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张居正》　　 金庸 我读连载小说，尤其是故事性强的中国古典传统体裁的连载小说，常常是迫不及待的先睹 为快，熊召政先生的近作《张居正》就是其中之一。这部篇幅巨大的历史小说，是香港明 报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历史小说《张居正》简体字本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在内地同时出版 ，香港出版时改为《张居正传》）。由於我和这家出版社的历史关系，我有了一点小小的 「特权」，当《张居正》还没有在市上出售之时，我已经可以先拿到手，津津有味的开始 阅读了。 我享受任何「特权」有一个原则，那是：「这项特权决不可妨碍、侵犯到任何别人的利益 。」先读《张居正》，并不会使得这部书在市面上脱销，不会使得任何一位读者暂买不到 ，因而剥夺了他先睹为快的乐趣，如果任何特权违反了这个原则，我就决不使用，因为那 是张居正所坚决反对，毕生努力对付的「豪强作风」、「恶霸行为」，我自己也是十分鄙 视的。 几年前，有位朋友在报上的小专栏中表扬我一件小事：我们二人去参观香港的书籍展览会 ，排队入场的人数很多，我们排了很久还是轮不到。我就说不排了，过一两天人少了些时 再来。那位朋友问我为什麽不使用「特权」，因为我是参展的出版社的主人，有「特权」 可以不必排队，我说如果我不排队而先进去，就使得有一位读者不公平地被挤在外面，妨 碍到别人的特权是不能用的。 这是非常小的小事，根本不值得一提，也不能算是什麽好事，但我觉得，这种「公正」、 「反特权」观念，应当用在社会的任何方面。张居正「施政」实际上就是「居其正」三 字。 　　 朱熔基就任国务院总理时，曾强调说，他这工作困难重重，明知前面有地雷，为了工作， 应当不怕牺牲而踹下去。温家宝总理在人大会当选之後说，他决心将记得的两句话，作为 工作的信条，那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这副对联是林则徐作的，意思 说，只要是有利於国家的事，必当全力以赴，个人的生死荣辱、进退祸福完全不在计较之 中，蒋经国先生当年也说过类似的话。我想当国之人，必须有这样的大丈夫抱负。回顾我 国历史上的大人物，林则徐无愧於此，张居正在大关节上也能凛然而为。 　　 历史小说不是历史，是小说。历史小说首先应当是小说，而其内容大体上不脱离历史。既 然是小说，就应当有生动而紧张的故事情节，有丰富的人物，既有性格，又有内心生活， 有他个性中情感与现实的矛盾冲突，有他的困难，他的坚强与软弱，他的迫不得已。 　 所谓大体上不脱离历史，不但物质生活不能违反历史规限，精神上与观念上也不能违反。 历史小说虽说可以三虚七实，但这三虚也不能虚得过分。法国大仲马写《三个火枪手》， 时代是法国路易十三、十四的朝代，武士可以用火枪，但不能用新式手枪，中国的历史小 说，张居正不能用打火机来点香烟，家里不能开空调机，他虽注重法治、公道、反对大地 主逃税，但不能有马克思思想。 　 　　 熊先生是湖北英山人，和张居正是湖北同乡。这部历史小说中对明万历年间的官制、社会 生活等考证得很详细，我阅读时自愧不如，又很佩服，我相信他做了很多调查研究的工作 。和他会面时，我曾向熊先生讨教关於李自成杀戮起义同伴的史实，以作为我修改《碧血 剑》的根据。我自己对明史是有兴趣的，在我那篇〈袁崇焕评传〉中，我对张居正有很高 的评价，我这样写：「从万历元年到十年，张居正的政绩灿然可观，在那时候，中国是全 世界最先进、最富强的大国。那时欧洲的文人学士在提到中国时候无不钦慕向往……」我 引述万历十五年时中国的重大成就，其中很大部分是张居正的功劳。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 写《万历十五年》，选择万历十五年来代表中国制度上落後於欧洲，说主因是中国不以数 字来管理国家。其实万历十五年张居正去世还不过五年，张居正的善政还没有遭到败坏， 以万历十五年的中国来和欧洲先进国家相比，中国还远远的走在前面。至少，北京、南京 、扬州、杭州这些大城市远比伦敦、巴黎要更加卫生、乾净和先进。 　　 中国当时的主要缺点，不是不用数字来管理国家，而是明朝中央集权、君主权威至上的中 国政治（明太祖手上建立的君主绝对专制），张居正重视「制度」、「法治」、「公平」 ，即使在封建统治下，也能很好地管理中国这样的大国。他注重「循名责实」，用现代的 名词来说，大致上便是「实事求是」。《张居正》虽是小说，但比《万历十五年》这样的 学术文章，更加真实，更加接近事实。 　　 历史小说有「古为今用」的作用，但不能以「古为今用」作为目标而写小说，那有可能会 牵强附会，勉强影射的作用。在文学上，「主题先行」的作风从来是不会成功的。要写主 题，就清楚明了，直截了当地写一篇政治论文。 　　 我欣赏《张居正》，因为作者选择张居正这样一个「实事求是」不顾个人成败，决心为了 国家，反对特权，打击豪强，坚持制度与法治的人物，来抒写他的真实遭遇和感情，并不 勉强将他推入现实的框子里，影射现实，反映现实。只能用现实人物来反映现实。古人就 是古人，真实的抒写古人，就是很好的历史小说。 （本文於二○○三年七月十一日首次登载於北京《中华读书报》，经徵得金庸先生同意， 转载本文於远流版《万历首辅张居正》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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