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finerain (雨哲), 信区: civic_life 标 题: 《历史的先声》 3 发信站: 一塌糊涂 BBS (Tue Jun 17 22:22:39 2003), 本站(ytht.net) 民主一日不实现， 中国学生运动一日不停止 学校要做民主的堡垒 近年来，很多大中学校中有“民主墙”的设置，这是一个好现象。但假如只有在这 一垛墙上才有民主，那就不能不使人有民主太少之感了。民主墙的精神应该发扬，使 整个学校，每一个学校都成为民主的堡垒。 说学校要成为民主的堡垒，这就牵涉到学校是否要和政治牵连，学生是否要过问政 治的老问题。但这其实是不成问题的。学校成为民主的堡垒，并不是要把学校卷进政 治的漩涡，让学生成天去做政治的活动。恰恰相反，假如办学校的人及教师和学生不 一起努力来使学校成为民主的堡垒，结果就使得学校完全落到政治上的坏倾向的支配 下，也就使得学校既不能好好的教，也不能好好的学。 这几年大後方学校的教育情形可以做最好的证明。据说，有一个大学的负责人自负 为“以办党的精神办学，以招兵的办法招生”。又有人说，有的学校拿了国库的经费， 却只在培养“升官、发财、造谣、生事”的人才。这话也许言之过分，然有着这种情 形，不能不令人痛心。并不是没有认真办学的人，但是他们被当做教育官署的下属， 经常要应付各方面来的公函训令，一会儿要注意那几个教员，一会儿要严防那一些学 生，试问如何能叫他安心办学？也不是没有认真教书的教师，更不是没有认真读书的 学生，但是反民主的政治用恶狠狠的面孔高压着他们，监视着他们，威胁着他们，叫 他们如何能安心的教书读书？在这种情形下，不学无术的官僚可以主持学校，靠面子 有後台的人可以当教授，挂起手枪横行不法的学生可以坐享公费。这简直可以说是斯 文扫地。 假如不改变这种情形，恢复学府的尊严，後患何堪设想！ 很多人慨叹近年来学校国文程度的低落。其实何止国文？ 更值得注意的是科学程度的低落。学生试卷上暴露出的对于社会知识和科学知识的 无知，那决不应该做为笑话来传述。 应该使人痛心地感到党化教育的贻害。中国现在已进入和平建国时期，没有千千万 万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做中坚，谈不到建国。学校的任务太重要。中等学校要培养出 大量的有科学知识的初级人才，大学要培养出大量的有科学知识的高级人才。国家要 建设，必须要安定；学校要培养人才，更非安定不可。使学校成为民主的堡垒，意思 就是要使学校的内部安定，不受政治外力的干涉、扰乱和破坏，让办学的人能安心办 学，教书的人安心教书，学习的人安心学习。 和平建国纲领中在教育项内规定“保障学术自由，不以宗教信仰、政治思想干涉学 校行政”。又规定，“根据民主与科学精神，改革各级教学内容”。这规定很切要， 也就是废除党化教育、保障教学自由，使学校能负起培养建国人才的办法。能够做到 这样，学校就成了庄严的民主堡垒。学校行政受外力干涉，教学内容受党化思想的范 围都是最有害的事。此後，学校应该让真心从事教育事业的学者去办，西南联大所行 教授治校制极值得赞美，教育行政机关只能处于辅助地位，党部团部更无权干涉。大 中学校长成为委任职的官员，是极坏的制度，尤其是大学校长更应是极荣誉的职位， 只有教授与学生的公意才能决定其去留。此後，教科书的统制应该取消，让学者根据 民主与科学的精神而自由地编撰，在党化精神下所订的各级学校课程标准应该征专家 学者教育工作者的意见进行修改，学校内教师讲学、学生讨论的自由应该做到充分的 保障。此外，现行的统一招考，教育官署审定教授教员资格等制度也是变相的干涉学 校行政，也没有保留的必要。 有了民主的空气就能有安心教学的环境，就能促进科学和艺术的进步发展。学校内 部情况的变革固有赖于外面的政治社会的进步，但学校是应该做移风易俗的先导的。 希望政治协商会议能够给中国带来民主与科学的福音，首先使学校变成民主的堡垒。 ——《新华日报》社论1946年2 月6 日 斥“人格教育”。舒芜。 士气怎样败坏，“人格教育”怎样重要，这些呼声，不知由于什麽一种触发，近来 又常常出现在时论中了。人们引证“经商易得、人师难求”的古训，对于今之教员， 深致其不满，责备他们只作知识的贩卖，而不会建树人格的仪型。 似乎有一种企图，要从这些呼叫中把整个教育引导到一个“新的”方向上去。 必需指出，这里面包含了一种阴谋，而这“新的”方向其实是旧的，完全陈旧的。 教育，是社会的、阶级的武器。没有一个社会、一个阶级，不施行它自己的教育。 中国的新式教育，自清末起，数到现在，历史是很短的。然而，“五千余年古国古”， 倘要说清末以前就没有教育，那可说不通。我们这些习惯于新式教育的人，对于以前 的教育，总觉得格格不纳，总觉得那仿佛是全然相异的别一回事。不客气的说，就简 直觉得那并非教育。太学国学，以及州郡府县学之类，不必说了，就是常为论史者所 啧啧称羡的书院，倘以我们今日的眼光看过去，也会感到阴森窒息，一点也没有所谓 “春风化雨”的风光。 好在眼前就还有什麽“复性书院”之类，只要去参观参观，就可以知道的。 封建的教育，民主的教育，这是本质的不同。封建教育是反理智的、要求盲从的； 民主教育则是建基于理智主义之上，要启发自由的思考，鼓励自由和意志。二者的目 的，都在于受教者的实践，但在怎样使之实践的关键上，就有了决定的分歧。 柏拉图说：知识即道德。实在的，凡与知识不能相合、不能用理智来阐明、经不起 理智的批判的，就是说，没有理智主义的基础的“道德”，都不过是僵死的教义的武 断，陈腐的习俗的盲从，统治者打造出来的精神的桎梏。反过来，真正的大哲，亦必 是大圣。因为真正的道德不外是现实社会现实生活的斗争之路，这个路必需深湛刚强 的理智的力，才可以探明，可以遵行。，现在说，新式教育错在注重智育，应该转而 注重德育了。这话就表明了那所谓道德，是在理智之外，与理智不相容，就证明了那 “道德”其实是什麽东西。 不过，空言不如实事。即使真正的道德，也应当有一个能实行它的人站在面前作具 体的仪型，效果可以大得多。提倡“人格教育”的人，也许会这样解释的吧。只要不 是机械论者，当然不会否认，而且充分的尊重人格的力量。然而，第一，这人格也应 当是一个合理的存在，也应当能被理智所阐明；第二、效法这仪型，也应当通过深彻 的了解，不能只是盲目的习惯的跟从；第三、最重要的，真正具体的仪型，究竟还是 社会生活，不是这个或那个的个别的人。而社会生活又就并非不要理智所能认识清楚 的。 今天的社会生活，究竟是怎样的呢？这个不必在这里说。 姑且借用一句老话“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者，一方面是荒淫与无耻。”大体上还是 如此。据说这种荒淫无耻，大大的引诱了青年人，他们看到这条稳当便捷的路，觉得 平日接受的知识、所指示的路都迂远艰难，就纷纷的就彼而舍此。于是，阴谋者也就 趁机站出来，说道：由此可见人格教育的重要，知识无用了，有些知识也适足以济恶 了。 就这个情形来说，知识可以说是无用的。但绝对不是说一切的知识，而是说今天一 般学校里所传授的知识。这些知识，都是僵死的，脱离了社会生活；不但不能说明社 会生活的真相，反而会掩蔽它的。社会生活的全面，是庄严与荒淫、光明与黑暗、新 生与没落的交织。今天学校里所传授的知识，当然不会公开歌颂那黑暗面；然而，有 意或无意的，却严密的掩藏了光明面。一切这个时代的通向光明，为了光明的努力、 争战、进行，新生的东西的面貌，光明的力量的招引，大抵都被视作洪水猛兽，不许 在黑板上或讲义上透露分毫。新生的东西又究竟比较的不甚显着，不如荒淫无耻之彰 彰在人耳目。这样，青年人之易于被荒淫无耻所引诱，当然就是当然之势；倘不，倒 是奇怪的事情。 所以，改革的道路，仍然在于“智育”的加强，以有用的知识代替无用的知识，以 现实的知识代替迂远的知识，以知识的自由的探索代替死板的灌输，以社会生活的全 面说明代替歪曲的描绘；绝不在于废弃知识、绝灭文化——这是法西斯主义的道路。 自有新式教育以来，尤其是“五。四”以来，我们的民主主义的、理智主义的教育 传统，是可珍贵的；尽管它曾经被封建主义的残余所拖累，被半殖民地的精神所阻滞， 更曾被东方法西斯主义所强奸，却仍然是——更其是可珍贵的，在青年的启导、斗争 的组织、文化的促进这些巨大的任务上，我们的教育起过什麽样的无可估价的作用， 我们都知道，我们也不允许任何人加以抹煞。别有用心的，拚命的夸张着“教育破产”， 想借口提倡“人格教育”，而把青年拖回封建教育的黑暗中，成天去静坐观心、踱方 步、记功过、洒扫应时进退：这些，都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知识即道德，愚蠢即罪恶。人格，决不是反理智的东西。 ——《新华日报》1946年7 月30日 纪念“五四”，贯彻为民主自由的斗争 今天是“五四”的二十七周年纪念日。 二十七年前的“五四”运动，在反帝、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之下，曾经猛烈地反对旧 政治、旧文化、旧礼教，实行了空前的文化革命，开辟了民族自觉的新民主主义纪元。 从“五四”以後，在中国表现得如此的明显：一方面，新的文化、新的群众政治运动， 以中国工人阶级为首，在艰难困苦的斗争中，在曲折崎岖的道路上发展起来；另一方 面，旧的政治与文化在被群众强烈的打击之後，买办官僚的代表又从东西洋运进一些 法西斯主义的货物，在旧专制主义的基础上，再加上那种法西斯主义，以继续压迫人 民，戕害青年，并企图从此完全埋葬民族的智慧。自民国十六年“四。一二”国民党 右派举行法西斯政变以来，剥夺了中国人民的一切思想自由，新文化战士及青年为之 而捐躯的数目，在中外古今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八年抗战，在国民党一党统治区域， 为爱国与民主而奋斗的青年，被法西斯派劫杀，依然是无数的。在那里一切讲学、读 书、出版、发行的自由，被残酷地摧残。复古成为时髦，思想即是有罪。在所有的学 校中，秘密侦探、欺诈迫害、武装威胁、金钱收买的特务作风，盛极一时，教育与学 术的尊严，扫地以尽。一切知识分子完全失掉做人的自由。无论在街上家内，好好的 一个人会被突然抓去。集中营里至今还关禁着数万无辜的青年。然而同时，中国的光 明也毕竟在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中涌现出来了。一万万以上的人民把大片的土地 从敌人的魔手下夺回来，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保证了文化方面的彻底改革。 造成了新文化发展和大众化的新天地。 一方面是青年人、文化人没有一切的自由，思想有罪，爱国有罪；一方面是文化建 设的蓬勃发展，青年思想的活泼发展。这一个对照，已经最好地说明了一切。 它说明了：民主，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新生，才能使青年获得肉体与精神的解放。 没有民主，便不能存在和发展为人民服务的科学。没有民主，便不能有人民的自由思 想，而没有民主与科学，中国便绝对不可能由落後变为先进，绝对不可能由贫弱变为 富强。 它说明了：法西斯主义与民主、科学，与自由思想永远是势不两立的敌人。万恶的 纳粹党徒戈培尔说过一句法西斯主义的格言：“当谁在我的面前讲起智力的问题，我 立刻就要拔出手枪来。”这句话，实际也正是为中国的法西斯派所从来信守的格言。 因为法西斯主义就是吃人，就是恐怖的统治。所以它们在政治上、文化上极端仇恨思 想与理智，而极端歌颂野蛮、独断与盲从。中国法西斯派有一条独断的根本教条，叫 做“一个领袖、一个党、一个主义”。按照中国法西斯派的规矩：大家一听到那代表 法西斯派的“一个领袖”，就必须从座位上站立起来，表示愿在这“一个领袖” 的叱﹛之下；只要是少数买办官僚寡头的利益，就要无条件服从，视之为“民族的 利益”。多少年来，中国法西斯派拼命把这种罪恶的教条灌输给纯洁的青年，一切不 接受这种法西斯主义特制的思想模型的，都是异端，都被认为该杀。拿着枪杆对着中 国人民的脑袋，这就是中国法西斯派的政治与所谓“文化”。 “五四”已过去二十七年了，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仍然是辉煌的。完全推翻中国法西 斯派的压迫，争取全国的民主，打碎思想统制，使得中国完全新生，这是一切民主人 士、进步人士的严重任务。 今天，中国人民为民主自由的斗争到了一个新的时期，也处在一个严重的历史关头。 从昆明血案到南通血案，中国法西斯派公开无所顾忌地犯下了一连串的血污罪行。这 一连串的青年被杀被捕的事件，是和当前中国的和平与内战、民主与独裁之争联结在 一起的。历史证明：中国青年是不可征服的。“五四”以来，他们反抗外来的法西斯 侵略者，反抗国内的法西斯压迫者，站在英勇斗争的最前线，不愧为中华民族的优秀 儿女。今天，中国青年更要再接再励起来。 中国青年纪念这“五四”的伟大历史日子，应该更进一步地用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 新人生观来武装自己的思想，应该用毛泽东这个伟大的人生观来充实“五四”以来民 主与科学口号，使民主与科学的口号，获得更坚实的新内容，更明确的新目标。我们 要求的民主，就是人民的民主；我们追求的科学，就是为人民服务的科学。中国青年 必须培养这种为人民服务的新人生观，才能真正成为民主与科学的战士。 各解放区的青年要为人民服务，把中国和平民主堡垒的解放区建设得更好！国民党 统治区的青年要为人民服务，坚决打击中国法西斯派的进攻！全国的青年们团结起来， 在为人民服务的伟大旗帜下，消灭中国的法西斯主义，贯彻为民主自由的斗争，向着 建设一个和平、民主、富强、繁荣的新中国的目标前进呵！ ——《解放日报》社论1946年5 月4 日民主和自由新论。黄元真。 某大学的一位院长在纪念周上公开讲演“民主”，说“校长为政府之代表，有资格 谈民主；教授为校长所聘，可以稍谈一点民主；至于学生则根本不能谈民主。” 可惜无法亲聆那位院长先生的“高论”，不知他所说的详细理由是什麽。但从这简 单的新闻报道中，我们也不难推论一些出来。能够代表政府的校长（不能代表政府的 校长并没算在内），当然“有资格谈民主”，而且只要能够代表政府而决不是代表人 民的，就都有资格，某院长本人即为实例。因为他们这类的先生们所谈的不过是括号 内的“民主”，也可以说是“政府主”或“××主”，与人民利不相关而害相连，大 谈之是不妨的。教授又不同了一些，他们的言论不一定都能够代表政府，有的谈到民 主就要认真起来（这是每个爱好真理的学者所必有的态度），这样会把事情弄得大不 妙。不过他们到底还是校长聘的，双方都应该顾及到一点情面，只要在不大妨碍校长 以及校长所代表的政府情形下，是“可以稍谈一点民主”的。至于学生呢？只要不是 那些赋有特殊使命来挂名读书的人们，都是年少气盛，遇事更其认真，说起话来，不 懂得情面，也很少顾忌，若让他们来谈民主，就会要真正的彻底的来谈一下，这是与 校长及其所代表的政府要谈的“民主”完全不相符合的，所以他们就“根本不能谈民 主”。 在另外一位名人教训青年的文章中，我们又看到这类的话，要我们青年牺牲个人的 自由和平等，来贡献给国家和革命。乍看起来，这是很有道理的。为了国家利益和革 命事业，我们应该贡献出自己的一切。但这必须事先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我们那样 牺牲自己是真正为了国家和革命麽？第二，我们所有的一切是些什麽？头一个问题暂 且不去讨论它，只就第二个来说。要青年牺牲个人的自由，就来看如今的青年有些什 麽样的自由可拿出来贡献和牺牲的。今天青年有集会结社、读书阅报的自由麽？完全 没有。有谈话作文、交友通信的自由麽？也完全没有。也许可以说，青年不是还有失 学、失业、饥饿和死亡的自由麽（目前这样的“自由人”真太多了！）？这些“自由” 都是青年所乐于“牺牲”而唯恐“牺牲” 不掉的，试问教训青年要牺牲的先生有办法让他们“牺牲” 这些自由麽？否则叫青年贡献什麽和如何贡献给国家和革命？ 说到平等，青年并没有和一切别的人争取到平等的地位，青年群中也有许多等级的 不平等，没有什麽可以拿来做牺牲品的。至于所谓“个人的平等”，在我这个笨人看 来真太难解，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对自己还有什麽平等不平等的问题发生，自然更 想不到还有“个人的平等”是应该贡献出来的了。 话说到这里可以转回来，我们不要骂那位院长所说的都是屁话，而应该说他所说的 正是实情；也不要以为这位名人对青年的要求太过分，其实这也不算什麽新的要求， 而是“既成事实”。 一面说青年“根本不能谈民主”，一面是叫青年“必须牺牲个人的自由”，这就是 在我们这个国度里对青年所施行的“标准”的“民主自由”的教育。虽然有时也要牵 着某些青年的鼻子，叫他们来唱唱“爱自由、爱民主”的歌调（但紧接在後面的总要 露出那些什麽第一什麽集中之类的狐狸原腔来），那不过是为着要装装门面而已。 ——《新华日报》1945年4 月15日 争取自由解放的中国学生——世界学生日献辞 今天是第五届世界学生日。 一九三九年的今天，侵入捷克斯洛伐克的德国法西斯匪徒，在捷京屠杀布拉格大学 学生九人，教授二人；其他各校的男女学生也遭受到机枪扫射、殴辱和监禁。到一九 四二年今日，世界各国学生代表在华盛顿集会追悼，并决定每年的今天为世界学生日， 全世界学生应举行纪念，以警惕法西斯的罪行，肃清法西斯的残余，防止法西斯再起， 同时激励全世界学生，永远不忘团结起来与反动势力作斗争，共同为一个和平、民主、 进步的世界而努力。 法西斯匪徒为什麽要屠杀学生呢？这没有别的，只是因为不甘做法西斯奴隶的学生 是每个被侵略国家最忠诚的爱国主义者和最勇敢的反法西斯斗争的先锋。因此，学生 总是法西斯的眼中钉，而法西斯也是学生和文化的死敌。但是法西斯匪徒是不可能用 屠杀的残暴手段，把学生的反抗镇压下去的。捷克学生终究保卫了他们的祖国，而德 国法西斯匪徒却被世界人民的联合力量打败了！ 象反法西斯各国的学生一样，中国学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为打倒法西斯侵略 者而作了最大的努力。但在敌人投降之後，美国却又取日本的地位而代之，加上国民 党反动派的卖国、内战和独裁的路线，中国学生又被掷入没有民族独立、民主自由、 和平幸福的境地中！ 在国民党统治区，学生们既过着困苦的生活，又失掉一切自由。例如北平各校学生 天天有绝粮之虞，京沪及其他各地学生因为缴不起学费和物价过高而纷纷退学。在校 学生多因营养不足而面黄饥瘦，精神颓唐。学校设备简陋，教师待遇菲薄，致使教学 无法顺利进行。至于言论、集会、研究、信仰、人身的自由，莫不受到摧残。任何人 都还记得：复旦大学学生因壁报言论触犯忌讳，既被特务抓来罚跪殴打，又被学校当 局加以处罚；昆明西南联大学生在校内集会，竟被关麟征指挥军警开枪干涉，甚至又 派兵士冲入学校，用手榴弹打死学生四人，重伤多人，造成有名的一二一惨案。此外， 迫害学生思想自由、人身权利的事件，真是不胜枚举。 在解放区，学生们虽然没有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直接摧残，但，由于国民党飞机到 处轰炸，国民党军队四出侵扰，使得他们不能安坐读书。这一切，就是在法西斯侵略 者被击败後，国民党反动派给予中国学生的报酬。 不仅这样，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当局的卖国，使抗日胜利後的中国民族地 位又一落千丈。美国宪兵可以公然在北平街上枪击中国学生；比“二十一条”还要丧 失权益的《中美商约》，更重重地打击了中国学生对于民族独立的愿望！特别是在国 民党当局依靠美国帝国主义的怂恿和扶助，而片面召开一党国大制造分裂的局势之下， 新的民族民主危机又尖锐地提出在中国学生面前了。 中国学生不能驯服他，做法西斯统治者的奴隶，也不甘受帝国主义者的践踏，尽管 国民党当局为了禁止学生反对他们的卖国、内战、独裁政策，用尽一切方法来愚弄、 镇压、欺骗中国学生，但是中国学生的积极战斗性是有其社会的历史的根源的，它是 吓不到压不了的！压力愈大，反抗愈大。 “五四”运动以来三十年的中国史，就是学生爱国运动与人民自主运动密切结合的 历史，就是学生运动充作人民运动的先锋和辅助军的历史。在一代的时间内，中国学 生用自己的血、泪和汗写下了中国民族民主运动史上光辉的史页，也是世界革命史上 特出的史页。事实证明：中国学生将一本过去传统的爱国精神，继续为自己祖国的独 立自主和民主自由而努力，也就是为世界和平而努力。 国民党当局不但倒行逆施，压迫人民，摧残青年，还更狡猾地，喜欢在自己面孔上 抹上一些民主的脂粉，进步的唇膏，装得自己好像不是法西斯，不是反动派似的。所 以一方面，他要破坏政协决议，大打内战；另一方面，他又要召集一个御用国大来制 定一部伪宪法，以使他的独裁统治合法化。同样，他一方面，残害青年学生；另一方 面，却又扭扭捏捏地表示重视“世界学生日”，其实还要假装说点爱护青年、反对法 西斯暴行等面子话，以把他打扮成为一个“进步”的“民主”战士！这种两面手法是 反动派的惯技。但是在反动派摧残青年、屠杀学生事实的对照之下，它是一点用处也 没有了。 看着已经从德国法西斯侵略者铁蹄下得到彻底民主解放的捷克学生们，看着全世界 许多过着和平、民主和幸福生活的学生们，中国学生应该再接再励，击退最後这一个 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争取中国青年完全的自由解放！ ——《新华日报》社论1946年11月17日“民主一日不实现中国学生运动一日不停止” “一二。九”运动是促成抗日战争的人民爱国运动的先锋，这是中国青年学生的光 荣史。今天是“一二。九”的十周年纪念日，新的学生运动又在蓬勃生长。虽然十年 前和现在，各方情况都已不同，学生运动的内容和方式也不相同，但同样都是中国青 年抱着清醒的头脑和燃烧的热情而参与爱国运动的表现。 这次昆明的学生运动遭受到有布置的武力摧残，和有计画的诬陷和恐吓，但他们始 终是方针明确，态度坚定。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民主是他们的主张，并不因任何诬蔑 刺激而有所动摇。在一切挑拨离间造谣中伤的阴谋下，他们始终保持着内部的团结一 致，保持着行动步骤的稳重，为死者要求惩凶，为生者要求人权的保障。今日青年的 这种光明磊落、勇敢而明智的行动，表现了他们无愧于“一二。九”的後继者，的确 是真诚爱国的青年。因此他们得到社会上广泛的同情和响应。云大教授七十一人联名 声明，对学生表示同情，联大全体教授罢教一星期以响应，更是过去任何一次学生运 动中所未曾有过的。这正是因为昆明学生们的呼声与行动，不仅可以代表全国的爱国 学生，而且可以代表全国人民。他们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民主的呼声，反映了全国人民 的心意；他们不畏强暴，坚持斗争的精神，表现着全国人民的力量。 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民主的道路，还是一个艰难的斗争过程。从这次的昆明的学生 运动中也可看出。“一二。一” 惨案已经过了一星期，当局对于学生、教授和社会各方面的呼吁还是置之不顾，他 们一方面在昆明扮演了一幕叫“公开审讯联大手榴弹事件”的丑剧与捏造出荒诞离奇 的人物和故事来遮掩他们自己的血手；另一方面他们又动员了纯官方的舆论，向反对 内战的青年和一切同情援助他们的人进行无耻的诽谤和恶毒的中伤。照理，无论怎样 顽固的人，听到千万爱国青年一致的呼声，至少总该有一点反省，看到青年的血流在 自己的刀锋下，总该有一点心悸，但这些杀人的罪犯毫不动心，他们只是把带血的刀 暂时藏在怀里，继续用花言巧语来否认内战存在的事实，又用杀气腾腾的口气来宣传 “武力戡乱”的必要。因为他们就是制造内战的罪魁，所以他们不敢承认内战；因为 他们口头所说的和平解决不过是个幌子，所以他们要用全力来压迫爱国青年和爱国人 民的反内战运动。 在“一二。九”时，北平学生有一句痛语是：偌大一个华北，竟没有一块干净土摆 在我们的书桌。十年前，国民党当局的亲日外交断送了华北，使学生有书读不成，现 在，假如听任内战阴谋家继续活动下去，那就无法使学生安心读书，也会使全国同胞 长期陷落在饥饿流离死亡的苦恼生活和不自由的奴隶状态中。国民党宣传员竭力用捏 造和附会的伎俩，想来证明这次学潮是由于共产党的挑拨，这完全是徒劳无功的。既 然你们自己所作所为和人民的意志不相符合，既然你们对于和平与民主事业，还是心 口不符，言行不一，继续采取敷衍、延宕、欺骗的态度，继续坚持反人民的内战和反 民主的政策，那麽广大人民在超过了最大的忍耐限度以後，到底还会做出些什麽事来， 那不仅共产党无法保证，谁也不能为你们保证的啊！ 从来反动统治者都把学生运动说成是一群学生的捣乱。 但实际上，学生运动总是反映着一个时期的人民的政治斗争。这一次的学生运动， 有教授参加，有广大社会的响应，这固然不只是一个什麽“手榴弹”案，也不只是一 次罢课的“学潮”。政府对于这次屠杀学生的惨案，假如立即实行一些能令人民满意 的善後办法，惩办真正的凶手和负责当局，保证不再武力干涉学生自由，那麽我们相 信，学生是可以而且也愿意复课的。但是内战一日不停止，民主一日不实现，中国学 生的爱国运动却是一天也不会停止的。中国青年继承了从“五。四”到“一二。九” 的光荣传统，一定要和广大人民团结在一起，为和平民主的实现和巩固而斗争到底。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9 日 睽睽众目岂容狡辩屠杀学生罪责难逃（舆论辑要） 重庆舆论界，对昆明压迫学生爱国运动案的反应，除极少数外，一致同情学生。 当云南省府改组後，就有人预言似的说：“人们却更担心作为民主运动的堡垒的昆 明，怕也抵挡不了特务的恐怖手段”（见十一月一日昆明民主周刊“重庆风雨”）。 “一二。一”惨案，证实了人们的担心。当局为了掩饰其罪过，已极尽其造谣诬蔑的 能事，但所得结果，却是更使正义人士愤慨。到目前为止，已经见于重庆报纸的公开 声援，已有八十余个团体，个别捐款慰问的人更难统计。本市舆论界多半都有公正表 示，与纯官方言论恰好成一鲜明的对照。 对学生运动的估价——反动者蔑视青年。 对此次昆明学生反内战要求民主自由的运动，和平日报认为是青年的“盲目自杀” （见本月一日该报）；恰好相反，时事新报却将它比之“五。四”、“五。卅”、 “一二。九”学生运动，并且问道：“假使没有自五四以来的历次青年运动，谁能说 中国今日是个什麽局面？八年的抗战有没有支持下去的精神力量？”（见四日该报）。 七日大公报虽根据与事实不符的报告来说明这件事情，但也从历史上的学生运动来说 明“学生的爱国运动，都有其光荣的功绩”。商务日报（六日）把这次学生运动看成 是“历史的推动力量”，认为在“某种政治条件存在”之下，“则这一性质的运动”， 今日固可产生于昆明，而明日也可能焕发和蔓延于全国各个地方。“新蜀报（五日） 说：”每一次学生运动，都是为了国事，实际上都是一种政潮，……昆明惨剧正是一 种以学生为主的政潮“，希望政府当局”应重温过去学生运动的历史教训“，这就是 说：历史上哪一次学生运动是被武力压得了的！？ “一二。一”惨案的责任——反动者诿过共产党 反动者企图以“共党煽动”（见中央社电及中央日报、和平日报社论），轻轻把 “一二。一”惨案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但是七日的新民报说：“学生罢课反对内战， 当地军警出动镇压……，在这情形中谁是谁非，几乎不待判断”，“看昆明学潮惨案， 受害的却是赤手空拳的学生，他们既无武器，更非军队，而竟受到武力的攻击”： “这次惨案却证明基本人权无保障……政府当局亟须反省”。国民公报在七日社论中， 也指出：对“手无寸铁”的学生施以残杀，“云南省地方当局之未能慎为处理应该负 责”。 青年有发表政见的自由，反动者却怕青年过问国事。 青年应不应过问国事，应不应反对内战呢？大公报七日社论说：“孙中山主张的国 民会议，其中就有学联会的代表，可见学生是可以对国事发言的”。只有从来就蔑视 中山先生主张的人，才把这次学生运动看成是“无意义的，不正确的”（见五日中央 日报社论）。内战是全中国人民所反对的，也只有想以内战“统一”天下的人才怕人 民“反内战”，才有“反对内战”便是“助长内乱”的奇妙逻辑（见一日和平日报）。 新民报（六日）说：“学生们只不过是‘不要内战’，而阴谋分子却‘不许’学生‘ 不要内战，岂不是证明这些人要内战的麽’”？七日该报又说：“仅仅反对内战就受 到这样的迫害，人民如何能够过问国事？……这是测验政府究竟愿否让国民关心国事 批评政治，也可以测验政府对于人民所作的诺言，有没有兑现的勇气”。这些话不知 那些自称为最“保障青年们读书、讨论、开会、讲演、学术研究上的自由”（见六日 和平日报）的人们听见没有？商务日报简捷的说：要人民不反对内战，只有事实上不 从事内战，就是老老实实的“实现民主宪政”（见该报六日社论）。如果“国事纷乱， 民不聊生，而青年学生犹漠然无动于中，依旧浑浑噩噩，这可说教育已根本失败，而 这个国家的生机也几乎绝矣”（四日时事新报）。“何必惶惶然如临大敌，以致引起 更多的纠纷？”（同前） 七日的国民公报指出这次昆明学生运动，“正是今日青年对国内政治烦闷的部份暴 露”，“试问世界胜利了，我们的胜利在那里？国际和平了，国内的和平又在那里？” 这正是青年普遍感到的痛苦。为了国家的生存与青年的前途，还不该多说几句话麽？ 不当提出自己的意见麽？只有那些一意孤行的反动者才不敢正视青年的苦痛与要求， 硬栽污青年是“受了利用”、“诱惑”，说那“不是代表大多数学生的运动”（五日 中央日报社论），他们把昆明学生反对内战运动歪曲为“反美”（见中央报五日，和 平日报一日），慾以离间中美人民之间的友情。这种阴谋诡计是骗不了人的。“我们 相信同学们反对内战是出乎忠诚，决非一二流言所能诬蔑”（见云大教授告各界书）。 名教授张东荪先生也说：“对某些不合理的事……青年学生难免要闹起来，但这种闹， 是出于爱国同胞的赤诚，结果竟发生惨剧，是十分遗憾的”（见七日国民公报）。 “近日官方电讯，对学潮事实，竟存扭曲，颠倒黑白，似在扩大政治纠纷，使问题无 法解决”（见民主同盟发言人谈话）。是非曲直，有目共睹，任你多少空口谎言与滑 稽“把戏”，也掩不了血写的丑行！ 对青年应有民主态度——不可强加诬蔑，动用武力 统治者于屠杀青年之余，还没有悔过的表示，但舆论界几乎一致（除极少官报）主 张政治应民主，特别对青年，千万不应以武力对付，并当保障其身体、言论、集会、 结社等基本自由。七日的大公报说：“今天是民主的时代，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治， 正应该向民主大路上走，而民主精神，就是要多数人民关心国事，参与国事，在此前 提下，政府可不必压制人民关心国事”。时事新报也认为，对待青年“不当心存忌怕”： “不可强行压制”，更“不可强加诬蔑……指为某党某派”。新民报（四日）说： “对付赤手空拳的学生，实在无动用武力之必要”，“我们主张在学校以内应当让我 们的学生尽量自由，……我们以为青年们对于政治问题的态度，不应躲避隔绝，而应 多研究，多辩论，以期真正了解，我们政府正在实施‘民主’，我们以为这一点思想 学术的自由是应当有保证的”。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11日中国统治者的“进步”。茅盾。 “一二。九” 的刽子手用大刀水龙头对付青年学生，现在昆明惨案的刽子手却用机枪和手榴弹了。 这难道就是中国统治者的“进步”麽？ “一二。九”的北平学生为了“救国”在大街上惨遭屠杀，现在的昆明学生为了 “反对内战”却在校内被“进攻” 而“围歼”了。 这大概也正是中国统治者的“进步”吧？ 刽子手们混赖罪名的方法，最早为掩耳盗铃的扯谎，例如“碰伤”，例如“自行失 足落水”，都是有名的“警句”；其後则为诬赖，为含血喷人，例如“受人利用”， “别有背景”；但这次昆明惨案除了这两套老调以外，竟还跳出三个自承如何被“收 买”的凶手来了。 这不用说也是中国统治者的“进步”了！ 我虽然不曾亲自看见昆明街上以及联大校舍内血肉横飞的惨状，然而读了昆明各校 罢联及教职员的各项文告，我对于刽子手的按语是残酷而又卑劣。这样的残酷和卑劣，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不但禽兽中绝无仅有，即在人类中也是少见的，更不用说“民主” 的假面具这回是撕得粉碎了。 青年学生的血，自来是不能白流的，让我们後死者咽住热泪，沉着地踏着死者的鲜 血前进吧！ ——选自《昆明“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陪都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编，原题 为《为“一二。一”惨案而作》为死难学生呼吁 昆明大中学学生为反对内战，竟遭军警便衣屠杀殴打，死伤达数十人之多，这件事 情本身的严重已不容我们来多赘一辞了。谁无子女，谁无兄弟，当有良心的人看到手 无寸铁的一群纯洁爱国的青年，遭受当局用如此野蛮残暴手段对付的时候，心里会是 多麽沉痛与愤慨！ 昆明的学生们喊出了反对内战，这是全国广大人民一致的要求，昆明学生们这一争 取和平民主的行动正是表现他们的赤诚受国，除非是别具肺肝的人，谁能忍心加以污 蔑？谁更忍心用炸弹枪枝来加以摧残屠杀？！但是很不幸，昆明学生们这种争取和平 民主的爱国运动竟遭到军警的屠杀，不能不令人非常愤慨！惨案发生後，那些屠杀青 年的凶手们，又企图诿罪别人，想含血喷人的把责任加在中共的头上，但事实俱在， 绝不能一手掩尽天下耳目的。 我们谨对昆明学生这次纯洁爱国的行动，表示极大的崇敬，对他们今天所遭受的摧 残，表示极大的关怀，希望全国正义人士给他们以一切可能的援助。希望政府当局迅 速惩办造成惨案的凶手，并立即停止内战，使昆明学生所要求的和平民主的中国能早 日实现。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4 日原题为《为昆明死难学生呼吁》 德国纵火案和昆明惨案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党徒为了消灭德国人民的力量，树立法西斯独裁，玩了一个毒 辣的阴谋，就是纵火把德国国会烧了，而把纵火的责任推在德国共产党身上。好了， 现在纽伦堡的战犯法庭，证明了主使这个阴谋的就是纳粹元凶之一的戈林。德国国会 纵火案，早在十二年前就被季米特洛夫揭穿了，现在，戈林自己在盟国审判之下也没 有话说了。 其实，“嫁祸”的阴谋诡计，在我们中国，几乎成了反动派的家常便饭。眼前的例 子就是昆明的“一二。一”惨案。明明是国民党反动派企图镇压昆明学生的爱国运动 而一手造成的对手无寸铁的学生的武装屠杀，却妄想抄袭嫁祸惯技；自己屠杀了青年 学生，殴打了教授之後，硬把责任推在中国共产党身上，以为这样就可以掩蔽自己的 凶残罪行，伪饰自己的狰狞面目了。 让反动派听听纽伦堡的声音吧！希特勒法西斯十二年的血腥恐怖，也不能淹没国会 纵火案的真实案情，难道任何捏造的谎话，能够掩蔽用血写成的昆明惨剧的事实吗？！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6 日 人民是骗不了的 昆明惨案发生後，全国人民无不感到无限的悲愤，连日各界捐款慰问，写信声援， 有如潮涌。足以证明昆明学生的爱国行为和他们的不幸遭遇，已博得全国普遍的同情 和支持；同时也反衬出国民党反动派嘴脸的丑恶和手段的卑劣，赤裸裸地暴露在人民 的眼前。 本来，这件惨案的事理至为清楚，责任也很分明：一般青年学生只不过激于爱国热 忱，凭了赤手空拳，起来要求民主反对内战，究有何罪？而国民党反动派竟采取残暴 手段，惨加屠戮，并在屠戮之後，为了“嫁祸”起见，还不惜含血喷人，肆意诬蔑， 居心恶毒以至于此，真是史无前例。 但是人民是不会受欺骗的，人民是最公正的裁判者，国民党反动派要想一手掩尽天 下耳目，徒见其日益心劳力拙而已。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7 日 反动派也该想一想：人民岂可轻侮 任凭你有怎样偷天换日的本领，任凭你有怎样移花接木的手法，可是，终究敌不过 血写的事实，血写的历史。 真的，这些年来，人民的眼睛已经给万重的苦难磨炼得异常尖锐了。昆明血案不但 在一般人民中间引起了深刻而广大而深厚的同情，而且在人民中间引起了悲痛的回忆： 他们想起了“刘和珍之死”，想起了“淡淡的血痕”，想起了段祺瑞时代，想起了民 国以来一连串黑暗的日子。 当人民能够回忆历史的时候，也就能够从历史中取得教训，更能够从教训中生长起 力量和信心，人民岂是可以轻侮的麽？ 反动派也应该想一想了。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9 日 希特勒的法宝应该收起了 成都各大学学生为声援昆明爱国学生运动，于九日召开追悼昆明遇难师生大会，并 在会後举行游行，经过情形，已见昨日本报成都通讯。 这是合情合理的行动。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却反对人民的任何反对内战争取民主 的运动。在昆明，采取了“嫁祸”阴谋，制造出一个莫须有的“姜凯”，把屠杀学生 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捏造了若干“文件”，说共产党“指示暴动和学潮”，又说 民主同盟如何如何，这样地把共产党和民主同盟放在一起，作为国民党反动派扩展其 摧残压迫一切为争民主的党派和人民的“根据”。这种阴谋的一演再演，这种阴谋的 毒辣阴狠，对民族的危害，真是大到万分！这种阴谋，只是更加在人民面前暴露了国 民党反动派的凶恶面目。 我们曾经一再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有一套荒谬的逻辑，就是把所有反内战争民主的 人士都指为共产党，而把反内战争取民主的任何行动都诬为共产党的“阴谋”。他们 企图造成“合法”借口，来实现自己假“戡乱”之名进内联战之实的反动政策。他们 不惜用流血的手段来对付昆明手无寸铁的学生，就把国民党反动派的这一套逻辑完全 揭穿了。现在为了准备又一次用流血手段来对付成都的学生和一切主张民主的人士， 所以，他们就又祭起这套从希特勒那里学来的法宝了。真是卑劣无耻到了极点！ 奉劝国民党反动派们：希特勒是学不得的，希特勒的一套“栽赃嫁祸”的法宝，已 经到了收起来的时候了！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14日 青年教育与思想问题（节录） 编者按：我们访问了好几位青年的前辈，提出几个关于青年教育的问题，请他们发 表一点意见。但因为时间和交通的困难，有许多受我国青年敬爱的前辈，还未来得及 去访问。现在就我们所采访到手的，发表出来作青年读者和国际青年友人的参考（本 期文章编者以收到先後为序）。 一、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教育政策，起码应该具备哪些条件？ 二、有人要求青年的思想统一，因而决定实行严厉的思想统制（如象法西斯国家那 样的），他们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吗？ 三、领导青年的思想，最好是应该采取什麽样的办法？ 郭沫若：对于国家的教育政策，郭先生认为至少必须具备着这几个特点：“1.人民 本位。为最大多数谋最大的幸福。它的反面是一切变相的帝王本位，牺牲大多数人的 幸福以谋少数人的安全。前者是扶植主人，後者是训练奴隶。 2.国民教育普及。作为一个健全的人的普通常识，即初中以下的教育，应使全民享 受。 3.高级教育保护。高级教育应因材施教，杜绝一切特权，不使贫苦者被拒、而富者 滥竽。 4.学术研究自由。凡人民本位的思想有尽量阐发的自由，帝王本位的思想有尽力打 击的自由。以真善美为目标，不能受任何有意的虚伪、歪曲、变态的箝束。 5.尊重学者，保卫师资。 6.国际协调。与进步的民主国家保持协调的步骤，肃清法西斯思想，共策人类的和 平“。 郭先生更认为法西斯的思想统制政策是可以达到其预期的效果的，德国和日本便是 绝好的证明。但这并不是“统一思想”，而是“消灭思想”。“它使一切人民化为工 具、化为猛兽。这是人类文化的叛逆，为害于人民，更为害于世界。”“使这一次的 世界大战，为争取解放不知道流了好几千万人的血，而且在战争结束後，德日法西斯 的思想的肃清，还要费很长远的岁月的”。郭先生更很沉痛的指出：“满清入关後统 制思想，使中国退化了三百年，现在却还在受着它的余痛”。 谈到青年思想的领导问题，郭先生说：“青年思想的领导，最好是启发式的、感应 式的、培养式的。 德育、智育、体育，各方面都要顾到。有健全的身体，便容易有健全的思想、健全 的品德。 目的在使每一个青年熟悉自由思想的法则，养成自由研究的习惯，发挥自由创造的 精神。 给以丰富的养料、美好的环境、高尚的师资。 废除剪削绳束的盆栽主义。 废除脚带腰缠的畸形主义。 废除髯首阉割的奴才主义。 一句话归宗，让青年自由自在的发展便是最好的领导“。 陶行知：（一）民主政治下的教育，应当具备下列条件：甲。天下为公，教育为公， 不以教育为一党一派及任何小集团谋利益。 乙。尊师重道，不以侦探作教员，不使教员兼侦探。 丙。使师生之间，没有隔阂。 丁。使学生打开眼睛看事实。 戊。关于政治社会经济问题，学生有阅读自由、讨论自由、批评自由。 已。学校内团体生活，要有民主的组织使学生在民主生活中学习更进步之民主。 庚。动员广大群众，在真正的民主生活中学习民主。 （二）三民主义一开始就说：“大凡人类对于一件事，研究其中的道理，首先是发 生思想，思想贯通方生信仰，有了信仰方生力量”。我首先指出“思想统制”与“思 想贯通” 是不能相容的。其次可以分两方面说。那不得已而受统制的人是越弄越没有追求真 理的兴趣，结果不是思想统一而是思想消灭、智慧消灭，统一于愚；那不甘心受统制 的敌人，一部分倒会突破千磨万击，而发展出更高的思想与更大的智慧。 （三）领导一二人，可用豆油灯；领导一二十人，可用火把；领导一国之众及全世 界就要太阳，至少要月亮那样的光明。统而言之，无论领导多少人，总是要拿着真理 之光，照着人向那正确的道路走去。如果领导的人把火熄了，或把跟随的人的眼睛闭 了看不见光，或者甚至把他们的嘴也封起来了，连路上遇着危险也不能喊，那领导的 人们不但是费力不讨好，而且大家在半途上难免会出岔子。 夏衍：一、起码要承认青年学生是一个有人格有人权的人。尊重他们的人权，让他 们有用自己的眼睛来看、用自己的头脑来想的自由。 二、假如这样的思想统制能够收效的话，那不仅希特勒可以永远地支配世界，秦始 皇也不会二世就亡国了。希特勒充分地利用了现代化技术的庞大机构，在德国人民中 散布了法西斯思想；可是现在，对苏联的侵略战争失败之後，德国人民不就开始用同 样现代化的机构在反对法西斯主义麽？ 三、我以为最好是培养青年人的客观态度。——让青年人和现实社会接触，让他们 自由地感觉、自由地思索，然後让他们根据自己实际所感和所想得来的一切，来自由 地判断。 茅盾：家庭是一个圈子，学校是一个圈子，这两个圈子外边又有社会这个大圈子。 这是个比喻。这比喻好象有点机械。但我们姑且这样假设（当然事实上这三个圈子不 能彼此各不影响，而且这三个圈子在什麽线上交切，交切的角度如何，我们也暂时不 谈），一个青年他的家庭是一塌糊涂的家庭，除了赌和吃，便整天想些损人利己的勾 当，甚至损人而并不利己的勾当，他所见的社会又是以贪污为能干、以强横为威风、 以欺诈为德行，那麽，即使他进了个好的学校，结果他会被教成个什麽呢？我们可以 设想：如果此所谓好的学校只是设备差、尚能灌给他一点知识，那麽，有了知识的他， 将来要贪污、欺诈、强横的时候，其作恶的能力和方法也会大些。然则这“好”学校 给人的知识适足以济恶而已。我们又设想：如果这所谓好的学校是不但有好设备、好 教师，还有好学风；教师不但教得好，还有好的人格，起熏陶作用，那麽，该青年将 来的结果，大概是三条路罢：一是家庭与社会对他的“示范”作用，完全抵消了学校 中所给他的影响。二是他觉悟了，且有勇气反对家庭与社会对他的“示范”作用，而 成了叛逆者。三是思想矛盾，精神苦闷，悲观厌世。 因此，我相信，要希望能够教育出配作民主国家的公民，教育设施之必须符合民主 精神，自不待言；而最重要者，社会上必须真有民主，即国家真是一个民主国家。如 果外表与内容不合，决无好结果。由此可知法西斯国家即一套思想统制的办法，乃至 领导青年的办法，自然都是不应当有的。而领导青年姑不谈威胁利诱等手段，单是自 己不检而且以言语欺骗，其结果也一定不是不堪设想、便是适得其反的。 沈志远：民主和法西斯在一切方面都表现为极端对立的姿态。教育方面亦非例外。 法西斯（不论它穿的衫是黑色也罢、褐色也吧，或其它任何颜色也吧，都没有两样） 的教育者，首先是把受教育者当作一群木偶看，而自己则充当着耍木偶戏的人；他两 手拉住一群木偶头上的线，就可为所慾为了。因此，在法西斯教育政策之下，教育者 和受教育者的关系，是主与奴的关系。完全相反的，在民主制度之下，民主的教育者 首先应当把受教育者看作是人——是和他一样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正因受教育者是独 立的人，教育者就得尊重他们的人格，让他们尽量去发挥他们的天才，而自己居于从 旁辅导的地位。两者的关系是兄弟般朋友般的关系。教育者对受教育者不但绝对不能 为所慾为，且不容许采取任何强制性的手段（哪怕用意是极善的），而只有用说服、 解释、理喻的方法。主与奴的关系，在民主国家的任何一个领域内都绝无存在余地， 何况乎在神圣的教育园地内？ 其次，和前一点相连带的，法西斯的教育者对于受教育的青年们的主要“教育”手 段是威迫利诱，一只手手枪（或者棍棒），一只手钞票（或者地位），根本谈不到人 格教育，而是十十足足的奴才教育。 极端相反的，民主制下的教育家，最基本的方针恰恰是要发展人格教育，培养青年 的独立人格，因而他们的教育方法是因势利导、循循善诱，依照最新的集体主义民主 制的原则，教育者并且应该和受教育者共同一起生活、共同一起来检讨问题和解决问 题。在民主制度的教育机关内，那种一手手枪、一手钞票的卑鄙勾当，是绝对没有存 在余地的！至于“盖世太保”之类的东西，更不许其混迹于神圣洁白的教育园地之内！ 极端相反的，民主主义的教育，却以培养和鼓励青年大众的自由自觉精神为其神圣 的基本方针。它不要青年盲从，而偏要青年怀疑：遇事要问一问为什麽？怎麽样？以 及怎麽一回事？它最忌把青年当作木偶、当作奴才；它所努力追求的是受教育者的自 由思想、自由活动（包括学术研究、生活训练，以及各种集体活动之自由），培养他 们成为高度自觉、精神活泼、极富于自动创造力的一批国家社会之自觉的栋梁。 法西斯的奴才教育即将随法西斯本身之总崩溃走进坟墓；民主主义的教育必将随民 主主义在全世界上的总凯旋而得到进一步的昂扬。世界上一切法西斯奴才教育的梦想 者啊，赶快让给进步的民主主义吧，不然你们的坟墓也不会比纳粹们远一点的！ 黄炎培：我认为教育的道理是“先知觉後知”。既然如此，年长者应该尽量将自己 的知识去告诉後辈。但是有两点应该认识，一是人类的思想和天赋才能、性格很不相 同。我曾实验过，以同样一句话，某甲的反应与某乙的可以有很大不同。 所以站在教育立场最好要因材施教，对甲应用适合甲的方法，对乙应该用适合乙的 方法，决不能笼统用一种方法。其次，青年天赋不同是很好的一件事，因为人类社会 需要各色人材。为青年本身想，应懂得他们天赋的不同；从社会需要想，也不应教以 同。 讲政治与教育不同，政治应有政策、方针，应该同。把政治意义施之教育，应该是 把政治所要求的最大的统一目标提出，让青年各人去走自己的路，以求达到这目标。 具体说，一个国家生存要有民族国家的观念，这是最高统一要求，不能放松；又如教 人知道应该为人服务不自私，这是基本做人道理，这都要说得透彻；至于怎样去做， 那就让每个人自定办法。 最不相宜的是先做一个框子，叫别人进入我的框子，这样一定失败。须知青年最富 自尊心，譬如你一定要他如何去做，也许他服从，但绝对不及让他自己选择一条路， 施教者施以暗示启发，使他很了解这条路最好、最适当，这比命令式的施教要好得多。 翦伯赞：翦先生首先说明一国的教育政策，与其政治制度是分不开的。英美苏联等 国的民主政治，其教育政策自然也是民主的，是能促进青年思想自由地发展的。而德 日法西斯国家的教育政策，则是反民主的，对青年思想是统制的，是屠灭文化思想的。 “用武装筑成一条文化思想的狭路，在狭路的这端，写着智识分子从此入口；在狭路 的那端，写着智识分子在此领取官吏的委任状。因而一切智识分子为了升官发财，都 挤满了这条唯一的狭路。这就是法西斯统制思想的教育政策。”翦先生这样说。 谈到希特勒、墨索里尼那些法西斯所施行的教育政策，能不能达到他们统制思想的 效果时，翦先生就说：“中国有句古话，‘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今慾以教育的 方法，强不同之人心而使之同，这又何异强天下之人同其面貌呢？” “庄子说了一个笑话，他说，人有恶其影而慾去之者，己愈趋而影亦随之，终不能 去也。文化思想就是社会的阴影，今日法西斯一方面不能阻止物质社会的向前发展， 另一方面，又制止他的阴影停止在指定的地方，这和庄子所说的笑话同样是一个笑话。” “除非永远站在黑暗之中，则一个人总不能去掉他的影子。而且即使在黑暗之中， 影子还是存在的。不过淡薄一点而已。一旦走到光天化日之下，一根头发，也有他的 影子。 从这一点，我们就知道文化思想的统制是徒劳而无益的事情。“ 最後翦先生说：“一个皇帝和一个乞丐，他们的思想，用任何方法也统一不起来的。 因为皇帝所想的，是国家大事；而乞丐所想的是明天的早饭。我们既无法要皇帝担心 明天的早饭，也就无法要乞丐担心国家大事。所以还是让他们各人想各人的。这不过 是一个例子。” “所以，我以为领导青年的方法，最好是让他想他自己所愿意的，研究他自己所愿 研究的。这样，他们的天才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因而民主国家的教育政策，是要从 青年的身上去掉那副文化思想的枷锁；换言之，要求自由。” ——《新华日报》1944年6 月25日 美国的教育和民主 北美合众国成立的时候，马上就认识了全体人民受教育的基本重要性。奠定美国政 治制度的人们很早就开始了解，如果政府的基本决策须由人民通过自己所选的代表们 来决定，那麽人民就必须握有了解问题的手段。因此，美国现在实施着的青年教育制 度，大约在两百年以前就已经开始建立了。 原则虽然很快就被人接受，但自由公共教育制度，使全体人民可以获得基本知识的 教育制度真正建立起来的过程，是长久而缓慢的。虽然使全美国青年都受初级教育这 一目标已经大部分实现了，确立教育制度的过程却还在继续中。民主国家的教育制度 必须经常改变和改进，目前战争环境对于教育的要求，就可以很容易说明这一点。 不论在欧洲战场或太平洋战场，联合国家今天正在取得胜利，主要地是因为英美的 教育制度优于轴心国家的教育制度。那结果，可以在许多方面看到。由于人民教育程 度早，美国就能够很快地重新组织全国的生活，从平时生活转入战时生活，美国就可 能生产已为全世界知道的令人难于置信的大量的军需物品，练出一支全世界最大的战 斗的力量之一的部队。要没有民主的民众教育，那是不可能的。 那成为可能，因为在美国的学校里，青年人不但学到基本的语文和科学，学到各国 的政治和历史，而且学习如何思想，如何去发现真的和假的，如何组织自己，实行合 作的团体活动。美国青年在踏进学校的第一天起，就学习如何负责任，如何独立思考。 不论在课程中，在学校生活中，教的都是这些东西。在美国现代化的小学中，教学的 进行，是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有趣的合作事业。学生学到和自己切身有关的一切材料， 这样就对于学习发生兴趣。在教授各科中，经常使用问题法，把学生必须解决的问题 放在学生的面前。问题的解决，也许需要参考图书馆里的书本里的一些材料，也许学 生们不得不去请教镇市上的某一个商人，才有办法；这之後，也许还得运用自己的数 学知识，计算一下。最後，教师和全体学生把各人所得的材料汇合拢来，开会自由讨 论，在会上，判断了各人所得的事实和知识之後，才得出结论，解决问题。美国学校 里的教师们帮助孩子们的工作很辛苦，每天都有很多诸如此类的经验。 这种教育的结果，使美国人民具有十分熟练的才能，而且一方面注重个人的责任， 另一方面注重个人和别人合作解决各种问题的能力。 这些本领在战争中发挥了很大的效用。美国参战後的二年半中，受训练学习新的工 作的人在三千万以上。美国工厂里今天有好几百万人是短短的几个月以前还没有梦想 到会在工厂里作工的人。现在美国武装部队有一千二百余万人。两年以前，这些人之 中大多数还不知道如何使用现代化武器。 但现在，他们都学会了。他们都明白为什麽要学习作战所需要的新的技术。他们在 学校里所学到的能力已经救了国家。 这种教育制度在战争中发挥了很大的效用。小学和中学是战时许多社会活动的中心。 美国小学生已经收集了几百万吨的废铁、废橡皮，废纸和废油脂。学校对战争尽了很 多的力量，而且卖出战争邮票和公债票，募集了巨额的款项。中学的课程已经改动了， 改得更适合于美国青年进入军队或工厂服务。美国青年满了十八岁的，差不多全部进 军队服役。 专科学校和大学，没有一所是象平时一样照常开课的。美国教育制度所以能在短时 期内作这些变革，因为它是由负责的和受过民主教育的人民所管理的，这些人的思想 和工作，是在使教育成为人民生活中的真正的一部份，使学生的知识和品性的发展， 成为民族的力量的真正的工具。 的确，美国民主的基础是自由和民众化的教育。这次世界大战中，民主国家正在胜 利，因为民主国家不仅教育了它的青年，而且教育了全体公民。 ——《新华日报》1944年6 月25日 目前青年运动的主要任务是争取民主 三月二十九日晚上，已经停顿很久的复旦师生合组的宪政研究会召开了第七次的座 谈会，座谈的题目是“青年与宪政运动”，同时，并由周谷城教授讲演“青年运动在 历史中的地位”。 “中国青年在现阶段中所从事的运动，应该是争取民族独立，经济平等，和政治民 主。为这三大目标而奋斗的人，在历史中就有他的地位。”这是周先生全篇演说的结 论。在结论中，他更明确地指出：政治民主是一切民主的先决条件。有政治民主，才 会有经济民主，有了政治的民主，才能动员一切人力物力从事民族解放的战争，“所 以”，周先生强调的说：“中国青年在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争取政治民主。”…… 在说到国内政治方面的情形时，周先生表示他不愿多说。但是他说：我们现在连政 治民主的起码条件如人身自由、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都还没有，距离“人民是主 人，官吏是公仆”的真正的民主政治更是遥远得很了。 周先生的话讲完以後，就有一个同学起来发言，提出中国青年应做的两件反省工作： 肃清自己的奴才性和为新中国的需要而努力。另一个同学则指出国民大会代表的产生 及召集的不民主。他说：“定于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国民大会，绝不能解决任何问 题。” 这天到会的除周谷城先生外，还有张志让先生，陈望道先生，张孟闻先生等以及同 学近千人。那位同学的话刚一讲完，校长章益先生就慌忙提前做结论，把这成千热诚 关心国事的同学散了。 屋外的月光很明亮，不知是谁轻轻的说了一句：“嘉陵江月为谁明！”黑压压的一 股人流，静静的向校门外流去。 ——《新华日报》1946年11月17日 重视青年 今日的报上，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消息：一是莫斯科正在举行青年大会，生动而热烈； 一是英国商务部大臣达尔顿氏的演说，对英国政治有所评述，最重要的一点，则是 “盖居高位者，老年人过多，青年人则殊缺乏展其抱负之机会”，他要求能重视青年。 达氏这种由热爱祖国所指出的批评，我们读了很感动。 平常有些人也都说得出青年是民族最宝贵的力量，然而实际上却未能积极使青年的 纯洁进取勇敢等的特具才能加以发展，这实在是一大损失。这情形实在并不限于某一 国。 ——《新华日报》短评1942年10月20日 中国私人资本主义必须得到广泛、自由发展的机会 只有解放区才能真正发展私人资本主义 抗战胜利迄今十个月了，国民党当局的一切经济措施，不独未能帮助国内工商业的 发展，而且在物价波动，通货膨胀，交通阻塞，外货涌入，以及不合理的外汇关税政 策与官僚资本垄断诸方面，给予民族工业以打击，造成民族工业极其严重的危机。… …说明了今天要在国民党独裁政府统治下来挽救民族工业危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等， 都是不可能的。只有象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广大解放区所采取的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 济的措施，才会给我们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一条新道路。 没有去过解放区的人们，往往误信那些顽固分子的恶意造谣，认为我们中国共产党 人在解放区的经济措施，不是发展资本主义，而是破坏资本主义。理由是共产党的理 想和目标，应该是实现社会主义，怎能是发展资本主义？其实，这问题毛泽东同志在 《论联合政府》中，早已清楚地解答了。他说：“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麽不但 不怕资本主义，反而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发展资本主义去代替 外国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 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 主义与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的，我们的资本 主义太少了。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 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的统治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与发动 人民的个体经济及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获得广大发展的便利，才 能有益于国家与人民，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中国共产党 人不仅在理论上，主张在目前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必要的，而且在事实上，在一万万 以上人口的广大解放区内，采取了一切措施，促进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向上发展。在 这里不必引证许多老解放区私人资本发展的事例，只举几个新解放区，在打走日寇不 久之後的数字来看罢。例如张家口在日寇占领时，该市两百多家皮毛商行大部倒闭， 解放後，仅仅两个多月，不仅旧的商号纷纷复业，而且有新的商号开张，并比战前增 加了三十多家，该市现在繁荣起来的商行，已达二千七百余家。河南的安阳、焦作等 地的煤矿产量，比敌伪统治时期增加了一倍。河北的邢台一千多家皮坊，在解放後都 相继复业，四万失业工人，尽都有了职业。……从这些零星数字中，我们看出了解放 区工商业发展的特点，就是在胜利後，不仅过去倒闭的全部复了业，而且一般都有了 新的工厂与商号增设，这正与国民党统治区的工厂倒闭、商号停业，成为一个相反的 对照。 我们再引两个美国记者的报道来证明，就更加清楚。例如美记者宝丁在访问张家口 後发表谈话说：“张市为八路军解放後，虽只两个月，而社会秩序已很安定，我所遇 到的政府人员，他们所做的事，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我又看到许多工厂都很快地复 工了，真引起我的钦佩”。又如胜利後特往解放区作五个月旅行的美国记者博乐报道 解放区的经济实况时说：“在解放区：（一）私人生产企业不但存在，而且受到政府 的鼓励；（二）地主经营仍旧，所不同者，只是过高的田租由佃农要求减低而已； （三）外来的中外资金极为解放区所欢迎；（四）解放区的政府除对敌伪的产业外， 并无没收任何财产的企图”。博乐并且报导在解放区不论资本家、地主也一样热心工 作的情况说：“在解放区从事工商业的资本家也很热心。我和许多商人、地主、制造 商谈天，发觉他们热心是有理由的，因为共产党人虽然坦白地以改善工人生活为目标， 但同时，他们也给地主和制造商以利益”。 这些引证，还说明了解放区工商业的发展，并不等于一般的通常发展，而是具有迅 速发展的趋势。然其所以能够这样发展，又是有深远的原因的。这就是：第一，因为 解放区首先有民主的政权，实行了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使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 提高了农村广大群众的购买力，因而刺激工商私人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 第二，因为解放区民主政府还积极地实行了各种正确的经济措施，例如实行贸易自 由政策，废除了敌伪统治时的种种统制、配给等对贸易发展的限制；又实行合理税收， 取消了一切苛捐杂税，大大减轻了工商业的负担；更实行发放贷款，解决了工商业家 的资金困难，同时还注意运输事业…… 来便利原料和商品的流通。 由此可见，要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先决条件，是必需有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府，它时 刻为人民服务，处处为人民打算，并能实行正确的土地政策，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 这个条件，正是解放区已经做到、并且还要继续做好的。因此，在今天的中国说来， 只有解放区才能真正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确实是很明显的了。 ——《新华日报》1946年6 月14日 战争结束後，私人资本必须得到广泛、自由发展的机会——1944年7 月14日毛泽东 答根舍。斯坦因问 战争结束後，恰当地对待资本是一件互利的事情。这不但适用于中国资本，而且也 适用于外国资本。私人资本必须得到广泛、自由发展的机会，我们需要发展工业。我 们要用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原则，去取代日本使中国殖民化的原则。我们应该用发展 现代工业，提高农民生产力和增加购买力的政策，去代替限制工业发展、恶化农民生 活条件，以至导致他们对发展生产失掉兴趣的政策。用工业进步代替工业落後，（这 是指国民党现在执行的经济政策）我们预期，取得土地以後的农民，对提高生产会更 加关心。 ——《美亚文件》第690 ～717 页 “中国人民都不准备实行社会主义，谈论立即实行社会主义就是‘反对革命’，试 图付之实行就是自取灭亡” —— 1944 年毛泽东与谢伟思等人的谈话 中国人民实际上是农村人口，是农民。四亿五千万中国人当中，农民至少有三亿六 千万。知识分子、高级职员、商人和资本家只占上面薄薄的一层。农民就是中国。 像中国这麽幅员辽阔而又落後的国家，不可能迅速得到改造，中国在未来很长一段 时间里必然是农业占优势。 因此，中国的农民问题是中国将来的基本问题。中国除非把解决土地问题作为基础， 否则是不能成功地实现工业化的，因为农民必须要为这种工业化的产品提供真正的市 场。 我们以日本为例，由于它是在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去谋求工业化的，所以不得不追随 帝国主义和向外侵略。它没有从解决本国的土地问题入手。 华莱士和其他一些美国政治家、作家（例如最近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中国农民 》这篇文章的布鲁克斯。阿特金）对中国的这一基本事实表示出一种清楚的认识。 中国农民的基本要求是从封建的租佃关系中解放出来，不再依赖地主资本家贷款和 收购他们的产品。这就要进行土地改革，还要实行民主。农民必须独立自主，有权维 护他们自身的利益。 从总体上看，农民和全中国人民都不准备实现社会主义，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 内也不会准备实现社会主义。 还需要经历一个长的民主管理私人企业的阶段。谈论立即实现社会主义就是“反对 革命”，因为这是不切实际的，试图付之实行，就会自取灭亡。 国民党与中国人口中的广大农民群众没有任何联系，它是一个由军人和地主集团组 成的政党，这些集团通过一种保守而又毫无创见的官僚主义实行统治。国民党对于根 本改善农民的状况，实行真正的土地改革和清除至今依然存在的封建残余这样一些事 情，过去无所作为，将来也不会有所作为。它之所以不能做，是因为这样做了就会侵 犯国民党主要支持者的权力基础。 国民党由于惧怕真正的民主，不得不法西斯化。这样，它就成了一个希奇古怪的封 建法西斯的混合体。这就是国民党不能从中自拔的背景和特征。 国民党不愿解决土地问题，借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来作为工业化的基础，它就转 而采取硬性规定的、国家支配和控制工业发展的原则。因此，它在国内的政权方面， 或在国外同俄国和其他邻国的合作和友好关系方面，都不能建立起一个牢固的基础， 它就倾其全力发展“国防工业”，并迷恋于权力政治的危险游戏。 可以预料，在这些政策当中埋伏着未来的国内和国外的冲突。如果它坚持这种政策， 那麽这种预料一定会成为现实。在这些政策指导下，国民党不能解决中国国内的基本 问题，不能引导国家走向完全民主化，不能成为远东的一种稳定力量。而这些政策如 果没有国民党内部的一场革命，没有一个全新的领导集团，是不可能改变的。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则是一个代表中国农民利益的政党。它制定的纲领是要使农 民问题得到民主的解决：减租减息，实行累进税，扶助生产，促进合作化，从根本上 实行民主政治。在这一基础上，随着各阶层人民在团结的而不是互相冲突的基础上建 立必要的自由资本主义企业，中国共产党就将成为给中国带来民主和健全的工业化的 促进力量。这些就是实现和平和稳定的唯一可行的保证。 正如在中国的前途上不能忽视农民一样，也不能忽视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想要忽视 它，但是它的枪炮不能给它带来胜利。总之，绝大多数战士象中国人民一样都是农民。 因为我们是为了人民，而且来自人民，所以我们是代表中国人民说话的。人民从我们 的经历中认识了这一点。 …… 召集国民大会，这是蒋介石的最後一张王牌，美国认清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因为 它将关闭和平的大门。一旦召开国民大会，则木已成舟，和解就不可能了。如果迫不 得已，我们将进行战斗，因为我们不仅为目前解放区一亿人民的民主权利而战斗，而 且为全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而战斗。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编《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 期 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不可分 一不民主的经济和政治：中国现在既需要经济民主，又需要政治民主，那是没有人 能否认的事，因为没有一定形态的政治民主就不可能建立一定形态的经济民主；而没 有一定形态的经济民主也将无从保障一定形态政治民主的。——这并不是“毕其功于 一役” 论。因为主张“毕其功于一役”的人并不深究目前所需要的是什麽形态的政治民主 和经济民主，不去认真检讨现实的情况，从现实出发来提出问题，却从社会主义的空 论来自娱，以为实现经济民主就是意味着实行社会主义。 但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来看问题。 从实际上看，我们只能断言说，我们现在无论经济、政治和文化上都没有任何民主。 我们处于比资产阶级民主社会更落後的情况中。 从经济上看，现在的广大人民毫无私有财产的保障……。 另一方面，自由的资产阶级并没有好的命运。他们的产业得不到合理的保障。在特 权官僚资本的排挤和统制下面，谈不到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原料被控制，市场被垄 断，自由的民族资本家的企业，要按照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而发展是不可能的。自由 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中，有一个就其本身范围而言是公平的法则，谁能提高生产 力，提高产品的质量，谁就能在自由的市场中取胜，这是一个民主的自由竞争，因此 它在一定时期能有促成社会进步的作用。但是当腐败的官僚资本挟着国家权力而猖獗 的时候，就不会有公平的竞争，于是正规的民营企业只能破产。自由资产阶级要正当 的由企业经营中来不断地扩大再生产、积蓄资本是不可能的。结果也就必然造成生产 力停滞甚至降低的现象。 由此可见，经济的不民主，既有害于工人，也有害于一切小私有财产者（包括农民）， 同样有害于自由资产阶级，而只是有利于寄生在农民血汗上的大地主，依靠帝国主义 势力的买办和那操纵着国家权力的官僚集团。由此就产生了政治上的不民主。不民主 的政治关系就是以不民主的经济关系为基础，而其目的也就是为了巩固不民主的经济 关系。 反映到社会的精神文化生活上面，也同样表现着极端落後的不民主的状态，广大人 民群众在实际的生活苦难中，没有过文化生活的可能。他们的生活慾望被遏制，他们 的一切知能都集中于如何取得最低限度的生活数据这一件事上。特权者不承认劳动人 民有独立的人格，以为这只是一群蚩蚩者氓，分不出每一个人的个性；而劳动人民在 同样的苦难生活下，普遍地被愚昧和迷信捆缚着精神生活，不可能各自发扬其心意和 才知。这种个性被压死的状态，决不能产生民主的文化。 自由的思想是和独立的经济生活有着密切的关联的。封建时代很少有自由独立的思 想者。就是因为人们在经济生活上都不得不仰给于统治者的“恩惠”，只有最大胆的 人才会有反对权威的思想。纵至现在，社会上真正的自由职业者（甚至于教授）很难 得有生活的保障，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的发扬自然是受尽摧残。广大的人民凭自己劳 力，所得到的一点最卑微的财产都没有保障的时候，那种把个人的一切都归于命运和 天道的支配的迷信思想也就是不可免的了。 在这各方面都极端表现着不民主的落後性的时候，中国要进一步，就必需实现政治 民主，又必需实现经济民主，那是断然无疑的事。就整个社会说，实现政治民主，还 是为了实现经济民主以求社会生产力解脱封建性的束缚，而能加速提高；就广大人民 的要求说，假如政治民主并不能保证每一个人能够过自由的经济生活并且生活得更好， 那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没有经济民主，则政治民主将只是空洞的东西，也就不可能 得到广大人民力量的支持。 但和“毕其功于一役”论者不同，我们必须由认真地考察现实而指出现阶段的政治 民主和经济民主的方向到底是什麽？ 二保护私有财产和发展资本主义：由以上所述，已可看出，为什麽现在需要“不是 一般地废除私有财产，而是一般地保护私有财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 不主张废除私有财产，并不意味着一时的让步，而是一般地保护私有财产的积极政 策。这正是因为现实条件下，广大人民的私产并没有保障。农民没有享受耕种的收获 的保障，工人没有获得必要的生活数据的保障，自由资产阶级也没有获得合法的利润 的保障。实行种种措施，以使得人民普遍地取得私有财产的保障，那难道不是一个极 大的进步麽？ 拿古代的封建专制主义社会来看，固然在那时代也有私有财产，但是在法律上和在 实际上，全国的一切财富其实都属于专制统治者所有。在国家的名义下，人民的任何 产业都可以被括削甚至被剥夺。所谓“苛捐杂税，横征暴敛”就是侵蚀人民的私有财 产权的最通常的办法。只有皇帝、贵族、官僚大地主可以在国家权力的保护下以一切 手段来吞并人民的财产而过其不事生产的寄生的生活。所以打破封建社会的条件而前 进一步，就必然要提出保护私有财产这一个问题。 不同于独占资本主义时期，在那时期，由于生产力已因生产过程的高度社会化而提 高，社会财富更加集中在少数独占资本家的手里，因此就不能够提出一般地保护私有 财产的问题，倘若使社会财富（主要是生产手段）分散给众人所有，那就是降低社会 生产力。所以这时就必须提出社会财富的社会公共所有制，那也就是走向社会主义。 但在封建社会条件下，生产过程一般地还是私人性的，少数特权者用强制力量来并吞 社会财富，所以社会公有制不可能实行；而使财富分散为多数人所分有，那正是促进 社会生产力前进的唯一方法。 所以实行种种措施以一般地保护私有财产，那是在现实条件下所必须争取实现的经 济民主。 ——必须消灭利用特权势力以侵袭人民财产权利的活动，所以要求“惩办贪官污吏， 实现廉洁政府”，“要求取消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 ——必须切实地保障农民的利益，所以“要求实行农村改革，减租减息，适当地保 障佃权，对贫苦农民给予低息贷款，并使农民组织起来，以利于发展农业生产”。 ——必须使民营企业家的合法利益得到保障，消除对他们的障碍，所以“要求取缔 官僚资本，要求废止现行的经济统制政策，要求制止无限制的通货膨胀与无限制的物 价高涨，要求扶助民间工业，给予民间工业以借贷资本，购买原料，与推销产品的便 利。” ——也必须使工人的利益得到保障。所以“要求改善工人生活，救济失业工人，并 使工人组织起来，以利于发展工业生产”，也就是要“根据情况之不同而实行八小时 到十小时的工作制，以及适当的失业救济、社会保险、工会的权利等”（均引自毛泽 东：《论联合政府》）。 实行了这一切措施并没有超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的范围，但是使得人民 不至于担心自己的财产横遭摧残和剥夺，使得农人能够享受其自己的劳动收获，使得 工人解脱超经济的剥削，逐渐提高生活水准，使得民营企业家不再在不公平的“竞争” 下被扼杀，这不是经济民主麽？ 要彻底实现这样的经济民主，没有政治民主的保障是不可能的。中国所需要的政治 民主也就必须能够认真实施这一切经济民产的做法。假如是单独由自由资产阶级专政 的民主主义的政治那也还不可能认真照顾到工人农民的利益，而且中国自由资产阶级 力量的薄弱也将使他们不能够撇开工农力量，单独完成解除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的任 务。所以中国的必须实行的民主政治一定是如孙中山先生所说，“乃一般平民所共有， 非少数人所得而私。”这也就是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的民主政治。 实现了这样的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一定能够“为资本主义扫清道路，而使之获得 发展。”对于这，我们是否害怕呢？一点也不。相反的，保护私有财产，扶植私人资 本，正是对中国有利的事。 要知道，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彻底解除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的必然的後果。固然民族 压迫和封建压迫倘不解除，也可以有资本主义，但那是买办性的。并且和封建剥削势 力相勾结着的资本主义，是凭借强制权力以掠夺人民大众，损害人民的、民族的利益 的资本主义。中国人民反对这种资本主义，但不反对在以解除封建压迫与民族压迫为 前提而生长起来的自由的私人资本主义。在这两重压迫去除後，就产生了私人资本能 够独立自由地生长的可能，解放了并且渐渐富庶了的农村更是为资本主义开辟了广大 的市场。 要知道，发展资本主义不是维持独占资本主义而是鼓励自由的资本主义。中国的资 本主义还非常薄弱，并无力实行经济上的独占，除非寄托在买办性的、封建性的政治 独占上。在取消了这种政治独占後，资本主义就会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上发展，还是有 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的，正如十八九世纪，欧美的自由资本主义提高了生产力一样。 更要知道，发展资本主义，是既要保障私人资本，又要保障独立的农民和手工业者 的小私有制的。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中，这种小私有制也是和资本主义制度并存的， 不过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以不断地牺牲这些小私有者而进行的。 在中国，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一时还薄弱，不能在全部国民经济占绝对支配的地位； 一方面这些小私有者在得到了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的初步条件後，将可以在合作社的 方式下组织起来，提高其生产力。 由此可见，在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中所将实现的经济民主，虽不超 过资本主义的范围，但是和欧美各国所走的资本主义道路是不同的。封建性的土地关 系将按照民主主义原则逐步地完成彻底的解决——由减租减息到耕者有其田，依靠土 地剥削的封建残余将彻底消除，不象欧美的许多国家中那样，在这问题上半途而废。 劳动人民的小私有制将在经济上获得发展的便利与在政治上获得充分的保障，而不是 象在欧美许多国家中那样被牺牲了作为独占资本主义生长的肥料。这是对人民有真的 利益的经济民主，和那以人民大众为基础的政治民主相辅而行。由此我们也就不必担 心，由广大发展私人资本将重蹈欧美资本主义的覆辙，形成对人民不利的独占资本主 义。恰恰相反，我们倒可预见，当人民的私有财产一般的受到保护和自由的资本主义 扩大发展的时候，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必能加速地增长；在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化完成 的时候，就会产生和平地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能；也就是走向更高度的政治民主和经济 民主的可能。 三“毕其功于一役”论的真象：社会主义不是让人们在口头上空谈的。能实行社会 主义不能由主观愿望来决定，不能由空洞的革命的要求来决定，而要根据客观现实， 根据广大人民实际生活所提出的要求来决定。广大人民现在所要求的是什麽？他们苦 于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的两层束缚，他们苦于没有任何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农民要 求减轻负担，要求土地；工人要求减少工作时间，提高工资；这些要求都没有包含社 会主义的内容。只有在发展资本主义，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时，人民才会进一步提出社 会主义的要求，在现在的条件下，“毕其功于一役”论不过是脱离现实，脱离人民的 空话而已。 但我们要知道，“毕其功于一役”论者其实并不都是认真想在现在实行社会主义。 他们之所以说这种空话往往不过是掩饰其不肯和不敢认真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 革命的任务而努力。譬如，为了避免触及最现实不过的减租减息的问题，他们就空谈 社会化的集体农场，为了使自由的私人资本不能充分发展，他们就空谈社会主义性质 的计画经济。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实质上是前资本主义性质的独占垄断，却自命 为比自由资本主义更进步，以此为借口来图谋扼杀民营企业。——这就是许多“毕其 功于一役”论者的真象。 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脆弱，他们中有些人也不由自主地倾向于“毕其功于一役” 的说法。他们不提出正面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害怕遭遇无产阶级的反对。其实，资 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的阶级矛盾固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因为从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 下解放发展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力，那是既对资产阶级有好处也对无产阶级有好处， 所以阶级矛盾是可以调节的，要使之调节，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在资本主义里加上 一点社会主义。只要私人资本保持着他的独立自由，并且使其生产事业适应于人民的 需要，更照顾工人的经济权利与自由权利，那麽它的广大发展决不会遭受人民的反对。 假如怕人民，空谈社会主义为点缀，实际上却投到了封建买办性的独占资本的怀抱中， 那说是自己走向了绝路了。 ——《群众》周刊第十卷第十六期 1945 年8 月25日 _ 天赋人权不可侵犯 切实保障人民权利 从来的革命运动都是人民争取民主的伟大运动，革命与反革命的分野，只在于要不 要民众，给不给民众以民主自由。对于英勇斗争中的中国，民主始终是团结与进步的 基础，因为离开了民主就不能团结全国人民起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没有民主也就没 有新民主主义在中国的胜利。而民主与不民主的尺度，主要地要看人民的人权、政权、 财权及其他自由权利是不是得到切实的保障，不做到这点，根本就谈不到民主。 这是为什麽边区施政纲领明确的规定：“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 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移之自由 权”，责成当选为行政人员的共产党员应坚决执行之，并指出“人民有用无论何种方 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利”。 可以想像得到，在帝国主义借战争的掩护把人民从多年斗争中获得的民主权利剥削 殆尽的时候，在中国大资产阶级实行高压政策以致人民的人命、财产、自由没有一点 保障的时候，在陕甘宁边区从过去的民主传统向新民主主义的路程前进的时候，这样 的尊重民主自由与保证它的彻底实现，是具有怎样伟大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一向是忠实于它对人民的诺言的，一向是言行一致的，因此它的纲领中 的每一条文与每一句语，都是兑现的。我们决不空谈保障人权，而是要尊重人类崇高 的感情与向上发展的愿望，对犯过错误而愿走向光明的份子采取宽大的态度，禁止不 经过法定手续来逮捕、审问、处罚任何人，反对把人拖到卑鄙无耻的道路上去，用这 些事实来使得人权得到充分保证。我们决不空谈保障政权，而是真心诚意地要人民起 来参加政权的管理，承认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提高民意机关的职权与威信，建立 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的投票选举制，并实行三三制，保证民意机关与行政机关中的人 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我们决不空谈保障财权，而是要在实际行动中做到保 护私有财产，奖励私人企业，严禁随意动员征发，实行合理的统一累进税收制度，维 护农民从过去土地革命中获得的利益，保证佃农债户向地主与债主交租交息，使得一 切抗日人民都能安居乐业。这样就不只是给人民带来了美丽的希望，还真正地要他们 享受到新民主主义的果实。 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边区过去早已注意保 护，今後仍当循此前进。只要是抗日的有利于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言论与出版物，无 论是出自任何抗日党派与团体个人，都有发表与出版的自由，政府还给予使用会场与 印刷机器的便利条件。在这里，不会有思想的统制，我们鼓励自由研究，尊重少数民 族的宗教信仰，欢迎边区境外愿做抗战工作人士来此开办学校，设立出版机关，组织 文化团体，并且给予必要的帮助。人民不仅有集会结社的自由，还有武装自己的权利， 我们不怕人民的组织与活动，只怕他们不能积极动员起来。我们要保障的居住与迁徙 的自由不是消极的，因此我们帮助外来移民解决他们各种困难，保护因革命行动被迫 来到边区居住的人民，救济流亡学生与灾民难民使得他们不仅能够自由地生活，还可 以幸福地生活。只有这样，才真正的保障了人民的自由权利。让全国人民看到我们高 举起来的民主旗帜，是飘扬着多麽鲜明的色彩！ 仅仅政府明令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是不够的，公务人员知道要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 还是不够的，必须人民自己珍贵这种只有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边区才能获得的权利， 要求它在边区得到切实的保障，并把它推到全国的范围里去。 当广大的人民掌握到民主自由的权利时，它不仅成为物质的力量，还将成为不可战 胜的力量。 ——《解放日报》1941年5 月26日 --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 来源:．一塌糊涂 BBS http://ytht.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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