ＤＲＡＦＴ　ｏｎｌｙ／ 请暂勿引用、转录 同志公共空间：从黑暗的街角，到霓虹闪烁的消费场域 　　白先勇在长篇小说《孽子》中写道，「在这个王国中，我们没有 尊卑，没有贵贱，不分老少，不分强弱。我们共同所拥有的，是一句 句让慾望焚炼得痛不可当的躯体，一颗颗寂寞得发疯发狂的心。」 　　而属於同志的王国，究竟存不存在？毕恒达（2001：116-119） 直言，「我们本来以为公共空间是一个去性或无性别（asexual）的 空间，可是，透过日常生活中的重复表演与行为规范，却发现公共空 间其实是异性恋空间……同志空间，本来应该是无所不在的，就像异 性恋空间。但在现实异性恋的宰制下，仍然需要一些专属於同性恋的 空间，让同性恋可以彼此看见、彼此现身，让同性恋不再觉得自己是 怪异的，是孤独的。」 　　传统上而言，同志的公共空间，往往具备「因事件而短暂存在」 的性质，可能是在暗巷、街角等地，在同志的肉身接触结束後，灯光 打亮，即消失不见，转回而为「一般的公共空间」。它并没有所谓「 社会性公共空间」所具备的永久性、可辨识性、以及鼓励人们进行社 会性交往的特质（阮庆岳，1998：31）。也就是说，传统上的同志空 间，是透过同志的使用行为而定义出来的。许智渊（2004：23-24） 即认为，因为这种特质，同志空间可以跳脱出一般公共空间中，个体 的社会特徵被明显分割、分众化的倾向。然而，在这样的论述里头， 同志空间也因此而欠缺明确的物理定位，没有立基，无从发展，遂似 乎无从达成毕恒达所言「让同性恋可以彼此看见、彼此现身」的社会 性目标。 　　论者有言：「若要解释事情为何发生，得先了解为何事情在那儿 发生。（Sack 1980: 70。转译自Spain 1992: 5，黑斜体为本文作者 所加）」当空间与族群的命名权力被他人所掌握，同志的名字是同志 ，被从异性恋社会中分割出来，同性恋的空间与所谓的「女性空间」 一样，是不存在的。实体的公共建筑设计既确立了空间的使用方式， 而此间诞出的抽象道德规范、论域、语言、乃至於性笑话，皆无不在 宣告这是个（男）异性恋的世界（Spain 1992: 5-10），同志的公共 场域生活，因此必须模拟异性恋模式，遵循固定的规范与诫训，被同 质／直1化。无论男、女同志，双性恋乃至於变性人，在异性恋主流 文化的视野中，一向处在较弱势的权力位阶，该族群在社会里头是不 可见（invisible）的，在强大无所不在的异性恋霸权之下，性别弱 势族群只好过着双重生活──有人以为自己是唯一的一个，或镇日以 面具与谎言掩盖真实的脸孔，可是，要到哪里去找另一个活生生的同 志呢？异性恋文化「命名政治」的盲点，在於掌握社会主流权力位置 的人，始终不必为自己命名，好比我们有女作家、女记者、女诗人， 但作家、记者与诗人反正就是男人；男人从来不必称呼自己是男人， 因为男人就是「人」，而所谓的「社会空间」，实际上只是异性恋男 人的空间，异性恋男人以外的人从不曾真正获得空间意义的论述权（ 阮庆岳，1998：14-16）。 　　吴文煜（2003：19）曾以公共性／私密性为纵轴，社交性／性交 性为横轴，粗略地勾勒出男同志在酒吧、三温暖、公园、公厕、乃至 於温泉等空间中的性慾／社交实践，发现对於同志文化而言，无论是 身体空间、认同空间、乃至生活与次文化空间，其脉络皆强调男同志 在空间中所透露、所展演的权力位置与层次，而显现出或固着、或流 动、甚至离散（仅在短暂的时间序列中存在）的空间形式；同志对空 间的运用方式，则显示出同志的主体认同与该空间场域意涵上的相互 关联。同志透过在空间中的行为与实践，产制、勾勒出空间的「意义 」，并且与空间中的符号系统相互辉映、相互定义；也就是说，同志 的主体性与空间、身分认同与场所之间的对应，会呈现出多元的组合 风景。 　　而台北同志文化的形成过程，本身就是不停与异性恋社会争夺、 协商空间使用权力的过程。一九九六年，在当时台北市长陈水扁的主 导下，推动「首都核心区规划历史保存计划」，将台北新公园更名为 「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名为保存台湾近代史，实际上，捷运站出 口的设立、与公园地景的重新规划，尽管使得公园变得更加明亮，却 也提高了男同志在此「钓人」的难度。新公园的男同志「肉身史」从 此不再明显可见──在政府权力的操作下，即使政治解严了，新公园 却不再是同志的历史空间，同志经验所累积起的空间特质，依然被视 作是应当接受「净化」的地方（张娟芬，1998：24-26）同时，一九 九七年的「常德街事件2」，以及「ＡＧ健身房事件3」，在在证实了 异性恋霸权仍会透过警察与临检制度，对同志社群与空间进行规训与 约束，也再次彰显了同志空间在都市中存在的不被许可。然而，这些 事件的推波助澜，直接、或间接地让以同志谘询热线为首的同志运动 ／平权组织，在九零年代後半开始正式地建制化，展现了反抗与动员 的力量（张娟芬，1998：26），台湾第一家公开悬挂彩虹旗的同志公 共空间「晶晶书库」，也於一九九九年在公馆的巷弄内开张营业。 　　在Michel Foucault的文化论述中，空间的意涵是被权力的运作 所「定位、探索、争取并根植（mapped, explored, contested and colonized）」的，一方面空间是政治的属地（locale），另一方面 ，由於空间意涵正是「权力生产」的结果，透过检视空间，能发现权 力运作轨迹的证据，空间与认同不间断地在其中透过权力的斗争、协 商，而产生形变。个体与社群使用空间的行为，也就是在主流与非主 流权力之间的角力过程（Munt, 1998: 163-164）。依Foucault的脉 络来看，主流社会对空间的命名、权力，也就决定了「空间」的意涵 ，举例来说，在台北市政府的「首都核心区规划历史保存计画」中， 除将新公园更名为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之外，也曾提案要把红楼戏院 改建为公立的同性恋俱乐部，然而此消息见报之後，却引发该地区居 民的反弹，结果不了了之（张娟芬，1998：25-26）──台北市政府 方面，可以无视於同性恋社群的历史、需求，而任意决定新公园的「 名称」、或红楼戏院的「用途」，正体现了异性恋社会命名权力运作 的轨迹。 　　Foucault的权力观点，并无法适切地解释：次文化社群透过空间 使用、主动的建构，事实上也有造成翻转既有空间意涵的可能。Lefebrve （1991: 59，转译自Douglass, 2002, March）即指出，欧美都市的 公共空间，曾是民间力量对政府机器进行抵抗，串连与反叛的根基， 适当的物理空间，能促成市民社会的良性发展与理性沟通，是公民政 治与治理的必要条件；然而，全球化浪潮与资本主义的持续演进，都 会公共空间产权私有化、商业使用的程度日增，各种文化在公共地景 中展现的样貌益发多元，使得权力、政治与论述的板块渐趋破碎，这 种文化去中心化的结果，也导致都会市民社会（urban civil society ）次群体间的联系减少，个体、社群文化与使用之间的关系将日渐疏 离（Douglas, 2002, March）。 　　针对这种空间的公共意涵与社群感空洞化的现象，Mike Douglass （2003, June）延续 King & Hustedde（1993）「社群自由空间（ community free spaces）」的概念，题出「市民4空间（civic spaces）」的概念：作为公众日常生活的场域，市民空间应是社区空 间的延伸，Douglass主张，良好的市民空间可以是邮局、咖啡馆、社 区活动中心等等跨越并连结公／私领域的空间，它应该具备可想像的 边界，其物理、文化与社会情境，须让社会连结、文化互动与混杂得 以发生，并因此具有建构社群感，并进一步将个体联结至钜大公共网 络的可能性；此处，「市民空间」的社会性意涵，强调的是个体／群 体互动关系的相互建构，相较於「公共空间」静态的、物理的、等待 被使用的特质，市民空间应具备自主、不被国家机器操控、具多元包 容性的特色，於是在该空间中，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与社群，能 透过互动来建构认同、导致公共沟通与合作的机会，这对市民社会的 健全架构可谓至关重要。引介Douglass的市民空间模型，可以补足 Foucault的空间论述不曾处理的「主体的能动性」，对於性／别社群 而言，公民空间若能有效地存在於公／私领域的交界处，使社群内／ 外部得以在该空间中交会，或能凝聚社群的社会动能，甚至进一步对 既有的权力架构产生影响，也对於特定空间作为性／别社群政治发展 的根基，提出了一种可能性。 　　相对於阮庆岳（1998：31）提及的传统同志空间──群聚、展现 情慾身体的、暂时的空间──同志的消费与次文化空间，则享有较为 固定的地理位置。它体现了同志族群在社会性别文化中的相对弱势， 从服饰品味到演艺名人的认同5，到实体空间如三温暖、酒吧、健身 房，乃至西方大城市的同志社区等，皆意在透过对空间场域的「再划 分」进而建立同志的主体空间，提供同志以社会较边缘的文化位置， 与主流性别结构抗衡、区隔的屏障（阮庆岳，1998：32-33）。 　　对同志都会空间的研究，最着名者当属Manual Castells（1983） 就旧金山同志社区所进行的研究，他观察到旧金山是一个「各种偶然 、缺乏社会秩序，正常与变异模糊的疆界所在（夏铸九、黄丽玲等译 ，2002：236）。」旧金山同志社区的形成，一方面始自城市区位经 济的兴衰，白人中产阶级开始自卡斯楚街（Castro Street）迁往市 郊，该区下跌的房价吸引了外来同志的进驻，另一方面，受到旧金山 同志运动精神领袖Harvey Milk6的鼓吹，呼吁同志社群「买下」卡斯 楚街的房地产，进而以「男同志的方式」在该社区中生活，如此就能 「用男同志的方式投票」，让同志参与主流的政治社群，透过民主程 序而享有正式的发声权力（夏铸九等译，2002：236-238）。可见在 同志社区的营造过程中，除了同志群体自发性的参与、打造消费空间 、乃至於生活文化（living culture）之外，运动领袖登高一呼的号 召，亦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在城市中最显而易见的同志消费空间，莫过於酒吧、三温暖，甚 至是诸如曼彻斯特、伦敦、旧金山、纽约与东京等大城市中，由完整 阵面的同志商店，所构成的同志村落（gay village / Boystown）。 与「性倾向」相关的消费行为，满足的从来不只是「需求」，而是个 体追逐社群与认同意识的「慾望」。是以，在西方城市的同志社区发 展史中，「同志空间」向来与消费行为紧密相连，酒吧与俱乐部既是 次文化活动的论坛，也是让个体经历社会化过程，融入同志次文化的 重要场域，因此使得当代同志文化与消费行为不可能真正分开来谈， 「同志」身分与「消费者」身份的疆界也就渐趋模糊（Haslop, Hill & Schmidt, 1998: 325-326）。不论中外，酒吧与舞厅，往往是自 我认同程度较高同志进行社交的重要场所，吴佳原（1998：67）即指 出：「贯穿整个男同志酒吧变迁过程中的最大意义仍是『集体认同的 空间实际演出』，透过喝酒、唱歌、聊天、跳舞、社交的基本活动， 男同志呈现出不被压抑的文化，并对性／别刻板行为进行解套。」 　　除旧金山之外，Haslop等人（1998）针对曼彻斯特同志社区使用 者进行访谈研究，发现同志社区的规模越大，越能保有同志空间装饰 、气氛、音乐、乃至服务与商品提供的多样性。曼彻斯特的同志社区 以酒吧、舞厅7为核心开始发展，即使难以量化，但从任何角度来看 ，为该地区带来经济发展的冲击，无疑是广泛而巨大的──大抵而言 ，由於同志社群投注於娱乐消费的比重，显然高於同等收入的异性恋 社群，酒吧与俱乐部的设置，引领了区域性的同志社群聚集，也随之 带动了该地区同志相关消费活动的兴盛，包括皮革、服饰、一般出版 品与情慾出版品等商家的进驻。这不仅确保了次文化内部的差异价值 ，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的分众化，因应同志伴侣的需求，财务规划与 金融保险等等业务在此地出现，更进一步影响到曼彻斯特同志的生活 方式。 　　曼彻斯特的官方单位，更有意地以曼彻斯特的男同志社群与同志 品味（gayness）作为都会意象（cosmopolitanism）的代表，进行城 市行销，将曼彻斯特塑造成自由、多元、好品味、丰富而开放的城市 。城市旅游的兴起，带动了曼彻斯特同志村的地产投资，整体城市的 营造正是依循着「同志」而起的，同性恋在曼彻斯特不再与性别偏差 相互连结，透过社区意识的串连与政府的作为，词汇意义在曼彻斯特 获得了翻转，也带动了性别文化的交流互动与城市的复兴（Binnie & Skeggs, 2004: 49-51）。 　　在曼彻斯特同志社区的形成过程中，空间原本只是贩售／消费行 为的物理载体，却进一步将同志文化和消费主义捏塑得更加密不可分 ，甚至成为行销城市的重要卖点。而在伦敦《Gay Times》杂志的案 例中，同志社区的店家除刊登广告外，更协力集结资源，提供与ＨＩ Ｖ与性爱资讯相关的保健指南等等，将该社区串连为一个完熟的同志 资讯／商品消费体系（Hindle, 1994: 12）。事实上，同志在都会空 间中的密度，直接地影响到当地同志空间／地景／消费文化的生成； 曾有论者针对大伦敦地区的同志人口进行调查，估算出该区域的同志 人口比例，可能高达城市总人口的11.9%、甚至17%（Gonsoriek & Weinrick, 1991；Johnson et el, 1992；转引自Hindle, 1994: 11-13 ），尽管抽样方法造成的误差与受访者的出柜疑虑，可能造成对同志 占都会区人口比例的偏误，但同志社群在都会地区的集中现象，确实 不可忽视；都会规模越大，也就可能孕养出更丰沛的同志社群文化。 这也能解释为何台湾地区的同志商圈，最初为何出现在台北，而非其 他地方。 　　综观以上文献，消费空间事实上仍有可能成为市民社会中，作为 一「市民空间」而供认同政治持续发展的根基，然而，迄今国内并无 深入探究消费空间意涵与性／别认同关联的论文；黄煦芬（2002）的 学位论文，仅以量化调查观察同志身分与消费行为的粗略样貌，并未 深化处理认同与决策之间的动态辩证关系。在性意识从同性恋／异性 恋的二元对立更趋分化、多元的今日，个体如何透过消费行为／公共 空间中的主体展演，来彰显、强化其社会认同，进而凝聚出新的社群 感，甚至有无可能导致社会风气与观感的改变，确是值得关注的论题。 　　对於在城市四处散落的同志来说，如果城市中有固定的公共消费 空间，可作为连结社群内外、提供「市民空间」功能的场所，甚至让 同志社群与主流社会的声音在场域中交会，则对次文化／主流文化而 言，皆不啻是一相互交流的契机。 　　无论是旧金山、曼彻斯特、伦敦、乃至於波士顿的同志社区，都 以城市房价较低的没落地带为根基，进而形成一个具备完整供给／需 求功能链的社区。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以男同志消费空间为发展 核心的模式，以及女同志文化在社区内的缺席／隐而不显／晚期发展 ，不可避免地，使得所谓的「同志空间／社区」，看起来更像是「男 同志空间／社区」。资本主义的昌盛，使得（男）同志社群与消费文 化的联结看来只会更加密不可分，在曼彻斯特的成功案例中，「男同 志社区／空间」成为了重要的都会意象，然而，如果我们真的到了连 「性意识」都可以成为商品的时代，那还有甚麽是不可能被「消费」 的？西门红楼商圈的发展史，和曼彻斯特、旧金山又有甚麽异同之处？ -- for your eye only, forwarding and citation are not allowed. -- 这不是一个网志连结。 http://www.wretch.cc/blog/yclo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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