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fansss (新天堂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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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台湾也需要自己的「华氏九一一」---新新闻社论
时间Sat Sep 4 14:25:33 2004
美国纪录片导演麦可摩尔所拍摄的「华氏九一一」,迄今上片四周,创下票房九千四百万
美元的纪录,相当於已有一千两百万人次看过这部影片。它所造成的动员效果,已使得共
和党为之大感惊惧,甚至已有论者指出,若布希连任失败,一大部分的原因将是这部影片
。
因此,我们要如何来看待这部影片呢?它的成功,对这个世界究竟有什麽样的启示意义?
而最合理的解释是,这部影片乃是全球反对政治的新起点。在这个民主已经疲软、传统的
工会组织、国会制衡,以及媒体监督等功能都已快速沦丧的此刻,群众性的反对政治已必
须要有新的动员媒介,也必须要有讲出和官方完全不同故事的能力。而「华氏九一一」即
是这些方面的开路先锋,如果说一九六○年代的摇滚音乐在初起之时,发挥了「社会立法
」的反对角色,那麽这部影片即预卜了新的群众性反对政治的可能。
民主困境下反对政治新出路
而在谈到这部影片之前,我们首先必须回顾当今民主政治的困境。在西方,从一九八○年
代开始,乃是传统民主理论和民主机制快速退化的阶段:
在政党政治上,「政党趋同」的现象已日益明显,这意谓着许多民间的声音根本不可能进
入政治的议程表内。
而在媒体政治上,则是它的市场化趋势加速、媒体不再是「报导应报导的新闻」,而是「
报导特定市场读者要看的新闻」。这意谓着媒体「第四权」的角色早已消失,过去那种媒
体挖掘弊案、冲撞政府的勇气已难再现。这是媒体的消费品化,它不再是时代的前锋。
而在群众政治上,由於普遍性的群众转趋对政治冷漠,投票率降低,好战右派中产阶级势
力遂取得了比他们实力大了许多倍的影响力。他们创造出了一种「政治正确」,使得保守
政党的声势更涨。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多的不满,再大的群众示威,都很难动弹政策的转
变。就以「九一一」之後的侵略好战而论,英美甚或欧洲超过千万人次的各种大示威又影
响了什麽?这也就是说,一种「相应不理」的政治早已成了常态。古典政治理论认为「民
主政治是一种有反应的政治」,这样的前提也告瓦解。
至於更关键的,则是由於统治者知道民意如流水和民意可操弄,於是,一种新的操弄政治
日益当道。统治者无所忌惮地说谎、挑拨,玩着各式各样的口水游戏,再大的弊端会因此
而在纠缠中变得是非混淆;再怎麽严重的问题,也可以在操纵下很快地就被人遗忘。
说出真相就是最大的激进
而「九一一」之後的美国情势即是证明。布希政府就可以藉此煽动群众,制造出假证据而
肆行侵略;它可以藉着爱国的理由,而加强对内箝制;它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所作所为,
在过去必然招致群众与媒体的反感,而到了今天则只有很小的反对声浪。英国反战的民意
高达八成,布莱尔却敢於不加理会;美国的虐囚案闹到如此天怒人怨,布希仍然屹立不摇
,这都显示出民主政治已疲软到了一个什麽样的程度!
因此,在民主政治已变成了一切都无动於衷,也不再有是非对错,只维系着它形式上的选
举、民主内容则被一点点侵蚀殆尽的此刻,当然也表示一种新的、具有号召力的反对政治
已到了必须出现的时候。
而麦可摩尔的「华氏九一一」就是因缘际会下,搭上人心趋向的新反对政治列车。在他去
年宣称要拍摄「九一一」影片时,最先的重点只是狭义地以该事件为重点,人们也未对它
抱有多大的期望。但随着拍摄工作的开始,工作人员在访谈、蒐证、寻找画面资料,以及
阅读各类讯息里,却发现有太多东西被目前这个已疲软的民主机制所筛选掉了。於是,拍
摄的主题扩大,他请到了许多新型态的反对政治理论家、律师、影像专家,甚至还有计量
统计的专家进入团队之中,最後的完成品,即是一部完全根据反对政治观点而拍摄的影片
。马克思有句名言:「什麽叫做激进?说出真实就是最大的激进!」而「华氏九一一」就
是一部最激进的影片。
反对政治的大动员
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的着名经济学家克鲁曼(Paul Krugman)遂赞誉说,这部影片做了独
立媒体该做而未做的事;这部影片是一次反对政治的大动员,藉着这样的动员,说出了一
个人们不知道的真正的「九一一」故事。布希家族的政商勾结、布希的贪婪无能、美国的
「九一一」反应,都是电影的主题。它尖锐、深刻,但请放心,在对手请了一堆律师来找
漏洞、准备透过司法来阻止它上演的过程中,硬是没有被找到法律上的破洞。
因此,「华氏九一一」的成功,已证明了下面几个要点:
其一,在这个民主已在不断操弄下疲软、而是非对错也日益混淆的时代,新的反对政治已
必须比统治者更努力地去蒐证、去研究,俾讲出一个和他们完全不同的故事。「讲一个完
全不同的故事」,已成了反对政治的最大挑战。它是能力的考验,是想像与愿景的呈现。
无论政党或个人,如果讲不出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那就最好赶快走下政治的舞台,
免得丢人现眼。
其二,它也显示出,民主政治的疲软,主因在於体制的被驯服,因此,新的反对政治已不
可能在既有的政党、工会、媒体结构下出现,它不能在小众的地盘上宣泄,因为宣泄不是
群众运动,也激不起群众的觉醒。新的反对运动要有创意力,去寻找新的媒介、新的表现
与动员方式。麦可摩尔找到的是合法的电影,当年美国青年找到的是地下化的民歌与摇滚
乐。只有在群众里走出来,新的反对政治和反对运动才有可能。
台湾也要讲出不同政治故事
也正基於同理,此刻的台湾也到了必须全面重新思考新反对政治和反对运动的时候了。在
体制已变成大泥淖的此刻,新的运动已不可能从泥淖中出现,也毋需在泥淖中浪费精力。
走出泥淖,透过恰当的表现方式,讲一个完全不同的台湾政治的故事,乃是台湾政治不让
人绝望的唯一还有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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