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很长但内容非常仔细，建议慢阅细看。 --------------------------------------------------------------------------- 菊花为何夜行军？ 锺永丰 刊於《中国财富》杂志2011年7月号 我本来以为长大後就是要当农民，跟父亲那样。 1975年秋，父亲有天傍晚从田里回来，要我把水牛牵到牛车旁。 「阿丰，来，我教你驾牛车。」父亲叫我把牛牵到牛轭旁，让牛站着，平行於连结牛轭的 木架。「好，现在你拍拍牠的肩膀，牠自然会走进木架中。」 我拍了拍，牛不动。我委曲地回看父亲。 「你要使力拍，还要大声喝！」父亲明明笑筋浮现，可又忍住，猜他是顾全我的十二岁尊 严。我大吼，牛进去了。 「现在你抬起牛轭，到膝盖高。」我照做，来我们家五年的水牛侧头，用牠的右角撩起轭 ，熟练地让它滑下脖子。 「很好！最後一个手续，很重要！你把牛轭左边那条索，绕过牛颈下面，绑在牛轭右边。 」我弯身拉索，牛的右眼瞪着我。 「好，上车！」父亲把牛绳递给我，「你来驾。」 父亲坐旁边，「其它的就跟你平常放牛一样。」我很开心，觉得正式与父亲一夥了。「转 弯最要注意，一定要等牛身过了弯，才转！」父亲指着前面即将与我们平行的大圳，要我 转弯过桥。 「这样知道了吧，你让牛顺着弯走，车身就转不过。」我深有领悟地点头。 「敢一个人驾吗？」父亲说他与母亲明天一大早得赶去田里引水、修田埂，晚了圳水会被 别家抢走，「等日头爬上东边大山，你就把车驾过来，好吗？」 「好，我敢！」我神气着。 我想我长大後要做农，像父亲那样。 第二天早上，太阳刚把山顶镶金边，我就把牛牵到牛轭旁；父亲已把犁与底肥先放车上了 。「这一车东西若没送到，父亲他们就没法做田了。」理解了父亲的设想与这趟任务的紧 要，我心中缓缓雄壮。 那个清晨是我的成年礼了；牛与车，我紧握绳索，风景踏着牛蹄的节奏向後滚动，秋天拂 面，父亲在南边，远远的荖浓溪畔，我变大人了。 我想我长大後就是做农，像父亲。 之後的人生就平凡了。一年後国小毕业，被送到镇上的明星国中就读，课後的时间几乎都 在补习，三年後考上高雄市的明星高中。像父亲教我做农事，读书的事我也照着做。但空 洞不断滋长，我想疯狂运动会好些。我当上了排球校队队长，但没有用。空洞不断膨胀， 我想上了大学会好点。没有用；撑到大三我就退学了。那个空洞一度很颓废，坐躺在里面 听摇滚乐、读现代主义文学，正好。 不忍心母亲难过，当完兵我乖乖插班回大学。小我两岁的妹妹秀梅，勇敢得多，大一那年 她就钻进内心，像游泳时从水面潜向河床那样，找到那空洞，给了它一击。她跑去台湾中 部的鹿港参加反杜邦公司设厂运动，当然书也不念了。父亲不仅没反对，居然还给了她五 千元盘缠。那是台湾战後第一宗社会运动，且是在解严前的1986年。父亲当时是怎麽看那 件事，又为什麽不对秀梅退学搞运动不生气，我没来得及问他。 1987年，我退伍前一年，父亲因体内农药残余过量爆病身亡，五十四岁，比我现在才多几 岁。 反杜邦运动之後，秀梅与她的社会主义同志进行全岛串连，试图培训农民。我剪掉长发， 加入妹妹的行列。但民进党成立後大量集结各种新生力量，社会运动在价值上快速民族主 义化、手法上逐渐民粹主义化，真正以弱势者为主体的进步运动愈来愈难以为继。我们想 回到自己的家乡--美浓。 1990年，我们回到出生地，参与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徐正光所主持的「小商品的政治经济学 」计划，於南台湾客家农业地区进行农户访谈与基本资料蒐集。父亲不在的美浓寂寞许多 。全镇种了半世纪的菸草，面积大幅萎缩，导因於1987年台湾被迫向美国开放菸酒市场， 以换取世界贸易组织的门票。妹妹与她的同志们曾经组织大型游行，抗议美国。 美浓的农民尝试种其它经济作物。先是咖啡，农民被苗商拐骗，花大钱买了号称从巴西空 运来台的咖啡树苗，结果後苗商闪人，根本没人收购，带头的农民走投无路，自杀。接着 是菊花，花商透过农会找农民契作，靠山的几个村子立刻变花海。为了延长光合作用以使 花枝俊俏，晚上灯火通明，星空暗淡。收成时花商故意压低价格，农民收越多赔越多，乾 脆放着，任爱花的小女生随意采。 全球性的新自由主义当道，过去被政府照管、保证价格收购的菸农也开始要独力面对市场 了。以前作物与农民一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现在农民被打散、赶入自由市场，菊花挑 灯侍候，夜夜行军，正是90年代美浓三农处境的写照。藉着研究之便，我们访谈农民，试 图厘清问题，找出行动的可能。同时我们与留乡的知青合作，开办调查营队，邀进步学生 下乡探讨三农问题。 我心内的空洞不断缩小，还是可以听摇滚乐、读现代文学，但多了劳动者观点。访谈农民 的收获是多面向的：既是政治经济学，又是社会人类学。另一个重要面向，是语言。从一 开始魅於农民语言的魔力，到领略它们的节奏、情绪、隐喻等技法构造，似乎是父亲教我 驾牛车以来，真正的向农民学习。 才开始搞清楚美浓农民社会的政治派系，水库议题就来了。 90年代初，资本去管制化、国营企业私有化等经济自由化工程启动还不到十年，南台湾的 制造业脱逃殆尽，具有支撑力道的产业只剩下钢铁业与石化业。加上替代性产业的缺席， 使得原本应限缩的重化工业整装再出发。国民党政府推出更大型的滨南工业区计划，内含 大链钢厂与轻油裂解厂，预计每日消耗32万吨水，占大高雄地区每日用水量的1/6强。为 解决原已窘迫的供水问题，水利部门计划在美浓兴建台湾第二大水库。 当少数士绅得到讯息时，美浓水库计划早已通过环境影响评估，预算躺在立法院，93年春 将进行审议。我们被热心的士绅找去与镇长讨论对策之际，时序已是92年秋。基於政策公 开的立场，我们建议镇长要求水利部门召开公听会，并邀请相关专家学者与地方各界代表 参加。是年底的公听会上，官方说法不敌专家学者针对民主程序、地质安全性的质疑，以 及居民、知青维护文化、生态完整性的反对声浪。之後新的社会能量迅速累积、蔓延，我 们串连其中，承担行政与宣传工作，在四个月内组织了数百人，前往立法院陈情，要求删 除水库预算。 这是台湾历史上第一桩反水库运动：水库做为现代化的先锋与发展象徵，首度受到挑战。 94年4月，我们结合农民、士绅、小企业主与知青，成立「美浓爱乡协进会」，更有计划 地进行各种组织工作。水利部门虽一时慌乱，连续两年被我们得逞，但水库毕竟牵动着南 台湾的经济命脉。工业部门及重化工业资本家的不满声四起，水利部门遂积极进行反制。 他们在两个重要层面进行反击。其一，他们赞助学术机构举办多场水资源研讨会，由主流 学者指陈南台湾水资源供给不足危机，以及兴建美浓水库的政策正确与工程安全。其二， 他们鼓励支持水库计划的地方人士成立倡议团体，宣传水库对美浓的各种效益，并安排上 千美浓居民参观其它地方的水库建设。他们的工作迅速收效：97年底的镇长与县议员选举 ，当选者均为支持或不反对水库计划者。如此成果使得国民党政府信心饱满，当时的行政 院长萧万长（现为副总统）遂在98年4月宣布：美浓水库一年内动工兴建。 运动节节败退之际，部份反水库人士也开始质疑由知青所主导的爱乡协进会是否太诉诸於 文字、太过於温和。他们乾脆另外组成「反水库大联盟」，针对反制团体的运作，采取直 接的冲撞行动，并发动地毯式民意调查，想证明美浓的反水库民意远超过50%。 面对内外形势的交迫，我们正视自身的局限，不断反省、讨论，凝聚了几个共识：（一） 对内关系上绝不能与反水库大联盟形成主导权之争；（二）运动不能走向「不要在我家後 院」的困境；（三）最重要地，这是一场与大社会对话的运动。 做法上，我们定出了几个工作方针：（一）互派代表参与对方的决策会议，搭配、补强彼 此的行动，以与大联盟形成不仅是「互为主体」甚至是「互为客体」的合作关系；（二） 针对镇内的各种人民利益团体，如老人团体、观光促进团体、地产团体等，进行说明工作 ；（三）以南台湾弱势族群、生态环境以及整体水资源与产业政策的观点，重新审视美浓 水库计划的合理性，并以此连结学术圈内的进步学者，区域内的族群团体、环保团体与地 方政府；（四）向各政党中稍有进步意识的立法委员，说明我们的诉求，争取支持。 99年5月，美浓水库预算审议期间，我们与大联盟动员近两千居民前往立法院陈情，期间 并有多个环保团体、工运团体、学运团体到场支援。在最後的表决阶段，我们守在立法院 每一个门口，低姿态地向出入的委员喊话。在半数立法委员的支持下，水利部门不得不删 除预算中的工程项目，只保留评估经费；美浓水库从此走入停建的阶段。 运动期间，我一直想建立文化工作队伍，艺术性地记录、表现并传达运动的内涵与意念。 有一些记录片与视觉艺术工作者愿意帮忙，但由於作品难以连贯，虽有些基本成效，但难 以产生战略性的影响。 94年春，一位就读於淡江大学的美浓青年歌手林生祥回来找我们。他的乐团「观子音乐坑 」要在校内办场演唱会，想把门票收入捐给反水库运动。「观子音乐坑」以客家山歌为基 底，写了几首以美浓及反水库为题的简单歌曲，每有运动场合，生祥总会尽量赶回，帮忙 提振士气。 之後我去美国读社会学研究所，生祥入伍当兵，进一步的合作直到97年再度会合後才可能 。我们合办几场社区型的民谣演唱会，并邀集同好开办「客家八音研习班」，不仅学习、 研究客家八音的社会文化意涵与音乐特性，还去拜访台湾其他语系的民谣传统。通过这些 过程，生祥逐渐愿意以更深刻的社会文化观点，面对他的音乐与生活。98年，运动形势严 峻。我向生祥提出以反水库运动为内涵、合写音乐专辑的构想，激起了他的创作兴趣。我 写词，他写曲，我们开始密切地讨论创作构想与细节。那年秋天，生祥决定回乡定居。 99年1月，我们整理我家菸楼作为录音室，生祥邀集一些乐手朋友前来练团。由於我父母 亲在当地菸草生产的劳动编组上属第七小组，我们把录音室定名为「第七小组菸楼录音室 」，并学习美浓菸农为支应劳动力与生产条件不足所发展出的劳动力交换方式，把这支音 乐队伍定名为「交工乐队」。 4月，在反水库队伍准备前往立法院之际，我们自力发行了第一张专辑「我等就来唱山歌 」，并把乐队带至立法院门口举行专辑发表会。「唱山歌」专辑总共有八首创作曲，内容 涵括：村落迁徙与河流的历史，运动的过程、主张与心理思想的转变，农民和青年参与运 动的故事，以及抚慰同志、惕厉士气与团结等等。使用的音乐元素包括客家农民语言、客 家八音与山歌、恒春民谣以及摇滚乐等，也为使作品与居民及传统文化的呼应更强，乐队 重新学习月琴、唢呐、三弦及八音打击乐器。 「我等就来唱山歌」专辑受到运动群众的热爱，运动界及艺文圈内有不少肯定的评论文章 。为有更大的宣传效果，我们报名参加2000年的金曲奖非流行音乐类，入围四项，最後得 到最佳作曲人及最佳制作人两个奖项，引起更广的注意与讨论，乐队也更有自信与企图。 我们展开全岛巡廻，深入村落与校园，不仅与各地朋友分享作品、介绍客家音乐，也藉之 说明反水库运动的缘由与诉求。 但水库只是美浓所面临的众多问题之一，跟台湾千百个乡村一样，美浓也有着严重的三农 问题。始於80年代末的经济泡沫化与制造业外移，逼使都市里大量的农村劳动青年失业回 乡。他们回到农村，马上面临再就业、婚姻与心理调适的挣扎，由此并衍生出东南亚婚姻 移民现象。95年夏，爱乡协进会为嫁来美浓的东南亚女性开办「识字班」，并协助她们解 决在新社会面临的诸多问题。我参与其中，开始了解、关切全球化下农村青年男女的命运 流转。 99年底，我向乐队成员提出「菊花夜行军」专辑的构想。创作前我召开工作坊，为他们解 说全球化下的三农问题，并带他们去访谈农民，同时领略农村各种劳动声音地景。「菊花 夜行军」有十首歌，讲一位农村青年阿成的故事。阿成在90年代的泡沫经济中，从都市返 回农村。他在父母的不信任与忧心中重新学习务农；他贷款种植经济作物菊花，感受市场 与价格操之在人的残酷与茫然。他听从仲介的安排，前往东南亚娶妻，而他的妻子阿芬来 到台湾後透过「识字班」的媒介，开始交新朋友、了解新环境。 在音乐上，生祥进一步实验客家山歌与60年代摇滚乐对话的可能，编曲上我们运用或模拟 农村声音地景--路上的人车、田里的耕耘机、送葬的队伍、收音机里的蒋经国讲话等等， 甚至请农村妇女、初嫁至美浓的东南亚女性，担任其中两首歌的主唱。在歌词写作过程中 ，我研究客家童谣，将之运用在歌词敍事结构上。「菊花夜行军」专辑中关於东南亚女性 以识字班为媒介建立生活脉络的一首歌--「日久他乡是故乡」，後来在台湾各地为东南亚 女性开设的识字班中普遍传唱，一度还被笑称为她们的国歌。 通过「我等就来唱山歌」与「菊花夜行军」两张专辑，我与生祥建立了几个创作共识：（ 一）体裁上以弱势者、边缘者为主角，投射其处境、发抒其观点；（二）音乐上以民谣为 基础，并展现传统民谣与当代社会对话的可能性；（三）敍事上采用农民、工人的语言， 以产生垂直的社会对话；（四）功能上为各种进步运动发声，帮助它们跨越各种社会界限 。 当然，除了美浓的运动，秀梅与我仍继续参与国内与国际的反全球化运动。父亲给的那笔 运动盘缠，想是够我们用一辈子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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