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棒球、李安与依附 / 刘昌德 中华队在世界经典赛中败给南韩与日本，无缘晋级，台湾棒球迷度过一个黑色周末。过 了两天，断背山导演李安勇夺奥斯卡奖，部分媒体冠以「台湾人的骄傲」。棒球与电 影，虽然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但同样承载了民族主义投射，而在短短几天内让国人历经 悲与喜的起落。 但无论是兵败东京抑或奥斯卡摘奖，都不是台湾文化产业的好消息。因为，两项截然不 同的结果，皆是全球化时代「文化劳动国际分工」的产物，也是台湾文化工业走入「依 附─低度发展」窘境的见证。 所谓文化劳动国际分工，指的是在欧美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文化工业，面临国内市场 饱和、成长停滞的危机时，转而吸纳发展中国家的劳工与菁英，一方面取得较便宜的劳 力以降低成本，另一方面可以注入一些创新因素，以维持文化产品的新鲜特性。跨国文 化工业这项策略的运用，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工作者，因为欧美提供较佳的工作 环境等因素，纷纷往核心国家流动。 这样的逻辑并不陌生，过去制造业的劳动全球化，走的就是这条路子。但在文化工业中 更为特殊的是，因为发展中国家人民对「输出」菁英人才的认同感，而让欧美等国的文 化产业，透过民族主义的情绪，打开了全球市场。过去我们往往把民族主义当作对抗西 方经济与文化宰制的武器，但如今欧美等国的文化工业却巧妙地运用了民族主义，顺利 扩张版图。在运动领域有绝佳的例子可以说明，像ＭＬＢ的王建民对台湾球迷的意义， 或者是ＮＢＡ的姚明对中国篮球迷所造成的影响。而国内媒体强调「台湾导演」李安为 美国奥斯卡最佳导演「亚洲第一人」时，这对美国电影工业在台湾市场的优势，也有类 似的意义。 但是当王建民与李安在美国发光发热，台湾本地的棒球与电影，却随之步入依附的困 境。因为本土最优秀的文化人才，转变成输出到核心国家的「原料」，提供给欧美的跨 国企业尽情使用；而国内的文化工业，却在跨国企业结合本地民族主义的强势商品输入 竞争下，逐渐丧失发展空间。对消费者来说，既然「台湾人的骄傲」都在美国打棒球与 拍电影，本地职棒与电影还有什麽值得留恋？而因为只有金字塔顶端的少数秀异人才能 够在全球体系中找到位置，所以无法培养广大的「中阶」工作者、形成坚实的文化工作 团队，因此产品更无法与跨国企业竞争，而形成了恶性循环。 从这样的国际权力结构观察，或许能够提供理解中华队在经典赛失利的另一个角度。因 为台湾棒球在国际分工下的依附，使得本土职棒选手与最优秀的少数旅外选手之间的落 差愈来愈大，所以当这几位秀异球员恰巧都无法参赛时，就导致中华队八年来国际赛最 悬殊比数的落败。 因此，检讨层面就不能只在选手的球技、创作者的才气上打转，而必须思考如何在既成 的国际分工下，摆脱低度发展的恶性循环。除了业者本身得积极寻求全球体系中的可能 行销策略外，我们还是得思考国家公共介入的可能性。例如，在电影政策上如何在直接 奖励产制之外，配合戏院配额制度与演员养成等整体的考量，给国内电影一个与好莱坞 电影真正公平竞争的空间。而在运动政策方面，也要摆脱类似「短期奥运夺金」的短视 作法，从培养整体运动文化、鼓励本土产业等作法，促成产业环境改善与选手素质提升 的良性循环，来补足「中阶」选手断层的问题。 台湾过去的经济发展，曾经被视为第三世界摆脱依附发展的范例。只是资本巨轮从不停 歇，跨国文化工业不断扩张、而使发展中国家陷入依附的逻辑仍在上演。如何摆脱依 附、重新寻求自主的棒球或电影文化，仍是我们的重大课题。 （作者为媒改社执委，中正大学传播系助理教授） （原文亦刊载於20060307《中国时报》言论广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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