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chengweiliu.spaces.live.com/blog/cns!35957010C48A528C!2894.entry 人有意识地为自己活着，但却同时是一个完成人类历史普遍目的无意识的工具。 托尔斯泰 人类社会的纷扰从来没有暂歇过，这些纷扰让多少人投注毕生精力只为争得一时 的名利。但有没有可能这些个体的争名夺利到头来只是为了完成一个更大的总体 历史目的？这其实不是一个新问题，时势造英雄或是英雄造时势本来就是一个难 解甚至无解的谜。本书作者并没有回答这个「历史目的」可能为何，但他们为「何 以中国从秦至清初的封建社会得以存在两千年而几乎一致?」的问题提供了一个 相当科学的解答。用最浅显的方式说，秦至清初的中国社会像一台可以设定自动 重开机的电脑，当系统不稳定到一个程度，其会自动重新开机以回到初始设定的 状态。系统的支柱有三：大一统帝国官僚制度、地主经济和儒家意识型态，重开 机机制就是每两至三百年的农民大起义。这样的「超稳定系统」让中国得以维持 几乎相同的体制达两千年之久，直到西风东渐为止。 系统三个支柱的互相协调是系统得以保持运作的基本要求，其分别由政治结构 (中央集权)、经济结构(地主经济)和意识型态结构(儒家文化)构成。每个结构都有 相互牵连和影响的关系。中央政府赋予儒家思想正统的地位，而儒家进一步巩固 了中央集权和君权天授的思想。此外，每个家族都可以说是朝廷的缩小版，在儒 家中的君臣父子观念是相当首要的，因为从家族里就可以建立宗族族长制，那教 育出来的儒生自然也会在未来侍奉身为国家大家长的皇帝。 宗族制也可以说明了地主经济和儒家思想的关系。地主经济相对於西方封建领主 经济最大的不同在於，在中国佃农和地主的关系是雇佣而非西方的奴俾，中国地 主是不能随意处置犯罪的佃农，必须要到官署控告，这也说明了中央集权的落 实。而地主靠着族田和佃农上缴的租金维持整个宗族的经济实力，但政治实力要 靠着不断培养年轻子弟上京应考，取得功名在朝当官，年老回到乡里担任仕绅， 这些都是巩固宗族繁盛的必要条件。管理中国一个最大的疑问就是中国这麽大， 这麽有限的官僚数目怎麽可能管理呢？妙着就在於依靠儒家意识型态的操控，每 个士人一辈子都心向朝廷，就算到了退休还是以乡里仕绅的角色协助官府延续中 央政府的管控，当然也继续鼓励宗族後进服从中央政府并考取功名。「书中自有 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确是这样系统联系下最好的写照。 但随着朝代逐渐老化，系统间的联系会开始出现一些不稳定因素，作者称之为「无 组织力量」，最具代表性的无组织力量就是贪污和土地兼并。这可以以政治结构 和经济结构的互动来说明。朝代之初，前朝的地主都被杀光了，人口在动乱後也 少了大半。幸存的人们可以各自划地成为自耕农，或是集结四散的族人重新开始 宗族的经营，这时大多数农民都属於自耕农。随着时间演进，以宗族为首的地主 势力大增，不论在经济实力或是政治实力上，这些宗族於是开始兼并土地。中央 政府在开国之初几乎都不准土地的买卖，但是这些宗族随着他们在中央政府掌控 权力，这些开国宣示逐渐变成空话。随着政府经营效率的下降和贪污的程度上 升，一般没有宗族支持的自耕农越来越难以自立更生，最能够安家立命的方式就 是将土地卖给宗族地主而区当佃农。所以佃农大量增加而自耕农大量减少多半是 朝代迈入中期的证据。 很多朝代都有中兴的纪录，作者分析这是因为当时无组织力量尚在可以宣泄和补 救的程度。中央政府尚未被宗族所代表的既得利益者完全掌控，佃农在地主手下 又仍然能得到温饱。但到了朝代晚期，无组织力量已经强大的任何改变都会是徒 劳无功。在中央政府既得利益团体把持朝政，中央政令无法下达；地方也被宗族 地主所操控，宗族地主税收部分无法有效上缴的情况下，为了徵收因零星叛乱而 增加的税收，官府只能再进一步剥削剩下的自耕农。这一的结果就是官逼民反： 剩下的自耕农算盘拨一拨，大不了横竖一死，被你官府打死还不如我揭竿起义图 个痛快。於是，当无组织力量成长到一个程度，农民大起义於是反噬压榨他们的 宗族地主与地方政府。 农民起义对中央和皇帝通常还心存寄望，他们最直接的发泄对象都是地方官府、 政府鹰爪和地方宗族。史册上记载农民起义常伴随着官府人员连夜逃跑，然後地 方宗族整个被灭族。若只看到农民起义的惨忍，那可能就忽略了农民大多时候都 是被压榨的事实，还有农民大起义更重要的作用：去除无组织力量以恢复超稳定 系统的初始状态。无组织力量的两个源头在农民大起义几乎都必然被消灭，贪污 和土地兼并随着宗族的破败也回归原点。起义结束的农民依然被儒家意识型态所 掌控，他们是不得不起义，心中希望的还是有天子朝廷来领导，还有拥有自己土 地的庄稼生活。多半农民起义完的朝代元老也的确能够回应这样的需求，於是乎 开始了另一个超稳定系统的循环。 这样的超稳定系统带给了中国两千年的相对西方稳定的璀璨文明，但缺点也是显 而易见的。诚如作者所言，这样的系统让中国封建社会沈浸在烂熟的文明中，失 去了新生活方式的追求。中国文化是一个维护皇帝、圣人、老人、祖宗的绝对权 威和古老传统生活方式的社会，从这个角度就不难理解为什麽西方文明为什麽对 中国的文明冲击有这麽大，因为超稳定系统只能处理系统内生的问题，而处理不 了外生的侵扰。作者的下一本书更有趣也更具争议性：开放中的变迁。其试图将 清末至共党专政的历史一样纳入他们的大历史观中，不过那是另一篇的故事了。 用「超稳定系统」来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确很具说服力，每个历史环节几乎都被 合理化了。但吸收了这样的想法後不禁心里揣揣，如果历史的进程真如作者所 言，那这样的超稳定的系统一开始是如何被创造的呢？而中国两千年历史中的种 种事件和人物，他们的作为和反应我们又该如何来解读呢？吊诡之处在於，一个 有说服力的历史理论更让人觉得人类的渺小与无知，更觉得眼下世界的纷扰是多 麽的不值。如果说要给这本书一个我主观的心得的话，就是我了解他们的解释也 愿意接受中国历史可以这样被解释。但我相信未来不会就此被决定的，过去能被 解释不代表未来就可以被预测。说到底，我仍是自由意识的服膺者和决定论的反 对者。 後话。这两位作者是一对夫妇，是中国的知名学者。因为这本书及相关着作被斗 争和查禁，在六四後逃到香港，目前均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我和他们通过信， 十分佩服他们做学问的坚持与果敢。花了十年时间才完成这个前无古人的大历史 理论，连黄仁坚的作品都为之逊色。要做出色理论是必须要有决心、毅力和勇气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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