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大胡子问我台湾的HIV positive们过得好吗？在西雅图同志游行的前夕，一个商会派 对的午後，我手里端着抹了盐圈的玛格丽特。他问我。 　 我看着他杯子里的健怡可乐发着气泡。气泡逐次上升，破裂。 　 他告诉我他是HIV Positive。今年五十六岁了，十二年前从当时交往十年的男友那儿，得 到这玩意儿。他说最一开始，当他们告诉他确诊感染的事实，他并没有准备好。他只跟自 己的男友上床。年纪越大越不容易勃起。他们开始未受保护的性行为。他以为他的男友也 只跟他上床。他说，他当然这麽认为。但事实却不是，他笑。其实也没甚麽，十二年了， 还挺健康的，还能派对，饮酒，只是恋爱变得越来越难。他说。 　 你会以为西雅图是一座开明的城市。但当你告诉别人自己是HIV Positive，你选择了坦承 ，许多人便说，让我们当朋友吧。 　 坦承。在旧金山行得通，在纽约行得通，或许在一些别的城市行得通。但不是在西雅图。 －－你了解这其中的吊诡吗？他问我。我说我懂。拒绝的门关上了，於是有人选择了隐瞒 ，甚至说一个谎。那也没甚麽。只不过是让更多人暴露在风险当中，而华盛顿州还签署了 「终止HIV」的宣言。其实许多 Positive 也不过只是想要交朋友，恋爱，打炮，像每一 个我们一样。 　 只是这个世界，显然还没有准备好给 Positive 们更友善的环境。 　 污名仍存，歧视尚在，寂寞永生。 　 而在美国许多HIV带原的老人们并没有准备好。在那个瘟疫的年代，1980、1990之间AIDS 夺走他们的朋友，他们理所当然觉得自己，也是。理所当然他们活着每一天都像是世界末 日，当时并没有人教他们如何活下来。像暴风里的帆船。像火山碎屑流前没有终点的奔逃 。没有人告诉他们该怎麽做，没有人告诉他们哪里是安全的港湾，甚麽时候那熔岩将会变 得温驯，变得静止，直到他们存活下来。於是一切都变了。 　 他说。他们是最不幸的幸存者。所有朋友都死了，他们挥霍生命的年代并没有留下任何东 西。成为最後一个站在终点线的人。 　 放眼四顾只剩下自己了。 　 而我已经五十六岁，感染十二年。我还在这里－－那是一件幸运的事情吗？他说。 　 「所以，告诉我，台湾的HIV positive们过得好吗？」他问我。我告诉他，在我的国家你 仍可能因为Positive的状态被退学、在工作上被骚扰，你的老板总是好奇於为何你必须在 每个月的同一天上医院去。有些人，跟你一样，选择了坦承，於是前途的道路变得更加坎 坷。有些人，则跟他们一样，选择了隐藏与退缩，回到阴影更深更幽凉的地方。我们的政 府建置了云端药历，於是在你看感冒、看牙医、看耳鼻喉科的时候，也或许得到了调整的 处置与差别的待遇－－需要开一手小刀的时候，他们告诉你，「这只要吃药就会好。」只 因他们觉得你的血液有毒。 　 我告诉他，曾经一个下雨的夜晚，我和我的朋友在肯德基分食一桶全家餐炸鸡。那时柯文 哲还深陷在爱滋器捐的风暴中心，我的朋友淡淡地说，那天稍早的记者会，我的感染科医 师，就站在柯文哲的背後。而我的朋友告诉我，这是一个仅有少数人知道的秘密。他更担 心的是不久的将来，他进职场前的强制筛检。当然，那是他必须担心的事情。 　 我说。而谈到爱滋防治，每当有人想进校园宣导保险套与安全性行为，就有人认为这是在 鼓励性行为。 　 他便也笑。说－－性行为是不用鼓励的。 　 他说2007年那时他到柬埔寨的爱滋孤儿院当义工。七个多月的时间，从18个月到八岁的孩 子都有，被他们的家庭抛弃，为了他们从母亲的血液那边得到不为人所喜爱的遗产。他说 那七个月改变了他的生命，我还是愿意相信爱。唯有爱能够超克一切，超克时间。超克种 族与性倾向，超克疾病带来的诅咒，带领我们走向美善的一方啊。即使爱那麽简单，却又 困难，逼近彼此的理解而不可得。他说，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正面的例子，我健康地活着 ，且会继续活下去。 　 你相信吗？ 　 我说，我相信。我说，感谢你的坦诚，我祝福你一切都好。 　 那个午後，西雅图的阳光非常美好，派对的音乐开得越来越大。我们谈了些别的事情，说 了几个黄色笑话。我又喝了一杯玛格丽特，那时他问我是否会把他的故事写下，我说若你 愿意的话。他凑着那把大胡子眯起眼睛对着我笑，说，我愿意。 　 於是有了这篇短短的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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