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对歌曲艺术的深入思考，起於春秋。 後世音乐美学的见解，直至西学东来，都不脱 於这一时期的源流。 春秋之际，是社会大变革的动荡年代。 百家纷起，百家争鸣，各个学派激烈争辩，你来 我往，各持见解，各有所见。 在音乐学一面，焦点集中於音乐的本质、音乐与现实的关系、音乐与政治的关系、音乐的 社会功能，尤其是後三个方面，是中国音乐美学特别的侧重所在。 春秋诸子百家，堪称 中国思想的源头，从这个源头看，中国人就是这麽的入世、积极，哪怕对音乐这麽一种感 性的、灵性的、神秘的语言，也依然无碍地套入政治学的伦理之中。 在这场论争中，墨家最“左”。 墨翟是木工，在手艺上甚至与木工的祖师爷鲁班齐名。 墨翟坚决地反对音乐这玩意儿，其否定之决绝，没留一点余地，用两个字来表态，就是“ 非乐”。 墨翟认为，音乐，“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能引起人的美感，使人快乐。 但 它的存在，上有害於国家的治理，下不中万民之利。 “农夫”、“妇人”听了，一定会 妨碍农事和纺织；“士”听了，一定会影响精力和才智；“王公大人”听了，一定不能“ 蚤（早）朝晏退，听狱治政”。 如此一来，音乐的结果，必然是“国家乱而社稷危”。 墨翟主张“圣王不为乐”。 在他看来，音乐越发展，治国就越难，用原话说就是：“乐 逾繁者，其治逾寡”；“乐，非所以治天下也”。 墨翟“非乐”，在我看来不失为一件异事，要否定像人要吃饭这麽自然的一件事，非异能 者不能为。 如果这事能让正常智能者想通，那麽不外乎有三个事实： 一、墨翟代表了劳动阶层，对“王公大人”的奢侈淫靡，极其地看不惯。 出於一个阶级 对另一个阶级的否定，他也否定了这个阶级的生活方式，而音乐恰在其中，代表了享乐、 豪奢、不务实。 享乐、豪奢、不务实，在墨家一惯主张节简的思想体系中，这可是最不 耻、最不能容忍的失德行为。 二、即使有这个事实，事情依然堪怪。 按常人的经验，劳动阶层对音乐的需要，有时更 在四体不勤者之上。 音乐很可能起源於劳动，这个推断没有考古学依据，扯不清楚，不 提也罢；但音乐对诸多农活、役事的辅助、助兴、提升之功，墨墨这个劳动者居然看不见 、听不到。 可能的解释是，此人是木匠，木匠虽是劳动者，但此劳动更强调手艺、精巧 、个人性，这与力气活中发生的、往往属於集体事务的劳动歌，有点儿隔。 三、还可能有一个事实，最可能说通此咄咄怪事：墨翟是个乐盲。 乐盲者，感知不到音 乐何乐之有，自然对它也不会产生需要。 墨翟单纯强调政治和生产，把音乐与之完全剥离开，彻底否定音乐的社会功能，否定音乐 。 这极“左”思想可能实在是太不切实际了，在秦统一六国後，它也差不多就从历史上 消失了。 但也没有完全消失，我疑心，後来中国一直盛行玩物丧志说，一直有倾向将歌 、乐、戏、曲等与美近、与事功远的艺术归入“没出息”、不务正业之列，可能是墨翟的 徒子徒孙，是“非乐”的变种。 道家和儒家是另两派。 道家似有“非乐”的外貌，其实质却是极致地肯定音乐。 它对墨 家、儒家的音乐功利主义都没什麽好感，针对墨家对事功的孜孜以求，庄周讥讽说：“毁 古之礼乐”，“去王也远矣”。 意思说，你不是要追求王道吗？ 你那个否定音乐的高论 ，一头钻进王道里，却离成王之道十万八千里。 老子喜欢把话说绝，听起来极端，细想一想，往往却是哲学的极致：“五音令人耳聋”， 这是他的绝论。 顺着他的主张，庄子发挥说，要“攘弃仁义”，“擢乱六律，铄绝竽瑟 ”。 那麽音乐在哪里呢？ 在无声，所谓“大音希声”，“至乐”。 “至乐”虽然听不 见，然“其声能短能长，能柔能刚；变化齐一，不主故常”。 既然“天下万物生於有， 有生於无”，“无”就是“道”，那麽音乐的大道，也便归於“无”；在那里“有无相生 ，……音声相和”，达到了音乐至高的“和”的境界。 道家看起来是在否定“声”、否定“乐”，其实却是在否定以“声”、以“乐”、以法度 为代表的“礼乐”、“仁义”。 它鼓吹的至乐，恰恰是超脱的，出离政治，只跟美、跟 宇宙大道相和，一种高於音乐功能主义的纯粹精神性的审美。 儒家对音乐的思考最深入绵密，形成了完整的体系，《乐记》把它保留下来。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动，故形於声。声相应，故 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乾戚羽旄，谓之乐。”儒家这一段论述极为雄辩 ，代表了当时音乐唯物论的至高水准，即使放之於全球，也属相当高明。 紧接着，这《乐记》论述了音乐和生活、政治的关系：“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於中 ，故形於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 ；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乐记》强调音乐的政治、道德标准，所谓“德成而上”，有了合乎“礼”的思想感情， 才是一流作品；而“艺成而下”，艺术性这玩意儿，不值得单独称道。 “德音”、“和 乐”应该提倡；“溺音”、“淫乐”必须反对。 “淫乐”之“淫”，并非指“色情”，而是过分。 比如在孔子那个时代，儒家有一个美 学判断——“郑声淫”，即是说郑这个地方的民间音乐，乱了法度，过了，必须抑止。 儒家强调音乐的社会教化，最後将音乐的法度直接与国家的法度，与“礼”，对应起来。 对儒家来说，“礼、乐、刑、政”都是统治工具，这样就把一个音乐反映论（音乐是现 实的反映）的认识，最终倒置过来，变成了音乐统治论（音乐是国家体统的一部分）。 在儒家思想的波及影响之下，中国形成了音乐的现实主义传统，形成了音乐的政治美学、 治国之论。 道统思想，是中国非常强大也非常独特的思想，并成为各种思想中的核心思想。 在此思 想下，美没有独立的价值，而是一切价值都建构在国家、社会之上，服从於国家、社会的 目的；各种艺术，都被收拾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功利体系之中。 关於诗 ，“诗言志”；关於文，“文以载道”；关於乐，乐音乃国音：音乐直接联系着国家的兴 衰，乐可以亡国也可以兴国。 所以一个国家的不治，称之为“纲常失纪”，更称之为“礼崩乐坏”。 “礼乐”思想的创始者是孔子。 孔子生於乱世，生於忧患，一生的政治理想就是恢复天 下秩序，恢复盛世周王之礼。 但此时的春秋世界，实在已经乱得不成样了。 据《乐记》记载，西周有一台大型乐舞叫作《大武》，描写了武王伐纣之功，是周朝开国 第一大乐。 其曲式结构完整，以宫、角、徵、羽四个正声为骨干，不用商音。 孔子看了 《大武》，《大武》已非当年的《大武》。 孔子问侍坐在帝的宾牟贾：“声淫及商，何也？”（声音不合法度出现了商音，这是为什 麽呀？） 宾答：“非武也。”（这不是《武》的声音。） 孔子又问：“若非武音，则何音也？”（假如不是《武》的声音，又是什麽声音呢？） 宾答：“有司失其传也。”（这是乐官在传承中造成的谬误。） 可叹孔子，生在一个已经“礼崩乐坏”的时代。 二 红歌，现在叫这名称，以前的叫法——革命歌曲，无产阶级大众歌曲，健康文艺歌曲—— 一般指中国共产党成立後迄今，具有革命精神、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歌曲。 红歌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政治性，这阶级性、政治性，正是红歌之红，是红歌的灵魂所在 。 在它产生的年代，这政治性表达出来就是，立场正确，态度鲜明，服务於人民大众， 具有深厚的阶级感情。 红歌服务於政治目的。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一份关於革命文艺的 纲领性文件，提出“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成为文艺界长期以来 的指导思想。 在这篇重要文论里，毛泽东明确说，“文艺是从属於政治的，但又反转来 给予伟大的影响於政治。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 近百年来，中国经历了漫长的拯救民族危亡的斗争，经历了漫长的民族解放的斗争，经历 了漫长的争取民族自立、民族崛起的斗争，红歌就产生在这些历程之中。 以历史的真实 背景观之，虽然它有明确的功利性，却也是比较自然地产生的。 在集体主义、团结统一 的年代，为了民族共同的追求，为了人类共同的事业，当歌声响起，万众一心，激情满怀 ，斗志昂扬，曾经是多麽普遍的场景。 三 红歌是一种集体意志的表现，统一思想，凝聚人心，以达成某种集体的事业，是它独特的 政治美学。 说它独特，却也并不孤僻：在组织行为学中，举凡组织之中、需众人协力以 达致某种集体目的的领域，都用得着它；歌曲的政治美学，在这些领域可说是具有一般规 律性的认识，现在的应用也非常普遍。 企业有企业文化，厂有厂歌，社有社歌。 在日益高级化的管理学理论中，关於员工对企 业目标、自身岗位的认定，有“项目——任务——责任——使命”等程度不断提高、使命 感不断上升的一个序列。 员工接受指令、领取任务，认同“项目”是初级；需不断提高 认识程度；到认同“使命”这一层次，已经有了宗教组织般的、神圣事业的味道。 红歌曾经达到的程度，即是“使命”，是政党、文艺工作者及工农大众对使命的共认。 在集体的事业中，只有融入集体，成为集体的一员，成为共同事业的一分子，成为整个革 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个人才是有意义的。 个人的生命价值，取决於集体的价 值。 这种政治美学，演绎到极致，就是纯而又纯的革命成了唯一目的，集体的事业成了 人的唯一属性，集体的价值成了人的唯一价值。 虽然这可能最终导致了荒谬，却是逻辑 演绎的必然结果，内中并无任何逻辑矛盾和价值冲突。 “文革”十年，它就发展到了这 样的极“左”、极“纯”的程度：有涉个人情感的歌曲都成了毒草，包括爱情、友情、个 人悲欢都不能唱，所有的红歌，都是关於事业的歌唱，只有这是唯一正当、唯一正确的。 四 建国60周年之际，中宣部等十部委曾推荐“爱国歌曲大家唱100首”，现被通称为“红歌 100首”。 我粗粗统计了一下，这些歌曲的创作和流行年代，从抗日战争时期开始，到 2009年建国60周年庆典之际结束，涵盖了差不多四分之三个世纪。 其中，1949年以前的 歌曲，约占十分之一；1949-1976年的歌曲，约占十分之四；1977-1999年的歌曲，约占十 分之四；2000年代的歌曲，约占十分之一。 1999年之前的歌曲，大都有比较强的政治背景，一些歌曲甚至直接是因事而生，因某种形 势需要而生。 如《保卫黄河》、《游击队歌》是抗战歌曲，《南泥湾》是歌颂“自己动 手，丰衣足食”的敌後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是1961年北 京举办第二十六届世乒赛的迎宾歌，《翻身农奴把歌唱》是反映西藏和平解放、农奴地位 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在希望的田野上》是农村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赞歌，《 春天的故事》描述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南巡故事……这里面比较 容易被误认的是关於红军的歌曲，它们并不产生於红军时期，而诞生於1949年建国後。 2000年代的歌曲，甚至也包括一些80、90年代的歌曲，虽然也多有特殊的创作事由、政治 背景，但其政治意义比较含糊，有时是概念宽泛的拥军、爱党、爱国歌曲，有时甚至背景 语义复杂，与红歌指向的红色语义并不一致（关於此，下文将进一步述及）。 这样粗粗扫过，我们已经能很清晰地看出，红歌与普通流行歌相区别的最根本特色，乃在 於它是一种服务政治的歌曲；服务政治，是其旗帜、歌魂、时代性、歌曲的意义所在。 在红歌的政治美学里，毛泽东曾论述得旗帜鲜明：“我们的这种态度是不是功利主义的？ 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 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 。世界上没有什麽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 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 而红歌的创作者，大多即秉 承了这种革命的信仰、革命文艺的理念。 比如李劫夫，那个年代公认的革命作曲家、“ 时代的歌手”，有人统计过他在八年抗战期间的作品，发现八年间发生的重要事情，出现 的重要人物，无一不在他的歌曲中。 解放後，这个没上过一天音乐学院的人，当上了渖 阳音乐学院的首任院长。 他的创作习惯依然——哪里发生了大事，他就奔向哪里。 “鞍 钢”，“大庆”，农村、机关、部队、学校，处处是他的身影。 1966年3月，河北邢台发 生地震，余震还没解除，震区已经传出劫夫为抗震斗争写出的歌曲。 五 政治统帅，政治是灵魂。 集体的事业，共同的目标，统一的价值观，对责任与使命的共同认同，是红歌之所以能感 召人心的根本力量所在。 100首红歌，按内容划分，可粗略分为以下七类（名单附後）。 揣摩其内容指向上的特点 ，更容易把握红歌政治美学的根本。 军歌类：军队最大的特点是服从命令，在各种组织中，军队是政令贯彻最为严格的组织。 服从党的领导，党指挥枪，军队忠於人民，克服一切困难，外御敌辱，保家卫国，是其 最核心的政治使命。 英雄类：在民族危亡面前，英雄的感召力，“为了挽救垂危的民族，他们曾顽强地抗战不 歇”的事蹟，可歌可泣。 20世纪，中华民族曾面临两次外敌入侵的危机，为民族的利益 而牺牲，这是生命所能够作出的最英勇的决定。 领袖类：领袖是组织的领袖，是集体意志的象徵，代表着路线、方针、政策的英明，是一 面旗。 对领袖的赞美，实际上是对集体事业的赞美，对组织领导核心、现行政治正确的 肯定。 领袖颂歌，是统一思想、团结一心、共创现在和未来的有效形式。 爱党爱国类：党，是集体事业的领导组织。 国，是民族凝聚的共同体形式。 爱党爱国， 是集体对自身的赞扬，表达伟大、光荣、正确，感恩、归属、拥抱之情。 此类歌曲，是 对集体事业、个人归属於集体事业的骄傲的认同。 岗位类：这是在集体中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对集体的奉献是其主要内容，自豪感是其主要 特徵。 故乡山川类：是对集体事业的另一种肯定形式。 往往以故乡山川的新颜新貌，抒发对形 势一新、山乡巨变的喜悦，由此对某项政策的正确表示拥护；或以物咏怀，表达集体事业 所需要的民族精神、集体品格。 幸福生活类：歌颂幸福生活，随着近60年历史阶段的演进，依次等同於歌颂新社会，歌颂 新时期，歌颂新时代…… 六 红歌及其政治美学，在1980年以前，是中国文艺思想的主流，绵延达半个世纪。 与其盛期对应，那也是思想一统的时代。 在上世纪70年代，歌曲的政治伦理到达了这样 的极致：通过对毒草的清理刈除，红色歌曲变得无比“纯粹”，凡政治过关的歌曲，无不 表达着政治正确；歌曲的内容，无不表达着集体的事业、领袖的意志；各阶层角色分明， 无不是集体事业的某分子：工人、战士、社员，共产党、共青团、共产主义的接班人…… 整个社会成为一部革命机器，所有人成为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 改革开放之後，一统化的思想格局渐渐成为过去，以集体事业建构起的价值体系，容纳进 异质，出现另外的眼光。 首先是“幸福生活类”歌曲的出现，这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潮流，如《我们的生活充满 阳光》，就是潮流中的一朵浪花： 幸福的花儿心中开放/爱情的歌儿随风飘荡/我们的心儿飞向远方/憧憬那美好的革命理想 啊，亲爱的人啊携手前进/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并蒂的花儿竞相开放/比翼的鸟儿展翅飞翔/迎着那长征路上战斗的风雨/为祖国贡献出青 春和力量 啊，亲爱的人啊携手前进/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有什麽不同吗？ 好像没什麽不同。 以现在的眼光看，这首歌甚至与历史上最红的红色歌 曲一样，非常革命，充满了政治色彩。 但是，“爱情”、“花儿”、“亲爱的人啊”， 这是些在60、70年代的歌曲里被净化掉的词汇，它的美学指向，它所指向的幸福，简直无 处隐遁。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虽然继续在抒发长征路上战斗、为祖国贡献力量的豪 情，但歌唱的却并不全然是集体的事业，而将憧憬挥洒於生活，将愿景设定为“生活充满 阳光”。 仍然以我们为主语，仍然是集体事业的赞歌，但与集体事业的纯净的价值体系 已有所不同。 虽然一时充满争议，不乏来自主流意识形态的声声批评，《我们的生活充 满阳光》等15首歌曲，却成为全国票选的首届“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 七 中国音乐政治学的鼻祖，将制乐与治国合一的儒家，其唯物论的音乐美学思想中还有一条 名言：“乐者，像成者也。”意思是，音乐，是反映已经完成的事物的。 红歌及其政治美学在悄无声息地演化。 表面看起来，它是在《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这 一类歌曲中，被一波一波不断演进的歌曲潮流改变了颜色，不断被更改；实际上，“像成 者也”，歌曲只是事物的表象，真正变化的是人心，红歌及其政治美学的式微，发生在早 已发生的人心的变化上。 红歌及其政治美学，退潮的速度非常之快。 仅仅五年之短，它原有的内核已经完全涣散 。 紧随其後的是一个巨变的时代，巨变之大、巨变之快、巨变之多，使人们很少反省追问： 曾经的时代主流，那个庞然大物，那个将亿万人民凝聚在一起的时代精神，何以一下子就 不见了呢？ 我推想，有这样的几个关键： ——红歌及其政治美学之上，确实是一个统一的集体主义的价值观。 万众一心，极其广 泛；大公无私，极其彻底。 它有人所共认的集体的事业，人所共认的集体事业的目标， 神圣的未来理想社会，神圣的人类伟业；所有人等，均匍匐在这个基本认同之下。 个人 的人生，在这个宏伟的目标、神圣的事业中，被赋予了神圣性，获得了毫无疑义的生命价 值，由此产生光荣、自豪、骄傲，产生人生前途的无限光明感觉。 红歌及其政治美学， 其实是在这个宏大建构中矗立起来的音乐丰碑。 ——打开国门之後，“我们的幸福生活”在西方发达国家面前现了形，政治宣传失去了诚 信。 ——“文革”结束後，领袖的政治错误被披露，上层人物的私人生活被曝光，“神圣”露 出了它不神圣的背面。 ——经济搞活、发展、先富起来……在政治目的、社会目标全面转向经济的方向之时，价 值体系也在位移，物质生活的意义和私利，登上了台面。 ——共认的集体的事业，未来理想社会的目标，逐渐变得模糊；统一的集体主义的价值体 系，便在这个过程中离散、淡出。 歌曲风尚的变化，只是以上这个无比广泛、无比深刻的社会大变局的反映： 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邓丽君歌曲中，个人情感被肯定； 80、90年代，眼花缭乱的流行音乐，将个人世界的意义不断地表达； 1986年，崔健唱出了《一无所有》。 在国人的广泛回响和普遍认同中，这首歌呈示了这 样的现实处境：物质赤贫，精神失落，一无所有。 2009年，在改革开放30年的一系列歌 曲回顾中，这首歌被普遍认为是一个标志性作品。 八 2010年代，个人思想纷杂，价值极为多元。 在歌曲的世界里，港台歌曲、流行音乐轮番 登台，占据了文化生活的主流。 “100首红歌”，对这部分作品也有留意，虽然比例不大，港台歌曲、大陆流行歌曲却都 有入选，一共8首。 个人主义、价值多元的世界，与红歌及其政治美学的世界，完全是两个世界。 表面看都 是爱国歌曲、民族颂歌，内里的复杂、矛盾，一言难尽。 貌虽合，神相离。 举两首歌曲为例：《东方之珠》表达的，不单纯是对黄色脸孔、中华 民族的归依之情，其更大的主题，是对香港未来的忧虑、对“九七之变”的担心；《龙的 传人》诞生在1978年的台湾，其时台美断交、中美建交的消息传来，在官民两界引起“政 治地震”，民族主义和反美情绪一时高涨。 它们与大陆的主流政治并非一路，论及红歌 政治美学的核心——集体的事业、共同的目的、服务於政治的要求，流行音乐就是流行音 乐，意义纷杂，立场和态度完全不同。 眼前这个个人主义、价值多元的世界，给人们带来的并不全然是欢乐、自由、活跃、丰富 ，它也同时在展露令人忧心的面相。 人心的离散，道德的失范，精神的寡薄，拜金的疯 狂，使社会肌体不断遭到侵蚀、毁坏，社会整体不断遭到分崩、离析。 往牛奶里掺杂三聚氰胺的“三鹿”倒下了，“皮革奶”、染色馒头又横空出世；苏丹红被 揭露了，瘦肉精又开始扬名立万；河南的“健美猪”被曝光了，“化妆猪”又在重庆登场 ；山西黑砖窑工人被解救了，安徽、新疆又出现了“奴工”。 当前的中国，特别需要两个东西：需要凝聚人心，需要道德立范。 人心的离散，音乐是最明显的反映。 带着强烈的精神诉求，在时代变局之初一度有轰动 效应的中国摇滚乐，现在已完全退出公众视野，即使是崔健出了新专辑，也不过是几天的 热度，闻听者的比例，在人群中千分之一都不到。 流行音乐也早已失去主流，没有真正 的大众歌手，所有歌手都很小众，2000年造成了最大的流行现象的周杰伦，其歌迷也只是 人群中的一个微小局部，其一张专辑的销售量，卖到最好，不过一两百万。 红歌及其政治美学，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被重新提起、关注、讨论。 对一个国家来说，对 民族的事业来说，凝聚人心，实在是最基本的事。 凝聚人心，道德立范，面对的却是最深层的问题。 歌曲能够凝聚人心，但能够凝聚人心 的歌曲，从来有一些基本条件，那是一个群体、一个社会最基本的精神。 今天，在凝聚 人心的道路上，这样的问题会被时时追问：我们共同的目标有吗，是什麽？ 准备要追求 的、人所共认的价值观是什麽？ 集体的事业何在、使命是什麽？ 人生的意义是什麽？ 注：关於春秋时代中国音乐美学的相关论述，均来自《中国音乐史略》，吴钊、刘东昇编 着，人民音乐出版社1993年12月北京第2版。 2011年4月27日星期三 本文部分内容发表於昨日《南方周末》。 -- 　　时候到了。看着， 　　当我推开这大门， 　　重新震醒你们的时候，那光芒－－ 　　这光芒，便是一万丈！ 　　　　　　　　　　　　http://sites.google.com/site/youti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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