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意见跟merlin类似，我固然感动於苏医师的大善大爱， 但是我更对造成穷人无力负担医疗费用这种状态的社会不平 等感到不安。 台湾社会是一个後威权的状态，并没有足够的民主素养跟公 民社会应该有的理性训练。长久被威权压制後解放的结果是 每个人都以为自己可以成为小威权的行使者，可以在"民主自 由"的环境当中遂行自私意志的追求，而没有公民社会当中 理性自持与平等讨论的空间。我们拥有的只是伪装的武力或 财力对抗，没有真正相互宽待容忍而公平正义的对待机会。 这种後威权的自我约束丧失状态，加上新自由主义资本流动 倍增与劳力剥削激化的双重影响下，台湾医界只不过是整个 社会迈向更不正义更不平等的过程当中小小的一环。 例如说现在台湾贫富差距不断急速地拉大，都市空间可见的 变化就是居住区位的区隔，穷人越来越不可能住在大安区， 而逐渐流动到边缘的区块，这跟70年代旧金山市开始都市更 新之後把穷人黑人都赶到Bayshore或者对岸的Oakland地区类 似，如今Oakland每年凶杀死亡约莫一百多人，连续数年被评 为全美治安最差十大城市(另外一个榜上有名的Richmond, CA 也是同一个时期湾区兴起的低价住宅城市，如今也是帮派林立 的治安不良区)。在医疗上也是，尽管全民健保某种程度上稳 定了不同阶级之间的就医权利，不过云林乡间这种穷人付不起 钱治疗的情况八成还是比台北大安区多上很多。 社会福利一般被认为是公民权利当中的一项重要部分，这些公 民权利是平衡阶级差异所造成的压力很大的一个措施，台湾在 这个部分上的失能与缺损，会使得原先阶级的差异更显得严重 ，这边"阶级"或者应该用所谓的"社会文化资本"来说，也就是 这种台语所谓"有钱有人有办法"跟"没钱没人没办法"的差距。 这个差益拉大之後的早期症状，就是把结构系统的失灵归因给 个人的失误，例如很大部分的医疗纠纷都是如此。下一个阶段 就是相对应的社会移动(例如医学生就开始偏好选择少纠纷的皮 肤科)，在下一个阶段就会出现更严重的选择性差距(例如偏远 地区开始没有妇产或者小儿科医师)造成更严重的健康不平等， 如果国家没有积极介入，接下来就是人口流动或者民怨累积。 (这在离岛不是很清楚吗?哪个在兰屿的原住民能够受到跟台北 一样的医疗或者工作机会呢?不离开家乡能够怎样呢?如果离不 开,那麽不抱怨政府又能怎麽办呢?)这些人口移动又更间接地加 重了贫富差距问题(或者以治安争议方式呈现如当年的汤英伸事 件，或者以住宿问题方式让移入者继续在都市中被边缘化)。 医师能发挥个人爱心帮穷苦病人付钱当然很好，问题是，对於 这种结构性的问题，一个医师能帮多少故事中的病人付钱呢? 作为一个急诊医师，如果每天都碰到这种病家，你是每天都帮他 们付钱容易，还是乾脆换个科别，眼不见为净容易? 这种个人善行和结构不正义之间的关系，应该很明显了。 -- -- Fiat lu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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