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模式--「协合式行动」与「劳动结盟」 国立政治大学政治系教授 叶阳明 　 　　引言 　　一九六O年代中期以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发展出一种基於社会共 识、而以政策来调节的资本主义之「德国模式」,藉此俾谋求解决社会 市场经济秩序中社会国改革以及劳资双方关系的种种问题,主要包括: 兼顾提升竞争力与健全劳动市场两方面、和谐劳资关系、从事社会保 险的结构性改革等。简言之,德国模式即为战後现代德国政府、资方联 合会、劳方工会三方之间制度化的正式协商机制。此种特有的模式在 建立之初被称为「协合式行动」; 一九九O年代末期则以「劳动结盟」 之名体现於社会经济和劳动范畴。　 　　一、 协合式行动 　　「协合式行动」运作於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七年期间,系政府、资 方、劳方制度化协商的首次尝试。此种官、资、劳三方交互协商及合 作的首创模式一方面产生於德国以工业社会中协会组织(资方联合会; 　劳方工会)为谈判主体的策略传统,政府在谈判必要时扮演有利於资 、劳双方妥协的协调角色;　该协合模式另方面系针对德国在六O年代 中期首次经济衰退及政局变动的适时回应。三方努力的主要目标首重 长期对抗通货膨胀,　并加速纾解高失业的困境。无疑,国家预算赤字 、通货价格上扬、经济负成长、失业人数增加是危机的指标,　它或多 或少动摇了德国人对社会性资本主义及社会市场经济的信心。 　　协会无分何方,　皆秉持共同意念:透过新的协合模式以化解危机 。此种跨协会的意念促使协合行动起步。值得提及的是,英国经济学家 凯因斯(Keynes)的经济政策论对新模式发挥了激励效用;　从凯氏之见 以推,经济和社会事务得透过国家政策来调节及控制;　此见解被视为 促进市场机能化的有效方案。对政策调控经济与社会所生的信念致使 德国联邦议会於一九六七年五月通过「促进经济稳定与成长法」。依 据该法,物价稳定、高就业率、外贸平衡、持续经济成长为国家政策的 中心目标。 　一九六七年二月,「协合式行动」首次展开高峰会谈。过程的初阶段 (一九六七年春至一九六九年夏) ,协商及合作表现最富成果。往後两 年,发生罢工潮,因而造成联邦政府经济部长辞职。此後,协合式行动各 方参与的意愿日益降低,政治和经济大环境的巨幅变动使凯因斯的经济 策略亦无能为力。不过值得探讨的重点是:　协合式行动的谈判中资、 劳各方的立场。资方业主期待工资政策合理化,俾降低经营成本,并为 经济成长创造有利的环境条件。资方以不得干预其支配上的自由权为 积极参与协合式行动的先决条件。代表劳方职工全体的工会则寄厚望 於确立一种自主性的工资政策。工会追求四大目标:(一)藉参与以促成 「德国社会民主党」替换保守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执政; (二)争取 在经济与社会政策活动范围权利平等的地位; (三)促使国家成为名副 其实的社会国,进而对社会分配的正义作出具体贡献; (四)不容许由协 合式行动来决定工资指导方针,因为如此方针必将从根本上干预工资决 策的自主化。 　　即使工会主席大力宣扬协合式行动的正面效益,然而工会内部仍展 开激辩。辩论聚焦点於: 协合式行动能否导致社会对等?或产生反效果 而损害甚至牺牲劳方的利益?在主席就正反观点两极化的激辩进行调和 後,工会大会最後以多数表决通过参与协合式行动。为了使德国免受通 货膨胀之苦,工会被协商夥伴促请,就工资政策采取较温和的态度。事 实显示,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九年间的劳资双方工资协议皆达成於预定 的条件之下。由於协合式行动展开後未久,经济情势便呈现显着好转, 是故直接在危机意识下所签订而长期有效的工资协定显然对劳方不利 。多个组织健全的工会遂藉一九六九年九月自发性的罢工来反应其对 工资现况不满的态度,甚至试图朝利己方向调整工资。如此行径无疑背 离了协合式行动的宗旨。进入一九七O年代,在劳资双方貌合神离的同 时,协商行动参与者的意愿与日俱减。前三年虽然谈判仍获致结果,但 是与协合式行动的预定目标相去甚远。 　　一九七七年协合式行动因受挫而落幕,主因是: (一)欠缺决策权; (二)参与各方人数陆续膨胀; (三)社会经济实况与参与者的利益之间 的差距不断加大; (四)偏重协商工资政策,忽视物价、就业政策、投资 政策等重要议题的讨论; (五)资方企业主及自由派政党试图破坏劳资 两方「共同决定法」; (六)工会成员不断抗议社民党政府自一九七六 年的节约及紧缩政策。尽管受挫,但协合式行动仍具实用价值和工具性 意义。由於此种空前的协商行动之展开,德国得以完成首次的政党轮替 执政。协合式行动将强於干预的社民党政府定位於劳、资两方的中间 点,验证政府在劳资关系和相关政策上的调节能力。另者,工会的谈判 地位获得官、资方明确的认可。由是足见,协合式行动对战後资本主义 工业社会中的德国模式之稳定作出了初步贡献,更为一九九O年代末期 官、资、劳三方协合机制的再生--「劳动结盟」打下基础。 　　二、 劳动结盟 　　在社民党/绿党史略德(G.Schroder)联合政府主导下运作的「劳动 结盟」系德国模式的革新版。一九九八年九月联邦议会大选前的选战 中,社民党魁史略德标榜以「劳动结盟」为政策核心的「新中间」执政 路线,结果赢得胜选。由此可知,劳动结盟广获德国民意多数的支持,早 在「红绿政党」执政之前夕已取得健全劳资关系、劳动市场和社会保 险制度上的主轴地位。 　　就组织结构而言,劳动结盟部分沿袭协合式行动,然而革新之处却 突显其特色,包括: (一)各方参与结盟体的人数适度精简,藉以使组织 透明化; (二)组织形态由三个层面构成:1.高峰会谈2.调控委员会3.工 作组,堪称层次分明,然不失其整体行动力。运作方式上,联邦总理府担 任劳动结盟组织的总召集者及政府、劳、资三方之间的协调者和政府 相关部会与政策之间的协调者。基此,联邦总理府应发挥重要的人事及 政策统整和协调功能。另方面,高峰会谈构成劳动结盟最高层的协商和 决策中心。其决策的正当性和关键性自不待言。此最具公众前曝光度 的高峰会谈由六位部长、四位资方企业界具龙头地位的联合会主席、 五位劳方具代表性的工会主席所组成。高峰会谈每年举行约四次,就企 业经营、劳动生产、社会国改革的重要政策议题议定决策优先顺序,并 透过协商作出政策原则的决定。在高峰会谈之下,设置一个调控委员会 及九个专责工作组。调控委员会亦由官、资、劳三方高层人士组成,包 括:五位国务员、四位资方联合会总干事、定额工会领导层干部。调委 会在联邦总理府主持下开会,职责在为高峰会议完成准备工作。此外, 一个地位独立而与调委会平行的「学者专家团」聚合社会科学家及经 济学家於一体,应达成研发协合模式的任务,并透过科学分析为德国经 济结构问题的质与量面向,提出参考性的解决方案。至於九个工作组, 则属於劳动结盟的基层,分别为:教育与职训、赋税政策、提前离职、 养老与失业保险制度改革、健康保险制度改革、工时政策、德东建设 、解雇补偿、专题对话工作组。这些由劳资双方对等式组成的工作团 队应就各自负责的政策或事务,向高峰会议提出建议性的解决策略,接 受与否, 由高峰会议决定。 　　劳动结盟自一九九八年底启动以来,已展现有目共睹的成果,重要 者如:议决「劳动结盟大宪章」,其中确立了促进社会国改革、提升产 业竞争力、健全劳动市场三方面的直接和间接措施。再如:通过「劳动 基本纲领」,俾促致高度就业,改良社会保险制度。然而,当前红绿两党 联合政府施政绩效的致命伤就在无法有效解决全德国二百五十多万人 失业的难题。史略德在就业政策上的失利成为今年九月国会大选其竞 选对手施拖伯(E. Stoiber)大肆揭露的疮疤。 　　结语 　 　　现阶段,德国模式遭到的挑战来自於外在的全球化大势及国内新自 由主义的改造计画。尤其是後者,形成强大阻力,以设法限制扮演调节 及协合角色的官、资、劳三方的活动及其工具的影响力,俾透过「不调 节」来制造分立和个体化。志在结合社会统合力与经济竞争力的德国 模式如何因应挑战?此课题考验着协合行动参与各方的智慧和决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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