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文防雷资讯页 ~*-*~*-*~*-*~*-*~*-*~*-*~*-*~*-*~*-*~*-*~*-*~*-*~ ~~~~~~~~~~~~~~~~~~~ 雷文 主文分隔线 ~~~~~~~~~~~~~~~~~~~~~~~~~~~~~~~~~ 《死亡处女》：真相、转型正义与共生 致谢 虚词．无形 刊登本文：https://p-articles.com/critics/4527.html （& picture credit） 舒伯特（Franz Schubert）D小调第14号弦乐四重奏第810号，又称《死亡处女（Death and the Maiden》。这是米兰达医生（Dr. Roberto Miranda）为了减缓宝琳娜（ Paulina Escobar）的疼痛所播放给她的舒缓； 「我将根据我的能力与判断为病人的福祉开立处方，以及永不对任何人造成伤害（I will prescribe regimens for the good of my patients according to my ability and my judgment and never do harm to anyone. ）。」而这，是希波克拉底誓言中部 分段落（原文为希腊文，本文自英文翻译）。 然而，在许多当代民主国家的非民主时期，其中不仅有（秘密）警察、公务员、特务是凶 手，甚至连我们习以为常预想是司法独立的裁判官（虽说裁判官也是公务员之一），或必 须谨守前述誓言的医师，却都可能是这整个庞大犯罪结构—组织—的其中环节。例如有「 死亡天使」之称的门格勒（Josef Mengele）就是着名的例子。 九零年代是杭亭顿（S. Huntington）所说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参考曾友俞，《民主提 供选择，主权归於人民──读《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连结： https://paratext.hk/?p=2202 ），所谓的民主化系指「从非民主到民主的过程」。在客 观国际的层面上，民主化是在柏林围墙倒下、苏联垮台的情势下出现；在主观国家的层面 上，民主化则引起了一个当代的问题：转型正义（Transisitonal Justice）。 转型正义在各国有不同的实践，例如波兰的除垢法案、南非的和解途径或是我国的不当党 产处置措施等等。姑且不论各种制度实施的良劣，重点在於这些制度的创造与实践，都是 为了处理非民主—威权时期的国家不义行为。 「不义（Unjustice）」，而非不法（unlawful），正是因为实证法（Positive law）与 自然法（Natural law）是不同的规范，甚至原先作为实证法学者的赖特布鲁赫（Gustav Radbruch）在二战後也改变了立场，进而提出了着名的赖特布鲁赫公式：「实定法具有优 先性，除非，实证法违反正义达到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将以正义作为终极判准。」 回到《死》的故事，米兰达医生之所以有机会播放舒伯特的音乐给宝琳娜听，正因为他是 被国家机构聘任去确保犯人即便受到虐待、拷打，也能在有专业人员的看顾下维持生命的 专业人士。如果米兰达医生只是这样，或许他还有机会可以用艾希曼（Adolf Eichmann） 式的语言辩解（参考曾友俞，《读《平凡的邪恶》──铺在绞刑架之路上的是名为运气的 红毯》，连结： https://paratext.hk/?p=3007&fbclid=IwAR0Zdk3hF4dRvSS4aSXpz7yQCHiijRQZ1V5M8nWwVBiuaZaDK4cRGEQdCPc ）。但是，实际却比此更加丑陋。 故事中并没有揭露具体发生的国家为何，然而，这恰巧映衬电影在九零年代上映的时代背 景。亦即，这可以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故事，因为任何一个第三波民主国家都有与这个故事 大同小异的历史，那麽也就或许会有一个、无数个这样可怕的故事。 风雨中汽车爆胎的吉拉多（Gerardo Escobar）被好心路人给搭救，一趟车程载送回家， 但妻子宝琳娜却神经兮兮地躲在屋内，连声招呼也没有打。吉拉多向这名好心路人自我介 绍是名律师，这位路人在回程路上听到广播揭露吉拉多即将担任国家委员会的主席时，满 心欢喜地在深夜再度来访希望表达自己的钦佩与欣赏。宝琳娜却拿起了枪，躲在阴暗的卧 房，伺机爬窗出外，开走了这位路人的汽车，搞得吉拉多尴尬地必须向这位路人致歉，愧 疚於其善心却遭妻子糟蹋，然却也因此良机使得二人有机会小酌相识至醉方休。 若非具後见之明，作为观众的我们肯定是一头雾水。除了宝琳娜不只不接待宾客，甚至开 走客人的车，更别说拿走家里所有的钱，她的归来甚至不带给余下二人庆幸，却是嗅闻这 位客人的味道後，拿枪柄敲破他的头，在其晕厥时将其绑缚，在吉拉多醒来後宝琳娜再向 其指称这位客人正是先前虐待、拷打，甚至强奸她的医生，米兰达。 你疯了。 这是正常人再正常不过的反应。对於自己陈述的经验也有提到是在眼睛被蒙着的宝琳娜， 唯一的凭据仅有自身的「经验」，然而对於从事法律专业的吉拉多而言，这些个人主观经 验丝毫一点都不具有证据的适格性。退一步来说，纵使这些陈述足以称作证据，如此的讯 问方式也豪不符合国家在民主化过程必须努力实践的「法治（rule of law）」原则，其 中包含了被告为自身辩解的权利。更不用说，即将成为国家委员会主席的吉拉多，是没有 可能会接受这样的做法。 宝琳娜的依据—声音、味道以外的，最重要的是米兰达的车上找到了关键：一卷舒伯特《 Death and the Maiden》的录音带。而这也是她把车给开走的理由。但对於「法律」而言 ，这足够吗？难道一个好心的路人不能正好有欣赏舒伯特音乐的嗜好？以一般的观点而言 ，已经过於薄弱，从法律的观点来说，更不可能超越合理怀疑（Beyond reasonable doubt）。 然而，从宝琳娜的生命经验而言，她是不可能忘记这组旋律的，这是一组她必须躺在自己 排泄物上，受到被电棒放入阴道的虐待，以为将遇到救赎，却是再一次一次共十四次强奸 她将其推进更深地狱後的制约。这组旋律、这些味道、这个特定的声带震动，就如同帕夫 洛夫的铃铛一样勾起宝琳娜的创伤，而这些迹象也是让她得以辨识出犯人为何的根据。 相对於此异常，吉拉多的律师身分所代表的正是一种秩序（order）—正常（ordinary） ，更别说他不只是进入民主时期要担任要职的人物，在故事中的更早时期中他也正是威权 时代的反抗者。於是他诘问道：如果我们反抗的是这样的强权，我们能否容许自身以这样 的方式对待他人？尤其，若要以法律原则来讨论，也无从回避无罪推定这个大大大原则。 这里吉拉多所提出的问题，类似於伦理学中的经典：我们能否接受对於恐怖份子的拷问进 而得出炸弹位置以避免多数人的伤亡？在义务论与功利主义的不同立场会分别得出不同的 结果，一者是行为的道德性不取决於其後果，而是依照行为本身而定；另一方则是认为行 为的道德性以其後果的利弊多寡而定。但是，宝琳娜对於米兰达的拷问—或说逼供，毕竟 没有虐待—仅是限制人身自由并以生命威胁，却是为了求取「真相（Truth）」，她要听 到米兰达医生的自白（confession，或称告解）。 真相的获得并没有任何的利弊可言，多了真相对於宝琳娜而言并不会增加任何利益、减少 弊害，宝琳娜就如同许多民主化社会所处理的转型正义议题一般，亦即，真相的追寻并非 为了任何实际的利益，却只因为真相本身所具有道德重量而如此汲汲营营。於是，这个道 德疑难就不再是不同伦理学立场之间的冲突，却是义务论中的不道德行为之间的冲突—不 诚实与伤害他人此二行为间的冲突。问题会再衍生到是否能以伤害他人的方式强迫他人诚 实？手段既然不能正当目的，面对他人的不诚实我们能否同样以不道德（却不是同类型的 不道德行为）的方式对待之？但若他人的不道德行为（欺瞒，甚至是对自身伤害该人此同 属不道德行为的欺瞒）是另一人不道德行为（伤害他人）的原因时呢（亦即二者间具有因 果关系）？ 这些问题在电影中并没有解答，甚至这些也不是电影所直接提出的问题，惟《死》的故事 即便没有就这些问题进行处理，却提出不同於这些问题所位处的道德层次的另一个层次的 解答：政治上的解答。 南非在处理转型正义的问题的特出之处，正是在於其以「真相换取特赦」的模式实践。藉 此，真相得以见光，社会才能和解前进。「宽恕与和解不是假装没事，对事实视而不见； 不是相互拍肩搭背，对错误视而不见。真正的和解会掀开令人厌恶的一面：虐待，痛苦， 堕落和真相。有时它甚至让情况恶化。要实现真正的和解，就得冒险。但终究是值得的， 因为面对真相才得以抚平创伤。虚假的和解只能带来虚假的复原。」（Desmond Tutu，《 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页353） 吉拉多原先固然对於如此疯狂的行径难以信任，甚至对於宝琳娜曾受过创伤进而评价其陈 述不可信—也就是 Miranda Fricker 所说的证言不正义（testimonial injustice），但 随着宝琳娜指出更多当初虐待她的人的特徵，例如会引用尼采的语句这个特点，也正好是 宝琳娜窃车离去时米兰达与吉拉多谈话时曾说到：「你知道尼采说什麽吗？我想那应该是 尼采，嗯，我一直说那是尼采，不论谁说的：『我们永远无法完全拥有女性的灵魂。』」 以及宝琳娜令吉拉多担任米兰达的「辩护人」以满足正当法律程序的需求前，其以不同的 故事版本（虚假版本）传达给吉拉多，经由吉拉多自身转达给米兰达後，米兰达却说出了 真实的故事版本。如此种种，才让吉拉多愿意相信宝琳娜。 当然故事最後仍有转折，吉拉多去电市政府确认在那段宝琳娜声称遭到不当对待的时期取 得了米兰达的不在场证明，然而却也正是吉拉多亲口告诉宝琳娜在民主过渡的阶段许多证 据都可能被捏造、烟灭。宝琳娜的条件是若米兰达吐实，就会让他走，但对於被绑架的米 兰达来说当然无法安保己身，在一再否认自身犯行同时有时间压力的情形下（因吉拉多受 到生命威胁，国家安派维安人员将於清晨抵达），宝琳娜将米兰达带到岸边，那个她将汽 车坠入海中制造事故现场的岸边，跪地与米兰达同高，两眼直对着另一个人的两眼。 「看着我，现在看得清楚我吗？你不认识我吗？你没告诉我你肮脏的想法吗？你没有告诉 我你的秘密吗？你没有强奸我吗？你没有把你的阴茎放在我身体里吗？几次？」 「有，有，许多次，我强奸过你很多次，十四次。」 「你放音乐。」 「对，我放音乐因为我想安抚你。我一开始很擅长，花了几个星期，我很强壮，我奋力奋 斗，没人像我如此这样。我是最後一个，最後一个品尝的。没有人死掉，我发誓，我救了 好多人，我让他们好过多了。这就是如何开始的，是我如何卷入的，他们需要医生，我哥 哥是秘密警察，他告诉我需要有人确保没有人死亡。我清洁过你了，你都是汗，你告诉我 ：『我很脏』，而我把你洗乾净了。其他人怂恿我，『快啦，医生你不会想要错过免费餐 点吧？』我就头脑不清了。而我心里也觉得自己开始喜欢了，他们把人丢出来，把人绑在 开灯的桌上，你不知道那些房屋很亮，人们无助地躺在那，而我也不必当好人了，我不用 诱惑他们，我理解到我不用去照顾他们，我有所有的权力（I had all the power），我 可以摧毁任何人，我可以让他们做我想他们做或说的。我迷失了，我变得好奇，病态的好 奇，这个女人可以承受多少？她的阴道会变怎样？电击的话会乾掉吗？之後可以高潮吗？ 我喜欢裸体，我会慢慢脱掉衣服，让裤子掉下，所以你可以听到我在干嘛，我喜欢你知道 我将要做什麽，我在明亮光线下裸体，而你看不到我，你不能叫我做什麽，我拥有你，我 拥有所有人，我爱这样，我可以伤害你也可以干你，而你不能叫我不要，你还必须感谢我 。我，我喜欢这样，我很遗憾这结束了，我非常遗憾这结束了。」 道出事实、罪行的米兰达并没有得到任何制裁，惩罚与否是另一个哲学问题。宝琳娜只是 如同她所承诺的，得到真相就让米兰达离开。米兰达这个角色固然也可以探讨权力与性、 与腐化或者个人因创伤所致的人格扭曲，但我想《死》的故事更重要的议题是：在一个社 会中罪犯与被害人如何共存？ 故事的结尾在一场音乐会上，演奏着《Death and the Maiden》，平面席位上坐着宝琳娜 ，她看向二楼的席位，那里坐着米兰达。米兰达再回看平面席位，望上二楼的则是吉拉多 。就宝琳娜而言，这首乐曲不再是触发创伤的板机，画面所呈现的三个角色位处的音乐会 现场，实际上所代表的正是整个社会。这个电影对於观者的提问即系：我们要如何与伤害 我们的人一起聆听音乐？或说，我们要如何与伤害我们的人共生於社会？ -- メルエム：小麦... 小麦：はいはい、なんですか メルエム：ありがとう...最後に... 小麦：はい？ メルエム：名前を呼んでくれないか 小麦：お休みなさい...メルエム...わたすもうすぐ行きますか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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