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梁羽生合论 ◎佟硕之 　　武侠小说既是揭出「武侠」二字，表明它与别种小说不同，不妨就从这两个字 谈起。 　　一般读者爱看武侠小说，原因之一，恐怕就是为了追求刺激，作者笔下打得越 紧张，读者也就读得越「过瘾」。报纸上连载的武侠小说，常常一打十天半月，恐 怕就是为了迎合读者这种心理。尽管用正统的文艺批评标准来衡量，这些冗长的武 技描写，实在很难找出什麽艺术价值，甚至简直可说是「胡扯一通」，但作者们也 不能不「明知故犯」了。 　　我和金、梁也是相识的朋友，据我所知，他们都是文质彬彬的书生，对武技恐 怕都是一窍不通。梁羽生就曾在武技描写上闹过笑话，他最初写武侠小说的时候， 大约是因为不懂得如何描写武技，而又想写得细致一些，有两段是写太极剑和判官 笔的，可能他根本就没见过判官笔；太极剑是怎样使法，他也不知；於是便在白羽 的小说里找到两段关於判官笔与太极剑的描写，稍稍改动几字，便照抄无误。结果 给懂得武技的人在报刊指出，说他抄袭已然不妥，改动白羽原文之处，恰恰又改得 不对，笑话一番。 　　我也认为不妥，但我不认为这是了不起的大毛病（即使对梁羽生的初期小说而 言）。谈到「抄袭」，中国文学史上的江西派，说句笑话，就等於是提倡公开抄袭 的。江西派在宋代诗坛居於盟主地位，执诗坛牛耳二百多年。宋代的许多大诗人如 黄庭坚、杨万里、陆游、范成大等等，都是属於江西诗派的。这一派人认为点窜别 人的诗句叫做「夺胎」，借用前人的诗意叫做「换骨」，只要把别人诗句随便改动 几字便当自己的作品。例如黄庭坚把李白诗「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只改成 「人家围橘柚，秋色老梧桐」；把白居易的诗「百年夜分半，一岁春无多」，添上 几字，改成「百年中去夜分半，一岁无多春再来」，就当作自己的作品了。这种「 点窜」前人诗句据为己有的风气在宋代盛极一时，可以追溯到江西诗派未成立之前 ，如黄庭坚的老师苏东坡，也曾有过把蜀主孟昶的诗句，稍为增添改动，而写成了 那首为人熟知的「洞仙歌」词的例子。 　　我要说明我并不同意江西派的主张，黄庭坚、陆游等大诗人的最好的作品也不 是他们「点窜」前人的作品。我只是认为在一部几十万字的武侠小说中，只要作者 有他自己的新创造，那麽即使在武技描写中有几段文字抄用前人之作，也就不能算 是什麽了不起的大毛病。 　　不过，虽非大毛病也是小毛病，毛病总是改了的好。当时的批评，我看对梁羽 生还是很有益处的。在他後来的作品中，已经是认真的接受了人家的批评，比较肯 花心思去想一些新鲜的武技描写了。批评家们其後也曾在报刊上指出这一点。 　　但话说回来，武技描写，我看不只对梁羽生是一个难题，它本身就是武侠小说 难以克服的弱点，一来真正懂得武技的武侠作家，恐怕是凤毛麟角；二来就算真是 懂得，如实的描写正常武技，正所谓「画鬼容易画人难」，写起来只怕也难生动有 趣。读者未必赞你内行，反而可能感到沉闷。 　　前辈武侠作家中，郑证因是懂得一点技击的，他的「鹰爪王」关於武技的描写 最多，但读起来许多人都有枯燥乏味之感。白羽的武技描写很生动，主要是他描写 动手时的气氛写得好。据我所知，白羽本人不懂技击，而是有一个懂得技击的朋友 和他合作的。後来那个朋友不在了，前几年他给香港一家报纸写武侠小说，就几乎 简直没有武技描写。 　　正常的武技描写既是吃力不讨好，於是近年来的「新派武侠小说」就出现了一 个开倒车的现象，即由「武」而「神」，种种离奇怪诞的「武功」在小说家笔下层 出不穷，即如金、梁，亦不自觉的走上这条歪路。 　　老实说，大多数读者恐怕都是抱着「姑妄言之姑听之」的态度，明知这些关於 武技武功的描写不合情理，只要看得「过瘾」，就乐於看下去的。但作为一个武侠 作者，尤其是像金、梁两位，多少有志於把武侠小说的水准提高，跻进文艺领域的 作者，假如也是随俗浮沉，流於神怪，那就未免太可惜了！ 　　梁羽生的初期、中期小说（「白发魔女传」之前是初期，「白发魔女传」至「 冰川天女传」是中期，以後是近期。这是我根据他小说的演变给他划分的。可能不 很恰当。），武技的描写也有夸张得「离谱」的地方，但总的说来，还算是「正派 」的。到了「冰川天女传」之後，什麽冰魄神弹、修罗阴煞功等等一出，就已经沾 上了神怪的气味了。 　　有人认为「神怪」也未必就是没有艺术价值，「西游记」还不神怪？却也是宝 贵的中国文学遗产。武侠小说应该容许幻想。但我以为武侠小说毕竟不是神话小说 ，西游记写的是「神」，或「半人半神」，武侠小说写的是「人」，性质不同，不 能混为一谈。武侠小说的幻想可以用於其他方面，例如梁羽生笔下的英雄到珠穆朗 玛峰探险，就是可以开拓读者心胸的幻想，至於「乜乜神功」之类，我看还是少写 为佳。 　　金庸初期的小说（在「射鵰英雄传」之前），大体上也还是正常武技的描写， 笔下的英雄尽管招数神妙，内功深厚，也还不能算是离谱。到「射鵰」之後，则越 来越是神怪，其神怪的程度，远远超过了梁羽生。「射鵰」中的西毒欧阳锋用头走 路，手下蛇奴驱赶蛇群从西域来到中原；「神鵰侠侣」中的寿木长生功、九阴神功 、九阳神功，以至现在「天龙八部」中的什麽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功等等都出来了， 真是洋洋大观，就差没有「白光一道」了。（「天龙八部」中的六脉神剑，能用剑 气杀人，也近乎放飞剑了。） 　　其实即使漫无边际的幻想，也是有时而穷，神神怪怪，变来变去，渐渐也就变 不出什麽新花样的，於是就互相模仿抄袭，谁有较为新鲜的怪招一出，就群起而仿 之。金庸曾在报上撰文，谈及「新派武侠小说」的流弊，也曾指出这一点。这确是 目前武侠作者所犯的通病，即以金庸自己而论，也是不免。他的「天龙八部」前不 久刚写过一段情节，一个武功极低的少林寺小和尚，突遇奇缘，得逍遥派一个武功 极高的人，把几十年的功力都送给了他（功力怎麽能送给人呢？据说是那高人和他 以头碰头，在他天灵盖一撞，功力就全部过去了云云），於是这小和尚登时就成了 一流高手。这真是怪得难以思议。但这个怪诞的传功办法乃是台湾武侠小说家卧龙 生的创作。卧龙生有一部小说「玉钗盟」，书中主角徐元平就是得到少林寺一个功 力极高的老和尚，用开顶大法将几十年功力送了给他，於是老和尚坐化，徐元平则 成了一流高手的。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武侠小说的神怪写法，已经是走进了死 胡同，越走越窄了。所以即使是金庸这样一位最擅长於构思的作家，也难免有想不 出新招之苦。 　　神怪的路子越走越窄，而正常武技的描写又是吃力不讨好，那麽该怎样满足读 者要求刺激的心理呢？是不是既可兼顾读者的要求而又使武技描写也多少有点艺术 性？武侠作家不乏聪明才智之士，本用不着我这个外行人借箸代筹，但我也不妨贡 献一点外行的不成熟意见。 　　我想先举出金、梁作品中，我认为两段最出色的打斗情节来说明问题。 　　金庸「雪山飞狐」中苗人凤与胡一刀的比武，两人生死决斗又惺惺相惜，白天 激战，晚上抵足而谈，比武历时三日，每日都有不同的变化。除了两个主角之外， 并穿插以周围的人各式各样的活动。在比武过程中突出了主角的性格，描写了周围 的人物，渲染了现场的气氛，又从正面侧面，或淡描、或浓抹的勾勒了主角高明的 武艺。读者看得紧张、「过瘾」，这一大段高明的描写，就丝毫没有神怪气味！ 　　梁羽生「白发魔女传」中，女主角玉罗刹大闹武当山这段打斗情节，与金庸那 段苗、胡之斗也有异曲同工之妙。玉罗刹上山寻觅情人──武当派掌门弟子卓一航 ，与他的五个师叔展开恶斗，打斗过程中描写了爱情的纠纷，将男主角的柔懦，女 主角的刚强作了鲜明的对比。随着战情的拉锯，细致的刻划了他们内心的变化，不 但男女主角的性格凸出，陪衬人物武当五老的性格也跃然纸上。在这场打斗中，还 写出了新旧思想──维持正统与反正统的思想冲突。写得颇有深度，也颇有艺术性 ，读者看得同样紧张「过瘾」。 　　从他们这两个成功的例子看来，可见武技描写，并非定要流於神怪才能吸引读 者的。依我看来，甚至冗长的武技描写也可以大大减少，多用笔力布置战斗前的气 氛，在战斗过程中再与人物的性格、故事的情节配合得丝丝入扣，那就是上乘之作 了。当然，这样写法须得武侠作者更多去动脑筋。 　　谈了「武」，再谈「侠」。我以为在武侠小说中，「侠」比「武」应该更为重 要，「侠」是灵魂，「武」是躯壳。「侠」是目的，「武」是达成「侠」的手段。 与其有「武」无「侠」，毋宁有「侠」无「武」。武功好的侠士自是相得益彰，但 没有武功的寻常人也可以成为「侠」。与金、梁二人某一时期并称「三剑」的百剑 堂主，在「三剑楼随笔」中曾有一篇文章题为「傅青主不武而侠」，是谈及梁羽生 「七剑下天山」这部小说中傅青主这个人物的（梁把傅写成武功极高，但侠气却不 显），就多少说明了这个道理。 　　读者们欢迎武侠小说，另一个原因恐怕就是喜见抑强扶弱，行侠仗义的人物。 可惜的是，许多武侠作者着力於创造离奇的武功，却忘记了武侠小说还有一个「侠 」字。 　　金庸初期的武侠小说并没有忘记一个「侠」字，可惜越到後期，就越是「武多 侠少」，到了如今他所写的这部「天龙八部」给人的感觉已是「正邪不分」，简直 没有一个人物是可以令到读者钦敬的侠士了。 　　朋友们读金庸的小说，都有同一的感觉，「金庸写反面人物胜於写正面人物， 写坏人精彩过写好人。」这个特点是一开始就有了的，越到後期越为显着。「书剑 」中反面人物的代表张召重写得要比正面人物的代表陈家洛精彩；「碧血剑」中邪 气十足的金蛇郎君，等於曹禺「日出」中不出场的「金八」，也写得很是成功，正 面人物的袁承志相形之下反见逊色。到了如今的「天龙八部」，写恶人一个比一个 「恶」，笔下人物种种阴狠残毒的性格，发挥得淋漓尽致，香药叉木婉清之後有天 下四大恶人，四大恶人之後有星宿派的老妖丁春秋，一个接着一个登场，妖氛满纸 ，令人叹为观止。 　　把坏人刻划得入木三分，那也是艺术上的一种成功。问题在於如何写法，揭发 坏人应该是为了发扬正气，而切忌搞到正邪不分，那就有失武侠小说的宗旨了。 　　假如把金庸的武侠小说，将「倚天屠龙记」作分界，划分为两个阶段，我们可 以相当的清楚看出前後两个阶段的不同。 　　前一阶段，尽管金庸写反面人物比较成功，这只是他塑造人物的手法上有长有 短，但正邪之分，忠奸之别还是清清楚楚的。「书剑恩仇录」中红花会这帮人物是 正，清廷的一帮鹰爪是邪；「碧血剑」中赞助李闯王抵抗外族侵略的袁承志这帮人 是正，通番卖国的一班奸人长白三英、曹太监是邪；「飞狐外传」中的苗人凤、胡 斐等人是正，清廷权贵福康安，土豪恶霸凤人英和串通清廷谋害侠义道的田归农等 人是邪；「射鵰英雄传」中的郭靖虽曾一时胡涂，後来毕竟也成为抗敌保国的大侠 ，郭靖、洪七公等人是正，认贼作父的杨康、私通金国的裘千仞等人是邪……正邪 之间，毫不含糊。 　　当然区分正邪的尺度可能因各人的道德观念、是非标准等等而有所不同，似乎 以前也曾有人指摘过「碧血剑」中的高人不应追随闯王的，这是是非标准不同之故 ，孰是孰非，不拟在此深论。我所要说明的一点是，金庸在前期的作品中，正邪有 别，善恶分明，这说明他心目中自有一套是非的标准，通过他的作品体现出来。而 这套标准，依我看来，也是绝大多数读者可以接受，而符合中国社会一般人所公认 的道德标准的。 　　有一种文艺理论认为，人性复杂，倘若是非分明简单化了，就会减损了艺术价 值。依我看来，恰恰相反，即以金庸的武侠小说而论，他的前期作品，艺术价值也 要比後期的高得多。如「书剑」中香香公主以血来提醒陈家洛，叫陈家洛「不要相 信皇帝」，打破了陈家洛对敌人所存的幻想（书中陈家洛是乾隆皇帝的弟弟），就 颇有感人的气氛与艺术深度。「飞狐外传」中金庸利用佛山的民间传说，刻划了凤 人英这麽一个土豪恶霸的形象，在凤人英的对面，则描写了胡斐的侠骨，发誓要为 被凤残杀的穷人报仇。是非分明，艺术价值又何尝减了？相反的，在近期的作品中 ，由於正邪不分、是非混淆，也就消失了感人的艺术力量了。 　　由於是非不分而消失艺术感染力的，我可以在他近期作品中，举一个显着的例 子。「天龙八部」中的乔峰，是金庸在这部小说中（到现在为止）最着力刻划的一 个人物，他是契丹人，父母因误会而被汉族的英雄所杀，英雄们发现杀错人之後， 将他交与一个善良的汉族农民抚养，长大後为丐帮帮主，丐帮发现他是契丹人，将 他驱逐出帮。乔峰心怀愤怒，誓报父母之仇，於是有一次独闯聚贤庄的英雄宴，大 杀宋国的忠义之士，与旧日的朋友乾杯，说「从今之後，你杀我不是忘恩，我杀你 不是负义！」於是就把丐帮昔日的兄弟也大杀起来。故事再写，乔峰的父亲当日其 实未死，於是这个人又杀抚养乔峰的义父（即那个善良农民），乔峰的恩师（少林 寺长老）等等。 　　金庸这个故事所要着力表现的是：一、人性的邪恶，二、契丹和中国，两国的 人彼此仇杀，原因只是由於一个狭隘的民族观念，实在难说谁是谁非。故事中，他 还通过宋国官兵也同样劫杀契丹百姓，而渲染了这点。 　　当真是「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吗？大是大非，总是能够分别的。我们都读过 一点中国历史，总会知道契丹是侵略者，是侵略者即「非」，是抵抗侵略者即「是 」。至於宋兵也有劫杀契丹百姓的，那当然也该谴责，但这却不能改变了侵略与被 侵略的本质，也即是不能改变是非敌我的标准。抵抗侵略，决不能归咎於狭隘的民 族观念。描写两国百姓的仇恨互杀而模糊了敌我观念，这个恐怕大多数读者就很难 同意了。金庸前期作品「神鵰侠侣」中，曾借郭靖之口说过一句大义凛然的话：「 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而在「天龙八部」中，却又捧大杀宋国忠义之人，官居契 丹南院大王（仅次於契丹皇帝的统治者）的乔峰为英雄，这种混淆是非的刻划，与 他前期作品相去远矣。 　　故所以在聚贤庄之会中，金庸虽然着力刻划了乔峰的英雄气概，公平来说，气 氛也渲染得很是紧张刺激，是通过了艺术手法的。但无论如何，总是不能引起读者 的同情，得到读者的共鸣。读者甚至会有这样的疑问：「作者是否要借聚贤庄中的 酒杯，以浇自己胸中的块垒？」这就是由於不分大是大非，以至减损了艺术感染力 的例子。 　　依我看来，金庸的武侠小说似乎还应该回到「书剑恩仇录」的路上才是坦途， 金庸的武侠小说，从「倚天屠龙记」开始渐渐转变，至今也不过三年多点，「实迷 途其未远，觉昨日而今非」，让我改陶渊明「归去来辞」的一字来奉劝金庸，不知 金庸可能听得进去？ -- ○ Origin: 新竹师院 风之坊﹝bbs.NHCTC.edu.tw﹞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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