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便将刚写好不久的资料补充上去，苏轼所得罪之人实在不少。 近读钱锺书先生之名着谈艺录一书，至第二十一则〈朱子论荆公东坡〉是条，有 「盖以东坡为人放荡，持身不如荆公之饬」该句，个人对该句深感好奇，乃进一步探 讨，了解何以锺书先生以如是之语论定东坡。今将部份内容摘录出来。(文章部分内容 观点引用本版他人论点~~应该是MRZ大神吧) 近人书写苏轼传记最有名者，当推林语堂所写的苏东坡传，林氏将苏推崇至极，有如是言 ： 　　 像苏东坡这样富有创造力，这样守正不阿，这样放任不羁，这样令人万分倾倒而又望尘莫 及的高士，有他的作品摆在书架上，就令人觉得有了丰富的精神食粮。……苏东坡的人品 ，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 。 林氏虽如此高价评论东坡，但若翻及《宋史》卷三百三十八列传第九十七苏轼（附苏 轼子过）内容，在文章之末有如是值得深思文句： 或谓：「轼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虽然，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 轼哉？ 林语堂所写的苏东坡传对於苏轼评价宋代之後的文人相同，宋之後的历代文人因苏轼的才 气纵横，且其文、词、诗、论等皆为後人学取之对象，是以评价皆不太苛刻，多少为苏轼 区护，甚至反过头来数落陷害苏轼之人。但透过宋代文人笔记所记录有关苏轼的事蹟到可 以比较清楚了解苏轼的为人。且再以史综观苏轼的一生，可以发现它不仅不容於新党，更 不被旧党所接受，而二程对於苏氏也颇有微词，认为他太过轻浮傲物。而苏轼所得罪者有 君子，亦有小人，君子固然处事公正，不会特意为难他，但小人则往往藉机泄其私愤，甚 至非置苏轼於死地不可。苏轼所得罪的君子方面如王安石，後者就属新党中晚期的代表人 物了。 苏轼与二程不合，对於二程的思想颇讥笑之。而苏轼之用语又颇尖酸刻薄，另受者闻 之极为不悦，此可以举下面两则例子作为说明： 《皇宋治迹统类》： 明堂降赦，臣僚称贺讫，两省官欲往奠司马光。程颐言：「子於是日，哭则不歌。岂可贺 赦才了，即往吊丧？」坐客有难之曰：「孔子言哭则不歌，即不言歌则不哭。」苏轼遂戏 程曰：「此乃枉死市叔孙通所制礼也。」众皆大笑。结怨之端，盖自此始。 这一则是记载司马光过世後，刚结束明堂祭祀大典的群臣欲去吊丧，但程颐认为不合孔子 「於是日，哭则不歌」的规矩，阻止大家去吊丧。苏轼听後，即嘲笑程颐说：「这是枉死 市上叔孙通制订的礼。（意指程颐是腐儒）」。在这件事情後，苏轼与程颐二人即种下不 和的种子。苏轼以「此乃枉死市叔孙通所制礼也。」嘲笑程颐是腐儒的话，实是尖酸刻薄 ，且苏轼之嘲笑程颐，亦非只有此事，如下面此则之记载。 《程子微言》：他日国忌，祷於相国寺，伊川令供素馔，子瞻诘之曰：「正叔不好佛，胡 为食素？」正叔曰：「礼，居丧不饮酒食肉，忌日，丧之余也。」子瞻令具肉食，曰：「 为刘氏者左袒。」於是范淳夫辈食素，秦、黄辈食肉。 此则记载某一日国家忌日时，相聚於相国寺中举行祭祀典礼，程颐命人提供素食，苏轼知 道後便质疑程颐既不信佛，何必食素。苏轼此番话大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意味在，颇有 抓人把柄而穷攻之的心态。程颐听後，引经据典地解释说：「礼法：守丧不可饮酒吃肉； 忌日，是丧事的延续。」但苏轼听完程颐此番话後反刻意唱反调，令人准备肉食，并道： 「为刘氏者左袒！」摆出一付像汉朝吕氏、刘氏决斗时一样紧张的场面。於是各个大臣， 只好被迫表态，苏轼的弟子秦少游与黄庭坚既见老师如此讲，也只好吃肉。如此一来，洛 蜀两党无形中也就更加的对立了。而苏轼在此事件中，刻意与程颐意见相左，实流於不必 要的意气之争。但个人猜想苏轼屡与程颐为难，虽多少不喜其迂腐严肃个性，也与程颐排 佛有关，这在前文中已经提及，洛学与蜀学二学派的特性，可以供作参考。 苏轼不止与二程不合，亦多少因其年少轻狂而侮慢同侪诸人，如《铁围山丛谈》有是条 之记载： 东坡公元佑时既登禁林，以高才狎侮诸公卿，率有标目，殆遍也，独於司马温公不敢有所 重轻。一日，相与共论免役差役利害，偶不合同。及归舍，方卸巾弛带，乃连呼曰：「司 马牛，司马牛！」 「以高才狎侮诸公卿，率有标目，殆遍也」一句言苏轼为诸大臣取不雅绰号昵称，虽 有夸张过语之可能，但此则之记载以可以了解何以苏轼会得罪众多大臣，盖得罪一人非单 只是得罪一人，连带此人之同侪好友亦得罪矣！ 东坡言语不收摄，意无所惮之特质与个性在其赴京应试时所写的策论已然透出，然此 事却被传为美谈： 《石林燕语》 苏子瞻自在场屋，笔力豪骋，不能屈折。於作赋省试时，欧阳文忠公锐意欲革文弊，初未 之识。梅圣俞作考官，得其《刑赏忠厚之至论》，以为似孟子。然中引皋陶曰：『杀之』 三，尧曰：『宥之』三」，事不见所据。亟以示文忠，大喜。往取其赋，则已为他考官斥 落矣。即擢第二。及放榜，圣俞终以前所引为疑，遂以问之。子瞻徐曰：「想当然耳，何 必须要有出处。」圣俞大骇。然人已无不服其雄俊。 《老学庵笔记》： 东坡先生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有云：「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 尧曰：『宥之』三。」梅圣俞为小试官，得之，以示欧阳公。公曰：「此出何书？」圣俞 曰：「何须出处。」公以为皆偶忘之，然亦大称叹，初欲以为魁，终以此不果。及揭榜， 见东坡姓名，始谓圣俞曰：「此郎必有所据，更恨吾辈不能记耳。」及谒谢，首问之，东 坡亦对曰：「何必出处。」乃与圣俞语合。公赏其豪迈，太息不已。 《诚斋诗话》： 欧公知举，得东坡之文惊喜，欲取为第一人；又疑为门人曾子固之文，恐招物议，抑为第 二。坡来谢，欧公问：「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见何书？」坡曰：「 事在《三国志‧孔融传》注。」欧阅之无有。他日再问坡，坡云：「曹操以袁熙妻赐子丕 （指魏文帝曹丕），孔融曰：『昔武王以妲己赐周公（对曹操的讽刺）。』操问：『何经 见？』融曰：『以今日之事观之，意其如此。』尧、皋陶之事，某亦意其如此。」欧退而 大惊曰：「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想当然耳」一句回答虽传为美谈，然实亦因主考官为欧阳修与梅圣兪二人之成全，二人 素有雅量与惜才之心，不以为忤，且欧公当时欲改革文体，对於东坡自本较偏爱，故反推 许之。若他人为主试者，得否能如此，亦甚难传为美谈也，或反可能斥之为信口雌黄。在 《河南邵氏闻见後录》一书中有是则记载，或许可以了解苏轼之文亦未必受到众人之推许 ： 《河南邵氏闻见後录》： 东坡中制科，王荆公问吕申公，「见苏轼制策否？」申公称之。荆公曰：「全类战国文章 。若安石为考官，必黜之。」故荆公後修《英宗实录》，谓苏明允有战国纵横之学云。 苏轼自己多少也了解自身的个性，其在「论边将隐匿败亡宪司体量不实札子」文中，承认 自己「受性刚褊，黑白太明，难以处众」，此番自我评论的话倒是十分诚实。苏轼虽与新 党不和，屡遭新党政治上的迫害，但新党中的章惇这一位重要人物却不得不提及，盖因章 惇与苏轼年轻时实为好友，这在宋人许多笔记中都有提到二人交情之好，例如 《道山清话》： 章子厚与苏子瞻少为莫逆交。一日，子厚坦腹而卧，适子瞻自外来，摩其腹，以问子瞻， 曰：「公道此中何所有？」子瞻曰：「都是谋反底家事。」子厚大笑。 《高斋漫录》 苏子瞻任凤翔府节度判官，章子厚为商州令，同试永兴军进士。刘原父为帅，皆以国士遇 之。二人相得欢甚，同游南山诸寺。寺有山魈为祟，客不敢宿。子厚宿山，魈不敢出。抵 仙游潭，下临绝壁万仞，岸甚狭，横木架桥。子厚推子瞻过潭书壁，子瞻不敢过。子厚平 步以过，用索系树，蹑之上下，神色不动；以漆墨濡笔大书石壁上，曰：「章惇苏轼来游 。」子瞻拊其背曰：「子厚必能杀人！」子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拚命者能杀 人也。」子厚大笑（此则同见《宋史》章惇本传） 《耆旧续闻》 子厚为商州推官，时子瞻为凤翔幕佥。因差试官开院，同途小饮山寺。闻报有虎者，二人 酒狂，因勒马同往观之。去虎数十步外，马惊不敢前。子瞻云：「马犹如此，着甚来由。 」乃转去。子厚独鞭马向前去，曰：「我自有道理。」既近，取铜沙锣於石上颠响，虎即 惊窜。归谓子瞻曰：「子定不如我！」…… 由上面的记载，章惇与苏轼感情之好，同相交游这是大家所知道的。而章惇亦曾挽救过苏 轼之命，苏轼当年受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後，王珪以苏轼诗句中的「此心惟有蛰龙知」欲 陷害他，置之於死地。〈由此亦可知苏轼平常得罪之人恐怕不少，已经被贬到黄州当团练 副使如此卑微的小官，还是不放过他〉当时满朝大臣无人为苏轼说情辩解，只有好友章惇 为苏轼澄清求情，这在北送王巩所写的＜闻见近录＞有记载： 王和父尝言：苏子瞻在黄州，上数欲用之，王禹玉（王珪）辄曰：「轼常有『此心惟有蛰 龙知』之句，陛下龙飞在天而不敬，及反求知蛰龙乎？」章子厚曰：「龙者非独人君，人 臣皆可以言龙也。」上曰：「自古称龙者多矣，如荀氏八龙，孔明卧龙，岂人君也？」及 退，子厚诘之曰：「相公乃覆人家族邪？」禹玉曰：「此舒亶言尔。」子厚曰：「亶之唾 ，亦可食乎？！」 从此则之记载，可以了解章惇挽救的不只是苏轼之命，亦挽救了苏轼全族几百口的性命。 但到後来，连章惇都与苏轼反目成仇，此中原因恐怕全非章惇的问题了。在宋哲宗元佑年 间，有两件事情彻底让二人决裂，这起因於苏轼批评章惇的书法，再来即是苏轼在赠送给 章惇的诗句中，触及到章惇不愿为他人提及的事情，遂使章惇从此与苏轼决裂。这是苏轼 恃才傲物、不懂做人细节的个性反应。关於苏轼批评章惇的书法记载在北宋末年曾敏行所 写的《独醒杂志》： 　 客有谓东坡曰：「章子厚日临兰亭一本。」坡笑云：「工摹临者非自得，章七终不高尔。 」予尝见子厚在三司北轩所写兰亭两本，诚如坡公之言。 或许有人认为苏轼批评章惇书法并无不妥，但章惇颇以自身书法自许，自号为「墨禅」， 并自认於书法有所得，这件事情在章惇自谓「墨禅」这件事在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有 记载。 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补笔谈卷二之艺文： 章枢密子厚善书，尝有语：「书字极须用意，不用意而用意，皆不能佳。此有妙理，非得 之於心者，不晓吾语也。」尝自谓「墨禅」。 苏轼固然於书法上的天份与造诣甚高，但以此来贬低好友得意爱好之物，突显自己的高格 调，令闻者有轻蔑之感，这种行为在今世即使是好友，也不会有如此的言行的，东坡之恃 才傲物，出口之无遮拦，不考虑对方感受，如此可见，自然引起友谊的裂痕。第二件事情 就是东坡无意碰触到章惇的疮疤，这件事情终於让章惇友情破裂，不在把苏轼当作好友对 待。这件事情记载在《道山清话》中， 《道山清话》： 章子厚，人言初生时，父母欲不举，已纳水盆中，为人救止。其後，朝士颇闻其事。苏子 瞻尝与子厚诗，有「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犹爱水云乡」之语。子厚谓其讥己也，颇不乐 。 章惇之出身其实有难以告人的过去，他是其父亲章愈与其乳母的私生子，此在过去的社会 不被见容，被视为乱伦之举，如後世的郑成功知道郑经与郑经自己的乳母相通而生下郑克 臧时，气的下令要处斩他。章惇在这种关系下出生，其父母在当时想把章惇淹死，这是章 惇最痛苦的一件事情，也是最不愿为他人所知道及提起的事情，苏轼所写的这首诗中，大 概无意中让章惇联想到此事，以为苏轼讥笑自己，即使苏轼并无讥笑的本意，但竟让章惇 如此多疑，可推想苏轼大概平日对於章惇讥笑绝非一二，而平日的讥笑累积久之後也让章 惇怀疑苏轼写给他的诗句别有含义了。 到了元佑年间，章惇因为新党之人，再加上触犯高太后，被贬到汝州，等到哲宗亲政，开 始重用新党，新党遂得以回报旧党昔前的压抑与报复，苏轼虽然与旧党有所区隔，在新旧 两党间都不讨好，自成蜀学一派，但是因昔前反对新政，同样被新党得势大臣列入打压之 中，再加上他自身平日持身即不严谨，於同僚多所得罪，被整肃贬谪也是自然了。此时的 苏轼在章惇眼中无荡然无友情之存，只剩下一个旧党名号，当章惇听到苏轼在惠州过的尚 好，遂又让他在贬南窜於海南，此事记载於《舆地广记》、《艇斋诗话》中。 《舆地广记》： 东坡谪惠州，有诗云：「为报先生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诗传京师，章子厚耳：「 苏子瞻尚尔快活！」乃贬昌化。 《艇斋诗话》： 东坡海外（海外应作岭外）上梁文口号云：「为报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章子 厚见之，遂再贬儋耳，以为安稳，故再迁也。 章惇後来对苏轼之如此刻薄，多少为报当年积恨，这些事情，苏轼多少要为自身言行负责 任。苏轼言行让其自身屡遭贬谪，亦连累其门人弟子，如秦少游、黄庭坚等，钱锺书先生 言东坡「为人放荡，持身不如荆公之饬」，实有其根据，非是乱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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