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Natsumilin (深受打击orz)
看板YangZhao
标题《往事并不如烟》政治还是不经久玩的
时间Tue May 27 13:54:11 2008
中国时报 E7/人间副刊 2008/05/26
《往事并不如烟》政治还是不经久玩的
【杨照】
那是反对运动的第一波高潮,但却也是我理直气壮政治意识的终点,庆祝陈水扁胜利
的那个晚上,我完全猜不到有什麽在政治的道路上等着我。
一切都是如此顺理成章
那年,手机都还没普遍流行起来。不在家时还要不漏掉电话,只能靠答录机。那是一九
九四年,我从美国回来没多久,带回了一架老答录机,就装上了。秋天时节,一次回家
答录机里有来自市长竞选总部的留言,问我可不可以去帮忙站台讲话,我没多考虑,就
去了。
後来两个月内,答录机经常有同样的留言。我甚至没有回电话,就照着留言上讲的时间
地点,直接去了,跟我一样年轻、甚至比我更年轻的工作同仁,就把我带上台,等轮到
我拿麦克风讲话。
一切如此顺理成章。甚至连在台上用带点结巴地使用台语,而且穿插几个兴奋吼叫的句
尾高潮,这些完全违背平日说话习惯的,也都如此顺理成章。没有什麽犹豫,不需多加
讨论,大家好像早就在梦里还是哪里,预习预演过这些事了。
应该是在士林国小,讲完话下来碰到了高中同学高志鹏,他也在陈水扁办公室工作。沿
着士林国小的跑道,我们东说西说,说大学毕业後的彼此经历,说说高中老同学的近况
,甚至回忆起当年在建中篮球场上的球赛,就是没有多谈政治,政治的理想与现实,都
没多说。
应该是在青年公园,碰到段宜康。他远远叫了我一声,我跟他摆摆手,说:「加油!」
然後在东湖国小,碰到马永成。我跟小马提了,我从美国回来後,在东湖住了一年,他
马上问我跟东湖这边的居民讲什麽比较好?我说大家关心交通问题,民权东路要赶快打
通,最好还能另外规划道路,让汐止那边的车,不必都挤窄窄的东湖路出来.东湖国小
学生太多太拥挤,也是个讨人厌的问题。
没多久之後,市长候选人陈水扁来了,在台上,除了第一次直辖市民选的历史意义外,
他讲的就是交通问题和东湖国小的学生太多。我观察着,台下好多民众一边听一边点头
。
真的赢了
还有两场比较特别。一场在成功国宅,明显外省族群居多的环境。我改回用国语讲,讲
我在美国的故事。有一对上海来的学者夫妻,偷偷跟我说,他们能理解台湾人为什麽想
独立,他们每次看到北京人的嘴脸,想到上海贡献那麽多税收却被北京当二等公民看待
,他们也恨不得上海能独立。我话讲到一半,赶场的陈水扁来了,我当然就匆匆下台,
把场子让出来,没想到下台时却看到几乎有三分之一的人也正要转头离去。他们愿意凑
凑热闹听我讲什麽,却连一点时间都不肯给陈水扁。
还有一场在新公园舞台。显然是考量了那个地方在同志运动上的特殊意义,他们找了一
位出柜的影评人来站台。没想到影评人才讲几句话,就有人嘘他。腼腆的影评人愣在台
上不知该怎麽办,我很火,没多想什麽,冲上台就骂人。骂台下的人没风度不懂包容,
骂陈水扁不需要他们这样的支持者,骂他们跟他们讨厌的国民党一样狭隘,骂他们在害
台湾民主倒退。还瞪着眼睛说,没有民主包容心的,请现在就离场,我们跟你们没有什
麽好说的。
选前最後一夜,我也去了信义区停车场,在台上挥舞陈水扁的竞选小旗子,激动地骂他
的对手赵少康。下台後,站在场边,一个好心的计程车司机靠过来,要免费载我回家,
我没接受,但靠在他的计程车边听车里收音机转播新党在中山足球场的造势晚会,不断
地安慰担心人场拼输了的运匠,「安啦!安啦!明天赢了,你再到竞选总部前面来载我
!」
第二天真的赢了。信义路新生南路口总部前万头钻动,远远看到总部的工作人员跟我招
手,我也跟他们招招手,没多久扩音器里传来:「杨照先生、杨照先生,麻烦请到台前
。」我没有过去,我已经做完我该做我可以做的事了,该回家了。
那是一九九四,回头看,我自己都惊讶於所有这些事情的理所当然。在表面的混乱中,
我们却活得如此理直气壮;或者应该说,正因为表面的混乱,所以我们可以活得那样理
直气壮。
感觉自己站在「对的」一面,在一场「对的」变革中扮演小小的,应该的角色。我们怎
麽可能会错呢?毕竟在我们面前的,是国民党所有的威权、虚伪、谎言与压迫。站在国
民党的反方向,不可能错。
而且充满自信认定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在帮忙解决四十年来台湾累积的问题,会怨
叹自己的力量太小,改革变化的速度太慢,却绝对不会怀疑自己做的事是正面的,是正
确的。
立场混乱後的困惑
那是反对运动的第一波高潮,但却也是我理直气壮政治意识的终点,庆祝陈水扁胜利的
那个晚上,我完全猜不到有什麽在政治的道路上等着我。
一九九五年,我参加了许信良撰写「新兴民族」的团队,继而参与了许信良的党内初选
活动。帮许信良写书,对我而言跟帮陈水扁站台,基本出发点都一样。我没有理由拒绝
。他们是民主运动的前辈,他们代表民主运动,他们就是民主运动,靠这些人,台湾才
有一点民主的根苗,当年他们做什麽事,都得冒着身家性命危险,现在他们不过需要我
们跑跑腿讲讲话写写稿,还能多考虑什麽?
後来才晓得,帮许信良跟帮陈水扁,差多了。陈水扁「就是」反对运动,帮陈水扁就是
实践反对运动的民主理想,许信良没有这种地位,他先要跟彭明敏争夺反对运动的代理
权,而且很不幸地,他的「全面西进」主张,很快就被打成「中国派」,很快就招来了
许多最凶猛的攻击。不是来自国民党的攻击,而是来自民进党阵营的恶言恶语。
本来乾净简单的立场混乱了。对抗国民党就是正确的,这种理直气壮消失了。取而代之
是复杂的路线讨论,台湾要走怎样的路?台湾不是只要干掉国民党就好了。
我到今天没有办法接受彭明敏阵营那种狭隘的台湾意识,然而他们显然是民进党内的主
流。许信良不是。要让台湾走出去,跟世界连结,甚至不怕跟中国连结的态度,不是民
进党要的。那我们这样的思考,非国民党也非民进党,算什麽?
一九九六年的总统大选,明白加入李登辉因素,情况更复杂更混乱了。我永远记得,离
投票剩下两天,我到彭总部去,负责文宣的老朋友把我拉到饮水机边,神秘兮兮却又慎
重其事地,一定要我将票投给李登辉,因为彭教授是个理论的台独派,只有李登辉才真
的能实践台独路线。
投票前一天,又有两位朋友不约而同先後打电话来,都用忧心忡忡的口气,劝我一定别
「头壳坏掉」把票投给彭明敏,那样只会分散台湾人的力量,想清楚,投李登辉才是正
确选择。这两位朋友,都是过去一起坚决批判国民党长大的。
与其说我被说服,不如说我被这些朋友的热诚感动了,进投票所时,我知道我要投李登
辉,领票时我还知道我要投李登辉,然而摊开选票,李登辉名字底下大剌剌三个「国民
党」字样映入眼中,直觉地、或许也是冲动地,我还是把红色印记盖在彭明敏上面。
我不得不困惑,我的政治立场与政治认同,而且我清楚,这样的困惑,不是我自己独有
的。
不变的反对派
一九九六年七月,许信良接任民进党主席,他大气慷慨地把国际事务部主任的工作,交
付给我。之後十个月,我近接观察理解民进党内的同志,老实说,我的困惑更深了。这
个党,大家都会把「台湾主权」、「台湾前途」放在嘴里,但却没几个人对真正的国际
关系有兴趣,他们想像的政党外交,就是从美国台独联盟或FAPA带回岛内的美国国
会游说。我任内提出「NGO(非政府国际组织)外交路线」,党内同志没有人听得懂
,更没有人有兴趣。同样的想法,拿去跟当时的总统李登辉沟通,他却一听就大表兴奋
赞同,而且兴头上还一度对外公开表示,他退休之後要专心从事台湾的NGO外交,也
一度规划成立基金会来推动NGO外交。
我看到民进党立法院的委员们怎麽审法案审预算,发现当时号称党内「预算专家」的委
员,事实上凭藉的不过就是一些基本的会计观念,加上稍微认真细心点而以。如果这种
程度就能当「预算专家」,那麽其他委员的预算审核工作水准,恐怕就不堪闻问了。
才两年前那麽完整坚固的政治改革信念,一片片碎裂开来。不变的是对国民党体制的厌
恶,我当然还是个反对派,但变的却是原本拥抱反对运动因而拥抱民进党的热情。国民
党造出来的这套扭曲体制必须打破,然而打破了之後呢?能够靠民进党来进行「国家正
常化」的工作吗?怎麽连「国家正常化」都是李登辉讲得远比民进党多,而且我认识的
这些民进党「精英」,别说离当年在美国哈佛看到的那些志在华盛顿特区的同学程度相
去太多,甚至放在台湾的脉络下,看起来都不是太「正常」,如何寄望他们来让台湾走
出国民党,走上正常理性社会的大道呢?
二○○○年大选日,我坐在公共电视的摄影棚里,和黄鹏仁一起全程转播开票过程,六
点十三分的休息破口,票数已经显示陈水扁得票超越宋楚瑜笃定当选,黄鹏仁露出了喜
悦的表情,我呼应了他的喜悦,不过补上了一句:「我满担心他们准备好了吗?」
变革实现後的危机
那年五月二十日,我又在公共电视的摄影棚里,全程转播就职典礼。整个上午,一股强
烈的历史感透彻我身体,我正目睹历史在眼前展开,但却毫无把握这段势必与前面不一
样的历史,接着会如何变化。
感谢当时「新新闻」的社长王健壮,政党轮替时我已经进入「新新闻」当总编辑,有了
不折不扣的新闻工作身分,也就不可能跟新成立的政府,有什麽瓜葛。我牢记早年留学
美国时吸收的第四权新闻概念,专心做监督新政府的工作,而且确信自己有比别人更深
入的管道,更快看到新政府的盲点与弱点。
是的,我在那个时候就已经不信任陈水扁,不信任民进党政府,正因为已经看过他们现
实的野心与面貌,也对他们的能力形成了评价意见,我不可能再将任何事情视为理所当
然了。
新政府一上任,第一个阵亡的部会首长是宗才怡。「新新闻」是其中火力最猛的一个媒
体。许多人都用赞赏的口气跟我说:「你们『新新闻』又干掉一个部长了!」听到这样
的话,我心里很难过,毕竟,干掉一个国民党政府的部长,和干掉一个等了多少年才实
现的民进党政府的部长,不会是同一件事。更难过的是,为什麽一个好不容易站起来的
民进党政府,必须用宗才怡这样不称职的人?最难过的是,我自己心里追问:可是不用
宗才怡,民进党政府又能用什麽样的人呢?
民进党的成就,与台湾社会的灾难,同时在我面前摊开。有时我恨自己头脑太清楚,清
楚到无法否认对於灾难的担心。做政治新闻,每天盯着看政情发展,完全逃不掉那种不
祥的感觉。我们以年轻热度期盼的变革实现了,带来却是不容快乐起来的连串危机,我
该扬弃当年的期待,直接对自己说:「我错了」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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