放着一堆黑函供人取阅，全是在骂我。 其中最着名的一张是以漫画形式出现，我被画成一条狗，印象中那条狗很瘦，也许是因为 我大学七年很穷，一年365天难得能有5天填饱肚子，一度饿到仅剩40几公斤 (後来当起医 生，开始有饭吃之後，至今一直维持70公斤)，外形很像非洲饥民，骨瘦如柴。黑函漫画 中，我变成了一条狗，脖子上挂着狗链，後面有个满脸横肉、嘴里叼根烟的地痞流氓 (意 味着共匪或共匪的同路人例如党外)，牵着 "我" 在地上爬。 来到图书馆，我一就座，周遭同学就逐个围拢过来，谴责，羞辱，不外就是想质问我为什 麽要破坏社会，为什麽要暴动打警察等等。我说是警察打人，不是群众打警察。没想到我 此话一出，竟爆出哄堂笑声，四周同学一下全都被我逗笑了。他们之所以忍不住发笑的意 思是，我怎麽连如此违反常识的谎话也说得出口？我怎麽会笨到竟然相信坏人散播的谣言 ？其中有个同学语带轻蔑地说，"警察被你们这些暴徒打得头破血流！警察怎麽会打人？ " 他说，"你要撒谎也要撒得有点常识。" 围剿过程略过不表，最後结局是，我对大家说 ，"就让我这样说吧，今天是1986年某月某日，你们就请记住这一天，记住你们今天所说 的话，也许若干年後你们会回想起这一天，并且为此感到後悔也说不定。" 七，学习用爱、用美的眼光欣赏世界？ 1987年，我和戴振耀等人在恒春核三厂发起台湾第一次的反核游行。同年，我与施信民及 张国龙等二十四人，历经五次极其冗长的筹备会议，一字一句地讨论章程，一同创立了台 湾环保联盟。大约就在那之前，我在高医还参加了生平第一个也是最後一个大学社团，好 像叫做什麽生态保育社之类。这个社团的主要活动是赏鸟。我之所以加入，不是为了赏鸟 ，而只是想要在这个以环境生态为名的社团里头谈谈环保问题，特别是高雄的楠梓、仁武 与林园一带，工厂林立，空气和水源污染到极致，完全无法无天的状态，空气臭不可闻， 饮用水更是充满重金属污染，对居民健康危害极大。 记得社团开会的那一天，我站起来讲话。我提到说，我们既然是一个有关环境的社团，是 不是应该关心一下环境，而不是每次都只是赏鸟。我的发言立即遭到主席与众人制止。会 後几天，一些同学像流氓围事那样，一群人来到教室外堵我，要我识相点，要我自动离开 社团，否则....，否则....，哼哼哼....。否则怎麽样，他们没说。他们还叫我不要用政 治来污染乾净的社团和大学校园，要我学习用爱、用美的眼光欣赏世界。 他们倒是没有要我举证，没有要我证明高雄楠梓後劲及林园和仁武一带的污染有多严重， 而是直接否认，认为这些都是 "政治" 问题，认为清纯的学生不应过问也不可能过问，只 有那些别有居心的坏人，才会关心这类问题，因为这些全都是共匪的 "阴谋"，企图破坏 社会，企图抹黑政府云云，就跟现在 "爱台湾" 的年轻一代讲话与思维方式与内涵素质一 模一样。 八，情感与道德的一致性 上大学之後，我常自己写文章，自己做成传单或海报，自己一个人在大街上或校园里散发 ，几度引来警察，有两次还被抓到警察局。一次是因为警政署长罗张否认他认识抢匪温锦 隆，但你怎麽可能不认识自己的贴身侍卫？我有他们两人的合照为证。那一次，我在高雄 师范学院门口被捕。警方看我可怜，偷偷在我耳边说："你这样会被退学，以後当不了医 生，你要想办法自保。" 做笔录时，就一直想故意把我的口供引导成我只是拿钱帮人发传 单，以便脱罪。但我坚持说，这些传单全是我自己写，自己影印，没有任何人请我这麽做 。 1988年，蒋经国过世，全台如丧考妣，连音乐也不能听了，电台把音乐节目全部取消，甚 至连日常微笑都犯忌；就连大家平常讲话，或是电视播报，个个突然全变成哽咽声，垮着 脸，死了爹娘似的。当我一听到蒋经国过世的消息，马上用几分钟的时间写了篇文章，印 成传单，一个人在高医校门口散发。我在传单里头说，台湾有几万名不见天日的雏妓，无 数的原民住贫童和童工，每年数千名小孩生病无力负担医疗费用而致死，大批渔民出海经 常被菲律宾等国绑架勒索或非法判刑等等，对於这些人的处境，我们从来没有丝毫痛苦， 从不关心，却反而对一个独裁者之死如此动情，这样合理吗？这样合乎人性吗？我还写说 ："蒋经国死了，我倒有点遗憾，因为我真想亲眼见到独裁者下场的到来"。 那一天，不到两分钟，几辆警车就赶到高医现场，抓江洋大盗都还没有这种阵仗与效率。 警察来抓我时，附近商家有人跑出来，叫我快逃。但我当然不会逃，我又没做坏事，干嘛 逃？很快地，我就被抓走了。 九，人权是一种禁忌 同样是1988年，我着手写 "台湾的小孩不值钱？--1988年台湾儿童人权报告"，跑遍全台 。写完之後，一开始是给高医校刊 "南杏" 刊登。校方说，文章里头有些情节不可思议， 要我举证。例如数万雏妓成为人口贩子的摇钱树，例如黑道殴打、电击雏妓，施打荷尔蒙 强制提前发育以逼迫卖淫等等，例如原住民童工和大量流浪儿童，以及每年大约五千名病 童因为经济因素而放弃治疗致死等等。当时高医甚至有些病童，明明可以治疗，就只因为 缺钱而移除所有医疗，父母抱着小孩到附近三民公园走一圈，然後就回来要求医师开立死 亡证书。记得那时高雄长庚还有个小女童，眼睛开刀只需五万元，家长筹不出钱而只好让 她的眼睛瞎掉。 当初之所以决定写这样一份调查报告，是因为那一年我刚好分派到高医小儿科见习。我的 一个小病人，今天还在，隔天却不见了。我很讶异，跑去问护士说，"请问我的病人去哪 了？" 护士说，"AAD了啦"。什麽是 AAD？护士说，AAD (Against Advice Discharge) 就 是 "不听劝告自动出院" 啦。我继续问说，"那个小孩不是病得很严重吗？为什麽不听劝 告硬要出院？" 护士似乎觉得我这样问很外行，大声说，"笨蛋！AAD就是家长没钱啦"。 高医校方针对我这篇长达一万多字的儿童人权报告，竟然一字一句地要我提供证据，藉以 百般阻挠刊登。我一一提供了，最後他们没话说，只好刊登。因为阻挠过程很琐碎而漫长 ，存心找麻烦，所以我事後还写了封信寄到学校，向高医校方索取 "精神虐待赔偿费" 及 "查证费用" 各一块钱。高医当然不会给我这两块钱，而我也只是藉此表达不满。 记得当初写这篇儿童人权报告时，除了跑遍全台许多机关及中央图书馆，当然常常得跟高 医图书馆借书。那时候高医的规定是，学生一次只能借两本书，医师或老师则依不同年资 与位阶可以一次借10到20本。於是我跑去跟一个老师借他的借书证。两天後，他从同学那 边知道我是在写一些有关雏妓、原住民贫童及重大疾病儿童无钱就医每年数千人致死的文 章，那个老师很害怕，立即讨回他的借书证不再借我用，而且一直拜托我别把他借我借书 证这件事情抖出来，他说，一旦抖出来，他的前途就完了。 十，儿童人权是一种新概念 1989年3月29日，我创立台湾第一个儿童福利团体叫做 "台湾儿童福利协进会"，会员一百 多人，宗旨只有一个，就是提倡 "儿童人权" 的观念。同年4月4日发起示威游行，我担任 总指挥，要求开办 "重症儿童免费医疗保险"，参与游行者仅五十多人，荷枪实弹的武装 警察和便衣却来了两百多人，情治人员更是遍布高楼与天桥，一路蒐证。游行最後来到高 雄市政府，大门口一堆警察以人墙团团围住保护市政府，并举牌警告，要求解散。当举牌 举到第三次时，原本担任司机的戴振耀却冲出来，抢走我的麦克风说："要坐牢我来坐， 你还要把医学院念完"。 如果我没记错，当时的相关儿童预算仅七千多万，隔年却增加到十几亿，同时编列了更多 相关工作人员的职缺。 在那个年代，"人权" 二字是犯忌的，更不用说 "儿童人权"。就连绝大多数心里偷偷支持 我的老师、同学或甚至党外朋友们，也一样跟我说："你关心儿童悲惨处境，用心很好， 但是，儿童怎麽会有人权呢？" 这就跟很多人一开始听不惯 "动物权" 的概念一样，人们 总是说 "儿童怎麽会有人权"？常要我重新再想一想，究竟推广这样的观念是否妥当。我 无言以对。就连我的好朋友刘峰松老师也曾经跟我说，当他第一次看到我的 "台湾儿童人 权报告" 时，心里也着实吃了一惊，心想，儿童怎麽也有人权？当然，他并不反对，只是 说他一时觉得突兀，因为前所未闻。 十一，当人权变成一种政治工具和武器 为了避免引起人们对於 "人权" 二字的惊惧，我把原本想取的组织名字，由 "台湾儿童人 权协会" 改为 "台湾儿童福利协进会"。 至於我那篇 "台湾的小孩不值钱？--1988年台湾儿童人权报告"，不知道是谁私自帮我投 递，在 NATMA (北美洲台湾人医师协会) 得了 "医学生最佳着作奖"，奖金一千美元，让 我在涉嫌叛乱走投无力、四处被医院解聘之际，暂时能有一段时间和辍学在家的学姐两人 能免於饥饿。NATMA 是个非常绿油油的团体，其中很多人目前都在台湾，有的是医界大老 ，有的当官，我想他们一定故意忘记这些事了。那时候，我常收到他们由美国寄来的当地 中文剪报，而且几次问我想不想到美国留学，说他们可以负担我所有的学费，甚至当我因 为叛乱案被限制出境时，还有人从美国托人带来口信，问我想不想偷渡出境。 当时，我连写个私人信表达感谢，都会被全文刊登在海外中文报纸，就像现在的什麽圆仔 花运动的英雄似的。但我想，他们并不是真的关心什麽儿童人权，而只是因为我的这些行 为严重伤害了国民党的形象，於是被他们视为同志。人权，被当做一种政治斗争的工具和 武器，而不是一种基於对生命的情感与怜悯。 十二，当叛乱成为一种义务 後来，海外有人把我这篇儿童人权报告翻译成英文，寄给一些国际人权机构及联合国。联 合国随後在一份有关亚洲童妓的调查报告中引用了我的文章。此举更是破坏了国民党政府 的伟大英明形象，於是，这文章後来竟也成为我的叛乱罪证之一。 1989年11月20日，联合国通过 "儿童权利公约"。透过一位我非常尊敬、目前移民美国的 台大小儿科教授杨明伦医师的帮忙，我取得了这份公约草案，随即请他翻译成中文。当时 ，某家药厂正好要印制月历送给各医院小儿科，这份中文版的儿童权利公约於是就印在这 份月历上，赠送给每家医院。 同年1989年6月，学姊因为把我的这篇儿童人权报告刊登在高中校刊上，被退学。光辉10 月，我被控阴谋分裂国土及煽惑群众推翻政府，以煽惑内乱罪移送法办。12月的圣诞节前 夕，邮差在我租的房间楼下喊说有挂号信，我很开心，以为是什麽仰慕者送来圣诞礼物， 结果是法院传票，上头写着 "叛乱" 二字，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 "涉嫌叛乱" 公文， 顿时脑袋一片空白。四面楚歌的痛苦年代，突然面对所谓 "叛乱" 这样一个遭遇，即便我 早有觉悟，当下心里依然沉重。公文上还写着："三次开庭不到，将迳行拘提。" 但我始 终都没有出庭应讯。 我随即并在党外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向不义的政权叛乱，是一个正直公民应尽的 义务"。我说，既然是 "义务"，我不需要也绝不愿意接受任何声援。毕竟天底下没有一方 面履行义务，一方面却又藉此搞什麽抗争与声援的道理。菊姐等许多前辈，要我以 "言论 自由" 的辩护方式脱罪，我说，我宁可一死也绝不会这麽做，因为以 "言论自由" 脱罪， 在我听起来就好像说我只是言论上说说而已，并不当真。但我绝非说说而已。我既然这麽 说了，当然也就是要这麽做。我在文章里头说，我不愿参与司法游戏，此案对我而言已然 结束，我已做了我该做的，其它的就没什麽好说的了。 那一年，1989 年的四月七日，郑南榕自焚，五月十九日，我的好朋友詹益桦在总统府前 就当着我的面自焚；送医途中，在我怀里断气。 在我扬言绝不出庭之後不久，开始传出我准备接续郑南榕和詹益桦自焚的各种报导。我打 电话去报社和民进党部骂人，因为我根本不是会想要自焚的那种人，我不是那种个性。更 重要的是，我不希望人们误以为我凭空说大话却没做到，那对我是一种人格上的重大误解 与伤害。但是，很多同志好像很希望我自焚，不断对媒体放话说 "陈真准备要自焚了" 哦 ，似乎希望我自焚之後，他们就又能藉此炒作，成为一种可供个人或政党利用的所谓政治 资源。 另一方面，很多同志，包括台权会，仍依其旧有习性，打算发起所谓 "声援"。我对他们 一个个痛骂，他们被我骂得莫名其妙，好像完全无法理解我究竟是在生气什麽，究竟是在 骂他们什麽。我说，如果我一方面说 "叛乱是正直公民应尽的义务"，然後一方面却又接 受你们来声援我，那我岂不是一个言行不一的混蛋？但我发现没有人听懂我在说什麽。 当我被以叛乱罪移送法办时，正在彰基实习。常有情治人员打电话来谈条件，希望我出庭 受审，他们表明愿意以高规格接待，派车接送。但我一概拒绝。台湾的司法很奇怪，像黑 帮一样，会一直来跟你谈条件。有罪就判有罪，有什麽条件好谈？那一段时间，我正好在 外科实习，所以外界总是以为我是外科医师。记得有一天，离开开刀房，准备回家，医院 服务台打电话来说有个民众亲自送来一份剪报。原来是一个作家写了篇文章刊登在报纸上 ，很长一篇，标题叫 "淡然就义的陈真医师"。文章里说，我自认是个小人物，自认不值 得任何声援，故而不愿打扰众人的清静。 但我并非此意。我的确始终认为自己不值得人们任何特别的关注。重点是，我并不看重自 己的同时，我也同样不看重别人；我若小，别人当然也不会有多大；大家都一样，都只是 一个 "人"。既然是人，就没有 "谁比较重要" 的道理。我们总不会说这条狗比那条狗更 重要，除非牠是你家的狗，否则就没有什麽重不重要之分。再说，一个人如果宣称 "对不 义的政权叛乱，是正直公民应尽的义务"，既然叛乱是一种义务，那他怎麽可以还让别人 来声援？就像你缴了税，尽了义务，你可以还让大家来声援你吗？声援什麽呢？ 十三，人权是一种政治污染？ 1989年，就因为公开主张台独以及在政见会上呼吁群众以选票推翻国民党这两项基本罪名 ，涉嫌叛乱 (法律规定叛乱犯不得当医师及公务员)。随後一整年的时间，被每个医院不 断解聘，直到後来因为王永庆的大胆收留，终於能当医师，在林口长庚医院工作；条件是 ，要我签下一纸切结书，上面写着："本人日後若因叛乱案被捕或入狱，一概与长庚无关 。" 这事当然与长庚无关，所以我就签了切结书。 记得那一年，刚好遇到医院几年一次的评监。评监前一天，大家开会讨论如何因应。有人 提议说，一些病情比较严重，具有暴力攻击倾向、行为比较混乱的病人，就把他们关进保 护室，以免 "难看"，以免让评监委员 "留下不好的印象"。我发言反对，我说这违反病人 基本权益。我说，病人难道不就是因为病得很严重，所以才送来急性病房？哪有什麽难不 难看的问题？不料，隔天我的一位病患依然被四肢五花大绑，关进保护室，绑了几小时， 直到评监委员离去才松绑，害他尿裤子。 我事後开会又重提此事。会後，一位待我甚为友善、非常照顾我的医生，跑来找我，叫我 以後不要在医院再提起 "人权" 二字。他说，这里是医院，不是立法院，这里只谈医疗， 没有什麽人权的问题。他很生气地要我以後不要再拿 "人权" 这种 "政治字眼" 来 "污染 医疗"。我当下无言，默然以对。我很想跟他说，人权只是生活中随时会遇到的问题，不 是什麽政治污染。 十四，文化不变，一切都不可能改变 1994-1995年，我收到一张精神医学会发给所有医师的公文，上头写说大家注意，有好康 的哦，某药厂招待大家旅游，欢迎携家带眷免费参加。我看了很不以为然，难道药商是在 "养" 医生、好让医生多多开药让他们赚大钱？这样的事，大家不但不反感，怎麽医学会 居然还发出公文 "好康倒相报"，叫大家赶快来抢好康。於是我就在当年的精神医学会年 会上提了个案子，要求大家针对药商馈赠及医药利益输送等问题做些讨论，看看这样一些 事是否完全理所当然而毫无道德争议。 结果，案子还没提出便引爆轩然大波。医学会一些高层和大老不断打电话要我撤回案子， 说我这样的提案一出，我会变成医界的全民公敌，我在医界将没有前途。我说我无所谓。 但他们仍不死心，一直想办法要我撤回提案。我说，你们如果到时候擅自撤掉我的提案， 我就诉诸媒体，诉诸社会大众，让大家来检讨看看医界盛行的医药利益输送问题到底应不 应该存在，到底应不应该受到规范与监督。 後来，我的案子还是提出来了，随即接到医界许多来信，大多是一些医界大老写来的信， 约略分成两派。一派认为我的想法是对的，这派人数较少。另一派为数较多，认为医生跟 药商拿点钱、甚至收点回扣红包都是应该的，不是一种道德问题。他们说，这就像选举一 样，贿款大可收下，但要投票给谁是自己的事。他们说，医生收红包回扣也一样，收归收 ，但药物要怎麽开，我们都是秉持专业良心的。 这事在医界内部延烧至少一年。精神医学界某些 "高层"，见我坚持提案，明的施压不行 ，就来阴的。阴暗之事，略过不表。後来我又写了些文章刊登在报纸上，有媒体做出回应 ，赞扬精神医学界之 "勇於自我检讨" 红包与回扣及医药利益输送问题。其实它不是自我 检讨，而是我想检讨，结果害自己被大家 "检讨"。 当媒体开始赞扬精神医学界之 "勇於自我检讨" 时，我发现很多医界大老的态度就开始转 弯了，开始改口说医药利益输送问题影响病患权益巨大，确实需要检讨改进，建立规范。 时至今日，台湾医界依然贪腐，甚至比过去更加严重，差别只是在於从过去的明目张胆跑 到台面下运作，并且擅於巧立各种名目给钱。但我在此要说的仍是举证。在当时，人们同 样要我举证，要我证明世界上哪个国家的医生不跟药商拿好处。现在人们应该不会再要我 举证了，他们在台面上往往说得很好听，什麽医学伦理之类，但台面下却又是另一种光景 。我不知道这究竟算是一种进步或退步？观念与修辞确实是进步了，但扯烂污的行为却变 得更精致，更隐密，更多名堂。 我常想，也许真的有这麽一种东西叫做文化，文化不变，一切都不可能改变；所谓改革， 将全属皮毛。就像泥土那样，没有那样的泥土，就长不出那样的植物和果实。一个人想重 新做人，断然也不是跑到理发院改变发型便了事，那样一种改变毫无意义。医界如此，政 界如此，各行各界的所谓改革，难道不也是同样的道理？！ 十五，告别童年 1995年，我考上教育部公费留学。为了多赚点钱，直到1997年才出国。抵达英国一个月後 ，因为常看报纸提到或听到一些种族攻击或歧视的事，於是我就写了 "给英国人的一封公 开信"。没想到，英国方面反应良好，甚至还有英国国会议员兴奋地晚上跑来我宿舍按铃 拜访，表达支持与赞扬之意。但是，台湾留学生却气炸了，彷佛我拆穿了他们纯属虚拟的 浪漫留学梦似的，对我恨之入骨 (我很难体会此恨究竟从何而来)。当英国与欧洲社会经 常普遍检讨其内部社会诸多种族不平等与族群冲突的问题时，台湾当局及台湾留学生却要 我举证。台湾的驻英代表处说我破坏台、英关系，要我举证，证明英国及欧洲社会的确有 种族歧视这回事，台湾留学生更是开始用各种极其卑劣阴暗邪恶的手段对我全面抹黑、骚 扰与攻击。 我常说，我常感觉自己是从那时候才开始真正 "出社会"。从那时候开始，我才总算真正 体会到原来人性可以这麽坏，可以阴暗邪门到如此极端而难以想像的地步。在这之前的十 多年党外经历，虽然痛苦而惨烈，但你面对的是国家，国家自然有国家使坏的一定方式， 比较有制度些，庄严些，文明些，有尊严些。但是，当你面对的不是国家不是体制，而是 躲在阴暗处可以任意对你为所欲为的任何一个匿名的个人时，你是毫无尊严可言的。你会 发现，原来人比国家还可怕，原来人性可以邪恶阴暗到如此复杂龌龊的地步。特别是当年 网路开始运作，阴暗邪恶之事更是无远弗届，完全可以对你为所欲为。 也许可以这样说：在这之前，我一直是未成年；直到这些事之後，我彷佛才真正告别了童 年。就像尼采说的，我注视着黑暗深渊，终於了解了它的阴暗，但就在我注视深渊的当下 ，深渊其实也注视着我，於是我彷佛从此失去了童年而不再单纯。 十六，告别所谓同志 1998年，我开始发现，原本与我关系友好的民进党人及一些朋友们，藉着抹黑大陆人及挑 拨族群仇恨，藉以炒作台湾社会的内部敌我区分；就像美国麦卡锡时期那样，开始玩起旧 国民党那一套忠党爱国 (忠於民进党，爱台湾国)、检验思想忠贞的把戏，藉以谋取私利 及政权。我一开始还不忍心公开批评过去长年友好甚且有恩於我的同志们，所以都是私下 写信，委婉相劝。常有朋友回信说我小题大作，要我举证，证明民进党堕落了。我很讶异 ，都已经丑陋到如此不堪入目的地步，几乎所有过去国民党的恶行你们全套都学了起来， 而且学得青出於蓝，竟然还要我举证。 隔年的春节，我写了两张贺年卡，寄给民进党中央及邱义仁，我在卡片上写着："看样子 ，贵党(过去是本党)应该很快就会执政，因为贵党堕落程度比光速还快，已经 "青(绿)出 於蓝"。" 在一个反淘汰的民粹社会里，胜负往往只能诉之卑鄙，越是擅於操弄的卑劣龌 龊者，就越容易受到人们的爱戴与拥护。 1999年，我写了 "给长老教会的一封公开信"。藏了至少四个多月才公开。大约也在那时 候，我写挂号信给林义雄和方素敏，请他们以慈林文教基金会负责人的身份跟我道歉，因 为慈林的工作人员与支持者，竟然在慈林的网站上说我原来是国民党卧底的。从那之後， 一直到现在，我几乎不再跟过去无数的这些原本亲密或友好的党外朋友有任何连系。 十七，同胞让我理解了人性的深沉与复杂 1999年，我写了些文章批评美国和 NATO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发动科索沃战争，刻意攻 击平民及各项重大民生设施，造成数十万人伤亡，触犯反人道之战争罪行。我并且批评台 湾之长年为虎作伥，充当美国走狗，做一些伤天害理的事。一些 "爱台湾" 的留学生，随 即大量冒出来攻击我，说我批评美国就是批评台湾，凡是批评台湾者，就是敌人。同样地 ，这些人全部都是匿名，来阴的，抹黑、造谣、冒名恶搞等等等，甚至用 EMAIL 散发黑 函给系上，说我利用剑桥的学校网路资源贩卖色情光碟，已经被绳之以法等等，甚至还冒 用我的名字骚扰系上许多师生。我根本无从澄清，非常痛苦。 我的指导教授一头雾水。我解释说，这是台湾人面对不同声音的典型做法。他不懂，一直 问我究竟被哪个单位抓到？问我说里头是不是有什麽误会？需不需要他帮忙澄清？我说这 里头没有任何误会，台湾人就是这样做事的。我并没有被什麽单位绳之以法，因为我根本 没有贩卖什麽色情光碟，所有这一切，全是假的。他说他当然不会相信我会去贩卖色情光 碟，但他一直以为有个什麽司法单位或行政机关误会了我。我最後跟他说：算了，你就当 做没这回事就好了，因为太难解释了，台湾人的复杂与阴暗不是你能理解的。 我不敢说我见识过世界，但我至少看过世界各地许多人。老实说，我没见过比台湾人品性 更差的。台湾人不会跟你讲理。他们相信，只要能透过造谣抹黑，把你贬低斗臭说烂，说 得不堪闻问，然後不管你说出什麽道理，自然就会失去一切意义。 十八，有效议论的前提 2001年，我和学姊从剑桥坐车去伦敦，参加波斯湾战争十周年纪念，跟几十个英国人一起 躺在大马路上阻碍交通藉以抗争，差点被警察逮捕，遣送回国。警察也许不忍心看我们 " 提早毕业"，最後只是把我们丢在路边了事。事後，我写了一篇 "反辐射混蛋与伊拉克禁 运" 的文章，讲述美军在侵略伊拉克战争中大量使用恐布的贫铀弹，制造出大量癌症病患 和畸形儿。写完之後，十几个网路与平面媒体刊登。记得有个环境资讯电子报，好像很怀 疑贫铀弹是我自己瞎掰似的，也是一直要我举证。 2003年，美国再度入侵伊拉克，我写了上百篇反对战争与侵略的文章，并参与挂名由一位 比利时医师带头控告美军将领与布希等人触犯战争罪行的行动，虽然零零星星还是会有一 些来自台湾GGYY的辱骂或低能回应，但整体而言，至少在台湾，当你诉说美国的血腥暴行 时，逐渐不再显得如此怪异而罕於听闻。 当然，在2003年时，仍然会有一些故作开明中立状的人，会说我危言耸听之类。比方说， 记得在2003年3月开战之初，有人说，为了民主，就算美军发动战争 "杀死几个人" 又何 妨？我曾写文章反驳，我引用联合国和剑桥一个着名的学生反战团体叫 CASI (反伊拉克 禁运组织) 的数据，预测美军一旦发动侵略伊拉克战争，将造成多少人命伤亡，并指出美 军早在1990年就开始照三餐轰炸伊拉克，为地面入侵和长期占领铺路，并且还透过非法禁 运，刻意污染和破坏民生饮水设施，以公卫做为一种军事手段，造成50万名伊拉克小孩的 死亡。 2003年3月，美军发动侵略战争，结果不到一个月，美军就入侵并占领了伊拉克。台湾那 些故作开明中立的民主人士们很开心，立即嘲笑我之危言耸听。事实上，我当初引用的那 些伤亡预测数据，不但没有夸大，而且恐怕还不及真正血腥惨状的千百分之一；就连我也 没想到，伊拉克竟会沦为如此恐怖的人间炼狱，而且越演越烈，似乎完全看不到明天。 在台湾很难 "讨论" 事情，因为所谓"讨论"是这样一种东西：首先，知识程度要对等。其 次，智商至少要60以上，你必须至少要聪明到知道自己懂得什麽以及什麽不懂。假若实在 是笨到不行，其实也没关系。对我而言，一个人就算再怎麽笨，多少都还是可以沟通。但 是，如果一方面非常笨，非常无知，但却又以为自己很聪明，姿态非常高时，我们就无言 了。 十九，历史像月经 在旧国民党胡作非为的时代，你说国民党坏到爆，你说蒋家独裁，没有人相信，大多数人 会说你思想偏激。特别是在校园，完全一面倒支持国民党。如今也一样，甚且变本加厉， 你说绿油油的势力狡猾卑鄙，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请问几个人会信？请问你能找到几个 不绿的？特别是在校园，完全一片绿油油，非常忠（民进）党爱（台湾）国。我常觉得， 历史真的很像月经，每隔一段时间就来个循环，同样的问题再度折磨一遍。我们看过去的 荒谬时光，难免可悲，众人付出惨痛代价；但我相信，三、五十年後，当人们回头察看眼 前这段荒唐卑劣的政治历程，忠奸易位，善恶颠倒，也许也会同样悲从中来。 二十，如果时光可以倒流 在各种社会观念与政治氛围的更迭之中，我发现，总有一群擅於言语包装、镁光闪闪的人 渣，不管怎麽改朝换代，永远站在最爽最有利的位置，既安全又有改革美名，蓝绿通吃， 名利双收；迎着镁光闪闪，成为美妙动人的进步人士；好像什麽都不用做，任何代价都不 用付出，就只需要联合主流媒体炒作，开开记者会，签签名，动辄发表救国救民的伟大声 明，然後就俨然是个救国救民的理想家。当然，这是属於最为卑劣的一群，而且我还相信 ，这群人渣的势力肯定会越来越庞大，因为，我相信，什麽样的社会，什麽样的人民，自 然就会抬举出什麽样的人。难道你能想像台湾人会抬举林弘宣？抬举陈映真？抬举陈明忠 ？抬举林书扬？ 我常想，究竟是邪不胜正，还是正不胜邪？我的答案是後者：正是永远胜不了邪的。但是 ，正的一方之注定失败，恰恰成就了它应有的价值。正的一方之悲剧宿命，使得宗教成为 一种可能，乃至成为一种必然。上帝如果是一种概念，那它便是拿来做为一种度量衡，藉 以衡量孤独究竟能有多深，痛苦能有多痛。 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也许有八年、十年那麽久，特别是叛乱案发生後，我感觉自己就 像鬼一样，人见人怕，医界同事或同学大多很怕与我扯上关系，而且充满极度扭曲的误解 。善良一点的，躲得很远，能闪则闪；卑劣一点的，百般羞辱嘲讽或是落井下石 (这些混 蛋，现在每一个几乎都是深绿)。因为叛乱案的关系，加上各种有关自焚的传闻不断，我 怕连累父母，而且很难面对他们，决定藏身避不见面。没想到，两年後，当我再度与我妈 见面时，却已天人永隔。内在缘由，不堪回首。要是时光可以倒流，我想我绝不会走上同 样的路。 一切悲剧总该有个尽头。有一天，当死亡来临，个人的悲剧便已了结，但众人的悲剧呢？ -- Believe, believe, there's magic here tonight... Believe, believe! 　 -- ※ 文章网址: https://webptt.com/cn.aspx?n=bbs/politics/M.1453693251.A.CF1.html ※ 编辑: hazel0093 (61.231.193.127), 01/25/2016 13:2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