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文人侠客梦 ◎陈平原 【第五章】　仗剑行侠 一 古侠并不一定带剑，今人心目中武功高强的侠客，基本上是唐代小说家的创造。至 於有人称春秋战国之际，由於封建制度解体而形成「擅长於诗书礼乐」的「游儒」 与「擅长於武术技击」的「游侠」，则是承袭冯友兰、顾颉刚等人的说法。冯友兰 受傅斯年「诸子不同，由於他们的职业不同」说法的启发，成为以卖其技艺为生的 游士，「文专家」即儒士，「武专家」即侠士。後来顾颉刚也持这种说法，称古代 文武兼修之士至此而分为二，「惮用文者归儒，好用力者为侠」。关於「侠」的起 源，近代以来众说纷纭，冯、顾之说也算自成体系。只是将其引入武侠小说研究则 颇成问题。不论哪一家，探讨武侠文学发展都不能不溯源於《史记》，因为韩非虽 有「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之说，可语焉不详；只有 到司马迁为游侠作传，才为古侠勾勒出一个较为清晰的形象。而恰恰是《史记》中 的游侠，大都并非武功高强，其行侠并不仗剑。游侠之立身扬名，靠的是结私交， 讲义气，重然诺，轻生死，言必信，行必果，「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史记 ‧游侠列传》），而不是「擅长於武术技击」。这种说法不见得与韩非的话直接矛 盾，因为「武」很可能不是指武术武功，而是任侠使气，放荡不羁，「动不动就想 打架」，或者喜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至於《史记》中真正懂点技击有些微本领的，是刺客而不是游侠；不过也说不上精 通剑术，陶潜不就慨叹荆轲「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咏荆轲〉）吗？令千 古文人感叹噫唏赞叹不已的，不是其并不怎麽高超的武功，而是其胆识义气和牺牲 精神。尽管後世常常把游侠和刺客混为一谈，但司马迁是严守两者之别的。除了前 者不一定擅长剑术，也不一定杀人报仇外，更重要的是游侠的行侠出於公心，於乱 世中拯危济弱主持公道；而刺客则只图报知己之恩，不以天下苍生为重，虽勇於献 身，其行未必可嘉。明人陈懿典称「专诸助篡，聂政借躯，报一人之仇，皆不轨於 正义」（《读史漫笔‧刺客传》）；梁启超则将《史记‧刺客列传》所述五刺客分 为「为国事」、「报恩仇」与「助篡逆」三类，批评「助篡逆」的专诸乃「私人野 心之奴隶」、「无意识之义侠」。只是到了唐代小说家那里，「游侠」和「刺客」 才明显融合，侠客也才开始变得武艺高强起来。 随着「以武行侠」观念的形成，後世武侠小说中的侠客已再不能只凭义气而没有丝 毫武功了。行侠必须「仗剑」，没「剑」（武功）寸步难行；倘若自身生命尚且难 保，任何济世雄心都只是一句空话。李贽《焚书‧杂述》中「崑仑奴」则称：「侠 士之所以贵者，才智兼资，不难於死事，而在於成事也。」这就难怪韦十一娘对「 世间拼死杀人，自身不保的」不以为然；以为这类人最多只能算「有血性好汉」， 并非真正侠客（《拍案惊奇》卷四）。即便如此，武侠小说家也还不愿把武功作为 侠客的第一要素。《江湖奇侠传》称： 江湖上第一重的是仁义如山，第二还是笔舌双兼，第三才是武勇向前。（ 第九回） 《云海玉弓缘》中正、邪两派高手唐晓澜、孟神通都将武技本身排在第三位，所争 不过在武学最高境界的理解；正派称「浩然正气」，邪派则认「勇气和胆量」（第 四七回）。话是这麽说，可武侠小说还是不能不花大量篇幅描写技击打斗的过程， 因那是广大读者的兴趣所在，也是武侠小说作为一种小说类型最重要的特徵之一。 武侠小说中打斗技巧的表现，大体上经历了一个武功从低到高，描写从略到详，招 式设计从摹写实战到注重美感的发展过程。这里着重的从侠客的打斗能力以及蕴藏 在其中的文化内涵，来剖析武侠小说中的「武」──也就是侠客行侠所倚仗的「剑 」。 依照在武侠小说发展史上出现的先後，侠客的「能力」大体可分为三类：宝剑、暗 器和毒药、内功及武学修养。这里所指的「打斗能力」，主要指进攻杀敌的本领， 不包括防御性的或作为辅助手段的神行、隐身以及飞檐走壁。另外，武侠小说所述 ，既有侠客也有剑仙，虽然也有「侠客修成得道，叫做剑仙」（《七剑十三侠》第 九回）一说，可剑仙口吐白光身驾祥云，且能撒豆成兵呼风唤雨，其打斗描写近乎 神魔小说，非武侠小说特色。故略去不谈。 二 在英雄传奇中，东征西讨的大英雄往往是十八般武艺无不精通，尤擅长枪、大刀等 长兵器；而武侠小说中的侠客一般只使用短兵器，尤善用剑。这当然跟他们各自不 同的打斗方式──一阵战、马战，一单打、步战──有关，但更跟孕育侠客形象的 文化传统有关。在所有冷兵器中，「剑」无疑是最有文化意味的，武侠小说家对之 特别青睐一点也不奇怪。 「剑」乃中国最古老的兵器之一，《管子‧地数》篇曰： 葛卢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 这就是传说中剑的起源。这种「切玉如泥沙」的宝剑，据说「一童子服之，却三军 之众」（《列子‧汤问》），自是威力无比。〈陌上桑〉夸耀「腰中鹿卢剑，可值 千万余」并不稀奇，《越绝书》甚至记载晋郑为宝剑「泰阿」而兴师围楚，终被杀 得「流血千里」。古代冶炼技术不发达，宝剑铸成不易，故其威力很容易被神化。 且不论若干宝剑入水化蛟龙或能预兆祸福的传说，单是作为锋利的兵器，宝剑也备 受古人青睐。《荀子‧性恶》篇就录下若干宝剑名称： 恒公之葱，大公之阙，文王之录，庄君之曶，阖闾之干将、莫邪、巨阙、 辟闾，此皆古之良剑也。 南朝梁陶弘景更撰「真伪参半」的《古今刀剑录》（《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五） ，记载自夏启至梁武帝时历代帝王名将宝刀名剑七十二事，其中自然掺合道教观念 及若干神话传说，作为兵器的「宝剑」形象因此而更加完整鲜明。後世武侠小说中 侠客除暴安良，需要利器相助，作家毫不犹豫地选中的能斩金切玉的「宝剑」。《 三侠五义》、《小五义》和《续小五义》甚至搬出了战国名剑「巨阙」、「湛卢」 、「鱼肠」等，没这些宝剑还真破不了铜网阵。而南侠展昭与白菊花晏飞斗剑，晏 之所以不敌，就因为两剑「年号所差」；紫电剑乃晋时宝物，焉能与战国时造的巨 阙相敌？（《续小五义》第二六回）宝剑年代越久远，作为古物当然越值钱，可作 为杀敌利器则未必──很可能根本就不能用。作家之所以喜欢渲染千年古剑，说是 实战需要，不如说是为了增添打斗的文化味道。《小五义》第九四、五回云中鹤魏 真与北侠欧阳春讲究各自宝剑的来历，展示侠客必备的武学修养，就是一个很好的 例证。武侠小说不单需要宝剑，而且需要关於宝剑的知识。一把宝剑出鞘，天下豪 杰自有慧眼，品评宝剑也是侠客题中应有之义。「自古英雄爱宝刀，销金切玉逞英 豪」（《小五义》第八十回）既是杀敌利器武学根基，又能以物喻人抒发豪情，武 侠小说自然离不了宝剑。更有把侠客称为「剑侠」，把武侠小说名为「剑侠传」者 ，可见「剑」之於「侠」是何等重要。 宝剑不但能斩金切玉，而且本身就是「武」的象徵。书房中悬一把剑，或者诗文中 点缀「剑」的意象，都是「尚武」精神的体现。至於历代歌咏侠客的诗篇，更几乎 篇篇离不开「剑」。其实，杀人利器远非只有剑一种，十八般武器何一不能致人死 命？况且，东汉末年，适於劈砍的环柄刀已取代适於推刺的长剑而成为军中大量装 备的短兵器。也就是说，魏晋以降，剑在实战中作用不大。明人茅元仪《武备志器 械》称：「古之言兵者，必言剑，今不用於阵，以失其传也。」明清文人之以宝剑 指代武功，可说是因为文化积累的结果；那麽当魏晋文人开始歌咏游侠时，为什麽 偏偏选中宝剑而不是大刀或者双斧呢？我以为这与他们对游侠的理解大有关系。《 史记》、《汉书》中的游侠「以任侠显诸侯」，诸多权贵「莫不延颈愿交」，故侠 客并非都有远游的习惯。大概由於汉景帝不断「使使尽诛此属」（《史记‧游侠列 传》），游侠才真正流落江湖四处游荡，而後世文人希望游侠平天下之不平，当然 也不愿其老死一隅。於是，魏晋以降，「抚剑独行游」（陶潜〈拟古〉）、「负剑 远行游」（鲍照〈代结客少年场行〉）的侠客形象很快深入人心。似乎是「侠客」 就必须「行游」，要「行游」就必须「负剑」。当然，这也有一定的道理，扛大刀 或持双斧实在难以「远行游」，且未免过於杀气腾腾。而「负剑」则形象美观大方 ，也不失壮士风度──「书剑飘零」起码在文学作品中是个相当高雅的「意象」。 这意象代代相传，久而久之，似乎扛刀持斧的就成不了第一流的侠客，武侠小说中 头号侠客非使宝剑不可。 本来，兵器的作用都在於杀人，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这种作用的就是好兵器，故兵器 只有利钝之分而无正邪之别。可武侠小说偏偏赋予兵器一定的伦理色彩。西门吹雪 不准假丹凤公主再用剑，因其背後伤人有违武林规矩，故「不配用剑」（《陆小凤 ‧剑出人亡》）。宝剑「有德者得之，德薄者失之。倘若错用此物，必遭天诛地灭 」──东方亮之鱼肠剑必归白芸生，白菊花之紫电剑必归智化，就是这个道理（《 续小五义》）。将宝剑与主持正义联系在一起，并非武侠小说家的独创。道教传说 宝剑能除邪，南北朝志怪小说中也颇多此类记载，如《异苑》述刘曜得一宝剑，背 有铭云：「神剑服御除众毒」；《拾遗记》称越王铸八剑，「六日灭魂，挟之夜行 不遇魑魅」。武侠小说中必佩宝剑，除了打斗外，还可登坛作法除邪灭妖（如《七 剑十三侠》、《江湖奇侠传》等），确是渊源有自。《笑傲江湖》中林家祖传「辟 邪剑法」要求练者「挥剑自宫」，实在太过阴损毒辣，如此邪门的功夫居然也称「 辟邪」。既然宝剑有辟邪的功能，难怪文人将其作为正义的化身。欧阳修〈宝剑〉 云： 此剑在人间，百妖夜收形。 奸凶与佞媚，胆破骨亦惊。 正因为宝剑有此奇功，更不得落於奸宄佞人之手。《大戴礼‧剑之铭》曰：「带之 以为服，动必行德，行德则兴，倍德则崩。」武侠小说中宝剑必归仁者、德者、有 道者的说法，即源於此。而白居易〈李都尉古剑〉对「至宝有本性，精刚无与俦」 的古剑的歌咏，更表达了人们对宝剑这一神圣兵器的期望： 愿快直士心，将断佞臣头。 不愿报小怨，夜半刺私仇。 劝君慎所用，无作神兵羞。 侠女韦十一娘纵论剑术不可妄用，否则「神理不容」，与此异曲同工，都强调不论 是「侠客」还是「宝剑」，都必须「贤佞能精别，恩仇不浪施」（《拍案惊奇》卷 四　〈程元玉店肆代偿钱　十一娘云岗纵谭侠〉）。 武侠小说之重「剑」，还因为剑术变幻莫测，容易写得有声有色。中国剑术源远流 长，文献多有涉及。《庄子‧说剑》记赵文王喜剑，《吴越春秋》述袁公、越女舞 剑，《史记‧刺客列传》鲁句践闻荆轲刺秦王不遂而感叹：「惜哉其不讲於刺剑之 术也」，以及曹丕《典论》称「剑法四方各异，唯京师为善」……这些都说明古人 对於剑术的重视。千百年来，文人武将喜爱剑术者大有人在。虽说主要剑法不外点 、崩、刺、劈、削、砍、撩、挂等寥寥数种，可运剑方法和套路编排大不相同，再 配以步法变化，各家各派都有出奇制胜的绝招，实在令人叹为观止。甚至同宗同派 ，因各人体力、性情、悟性相异，舞起剑来也大不相同。若青萍剑、昆吾剑、武当 剑、峨嵋剑、云龙剑、三合剑、达摩剑、七星剑等等，还是今人仍在袭用者；至於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到底有多少精采的剑术失落，那是谁也说不清的了。这就给作 家提供了自由驰骋的无限空间，玄机逸士创造的「万流朝海元元剑法」和「百变阴 阳玄阳剑法」（《萍踪侠影》），以及令狐冲的「独孤九剑」和林平之的「辟邪剑 法」（《笑傲江湖》），自然都是小说家的创造；问题是作家运用这种「瞎编」的 剑法打斗，居然也能笔下生花，哄得读者惊心动魄。这一方面源於读者对中国古老 剑术的向往和「迷信」，再神奇的表现似乎也可以接受；一方面确实历代有关剑术 的记载与描写，为作家的想像提供了依托。 作为小说家，除了考虑到精湛剑术的杀敌效果外，似乎还注意到舞剑这一行为本身 所可能产生的美感。宴会中或舞台上的舞剑助兴，是一种相当高级的艺术欣赏；可 挥大刀或轮双斧的视觉形象则实在不太雅观。也就是说，「舞剑」不单可以杀敌， 而且适於表演。《笑傲江湖》第六回中衡山派三大绝技之一「百变千幻衡山云雾十 三式」，是上代高手「将变戏法的本领渗入了武功」而创造出来的──实际上注重 实战的剑术与纯为观赏的耍杂技变戏法，在唐传奇中便开始互相融合，皇甫氏的〈 嘉兴绳技〉和〈车中女子〉明显带有杂技表演的味道，而段成式的〈京西店老人〉 和薛调的〈无双传〉则有幻化的色彩；而更值得重视的是〈兰陵老人〉之「老夫有 一伎，请为尹设」──也即剑术的表演性质。这一点对後世武侠小说影响很大；一 是小说中出现不少不以杀伤为目的的「比武」或「献技」，一是小说中剑客的打斗 ，渗入不少表演的成分。读者不只希望侠客能打，而且要打得「好看」。都像西门 吹雪一样出剑如闪电，而且一剑必中敌方咽喉（《陆小凤》），这种打斗未免太令 人失望。而英雄传奇中常见的「大战三百回合」，也不见得高明，很可能只是恶斗 而已。哪比得上梁羽生、金庸小说中流金溢彩而又充满「诗意」的打斗： 只见张丹枫与那少女，身形一晃，已闯入阵图。两人在石阵之中左穿右插 ，俨如蜻蜓掠水，彩蝶穿花，双剑挥舞，剑光缭绕之中，只见四面八方都 是张、云二人的身影，石阵之中，青白两色剑光，翩若惊鸿，宛若游龙， 忽东忽西，忽聚忽散……（《萍踪侠影》第十八回） 杨过剑走轻灵，招断意连，绵绵不绝，当真是闲雅潇洒，翰逸神飞，大有 晋人乌衣子弟裙屐风流之态。这套美女剑法本以韵姿佳妙取胜，衬着对方 的大呼狂走，更加显得他雍容徘徊，隽朗都丽。杨过虽然一身破衣，但这 路剑法使到精妙处，人人眼前陡然一亮，但觉他清华绝俗，活脱是个翩翩 佳公子。（《神鵰侠侣》第十三回） 尽管一是「双剑所到之处，无不披靡」，一是因讲求「姿式俊雅，剑上的威力便不 易发挥」，似乎剑术有高有低；但作家和读者关注的都不是打斗的胜负，而是打斗 中侠客的形体动作及神情意态的观赏价值。虽说剑术也讲刚柔相济、虚实相生，不 过过於轻快飘逸总不符合实战要求。可又有哪一个读者借助於武侠小说学剑术呢？ 嵩山顶上令狐冲与岳灵珊比剑，有惊无险，姿势绝顶优美，作家也不禁赞叹两句： 这与其说是「比剑」，不如说是「舞剑」，而「舞剑」两字，又不如「剑 舞」之妥贴，这「剑舞」却又不是娱宾，而是为了自娱。 武侠小说中此类近乎「舞剑」或者「剑舞」的场面并不罕见，其功能既是「自娱」 ，也是「娱宾」──读者很可能伴随着打斗的旁观者啧啧称赞，绝不允许侠客三下 五除二便解决仇敌。作家不断提醒你这场「恶斗」是百年难遇的武林盛事，主要还 不在於匡正扶弱的正义性，而在於高手过招的观赏价值。若从观赏甚至审美的角度 着眼，选择「剑」作为侠客最主要的兵器，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三 在武侠小说中，「剑」基本上是一种近距离进攻型武器，「仗剑行侠」也即凭藉侠 客自身能力，光明正大地去报恩仇与平不平。与「剑」这种正面品格相对的「打斗 能力」，包括毒药、暗器与机关，其共同特点是伦理意义上的负面价值。本来打斗 就是性命相搏，既凭勇力也凭智谋，既可正面交锋也可出奇制胜，无所谓打斗手段 的「正」与「邪」。可在武侠小说中，区分正邪的不只是人物的行为方式，甚至包 括打斗能力（用什麽方式克敌制胜）。这也是武侠小说不同於英雄传奇的特点之一 ，後者对英雄的打斗能力应没有什麽规定和限制。当然，侠客打斗能力的伦理化， 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唐传奇就很少这种情况），而是伴随「江湖世界」在武侠小 说中的崛起而日益明显。 唐传奇中聂隐娘杀人，「以药化为水，毛发不存」（〈聂隐娘〉）；古押衙救人， 「其药服之者立死，三日却活」（〈无双传〉）。同为用药行侠，一死一活，却无 正邪之分。至於明清小说中绿林好汉使蒙汗药的更是不计其数，也无所谓好坏。晚 清侠义小说开始诅咒以药取胜者为「下三滥」，真正的侠客一般不投毒，更不会使 用蒙汗药。到了新派武侠小说，限制稍为放宽，第一流侠客仍然只靠剑术取胜，最 多再加暗器，绝少凭藉毒药；可非正非邪的剑客或第二流以下侠客则不妨兼用毒。 也就是说，用毒作为一种打斗手段的合理性，又重新得到部分承认。不管具体作家 对打斗中用毒的道德评价如何，毒药在武侠小说中却是日益受到重用，以致可以说 ，新派武侠小说几乎没有一部不涉及某种形式的毒药。唐宋传奇中的化屍药只是消 灭屍体，并非直接的杀人武器（〈聂隐娘〉、〈洪州书生〉）；晚清侠义小说中的 蒙汗药也只是打斗的辅助工具，使对方暂时失去战斗力，而且很容易解救，一瓢冷 水就解决问题（《施公案》、《三侠五义》）。而在新派武侠小说中，毒药不只应 用广泛，而且多独门秘方，非使毒者无法可解。有见血立死的，也有受尽折磨三月 毙命的，名目繁多，不一而足。而这，与现代化学武器在战争中的作用或许不无关 系。古代作家对化屍药、蒙汗药的描写多出自想像，新派武侠小说中各种离奇古怪 的制毒、用毒和解毒的方法，当然也不必有多少医学上的依据。侦探小说可以把罪 犯使用的毒药拿到实验室去化验，武侠小说却没有这种必要。即便如此，作家对毒 药在打斗中的作用日益重视，仍然源於现实生活的启示。 唐传奇中很少暗器伤人的描写，黄衫客虽「挟弓弹」，但未见出手（〈霍小玉传〉 ）；唯一接近的是《酉阳杂俎》中的〈僧侠〉一篇书生以铜丸弹僧侠後脑。暗器种 类繁多，但作为一种远距离兵器，其作战观念与弓箭同，有的更是直接从弓箭演变 而来（如袖箭、弹弓）。弓箭乃十八般武艺之一，且起源甚早。黄帝时始作弓箭的 记载未必可靠，但起码春秋战国时代，弓箭已是相当普遍使用的武器。《周易‧系 辞下》第二章称：「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屈原笔下壮士 则「带长剑兮挟秦弓」（〈国殇〉）。「剑」与「弓」同为杀人的利器与勇武的标 志。直到明清英雄传奇，仍是剑、弓并用，也不忌讳暗器伤人。侠客用弓箭的场合 则很少，大概携带不便，与侠客打斗灵活机动的方式不相吻合。不过，从晚清侠义 小说起，飞镖、袖箭、毒针以至各种名目的暗器的使用开始普遍起来，其共同功能 是远距离杀敌，既可补刀剑等近距离兵器之不足，而又不妨碍侠客的远行游与突然 出击。这一点与近代以来枪炮等长距离热兵器的大量使用不无关系。武侠小说家在 继续渲染近身肉搏的本领外──那是侠客打斗的基本特徵，各自躲在暗处发射枪炮 ，其打斗便没有什麽观赏价值了──又引进远距离兵器以增加打斗的惊险和复杂。 这一点与晚清以来侠客打斗中「机关」开始发挥重要作用一样，都是西洋「物质文 明」的影响。暗道机关并非晚清才有，可《小五义》大肆渲染铜网阵的「奇巧古怪 」，而且点明设计者彭启「到西洋国去了十二年」，「学了些西洋的法子」（第四 二回），这也不能不令人联想到西方的「船坚炮利」、「机械精巧」对武侠小说家 的刺激。 侠客不再只是面对面斗剑，还得留心头上可能飞来的暗器，地下可能出现的机关； 休战时也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不小心就可能中毒身亡──这种「立体化」的打斗 方式无疑更适合现代人的胃口，故事也因此更加紧张复杂。有趣的是，作家既承认 兵不厌诈，打斗中不妨虚虚实实；可仍不以毒药、暗器、机关的使用为第一流侠客 正当的打斗手段。也就是说，仍然坚持「兵器」本身的伦理色彩。而这种伦理色彩 ，又建立在作家对侠客行侠方式的理解上。第一，侠客爱管闲事，为天下平不平或 代亲友报恩仇，必然是主动出击，闯荡江湖，不可能退守一隅，巧设机关以自保。 襄阳王谋叛设铜网阵（《三侠五义》、《小五义》）、霍休贪财建青衣第一楼（《 陆小凤》），都是做贼心虚的表现。也有一些机关本身没有伦理色彩，只是用来考 验前来探险取宝的侠客的本领，如《蜀山剑侠传》中依还神姑的幻波池，《云海玉 弓缘》中乔北溟的海岛山洞。至於小说中正面出场的「仗剑远行游」的大侠，无论 如何不应靠机关保身或取胜，要不未免太没有英雄气概了。第二，侠客凭藉自身能 力，一把宝剑纵横天下。乘人之危进攻已有失君子风度，更何况凭藉药物伤人？《 东汉观记》称赵喜前往报仇，而仇家皆病，「喜以因疾报杀，非仁者心，且释之而 去」。武侠小说中更多此类不与受伤生病的仇家交手的描写，即使明知日後取胜不 易或甚至可能不敌，也不例外。这种武林中基本的道德准则，不是每个自命好汉的 人都能遵循；可大侠却不能不恪守。否则也就只有武功的高低，而无人格之正邪了 。第三，不论是机关、毒药还是暗器，都是乘人不备，暗地偷袭，不是光明正大的 侠客行为。「彼此交手，以真本领取胜才是王道，若用暗器伤人，已失光明态度了 。」（《荒江女侠》第五集四回）其实，使用暗器毕竟也算以巧胜人，还要有些真 实本领，偶一用之，也无不可。不过，大侠也只是以之为正面搏斗的辅助手段，而 不愿用来突袭暗算。 武侠小说中打斗手段的伦理化──以「宝剑」为正、以暗器为负，与本世纪二十年 代以後「江湖世界」日益成为小说中侠客主要驰骋的空间，以及随之而来的武侠小 说日益浓重的虚拟色彩大有关系。这里要指出的是事情的另一方面：「暗器」的引 进，使得侠客打斗场面更加丰富多采，并形成以「宝剑」为主，以「暗器」为辅的 新的打斗格局。 四 但是，真正使武侠小说的打斗场面产生翻天覆地变化，并将其提高到武学新境界的 ，是「内功」的引进。唐传奇中没有内功的描写，晚清侠义小说只偶尔提及点穴（ 如《三侠五义》中欧阳春以点穴胜白玉堂）；到平江不肖生的《近代侠义英雄传》 中，开始出现「内家功夫」与「外家功夫」的区分，不过双方因门户之见互相看不 起（第十三回），大概也就不屑内外功兼修了。旧派武侠小说中的内功修习比较简 单，威力也有限，《鹤惊崑仑》中江小鹤的师父「亲自教给他气功及点穴等等江湖 上所失传的绝技」（第九回），可江小鹤仍然只靠神奇的剑术报仇杀敌，学来的气 功效力如何不得而知。三、四十年代，作家对气功之类大概没什麽研究，难怪只能 一笔带过。新派武侠小说正是从此入手，大大拓展了侠客的打斗能力及打斗场面。 往往是一剑刺出，遍袭对方三十六处大穴；这还不算，更有凌空点穴、隔物传功以 及化功大法、天遁传音等等神奇的本领。梁羽生提到武侠小说家必须具备各方面的 知识，历史学、地理学、四裔学、民俗学、宗教学都得懂点，可唯独漏了顶顶重要 的气功以及相关的中医学说。就对打斗场面描写的影响而言，引进气功理论是关键 性的突破。金庸《天龙八部》讲到大理段氏的内功法要时引证中国医书（第十回） ，梁羽生《萍踪侠影》大谈经脉理论，甚至还加了一个颇为学究气的按语，希望读 者参阅南京中医学院编着的《中医学概论》（第六回）。据说，「古代凡习武之人 ，多少懂点中医的道理」（同上）；其实，更准确的说法是，现代写武侠小说的人 ，多少懂点中医经络学说，这才能在小说中摆弄什麽「真气」、「内功」、「养神 」、「炼意」。《笑傲江湖》中华山派分裂成剑、气两宗，不过只是所重者不同， 「剑派」不会完全不练气，「气派」也不会完全不使剑──「以气御剑」，乃是新 派武侠小说中侠客的共同特点。 注重内功，侠客打斗就不再只凭剑术，还得比试内力。内力深厚者，飞花摘叶均可 伤人，已不再仰仗兵刃锋利。晚清侠义小说特别强调宝剑的威力，侠客的打斗能力 很大程度倚赖於它。而对於强调内力的新派武侠小说家来说，宝剑并没有多大作用 。正如荆无命说的，「能杀人的，就是利器」，李寻欢手中小刀「只不过是大冶的 铁匠，花了三个时辰打好的」，可照样驰名天下（《多情剑客无情剑》）。《神鵰 侠侣》中剑魔独孤求败「剑塚」中尚存三把剑，代表其剑术的三个境界：第一把乃 「弱冠前以之与河朔群雄争锋」的利器，「凌厉刚猛，无坚不摧」；第二把是「四 十岁前恃之横行天下的」的钝器，「重剑无锋，大巧不工」；第三把为四十岁後所 用的木剑，「不滞於物，草木竹石均可为剑」（第二六回）。比起此後的「无剑胜 有剑」来，虽然还差一截，但能以草木为剑，如此内功修养，自然不屑於孜孜以求 什麽千古名剑。贬低宝剑，突出内功，目的是强化侠客作为打斗主体的主观能力。 而这，跟作家所要弘扬的东方哲学精神，以及现代人所追求的自由境界，不能说毫 无联系。若是实战，能否真的「无剑胜有剑」、「木剑胜宝剑」，还是个未知数； 可作为武侠小说，突出内力在打斗中的作用，则是相当迷人的。而当代中国「气功 热」的形成，使得小说中再神奇的内功比试似乎也都可以接受。 内功修习不比外力锻链，不只需要耐心刻苦，更需要智慧与悟性。悟性高低与修习 得法与否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是否有慧根、是否有缘分，有时并非主观努力就能改 变。正因为内功修习的这种神秘性质，武学秘籍、练功口诀在新派武侠小说中才成 为不可或缺的主要道具。习武当然需要苦练，可更需要师傅。旧派武侠小说强调师 徒传授的重要性，常见的套路是师傅挑上徒弟後，将其携归深山，令其在山洞中修 习数年，终於功成下山，无敌於天下。而新派武侠小说则喜欢设置一本藏於某个秘 密地点的武学秘籍，以诱使江湖平地起风波。《云海玉弓缘》中金世遗称「这武功 秘籍真是不祥之物」（第二七回），《笑傲江湖》中方证大师也道：「说这部宝典 是不祥之物，也不为过」（第三十回）。即便如此，很少侠客能抵挡得住其诱惑─ ─它能使人称霸武林，无敌天下，而这对於侠客来说，无疑是最激动人心的。金世 遗将乔北溟的武功秘籍烧掉了，可他实已通晓了秘籍中的上乘功法（《云海玉弓缘 》），任我行将葵花宝典让给了东方不败，那是他深知修习此秘籍的祸害（《笑傲 江湖》）。连有道高僧方证也动了尘心，慨叹无缘得见宝典，余者更是为之神魂颠 倒，空惹一身烦恼。至於为此而杀伐流血，更是大大的罪过。这里暂不涉及这「不 祥之物」的伦理意义及其在小说结构中的作用，而只强调突出秘籍本身即蕴含着对 传统的认同与对文化的推崇──秘籍在这里代表着文化积累，代表着符号化了的人 类精神及武学修养。这一点对新派武侠小说至关重要。 表面上武侠小说中对练功口诀、武学秘籍的过分渲染最不足道，学者甚至批评其助 长了中国人的「喜逸恶劳」脾性和「侥幸心理」，可隐藏在这种近乎荒诞的故事（ 一经高人点拨，当即武功大进）背後的，是努力将师徒之间有限的经验传授上升为 超越具体门派的理论概括，将以力相拼的「武功」提高到作为一种精神境界而不只 是打斗本领的「武学」。侠客不应只逞匹夫之勇，即使限於打斗也是如此。「武功 也是种艺术」，李寻欢悟到这一点，故其打斗能「妙参化境」，从不和对方「以蛮 力相拼」（《多情剑客无情剑》第八章）。武功既是种艺术，关於武功使用和描写 也就更应是一种艺术了。新派武侠小说打斗场面的描写，不拘泥於一招一式的真实 可信，而是凭藉想像自创功法，於惊险外更追求画面的「色彩与构图」，於奇绝处 更显示人格的高大与完美。可能不大可信，可「好看」，而且「有味道」──居然 於打斗中显出中国文化精神。 《射鵰英雄传》中黄药师为前来求娶其女的郭靖和欧阳克出三道试题：一试打斗本 领，二试内力功夫，三试武学修养。「武学修养」在书中暂时表现为背诵文字颠三 倒四、深奥莫测的《九阴真经》，随着故事的进一步展开，逐步延伸到对习武的目 的、打斗的诀窍以至人格的自我完善的追求。华山顶上郭靖对武学境界的领悟，也 即其作为真正侠客成熟的标志。武学修养与包括内功在内的打斗能力的关系，借用 中国哲学常用的两对概念，前者是体，後者则是用；前者是道，後者是器。当作家 讲述一系列以柔克刚、以弱克强、以静制动、以无招胜有招、以无剑胜有剑的玄妙 故事时，都是力图通过有限的具体的「迹」去追寻无限的抽象的「道」。这已经从 打斗场面的客观描写转向某种中国哲学精神的主观演绎了。 小说中众多的武功秘籍没有具体的内容介绍，但知修习後功效非常；不过想来除记 载专门的练功法门外，应该还有关於「武学」的理论说明。《射鵰英雄传》中的《 九阴真经》「总纲」部分据说是如此开场：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是故虚胜实，不足胜有余。 这跟《庄子‧说剑》中「夫为剑者，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後之以发，先之以至」 一样，既是具体的战术说明，又是哲学文化的理论阐释。更何况气功学本来就与中 国古代哲学息息相关，道家的养生理论、佛家的禅定之学以及儒家的性命之说，都 对气功学说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而气功学说所采用的概念、所依据的精神 和所遵循的方式，也都与专门的哲学着作相近，有的本身就包含丰富的哲学思想。 如东汉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和隋代智顗的《童蒙止观》，谈哲学、宗教和谈气 功者都无法避开。武侠小说家由讲求内功而追溯其哲学源头，此乃顺理成章。只是 由於作家自身理论修养的限制，这种追寻往往浅尝辄止。 武侠小说中所描述的武学修养，概而言之即「庄禅境界」。上官金虹与李寻欢打斗 ，自称「手中虽无环，心中却有环」，作家於是叹曰： 这正是武学的巅峰！这已是「仙佛」的境界！ 可是天机老人则不以为然： 真正的武学巅峰，是要能妙参造化，到无环无我，环我两忘，那才真的是 无所不至，无坚不摧了！（《多情剑客无情剑》第六九章） 这段论武名言，自是从禅宗公案演化而来。日本的泽庵和尚在论及禅与剑道关系时 有这麽一段话，可作为天机老人玄论的注解： 心不止於持刀之手，尽忘手中之刀而与敌相搏，则可心不止於敌而将其杀 之。若悟此人空、我空、手空、刀空，则心可不为空所制矣。（《不动智 神妙录》） 对这种神秘的「无心」的竞技状态，铃木大拙称之为「寓有意识於无意识之中」。 禅宗对此有很好的领悟，不待武侠小说家阐发。即便着力在小说中追求庄禅境界的 金庸、古龙，哲学观念可以说也没有多少新鲜之处；可作家将其化在具体的打斗情 景中，却使刀光剑影中忽而洋溢着书卷气。真正的书卷气是於从容不迫的叙述中自 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文化教养，而不是拼命「掉书袋」。《笑傲江湖》中风清扬向 令狐冲传授「以无招破有招」的剑术，《天龙八部》中枯荣大师的枯禅功只到半枯 半荣的境界，无法达到更高一层的「非枯非荣、亦枯亦荣」之境，以及《神鵰侠侣 》中「生平求一敌手而不可得」的剑魔独孤求败的求败意识和剑学五境界，所有这 些，都源於作家对佛道思想的领悟。可这种悟道妙语说多了，也就成了俗套。大巧 固然若拙，大拙有时也可能若巧。《鹿鼎记》中阿珂故意乱打，澄观大师以为是武 功达於绝诣後的「羚羊挂角无迹可寻」；韦小宝反应迟顿，晦聪则误认为「修到无 我的境界」。这也说明用庄禅境界来解说武功，有时不免模棱两可似是而非。初看 甚觉玄妙，细想则未必高明。新派武侠小说家中的佼佼者金庸、梁羽生、古龙的作 品，思想说不上深刻，不过其中确实渗透着人生哲理。借用李寻欢的一句话： 你若不能了解人性，武功也就永远无法达到巅峰，因为无论什麽事，都是 和人性息息相关的，武功也不例外。（《多情剑客无情剑》第七三章） 对人性的深刻了解，是侠客达到武学巅峰的必由之路；佛道思想不过是促进他们的 启悟和帮助他们表达这种启悟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金庸、古龙武侠小说中 充满庄禅意味的「论武名言」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小说中凝聚在「剑」中的 「书」──也即打斗场面的人生感悟、文化色彩和哲理成分。 百余年来，武侠小说打斗场面设计的基本思路没变（至於具体叙事框架则是另一回 事），依然是满纸杀伐之声，侠客依然倚仗武功纵横天下除暴安良。可侠客的打斗 能力却经历了一个从「宝剑」到「宝剑加暗器」再到「宝剑加暗器加内力」的发展 过程。这个过程使得侠客的打斗能力逐渐由外转内，由技能转为修养，由技击本领 转为武学境界，由注重物质转为突出精神。伴随着这个过程的是，武侠小说的日渐 「文人化」，读者也由文化水平不高的一般市民扩大到艺术鉴赏能力较强的知识分 子。这个发展趋势当然是激动人心的。武侠小说作为一个小说类型，要谋求进一步 发展完善，在文学领域中占一席地位，写好侠客的「剑」很可能是关键的一环。 武侠小说的诀窍是「武戏文唱」，於刀光剑影中显出诗文韵味。打斗的目的不只是 杀伐，更是文化修养和人格精神的体现，因作家追求的是那「雄伟中又蕴有一股秀 逸的书卷气」（《神鵰侠侣》第十二回）。大侠武功奇妙，而最奇妙的武功是「文 中有武，武中有文，文武俱达高妙境界的功夫」（同上）。金庸无疑是最能理解这 一点的，《神鵰侠侣》中朱子柳以书法化入武功与杨过以诗句化入武功，正是其象 徵化的表现。从实战考虑，此等融入书法的武功近乎儿戏，纯属附庸风雅。正如任 我行说的： 要知临敌过招，那是生死系於一线的大事，全力相搏，尚恐不胜，那里还 有闲情逸致，讲究什麽锺王碑帖？除非对方武功跟你差得太远，你才能将 他玩弄戏耍。但如双方武功相若，你再用判官笔来写字，那是将自己的性 命双手献给敌人了。（《笑傲江湖》第二十回） 只是武侠小说并非武术教科书，此等「华而不实」的打斗本领，正是金庸小说最吸 引人之处。没必要追究〈裴将军诗〉笔法或者「手挥五弦，目送归鸿」诗句如何能 化为临阵杀敌的武功；要说可信程度，这并不比什麽「万流朝海元元剑法」（《萍 踪侠影》）或者「六脉神剑」、「北冥神功」（《天龙八部》）离奇多少。金庸化 诗句笔法入武功的奇妙设想，虽只能偶一为之，却最为充分地体现了武侠小说「剑 中有书」、「剑中有诗」的艺术追求。 -- ○ Origin: 新竹师院 风之坊﹝bbs.NHCTC.edu.tw﹞From: pc220.adsl72.tku.edu.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