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时报 2002/6/19 这样的陈永兴，该不该打？ ⊙李筱峰 自小他就是一个爱哭的小孩。 通常爱哭的小孩容易挨父母打，但是他的爱哭，不该被打，因为他不是爱吵闹，而是心地软。例如，看到街上有出殡的行列经过，他会哭得和丧家一样伤心；有一次他望着家里鸟笼中的两只小鸟，觉得他们无自由很可怜，竟然偷偷打开鸟笼放生；初中之後，父母给他零用钱，他总是嫌不够，原来他的零用钱都送给家庭穷困的同学了。每天中午带的便当，他总是要求妈妈尽量多装饭菜，可是，回家後又饿得不得了的样子。经过查访，才知道他每天的便当，都固定帮助一位同学，由两个人分吃；直到当了医学院的实习医师，他仍心软爱哭，医院里有 病患病逝，他也跟着家属哭泣，指导教授警告他当医师要坚强不可哭，他才坚忍下来…。 　一九六八年，他已经是高雄医学院的大一学生。有一天报载有户人家，父母俱亡，遗下三名孤苦无助的小孩。他看到了，按着报载地址找到这三名孤儿，他们在父母的灵前哭着焚香，他把带去的东西和钱送给他们，拥着他们哭泣。此後的一年间，他每个傍晚都强迫自己由学校匆匆赶回家，吃饭洗澡，然後出去当家教，把每月家教所得的六百元，加上自己原有的零用钱，拿去帮助那三名孤儿。 　进一步，他在学时期又发动高医的同学，组成医疗服务队，每星期一到六轮流分派一个小组到高雄市中正路的浸信会私立麻痹儿童育幼院去义务工作。一方面替麻痹儿童进行物理治疗，一方面指导他们的功课，陪着这些父母不管的孩子玩，历时三年半。在麻痹儿童育幼院工作的同时，他也参加高雄「生命线」的义工服务，做了两年多的义工。 　这位医学院的医科学生显然不满足於仅在都市里面当义工，一 九七三年，已经是高雄医学院医科五年级学生的他，纠集了一群在各大学院校就读的朋友，组成了「百达山地服务团」，利用寒暑假，奉献出自己的时间、劳力、精神、金钱、爱心与智慧，深入南台湾的山地︱雾台、大武、阿礼、佳暮、去露和好茶等六个海拔一千公尺以上的山地部落，去从事多方面的义务服务工作。工作的内容包括医疗服务、农业指导、学童课业辅导、青年问题座谈、民众教育、社区调查、家庭访问、土木测量、工程建筑、储蓄互助讲座、烹饪示范…。所有的医药、书籍、文具、运动器材、衣物 ，都是由团员自己辛苦募款筹来的。这个山地服务团，每年暑假上山一个月，寒假上山两周，参与服务团的青年朋友，前後递传有数百人。 　以唯利是图的世俗眼光来看，从年少时代起，他就是一个「傻子」、一个「憨人」。但他不在乎世俗的眼光，他在学生时代有一篇题为「狂狷的傻子」的文章，这样写着：「我，一个天生热情的理想主义者，面对着这无可救药的世界，选择了做一个无可救药的傻子，不放弃满腔的热血与热情，满腔的关切与期待，我要傻傻的寻找着跟我相同的傻子。也许会有数不尽的人笑我傻，但我不重视他们，我重视的是那些不笑我傻的人，当这些理想的傻子互相发现的时候，人生是多麽的美妙；而当傻子们集合起来的时候，世界将是多麽的美好。」 　相较於今天政治界里面许多深怕别人出头的人，他刚好相反，他是一个很会照顾人，很会疼惜人才的人，而且经常在别人困顿之时，雪中送炭。试举一例：有一位青年因为在高中时代参加读书会遭国民党下狱七年，在绿岛狱中进修，不仅英日文极佳，对台湾史也颇有心得，但是出狱後一时走投无路，於是他慨然开出十二张支票给这位朋友，要这位朋友每月支领一张做生活费，希望这位朋友利用一年时间写一部「台湾史」给我们这个缺乏历史意识的社会大众阅读。 　毕业後，他选择了最不热门的精神科，当了精神科医师。但他不以「医人」为满足，他还要医社会、医国家。因此，他除了从事医疗工作之外，也写文章，希望唤醒沈醉的大地，他从事文化工作、人权工作，更投身民主运动。 　一九七○年代起，「党外」民主运动随着选举层次的提高而更加蓬勃发展，「党外」运动的前辈康宁祥的几次重要选战，幕後就有他纠集一群青年朋友帮忙助选，当时很轰动的︿选战快报﹀就是他幕後主编的。 　一九七九年中，康宁祥发行的重要党外刊物《八十年代》杂志，其实，他是主要策动者，杂志创办之初，他还纠集了数位学者（包括郑钦仁、李永炽等教授）参与社务及编务。 　他不仅止於关心政治，他更关心文化的创建。一九八二年，他不忍承传数十年的《台湾文艺》中断，慨然接办《台湾文艺》。 　由於他的苦心与付出，一九八四年他荣获台美基金会颁发的「社会服务人才成就奖」。 　一九八五年他负笈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深造，进修公共医疗卫生的学科，於八六年返台，接任「台湾人权促进会」第二任会长，也协助陈文成文教基金会成立。 　做为一个台湾子弟，他不仅认真研读台湾文史，他的内心深处蕴含着相当浓烈的历史深情。一九八七年初，蒋家政权的戒严还未解除，他与郑南榕、李胜雄带头发起「二二八公义和平运动」，为上万蒙冤受屈的台湾英灵告慰，替成千上万的受难家属发声，也为被尘封扭曲的台湾历史平反，终於突破二二八的禁忌。 　时序进入九○年代，民主化的台湾需要更多的政治人才，坚持许久不参政的他终於步上政坛。一九九二年他担任民进党不分区国大代表。一九九三年李登辉总统提名他为监察委员人选，他上阳明山国民大会会场，却不向国大代表拉票，最後没有被国代接受，成为唯一的落选者。其实，他的落选，不是因为他不拉票，而是一个正直耿介之士，很难被一大群追逐权位的政客接受；一个坚守台湾主体立场的人，更难被一群死守大中国意识形态的保守势力容纳。可是他在乎这群政客要不要接受吗？ 　一九九三年底，他接受民进党徵召参选花莲县县长，再度落选。好在，一九九五年终於在花莲当选立委。他在立委任内对教育文化问题，尤其用心。 　然而，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民进党内弃守初衷、改变原则的人开始出现。民进党在许信良、施明德、陈文茜等人的掌控下开始变质。他一忍再忍，终於在一九九八年毅然退出民进党。 　一九九九年，谢长廷当选高雄市长，延揽他出任高雄市卫生局长。在我看来，这已是大才小用。阿扁新政府成立时，包括彭明敏在内的人士，向阿扁推荐他入阁（任卫生署长或教育部长），可惜未被接受。二○○二年教育部长曾志朗要被撤换之前，「台湾北社」向阿扁推荐教育部长名单，也将他列入推荐名单之中，可惜仍未被阿扁接受。论才情、论投入民主运动的时间早晚及深浅、论对台湾的深情与付出……，他绝不在阿扁之下。 　他上任高雄市卫生局长之後，依然耿介行事，拒绝关说，民意调查满意度居高雄市各局处主管之冠。 　然而，前天晚上下班回家，他被不明人物殴打成重伤！我从电视上看到这则惊人的消息，一阵悲痛涌上心头。 　台湾最需要的正是像他这样的人物─陈永兴。这样的人，该打吗﹖ 　我相信，经过一阵休克，从血泊中苏醒过来的陈永兴，依然是无怨无悔的。他的一句话，经常在我的耳边响起─「真爱永远没有看破的一天」。]作者李筱峰╱世新大学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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