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tarako (跨越思念的彩虹桥) 看板 SARS 标题 我想我得了那个病 时间 Tue Apr 29 18:40:17 2003 ─────────────────────────────────────── 我想我得了那个病 ◎JOHNNY（广州／实习医生） 　(2003.04.29) SARS阴影笼罩全球，然而，除了染病者，世界上没有人真的知道SARS的滋味。作者在 年初染病，与SARS缠斗两个月，终於才死里逃生。本文是他以亲身经历细说SARS病程，及 中国大陆医护实况。 後来他们把它叫非典型肺炎，而全世界则称它为严重急性呼吸症候群，或SARS。但那 时，它还没有名字。 二○○三年的一月，我二十三岁，是医科五年级生，再过半年，我即将毕业。现在在 内科当实习生，日子其实满写意的，我可以感受到迎我而来的医师生涯在向我招手。当 医师的感觉，应该说是集心智挑战与物质安逸於一体的一种不错的组合，我对每天所看 到的新病例，总抱着新奇的兴奋感提供服务并学习。 我顿然觉得冷，那种寒劲儿，似乎是打从内脏开始 一月二十六日，医院里来了一位发烧的肺炎病人，他在三十一号病床。不论我们给什 麽抗生素，他仍高烧不退，终於在一月三十一日，我们决定把他转到附二院的感染科病 房。那天我值班，早上收了两位病人後，主任要我随救护车护送他转诊，因为他的呼吸 功能并不稳定。 在救护车上，病人咳嗽不已，每一阵连续咳嗽，都会咳出带有血丝的浓痰。病人把痰 吐在卫生纸上，咳完後，我急忙把氧罩为他罩好。就这麽反反覆覆地，咳嗽、戴好氧罩， 只有二十分钟的车程，救护车里已满是沾有血丝浓痰的卫生纸。救护车司机在第二天就发 烧生病，他在一个星期後过世，验屍时所收的检体後来成为北京病毒所的五个典型标本之 一。听说那天送完病人後，救护车是他清的，他用手把满地的卫生纸捡起来。我也不知道 为什麽当时没警告他那些卫生纸的危险性。 二月一号到七号，是春节假期，医院里只有少数人值班。我家在外省，今年轮我值班 。二号下午，我回到内科病房作病历纪录。那天气温大约十度左右，我多加了件毛衣。 在写病历时，我顿然觉得冷，而且愈来愈冷，那种寒劲儿，似乎是打从内脏开始。我觉 得很不舒服，於是就回到宿舍坐在书桌上看书。没多久，我开始冷得四肢发抖，就是加 上毛衣仍没帮助，後来我抖得甚至有肌肉抽筋的感觉。 小小刺激，引发一阵长达数分钟的连环性咳 「肯定要发烧了。」我想。於是就试着要躺到床上去，从书桌到床边，仅只两步路， 但我却觉得浑身无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仍有走不到的感觉。那天我除了起来拉了两 次肚子外，就一直包在被窝里。我的同寝室室友回来了一下就走了。我请假，但没告诉 任何人我生病了。 三号早上，我到急诊室去，他们给了我一些退烧药。吃了後，烧有点退。但下午我的 烧又复发，於是我再次回到急诊室，这次他们给我一些抗生素，但仍没作任何住院的建 议。最终，我就在宿舍里的被窝再熬了两天。没与任何人联系，也没任何人来看我。我 想起医院上个月收了两例非常严重的肺炎病人，一例救活了，另一例则没救成功。我们 都很清楚，那位来自河源的病例，在转诊之前，已感染了数位河源的医生与护士，但我 们并没多谈此事。 两天後，我开始咳嗽，那已经是我发烧後的第四天了，我终於接受了那个可能的事实 。 我到主任办公室，说：「我想我得了那个病。」 「那你就住院吧！」 主任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好像这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其实他自己也已在发烧了 。後来我才知道，那时医院里陆续已有多位教授，住院医师，及另一同学发烧。 我被放在三十一号病床，虽然不情愿，但他们告诉我院里就只剩那张床了，本来是三 人一间的隔离病房，现在只放一张床。因为前一位三十号病床的病人也受到感染了。我刻 意不去思考死亡，但可能孤零零地一个人死在这张床上的念头，却时而出现在我脑海里。 我入院时的胸部X光片显示我的左右肺都有些阴影。我的体温一直没降，咳嗽也持续着 ，任何一个小小的刺激，都可引发一阵长达数分钟的连环性咳嗽，主任来看我：「你会没 事的。你的胸部Ｘ光片没有恶化。」 深呼吸时，那种吸不到空气的感觉会更加 我知道他在骗我。我的X光片正在持续恶化中，我已在夜间偷偷看过。但我体谅他的心 意，这个病没有特异性疗法，病人的肺功能在第二至第三星期时会降到谷底。医师们仅能 提供支撑式疗法，等病人的免疫系统逐渐产生。这一切都需要靠病人自己的毅力与运气。 「我一定要努力撑下去，能撑多久就撑多久。」我不断提醒我自己。 在第七天，我开始咳出带有血丝的胶质浓痰，就像三十一床病人在救护车上咳出来的 那一种。我不敢深呼吸，深呼吸时那种胸部无法扩充的沈重感，或许是那种吸不到空气的 感觉会更加强，都让我觉得浑身不对劲。那种濒临窒息的片刻所引发的恐惧与焦虑，时时 刻刻围绕着我。後来，我的每一个心跳都会有一阵胸痛。这样的情况继续恶化，直到後来 任何肢体的动作，都会让我喘不过气来，我变得非常虚弱。但是，我的脑袋一直很清醒。 我尽量保持静止不动，我知道我要很努力地活每一分钟。 十一号那天，我听到主任说要把几位较严重的病人送到呼吸研究所，他们是处理呼吸 疾病的专家。「希望我就是其中之一。」我这麽期盼着。 他们把我抬到呼研所的床上时，我已经非常虚弱。安顿下来後，陈院长来看我，他的 声音冷静而沈着：「你放心，我们会照顾你。」我只能点头同意。但在那一刻我知道，我 会活下去。隔壁有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太太就要出院了，她也得了那个病。我至少可以做得 和她一样好，我的年纪是她的一半。 话给我的母亲：「我可能就要死了......」 在初五，我终於打电话给我的母亲：「我可能就要死了，你不要难过，当医生这行， 就是这样嘛。」我可以听见她在电话线的另一端哭泣。我可以想像：她开始去张罗火车票 ，坐飞机并不在她的考虑范围内，因为她从没做过飞机。但要与春节返回广州的工人潮竞 争一张火车票，应该会像是一场战争。 我的母亲终於在十二日号来到了广州，也就是我进入呼研所的第二天来医院看我。她 说：「你一定要坚强，撑下去。」在层层防护的衣帽与口罩内，她默默地落泪了。 在未来的两个星期，我的生命与类固醇、加压氧气、母亲的关爱、我自己生存的毅力 、还有我对呼研所医师的信心、都是环环相扣的。我在三月初离开医院，又回到了学校 宿舍。经过两周的闭关，我又出现在病房里，看病值班。 「活着真好。」 「生命真是可贵。」 这些不请自来的念头，会在我脑里出现。但有时我也会想到那些消失的护工，他们大 都来自贫穷的农村，每天以个百元的工资，二十四小时帮忙看护病人。 在「那个病」盛行时，他们也跟着医护人员一样受到感染而生病。但只要他们一生病 ，就从医院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因为他们不能工作，也付不起昂贵的医疗费用。没人过问 他们的下落，在官方的非典型肺炎统计资料中，病人的职业别不会出现有「护工」这两个 字。 （本文系中央研究院生物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何美乡， 以台湾公卫医生身分访视北京与广东，所采集的一个医护人员感染SARS的实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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