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古代罗马的厕所的一些图片，古罗马厕所不分男女，擦屁股的海绵是公用的。 http://news.163.com/08/0925/14/4MMNA9CH00011248.html 这里转录了北京青年报的文章《生财之道在屎溺 古代厕所财源滚滚》，附有古代厕所、 马桶图及慈禧太后便盆图： http://www.china.com.cn/aboutchina/txt/2008-11/12/content_16750107.htm 生财之道在屎溺 古代厕所财源滚滚 历史上关於厕所问题的记载有很多。有趣的是，在很长时间内，它不仅是服务於人的方 便之所，还是财源滚滚的致富渠道呢。 仓库抑或中转站 积粪贮肥是乡村厕所的重要功能。粪在厕所终身为粪，在田则为肥。肥好，收成就好。 南宋《洛水集·富阳劝农》有记载，“每见衢、婺之人，收蓄粪壤，家家山积，市井之 间，扫拾无遗。故土膏肥美，稻根耐旱，米粒精美。”说的是衢州、金华地区百姓收集 粪溺肥田的积极性很高，以至於家家户户堆积如山，街道因此异常干净，而水稻得益於 粪肥的滋养，根正苗直质量高，产出来的米十分精美。 如此一来，刺激了旺盛的粪溺需求。随着需求日渐增加，单纯依靠农家自身“产出”， 已经无法满足日益扩大的施肥需要。於是，农民们挺起身板，走向市场进行购买，首要 目标便是有着充足供给的城市。对於城市百姓来说，厕所有用而粪溺无用。《梦粱录》 记载，宋代城中就有提供这种服务的职业清洁工，称为“倾脚头”，负责收集百姓倾倒 的粪溺。 这些倾脚头各有固定的服务对象，说得更准确一些应该是“货源”，因为他们一面干着 清洁卫生美化市容的工作，一面转手将收来的粪溺倒卖出去，挣出许多银两。正因为牵 涉着切身收益，所以如同划片送报纸收垃圾一样，倾脚头们各有客户，一般不得越界， 越界就是赤裸裸地抢活，是从人家口袋里抢钱。类似的故事一直存在，近代的情节，可 以参照电影《上海滩》。扮演丁力的刘德华把屎霸头王超抛入黄浦江之後，和兄弟们欢 呼，“以後全上海的屎都是我们倒，那就太妙了……发财啦！” 粪溺在乡村和城市的不同地位，决定了城市厕所跻身在城乡之间，扮演起粪肥中转站的 角色，成为勾连城乡的一条特殊纽带。 由於农家对粪肥的需求常常大於供给，导致粪溺身价扶摇直上。明末的《沈氏农书》提 到，农家多去苏州、杭州买粪。为了节约开支，在采买中特别注意市场价格的波动，并 总结出在4月和10月的农忙时节粪价便宜这一规律，趁此阶段多买储存，以备需求。 大概是出於运量大、成本低的考虑，城市粪溺运往乡村，多走水路。《梦粱录》称，倾 脚头收集的粪溺由“载垃圾粪土之船，成群搬运而去”，源源不断地将城市“排泄物” 运往乡村。《清史稿》记载吴熊光与嘉庆帝谈天，说苏州城的河道里满是拥挤的运粪船 ，哪谈得上风景！一来可见粪肥之多，二来可以看出当时政府管理缺失。由於相当多的 运粪船并非封闭式，装运时又贪多，行船中一旦稍有起伏摇摆，便会溢流泄漏，污染河 水，而那水，是百姓每日淘米洗菜必用。况且，当时这种情景极为普遍，非苏州一地特 有。即使是到了近代，情景依旧。 “臭气难闻的垃圾粪便完全用驳船运出上海，多数驳船是敞开的。”美国人罗兹·墨菲 在《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中说，“在流经市区的各条水道上，这种驳船过去到处可 见。” 公营对私营 《燕京杂记》记载，由於清代北京公厕收费，人们都随地大小便，街道上臭不可闻。到 了清末，在社会改良的风潮中，北京颁布了一系列城市管理法规，其中颁布於光绪三十 四年的《预防时疫清洁规则》规定，“厕所须每日扫除之，不可任其狼藉漫溢，扫除後 以石灰渗入之”，同时规定，“装运粪溺，须用坚固之容器，并覆以密致之盖”，且粪 车粪桶均不得在街市停留。近代天津也有“无论何项人等，均不准在中厕以外出恭，犯 者重罚”的规定，有的市民在路边小便，被捉到即罚洋一元。但规定并没有多大作用， 人们对厕所收费存在着普遍的抵触情绪，於是一边是收管理费，一边是随地便溺，城市 环境卫生并未因公厕和“管理”得到任何改善，反而越来越差。 近代上海修建了真正由政府管理的公厕，而且数量和形式在此後的三、四十余年间都有 相当进步。只是那个时代，城市像日渐膨胀的气球，人口增加飞快。政府管理的公厕， 在数量上不能满足百姓的需要。因此由私人经营的，以集粪为主要目的，兼有社会服务 功能的公共厕所渐渐兴起。据上海卫生档案记载，清末在租界区修建的公厕，即便是临 时厕所，日均都能带来200元的收入，这可以说是明清时期“粪便即金钱”说法的最佳注 脚。20世纪初，曾担任国民革命军连长的李镜龙，仅凭薪俸无法供养全家，“一时受经 济之鞭策，心乱如麻”，辞职後租得公厕一所，竟迅速脱贫致富，後赖此为生达十余年 。如此厚利，自然给私人经营厕所的蓬勃发展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只是私人经营最重成本，大多要等粪溺积存足够数量再行运走，以致厕所卫生相当糟糕 ，严重妨害了城市形象。地方政府的管理措施又只局限於突击性拆毁所谓“秽恶太甚” 的公厕，十有八九没有後继措施，比如修建相当数量符合公共卫生标准的公厕，并加以 妥善管理，以致百姓的生活受到相当影响。这种缺乏服务意识的公共事务管理行为，使 人恼火，也必定是昙花一现、不能长久。果然，时间不长死灰复燃，私人经营的厕所相 继开张，依旧污浊不堪。 到1894年，广东流行的一场瘟疫让与之颇有往来的上海大为紧张，史载“死亡之多，实 从来所罕见”。上海报界首先做出反应，《申报》头版头条《防患未然说》提出上海的 应对策略。此後，又有头版头条载《去秽所以祛疫说》一文，由整治厕所卫生之事为发 端，评论地方政府办事不力，称上海坑厕遍地，“冬月经过其地，则秽气熏人，已不可 耐；若当夏令，则满城皆污秽，即不见坑厕，而秽气亦扑入鼻。观掩而过者，几欲闷死 ”。比之租界大刀阔斧积极有效的治理，文章指责上海地方官办事不力，“独置民事於 不问”，甚至还不如洋人爱民。 公共设施是否完备，最能体现一国文明程度。拆除设施陈旧、条件简陋的旧公厕本是大 快人心之事，但新的也要尽快建设起来。毕竟，“破旧”的根本目的在於“立新”，只 有如斯，才算是服务到底，功德圆满。（孙雅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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