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 http://blog.yam.com/benla/archives/2061461.html 最近这几年媒体被视为社会乱源，记者的社会地位日渐低落，许多人看着媒体 乱象，批评记者专业不足，缺乏道德良知、社会责任，但记者真的如此不堪？ 因为传播政策的失当，短短几年，媒体快速增长也急速萎缩，经营者为节省成 本，大量裁掉资深工作者，也大量起用新人，除了高流动率导致的专业不易养 成，媒体老板为了省钱也不愿进行在职训练，没有一套完整的培训过程，急就 章匆匆上阵，使得媒体工作者即使有心，也很难有专业表现。 不过，或许种种因素导致记者专业不足，但道德良知与社会责任是否也同样缺 乏？ 其实，自从「鸿妃恋」的新闻报导受社会批评以来，一旦触及媒体荒腔走板的 报导，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就经常接到媒体工作者不满的声音，有些不满 是针对批评者的反弹，不过，大多数却是对媒体老板的不满。记者朋友表示， 其实他们很不想作这种没营养又侵犯人权的烂新闻，但老板叫我往东又不敢往 西，心里有千百个不愿意，但又有什麽办法呢？ 媒体工作者的窘境就像是电影「无间道」里的「坏人」不断告诉自己「我要作 个好人」，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老板压力无法挡。的确，有谁愿意被批评 为社会乱源？麻烦制造者？破坏社会秩序的败德者呢？但在这种劳资关系与权 利结构下，又有谁有能力或意愿开第一枪反对老板的不当要求呢？ 就如同「媒观」、「媒改社」等团体甚少批评记者，因为他们很清楚这是个结 构性问题，媒体问题也不是指责任何一位媒体工作者就能解决的，反倒是背後 的结构性力量更是改革的重点。 但即使如此，结构性问题也不该成为记者无法变革的理由，媒体工作者及媒体 改革者若有心解决媒体困境，也许应该进一步思考在结构限制下有何作为与如 何作为的问题。 事实上，现今商人当道的媒体经营者已不像过去的报老板有着礼贤文人，惜才 爱才的可能，对媒体老板而言，媒体劳动者不过是获利的工具，可以用来交换 或遗弃的商品。若是如此，要期待专业发挥、实践社会责任之前，何不先面对 不对等的劳资关系。 事实上，台湾记者总想着自己是个专业者，就算是会反叛的记者，努力的方向 也大多着眼於如何在恶劣的环境中恢复其专业职能，但执着於「专业者」结果 ，有时却反倒忽略自己另一个身分—劳工。其实，不管是好莱坞的演艺工会， 或者日本、韩国的记者协会与工会，他们除了追求专业价值与技能，也不会忘 记自己的劳工身分，透过集体的力量争取工作权与保障专业，因为他们很清楚 ，如果没有透过集体的力量，就像一支容易被折断的筷子，再怎麽优秀的记者 也很容易被媒体资本家给个个击破的，他们也更清楚，经由集体力量争取到的 工作权更是专业自主的最基本保障，更何况两者根本无法划分。如果没有集体 力量作为後盾，一个有心保有专业、实践理想的记者，他的上司却不断在耳边 嘀嘀咕咕「要专业？还是要饭碗？」「收视率重要？还是良心重要？」「你不 想『演』新闻，还有一堆人排队要这份工作」，你说，生杀大权、一家幸福掌 握媒体老板手中的记者，怎麽反叛的起来呢？ 没有工作权，如何能有专业自主权？媒体工作者的专业自主，甚至社会责任实 践是不会从天而降，结构性问题很难以个人力量进行对抗，但如果没有进一步 透过集体的力量面对，那麽，即使有再多理想也容易让自己身陷无奈之中，也 只能不断面对阅听众的批评与指责。 虽然有些媒体工作者会透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向阅听众表达自己工作上的无奈， 甚至期待批评者能多予以体谅，然而，站在纯粹消费者的立场，阅听众并没有 义务对媒体工作者的处境给予太多的理解与同情。就好比你到店里吃到了一碗 难吃或没熟的牛肉面，心里感到不爽，但是，店里的厨师却向你解释是因为昨 天和老婆吵架，或者老板的压力太大所以才没煮熟。好心一点的客人会体谅厨 师的无奈，但大多数的客人或许会认为是推托之辞，实在无须辩解。 其实，不论是对消费者或观众而言，在意的是对产品的感受与好恶，而非生产 过程，或者生产者所受的委屈。当然，这样的想法并无法有效的解决问题，反 而使得彼此间的对立与不信任日渐加深，重要的是有没有可能把两种力量结合 起来，让媒体改革有新的可能？ 事实上，媒体工作有时候可以把外界的批评视为是内在改革的助力，一方面， 即使外界的批评未必能精确、未必公允，但却真实地反映了部分阅听众对你作 品的意见，以及对你的期待，如果阅听人对媒体工作者或其作品不抱任何希望 ，大可关机，完全置之不理。 观众的批评其实可以进一步成为自己和老板「谈判」的筹码，明确地将观众不 满的情绪告诉老板，并化为内在改革的助力，除了透过媒体工作者集体的团结 力量，还可以藉由「理应外合」、「内外夹击」，或许可以为自己专业实践与 媒体改革打造另一种可能。 （这篇登在2006年7月出刊的目击者杂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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