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广州南方都市报／作者　黄锦树　文学评论家】编者按：台湾作家朱天文自去 年在大陆出版长篇小说《巫言》受关注後，日前在其系列作品首次在大陆系统出版， 包括朱氏创作早期即1972-1990年的小说代表作。在此特向广大读者推荐。 　　如果从1972年初发表作品算起，朱天文 （1957～）写作迄今近四十年，就一个 专业写作者而言，作品其实不算多（小说六种，散文三本，电影剧本若干册），就量 而言其实远不如她父亲朱西宁（1927～1998），更别说是着作量惊人的大陆当代作家 。风格也不算多变（这方面远不如同辈张大春），也并不投注心力於作意好奇的文学 实验。作品不多，说明她的写作不足以维生；不作意好奇，说明了她长期抗拒台北文 学新思潮的拍打。那就意味着，她一开始就对文学写作自有主张，那信念的强度足以 让她相当程度地抵御台北的一波波西潮。 　　假使略做分期，大概第一个十年的作品都属於早期写作，小说《传说》（包含了 《乔太守新记》与《传说》）、散文《淡江记》均属之；中期写作包含了两个十年， 始於《炎夏之都》、《世纪末的华丽》，而止於1994年的《荒人手记》；2008年的《 巫言》，可说是其晚期写作的开端。就文学史意义而言，中期写作或许最具代表性，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短篇小说是她写作最主要的形式──抒情小说。确实也如写诗那 样细腻地经营着。题材从校园生活、眷村里的家庭剧场、母系亲属客家乡镇的故事、 台北职场里的人际关系、两岸恢复探亲等等……相当程度地呈现出眷村子弟、台北战 後世代的感觉结构。 　　朱天文写作的前两个十年，都是在台湾的戒严情境里。她是国民党军人的女儿， 所谓的「外省第二代」，父亲正是中国内战败北的一方被迫迁台的百万军民其中的一 员。对人民共和国而言，台湾是历史的外一章。台湾作为中共手下败将蒋介石父子的 最後根据地，军民随着他们饱尝流离之苦，数十年的戒严里，均以反共复国和重建中 华文化为主导的意识型态。外省新移民自居为寓居者，自然而然地和他们想像的中国 建立等式；而在美援的背景里，台湾快速地现代化，文学上现代主义一度被标举为最 进步最先锋的形态。因而西化与中国化、传统与现代之间，重演了五四时代的拉锯。 就在那两个十年间，「民国」台湾自身也经历了惊天动地的变化：1972年9月日本与 「中华民国」断交，随後1975年美国与「中华民国」断交，同年蒋介石过世，「民国 」在萎缩中。相应地，二十多年的高压统治引起了政治上的、文化上的一波波反扑， 以「乡土」或「本土」之名，1978-1979年的乡土文学论战最关键，外省族裔的中国 情怀及西化世代的现代主义都受到严厉的批判。那与其说是文化的，毋宁说是政治的 。台湾自身在「去『民国』化」。身为眷村子弟，朱天文和许多同样被归类为「外省 第二代」的写作者，此後的写作都必需面对那样的政治考验，也是最令他们困窘甚至 恼怒的。当朱天文的中期写作成功地捕捉了解严後台北人的地方感，这问题也就相对 地解决了。 　　在她成长的年代，朱西宁作为台北文坛的领袖之一，朱家几乎成了「朱家沙龙」 ，文人穿梭往返，不论是外省的、本省的、刚崛起的、当红的、走下坡的……这是对 文坛的现实直接的现场观察。更何况，父亲的藏书建立了她们的文学品位与眼界，同 时让她们和现代中国文学的累积不至隔膜，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父亲极为景仰的张爱 玲。确实，朱天文的早期写作时见张爱玲式的修辞，但促成其一生与张爱玲（的天才 时代）角力争胜，却无疑是因为那怪异的文化使者，被朱西宁迎接供养、延请为其女 儿讲授古典中国文化的胡兰成。 　　後者的影响是全面的、压倒性的，从审美观、写作观、人生观、宇宙观，甚至， 「民国观」。他「煽动了他们的青春」，因而有三三集刊之创办，也鼓动了一场青年 运动；一群以大学生、中学生为主体的文艺青年，企图以现代的「士」的精神，嫁接 进当道的复国意识形态，为在美援的西化里摇摇欲坠的「民国」重新召魂。一种饶具 古典意味的浪漫写作，有一股纯真的傻劲，构成朱家姐妹写作的基本场景。因此在朱 天文早期的散文里，青春的哀愁之外，时见「民国话语」，混合了「兰师箴言」与国 民政府的复国修辞，如《华冈的夜》：「我们今当流离变换的时代，有识之士仍然每 提及「中华民国」的远景，蓦地又起了英雄豪情。」常常往返於大我小我间，那是三 三诸子典型的文风，构成特殊的「民国」台北景观。 　　这样的出发点，以胡的教诲为基砥，而胡强调从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民间的诗 歌）出发，使得他们的浪漫运动有着中国古典的着色。因此即使在朱天文早期最天真 的作品里的古典意像，不论是正文里还是标题里的，如「有所思，乃在大海南」、「 青青子衿」都不是点缀而已，而是一种柏拉图主义式的理念，企图用古典的普遍性来 克服地域的差异性──乡土文学正是前述差异性的显现。胡强调的王风文学，温柔敦 厚的儒门诗教：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甚至情而不淫……一直让朱天文的写作体现着 一种古典的节制──即使最放肆的《荒人手记》也不涉淫猥。 　　以台北为新乡土，「民国话语」退场，自《炎夏之都》始朱天文建立个人风格， 注视台北烂熟的现代文明下，人的存在状态与及这文明本身的颓废形式。为了贴近都 市人的心态，她试图在语言上趋近她们，而仿真她们的世代语言；然而叙述语言还是 自己的，在某些瞬间，甚至出现「兰师箴言」的更新版，如名篇《世纪末的华丽》末 句：「湖泊幽邃无底洞之蓝告诉她，有一天男人用理论与制度建立的世界会倒塌，她 将以嗅觉和颜色的记忆存活，从这里并予之重建。」彼时读者已久久地遗忘了那位颇 有争议的异乡老人。晚近当她把自己的写作与本雅明的「新天使」联系在一起，其实 暗示了胡式美学──神话学或许足以转化出一种（「民国」式的──如果不说是中国 式的话）救赎批判，因为它确是抒情传统的一种现代变种。一如本雅明之接引犹太神 学。因此不论是《世纪末的华丽》还是《荒人手记》都带有若干天启的意味，个中的 前卫感，或许也得力於她的前卫电影经验。感官─文字，让书写语言成为物表像，身 体（不论是「同志」，还是早衰的世故的女子）转化为文体，成为诗，辩证意像。「 民国」已远，但在朱天文的晚期写作却更回到她的起点，以胡兰成晚年大弟子的身分 ，去徒劳地为胡扞卫什麽──一场她原不该介入的前代恩怨，死者间的恩怨。诚然， 她对胡的思想债务昭然若揭。然而，吊诡的是，身为写作者，胡也成了朱平生最大的 敌人。放任其降神附体，将严重妨碍她的个性与声音，使得《荒人手记》成为绝响。 ●gcontent.nddaily.com/a/db/adb1abf71f4083ec/Blog/802/9aa8a0.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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