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 UR IMFORMATION 转录至20100205联合报 万象历然 【联合报╱薛仁明】 2010.02.05 09:00 am 关於文艺 孔子是个文艺者，但他高於文艺者。他这个人大，好的人、好的作品一定大；而作者身处 时代，又能高於时代，方可成其大…… 民国99年元旦。今日清晨，五点五十分起床。早先夜里，烟火响炮，还有喧闹人声，梦中 几度听闻；记得最末一次，看看表，一点半，随即又翻身，也就睡着了。待再醒来，外头 已晨光微熹，一片寂寂阒静，那是一年之始兴发的平旦之气了；於是乎，「跨年夜」云云 的亢奋嚣躁，果真也都成了过去。 且说去年，民国98年，那春天里，因为《胡兰成‧天地之始》出版，我连续有台北之行， 先後也见了两位副刊主编。与这两大文艺版面龙头，原皆素昧平生，这都是头一回碰面， 闲聊片刻，他们不约而同，竟皆提起，现今艺文界，忧郁之人，好多。 艺文圈的或郁或躁，这原是大家都清楚明白的。但从他二人口中，如此先後说出，我心头 仍是震了一下，难免感慨。 这极忧极郁者，许多人可能会想到邱妙津、黄国峻，但立即浮上我心头的人影，其实是老 同学汪平云。他是个法律人，且参与政治，然而，他的根柢是诗人，他写新诗，他是个大 忧不得解、极郁未能开的诗人。 我心头还有另个人影，是袁哲生。与他，称不上熟，但认识。那是民国76年秋天，我重考 大学已了，就等十月开学；而先前放榜，父亲闻得我填写志愿，将台大历史系排在第一， 气愤之余，遂不和我言语，整整长达一个月；我在家局促难安，只好怏怏然提前北上，但 学校尚未注册，无可住宿，遂投靠好友蔡奇璋。奇璋念文化英文系，和学长共租一室，我 是腼颜挤进一块。那回住得挺久，而日後开学了，也还常往他那里挤，全不顾人家学长作 何感想。年轻时不太晓得顾忌，只知道奇璋是好朋友，而且我喜欢阳明山秋冬两季的寒意 与雾气。 奇璋的学长是袁哲生，很用功，总看到他在写着稿和读着书；伏在桌前，不折不扣就是个 文艺青年；常沉思，有股强烈的忧郁气质，与案上那些存在主义，相称极了；有时看到他 的神情，和那些存在哲学家真是相似。然而，总的说来，我和他却不太说得上话；那时， 常弄不明白，我和这样的文艺青年，为何总是有隔？虽然，对於这样子的忧郁，我是很有 些真实感的。 再早先，我休学半年，理由是重考，那其实只是个幌子；真正原因是，烦忧难解。所忧何 事？一言以蔽之，「眼见这世界奔向毁灭，人如何能够安身立命？」 我这烦忧，多少和孟东篱有关；高中时代起了烦忧，这焦虑惶惑与日俱增，而终至於回肠 九转、疲累不堪，则是我念政大东语系时；那晌，累极了，只好休学；而前後这些年，孟 东篱那几册书，一直伴在左右。休学这半载，日日睡足十小时，外加回笼觉，下午则海边 散步再两小时，其余时间，最常翻阅的，当然不是联考的国英数史地，而是《滨海茅屋劄 记》、《野地百合》这几册的盐寮风日与哲思。 彼时之嗜读孟东篱，而今看来，更像是那鱼儿在泉涸之处的相呴以湿、相濡以沫；读着读 着，似可解忧，但其实，也在助忧，助长那辗转难解之烦忧。之所以如此，问题当然不在 於盐寮之风日，更不在於孟东篱常常谈起、却终究未能如实契入的老庄禅宗之哲思，真正 关键是，存在主义。 我自己大学之时，走入了儒释道三家，尔後多年，重新体得了民间之元气与生机，又尔後 ，熟读了胡兰成先生，且亲炙了林谷芳老师。於是乎，隔了整整二十年，回头一望，总算 才明白了当年「相濡以沫」之情状。所以，三年前，我有篇旧文，便言道，年少心仪孟东 篱，但存在主义却使他终身带疾；又前阵子，见了吕学海说道，他的好友老孟，「年轻时 翻译存在主义，其实不是信仰，而是自残。」 这自残，使得他，阴郁终身；这自残，使得他，无论再如何置身自然，皆无济於事；这自 残，使得他，不管再如何欣羡禅宗老庄，终究只能缘而不入。说到底，太平洋盐寮海滨的 风日洒然抑或阳明山平等古圳的林木葱葱，都只是孟东篱那抑制病菌的抗生素；而谈禅说 玄，也不过是孟东篱暂缓病痛之镇定剂罢了！他的病根，始终都在。他晚年生理上是拒绝 了，但终其一生，在精神上，他却彻彻底底是，带病延年。 正因为孟东篱的带病延年，使得他病急不至於猝然迸发，一如同侪王尚义之肝癌遽逝；也 使得他病笃不至於缠绵难耐，一如晚辈袁哲生之自杀身亡。然而，尽管病状缓急容或有异 ，但是，三人之病根，同也；其自残，一也。 话说回来，这自残，又岂是单单只此三人之所为？数十年来，有多少文艺青年谈齐克果、 论卡夫卡、诵卡谬、读沙特，那一张张年轻忧郁的脸，布满了相濡以沫的自残伤痕。而今 ，孟东篱已逝，存在主义也不再流行，但是，当下许多的文化人，新一代的文艺青年，尽 管看来样式繁多、色彩斑斓，似乎更多元、更众声喧譁，但好多人的脸上，却忧郁依旧， 仍然布满了惶惑与苍白；这群忧郁之人，他们在写作、在展演，他们在演说、在讨论；他 们在相濡以沫。 曾经，我也是这样自残着。大学时代，看西方艺术电影，看他们逼视着人类的困境，剖析 着人类的无明，穷究隐微，探尽幽黯。於是，每回看完，撼动惶悚，心头下沉，紧紧揪着 ，再久也解不开；隔阵子，又看，又揪，又不能解。这是什麽？这当然是自残。 也是整整隔了二十年，有别於现今以西洋为主流的诸多时潮，我完全置身於另一套感知系 统，许久之後，回头一望，再看许多当代的文艺作品，才很清楚感知到那其中的巫魇。巫 魇，巫者何？巫是无明、是躁郁，是一种痴迷的狂乱；魇者何？魇是镇魇、是禁锢，是一 场恶梦却挣脱不了。当代文艺挖掘无明，以为这才是面对人生；描写幽暗，以为这才是面 对时代；但挖得越久，却陷得越深；作品越是阴晦，生命也就日益苍白；於是乎，所谓当 代文艺，每每是始於魅惑，继而耽溺，再而挣扎，终至於不起，徒留满脸自残的累累伤痕 ，又该谁人浩叹呢？ 事实上，正如力士再多麽孔武，亦断乎不能将自身举起；同样地，文艺者再如何血热情切 地探究无明，亦终究无法化解自身之困境；文艺者又多麽声嘶力竭地控诉当代，也不能稍 稍阻止时代恶化之一二；不仅不能，这样的探究、控诉，更常是反噬了自身。因此，经常 萦绕耳畔的「藉由作品对人性幽暗之剖析，获致终极之救赎」云云，也不过就是种集体的 相互催眠；又因此，许多文艺青年信奉的「献身文学」、「艺术神圣」这种话，本身就是 个巫魇。 文艺能养人，亦可误人；作品能使生命扩大，亦可让生命萎死；可以是药，亦可是毒，端 看那是什麽文艺，那是何等作品？更该看的，是作品後头又是怎麽样的一种人格？ 最初，文学艺术是不带巫魇的，大家对之也都素有好感。这好感当然有源头，这源头为何 ？曾记得，那不见容於国共两党、那含诟受辱逾一甲子的胡兰成先生，这麽说过：「文学 者就是以自心的光明遍照世界，遂见万象历然」，有此光明，於是乎，文学也好，艺术也 罢，「世界虽乱，亦作者的心中有着一个清平世界的秩序」。 是啊，我们每回看到小孩信笔涂鸦，每次听到小孩琅琅书声，总觉得清新可喜，有种未受 染污的纯净，那不正因为我们从中感觉到了一种对「清平世界」、「万象历然」的想望。 这是我们年少时对文学艺术的好感所在，也是我们对文明最初的记忆。太初如此，往後也 当如此。 有此想望，有此记忆，我们便能理解，为何孔子身处春秋晚期的礼崩乐坏，他老人家又宛 若丧家之犬般奔走於列国，但我们读《论语》，却完全嗅不出半点心焦神灼，也压根感觉 不到孔子的忧戚惶惑。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坦荡荡的清和老者，与他那班学生在寻常光阴 中怡怡愉愉，深挚舒缓，那景象完全是一派风和日丽；尽管身处乱世，但我们清楚看到， 两千五百年前的孔氏门庭，有光阴徘徊。孔子的心中，有着一个清平世界的秩序。 孔子是个文艺者，但他高於文艺者。他这个人大，好的人、好的作品一定大；而作者身处 时代，又能高於时代，方可成其大。同样地，我们今天读孟子、庄子，可清楚看到他们针 对战国时代而立言，但千载後读之，却丝毫不减新鲜，这是他们高於他们的时代。而那时 代的兵连祸结，对於他们，当然是场灾厄，但又不止是灾厄，那可以是一番思省，更可以 是一次又一次的淬砺；所以，我们才会在孟子文章中读到了泱泱浩浩，读到了阳气灼灼， 这正因为孟子自心的光明遍照世界；也正因如此，我们才会见到了庄子的汪洋闳肆，更看 到了庄子的任化逍遥，因为，庄子最清楚，什麽是万象历然。 这样的万象历然，是文学艺术最初也最真实的体质。正因有这样的体质，於是司马迁即便 身遭腐刑、受辱已极，但其《史记》仍是色色分明、各各鲜活；司马迁是生於忧患而高於 忧患，忧患使他的人更大，使他於事更真、於人更亲。也正因这样的体质，所以苏东坡即 便屡经艰险、备尝苦厄，然其文其人，却能够日益明晰爽利、意兴扬扬；他是回首萧瑟处 ，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样的万象历然，其实遍在四处。於是，京剧里头的小奸小恶，俱有可爱；连无明，亦有 可喜。於是，三国的血流成河，亦可化为渔樵闲话的尽付笑谈中；因为，人可以比时代高 ，可以比苦难大。文学艺术本该使人更大，使人可与烦恼无明相游嬉，使人在长夜将尽天 将拂晓之际，才一起身，便元气满满，对着眼前这一天，有种好情怀。 【2010/02/05 联合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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