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从我的眼里涌泻而出 【贝岭】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流亡中的俄罗斯女诗人茨维塔耶娃在她寄居的 巴黎近郊贝尔德尔寓所，给刚刚过世的里尔克（诗人的亡灵）写下了最後的一封 信，一封他永远也收不到的悼亡信，信是这样开始的：「这一年是以你的去世作 为结束吗？是结束？是开端！你自身便是最新的一年。（亲爱的，我知道，你读 我的信早於我给你写信。）──莱纳，我在哭泣，你从我的眼中涌泻而出！ 」 2004年是以你的去世作为结束吗？苏珊，我也可以像茨维塔耶娃那样问你？ 可以引用她信中的话表达我的哀恸吗？可以说：苏珊，我在哭泣，你从我的眼中 涌泻而出！ 十二月二十八日。 那一天是我的生日，一个足以成为岁月标志的日子，我栖居台北，孤处，没 有喜悦。那一天我心绪不宁，无由地，不，怀着未知的预感。那一天的天空阴沉 ，我在淡水河边迷蒙的夜风雨中散步。第二天早晨（那是美国的十二月二十八日 晚上），我打开电脑，上网，进入信箱，一封从美国发来的信件进入眼帘：「贝 岭，你的朋友苏珊‧桑塔格於今天，十二月二十八日去世……」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一生都在扞卫文学的品质与趣味，严苛地 审视流行，拒绝粗野和庸俗。她骄傲，她也是热情之花，优雅、前卫、睿智，美 与智慧集於一身。她是人类经验和人类精神永不疲倦的探索者。是直面国家黑暗 、权力黑暗和人性黑暗的斗士。她是真正的世界公民，她的关怀超越国界、地域 、文化、政冶、意识形态和种族。 她的後半生都在和癌症奋战，先是乳癌，後是子宫癌，最後是血癌。多少足 以摧残生命意志的病症，多少次的化疗，多少外人无法想像的疼痛，她都独自面 对着，她都独自面对了。她真是坚强之人，她从不在我面前流露病痛之苦，从不 在我面前谈论自己的癌症，有时，我们见面时她大病初癒，她也不谈。她够强大 ，她悲悯他人，她热爱世人。但她不需要他人的悲悯、安慰和关爱吗？也许我不 是她真正的亲人，也许我是晚辈，也许我和她还不够亲近，也许……。 我痛悔，为什麽等到她走了，我才提笔去写她。为什麽要等到她走了，我才 去读完她的那本新书（《注目他人之痛苦》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 去读完她写下的所有书呢？ 我和她的缘分是命定的吗？ 一九九二年，最初的流亡岁月。在获得了一万美元的创刊赞助、一间居住和 编务合一的房间、每个月二百美元生活费的机遇下，我和孟浪、石涛等人开始筹 创《倾向》文学人文杂志。我冒昧地给她写了第一封信，附上《倾向》创刊计画 书，告诉她为什麽要办《倾向》，请她支持并名列刊物的编辑顾问。她很快回信 ，欣然应允。她在信中还特别更正了我称她为「作家」（writer）和「批评家」 （critic）的说法，而称自己为「小说家」（fiction writer）和「随笔作家」 （essayist）。 虽然我定时向她通报《倾向》的编目，但迟至一九九六年，她邀我去她家一 叙，我们才第一次见面。 那是个春天的下午，我担心自已的英文应付不了这位英语大师，请了一位年 轻的学者，现在哈佛大学任教的田晓菲小姐一起去助译、壮胆。 这是我的「朝圣之行」（Pilgrimage）吗？那一年她六十三岁。 进入她那颇为宽敞的顶层公寓，墙上挂着数十幅已故的义大利建筑家、艺术 家皮拉内西的镜框版画，醒目抢眼。她将我们引入用来会客的宽敞厨房，厨房尽 头有扇敞开的门，门外，有环绕着整个公寓的超长弧形顶层阳台，气派、奢华、 视野辽阔。她再将我们引入阳台，从阳台上，既可以俯视阳光下闪烁着水光的哈 德逊河，也可遥望映衬着高楼巨厦的曼哈顿天际。我们在长餐桌前坐下，她一边 煮着咖啡，一边问我们介意不介意她抽菸。随後，她为我们端上咖啡，坐下，下 意识地将一条腿搁在另一张椅子上，点菸，喝着咖啡，座椅稍微後仰，她笑容灿 然、急切地问着中国和我所做的一切。透过缭绕的烟雾，她的目光偶尔对你犀利 地一瞥，亲切中带着一种威慑。那次，我们谈到她一九七三年去中国访问的情形 ，她纠正了我以为她是在中国出生的印象，形容自己是由父母在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但出生於美国。她谈起中国对她的特殊意义、她强烈的中国情结、 想再去中国的愿望，谈起她父亲在中国天津过世的细节。我问她近年来的写作及 手头正在做的事，她谈到自己写长篇小说、剧本、文论、书评、短篇小说，也导 戏拍电影。这几乎涵盖了除诗以外所有的文学体裁。她知道我写诗，她说她也写 诗，但不满意（对诗品质的绝高标准吗？此时，她透出不服输的神情），故从未 让自己的诗作面世。晓菲兴致盎然，和她谈起自己在哈佛读博士研究中国古典诗 歌，我在旁边插不上嘴，索性倾听。 她的渊博常常让我跟不上她的思绪 在那一次会面时，她对《倾向》的品质表示认同，她也开始关注《倾向》这 本当时在英语世界中孤零零出现的中文文学人文刊物，同时，她也怀着极大的兴 趣和更多的忧虑，注视着我那刚刚开始的、试图回到祖国，试图将这份刊物带到 中国去的执着努力。 每次从中国归来，我总会打电话向她报平安，我习惯直呼她「苏珊」（Susan） ，告诉她我在祖国一次次有惊有险的遭遇，她不断地为我担心。只要她在纽约， 或我去纽约，我们总会设法见面，她总是建议去纽约的中国城吃饭，然而，更多 的时候，我宁愿到她家里去，一起喝咖啡交谈，看她的藏书和画，或在顶楼阳台 上遥看哈德逊河。 见面时，她打量我的气色和精神状态，总为我担心，而我总是告诉她，中国 已越来越容忍像我这样的异类，容忍这份文学思想性刊物。如她在文章中所说： 「当他带着杂志回到中国，在上海、北京的学生和文学圈子里散发的时候，我总 是担忧。但是如同以前一样，上一次我们在纽约聊天时，他向我保证这本杂志的 存在被中国当局所容忍，他不会有任何危险。」 不只一次，总是在下午，我和苏珊坐在她家厨房的长椅上，她倚着餐桌，一 边抽菸一边和我侃侃而谈，她旁引博徵、滔滔不绝。她的渊博常常让我跟不上她 的思绪，她的渊博又使她能够听懂我那辞不达意、连比带划、时态错乱的英语中 想表达的深意。我，总是提问、总想请教她我所不知道的，总想听她谈她熟悉、 并有过深刻阐述的那些伟大作家，谈波特莱尔、谈本雅明、谈罗兰‧巴特，谈我 们都热爱的俄罗斯诗歌和俄罗斯诗人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斯塔姆， 谈布罗茨基、希尼，向她请教我特别关注的当代美国作家。当然，我也告诉她我 读了她的哪些书，问她前些年在前南斯拉夫地区的经历，在塞拉耶佛内战炮火中 执导贝克特剧作《等待果陀》的详情。 她见解独到、也直截了当。对我来讲，听她谈比她问我更重要，因为这是聆 听一个伟大作家表达见解的时刻，而她，又总是问我她想了解的。正如她在同一 篇文章中所说：「我们认识的时候，贝岭想谈论罗兰‧巴特和瓦特尔‧本雅明， 以及有关我在塞拉耶佛的日子，而我则想谈文学、电影和独立表达在今日中国的 可能性。」 她的去世标志着美国文学和世界文学间强韧纽带的断裂 正如鲁西迪所说：「她特别强调迫切需要反对美国的文化偏狭和对外国作品 和思想的漠视。她是其他国家的新作家和翻译文学的非凡推广者……」在某种意 义上，苏珊的去世标志着美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之间强韧纽带的一次断裂，在美国 的文化生态中，似乎再也看不到像她对世界其他语种文学如此关注、倾全力推介 的文学大家了。 苏珊也是一位全职的读者和好书的引介者。如她在评论《吉诃德》一书时所 说：「作者首先是位读者；一位狂暴的读者；一位无赖的读者；一位自认为能做 得更好的鲁莽读者。」 这是一条必经之路，一场青春的执狂，一种互为因果的命运循环。我也是一 位文字的嗜读者，经由过量的阅读，才成为了一位作者和编者。我告诉过苏珊， 在我那无书的、精神和物质双重贫瘠的少年时代，都市中的人们常拿读过的内部 报纸《参考消息》来擦拭身体的排泄物（在那个时代，人们买不起手纸），印有 「毛主席」、「共产党」等相关字样的报纸是不敢用来擦秽物的。我，一个阅读 缺乏症患者，因难以读到禁书，只能狂热的搜寻一切有字的纸张，而每天能偷读 到《参考消息》是最大的狂喜，尽管上面所报导的国外消息都经过筛选甚至篡改 ，但毕竟来自於国外。那是眺望世界的唯一视窗。在她拜访托玛斯曼的那个年龄 ，我却在荒芜的楼群间追逐随风滚动的擦粪便的《参考消息》碎片或纸团，捡起 来展开，以无比的饥渴贪婪地读。 她独立特行，以文字为生 苏珊也是一位典型的纽约切尔西（Chelsea） 人或东村（East Village）人 、有着波西米亚式的不羁和行动型知识分子的率性。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她偶 尔会带来一位年轻的友人，我发现一文不名却充满自信和生命力的年轻文人和艺 术家是纽约这一城市真正的生命力。她们跟她在一起毫不拘谨，轻松地说话。那 些人不是她在大学或书店所遇到的崇拜者，而是纽约非常性格的青年作家或艺术 家。而我也总是介绍我的中国朋友与她认识，很多次，我都未先告之，迳带友人 去她的家里，她虽意外但从未对我表示不满，我先後带过田晓菲、陈军、杨小滨 、孟浪、张真去和她见面，我总觉得让我的朋友们认识苏珊，是我也是苏珊的幸 运。 不是某些依附於大学、势利、装腔作势、营营於教授职称或学术地位、从一 个大学跳到另一个大学升爬的学院中人或教授作家；也不是那种大腹便便、行动 迟缓、以教书、撰写论文为生的诘屈聱牙型学者。苏珊不是，她不是在大学围墙 内议论时政的学院型知识分子，她的志业不是教书，她说：「我目睹学术生涯毁 掉了我这一代最好的作家。」她站在大学之外，作为一个不受俸於大学、研究机 构、报刊媒体的体制外自由知识分子，她特立独行，以文字为生、以天下为已任 。她深知影像、电视及大众传媒的影响力，也善用它。她拍电影、纪录片，也执 导戏剧，她的每一篇文章都同时译为不同的文字在不同的国家同步发表，以求更 广大的影响力。 在穿着、谈吐、品味、见解上都烙下鲜明个人气质 我们後来继续探讨过「体制外自由知识分子」这一现象，我高度认同苏珊所 说：「自由知识分子是濒於灭绝的物种，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他们衰亡的速度并不 一定比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慢多少。」我以我在中国和在美国流亡的双重经历为证 。她也认同我的见解，体制外自由知识分子必须非常顽强，因为他们孤绝。必须 更具斗志，不屈不挠。他们只有超越这一分工精细的世界给他们留下的生存困境 ，才能在学者充斥的学院世界外生存下来，才能有真正的影响力。如同里尔克的 那句忠告：「有何胜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 而苏珊，是这一族类真正的榜样。 她是个性胜利的典范。在公众场合出现时，她一身黑衣，典雅中不失新异， 她风采卓然，感性与知性兼具，热情中透着威严。多年来，她额前由一撮白发分 隔的黑色长发被人们称为：「桑塔格式特徵」，成为她的「注册商标」。她是少 数在穿着、谈吐、品味、见解上都烙下鲜明个人气质的作家。我认识或见识过不 少上一世纪的文学天才、大文人、文化权贵或自以为是者（後两类我称之为文化 资产阶级，当我用英文说出生造的cultural capitalism 时，曾引得苏珊大笑， 然後建议我用cultural bourgeoisie来描述），他们或许着述等身，才华洋溢、 谈吐不俗，可他们的服装品味与他们的文化趣味缺乏交集，甚至乏善可陈。他们 的穿戴泛众化，毫无个性，带着服装全球化的痕迹。许多人身材臃肿，美感失缺 。而苏珊是个特例，你不得不承认，你甚至不得不认，她或坐或站，只要出现， 便难以遁形，立即引人注目。她举手投足，一动一静，都是一个亮点，甚至成为 焦点。 小档案 苏珊‧桑塔格 (Susan Sontag, 1933-2003) 桑塔格是近代美国少数最重要的作家及公众知识分子之一。一九三三年出生 於纽约市，一九五七年取得哈佛大学哲学硕士。一九六○年开始活跃於纽约文坛 ，有「美国最聪明的女人」称号。从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法西斯主义、色情文 学、电影、摄影到日本科幻片乃至当代流行音乐，笔锋所及都得风气之先。另涉 足电影与舞台剧的编导工作。曾获美国国家书评人评论首奖、二○○○年美国国 家书卷奖，二○○一年获得两年一度的耶路撒冷奖，表扬其终身的文学成就，二 ○○三年更荣获着名的西班牙阿斯图理亚斯王子文学奖(The Principe de Austurias literary prize)。二○○四年十二月病逝於美国纽约。 【2005/06/12 联合报】 -- ★Junchoon 大姊息怒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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