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bambi（动脑筋爷爷），信区： civic_life 标题：我的“防艾”道路（高耀洁） 发信站：一塌糊涂 BBS（Thu Jul 4 22：26：41 2002 ），转信（ytht.net） 我的“防艾”道路高耀洁（） 在一次会诊的机会，我遇到了一位因手术输血感染艾滋病的妇女，她死去了，给人 们留下了深思，艾滋病的血液播散意味着巨大的灾难。从那时起我走上了艰难而坎坷 的“防艾”道路。在这个不平坦的路途中，我已走了五年多了，以我医生的神圣职责， 为了我们的民族，我要唤起民众，教育民众懂得“防艾”知识，减少艾魔给人们造成 的灾难。 一、“防艾”宣传的起因郑州市某部队医院收住了一位姓巴的女病人，腹部有肿块， 高烧不退，十六天未能确诊。1996年4 月7 日，该医院请我会诊，下午四时我见到病 人，她极度消瘦，高烧持续在39度至40度，口腔溃烂，腹部隆起，其皮肤表面出现暗 紫色斑点，压之不褪色。做了全身检查，又抽了腹水、胸水，化验结果：“未发现癌 细胞。”病人害的啥病？从紫斑形态，使我怀疑到“卡波西氏肉瘤”，这是不是一个 艾滋病人？抽血化验艾滋病病毒抗体，果真病人患的正是艾滋病。十几天後巴某死了， 她才42岁。她是一年多前做子宫肌瘤手术时输血感染的，她的丈夫和两个孩子均未被 艾滋病毒感染，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的艾滋病人。 令人吃惊的是：病人输的血是血库的血。血库被艾滋病病毒污染，那受害人绝不止 这一位！这只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深深刺痛了我的心。“人的生命只有一次”， 艾滋病肆无忌惮地横行，会有多少无辜者丧命于艾魔铁掌之下！这种病目前在世界上 仍无疫苗可防，无药可医，只能预防其传播与蔓延。上述病人从输血感染致死，时间 将近两年，其家属任何人均未被感染，这说明了预防艾滋病是很容易成功的，但必须 让人们懂得、掌握预防艾滋病的知识，了解预防艾滋病的紧迫性。 我听说巴某死後，她丈夫躺在她坟前睡了十多天。他後悔不应该给病人输血（术中 输血是她丈夫要求的。）这一事实使我更难过。时下，在防艾宣传中，主要是强调性 传播、嫖娼、卖淫、婚外情、静脉吸毒等传播途径，而很少提及医源性“血祸”之危 害，这更激起了我关爱生命的责任感。 1996年秋，我开始自费编印第一批“防艾”数据。我当时经济状况十分困难，只有 500 元，河南文史研究馆拿出800 元，宋庆龄基金会拿出400 元，这1700元钱共印出 一万二千份数据。1996年12月1 日“国际艾滋病日”那一天，文史馆出车，在同事们 的协助下，我们走遍了郑州市5 个长途汽车站，三天内向群众发放了800 多张宣传资 料。 第二年，我得知患艾滋病的病人农村里更多。因“保密”我很难和他们联系。这些 情况激起了我宣传“防艾”的信心和勇气。我陆续地写啊！编啊！印啊！讲啊！利用 各种形式向群众宣传预防艾滋病的知识。每年编印出二期数据，每张用八开的纸，现 已印出九期，共计三十余万张。除第一期外，每期费用3000元至5000元，这些钱都是 我拼命写稿、讲课挣来的。 这几年，我的“防艾数据”的散发方式很多。最大途径是无偿送给河南省防疫站， 从那里再发往基层医务工作者或病人家属们手中。同时，也通过熟人在汽车站、火车 的车厢内发给群众。某些计画生育指导站也是一个发放点。还有一些报社、杂志社替 我发放。更让我感激的是六期、八期数据有万余张是河南省妇联妇儿工作委员会往县 级妇联发放的，并证实已发到农民手中。有些熟人找我看病时，我也托他们带往农村 发放。另一出路是有些报纸、杂志发出通知，告诉群众，请她们来信索取。我每年向 群众讲“保健知识”课30至70多场。自1996年後，我把艾滋病知识加入了讲课内容， 同时在课堂上向听众发放“防艾数据”。不少人说：“高教授宣传防艾入迷了。” 二、“防艾宣传”的坎坷路在五年的“防艾宣传”活动中，向我索取数据者越来越 多。仅最近一年多来，我就收到了三千多封来信，而接到的电话是信函的十多倍。除 骗子之外，我对来信必复，应该说是一帆风顺吧。其实不然。如一次我和丁老师拿着 防艾数据到一家夜总会向“三陪”小姐散发时，小姐们如洪水猛兽般躲来躲去。有位 大胆的小姐接过数据看了看，见是艾滋病的数据，便揉作一团扔进垃圾篓，并嚷着说： “老太婆，还不快走！快走吧，这些东西让客人见了谁还会来这儿，他们不以为我们 有艾滋病才怪呢！”夜总会的老板闻讯赶来，像见了仇人似的，将我们撵了出去。诸 如这些事情并不少见，不但一些娱乐场所，就是政府机关、工厂、企业也少有例外。 这其中有个误区，他们大多数人认为：我不嫖娼、不卖淫，不会得艾滋病。更可怕的 是把艾滋病与性乱划上了等号，说艾滋病是一种不好的病，见不得人的病，有些人甚 至连看阅“防艾” 数据也认为是一件丑事。因此，宣传预防艾滋病便遭到了许多白眼和冷落。而艾滋 病病人更不用说了，他们走在路上，别人看见就跑开，有的跑得急了，以致于连滚带 爬…… 病人的周围邻居不敢和他对面说话，更不敢串门，甚至全户迁走，人死了谁也不敢 去抬棺材，真可谓“谈艾色变”。 鉴于以上情况，我把艾滋病知识编印成书，送给读者，他们也不好意思看。近年来 我又把艾滋病知识编入妇产科书内，这种做法比较理想，未再遇冷落，但出版费用太 高，以我个人的收入状况无法实施。总之，自费宣传防艾之路十分艰难坎坷。 三、我接触艾滋病病人之後自1999年8 月份以来，各新闻媒体一拥而来采访，由此 引来许多信函和电话，使我得知某些地区县、乡、村的艾滋病疫情很严重。1999年11 月我请记者王某前往调查，她回来所谈的情况比我所听说的更严重，主要是血液传播。 湖北桂教授在某村对有卖血史的农民抽血检查艾滋病病毒抗体，提取血样155 人，结 果有96人艾滋病病毒抗体呈“阳性”。这种状况令人震惊！ 1999年11月份我联系到12位艾滋病病人，其中8 人因卖血感染，3 人因输血感染， 1 名虽系“三陪女”但她却有卖血史。春节前我给8 名卖血感染艾滋病病人每人寄上 100 元，半月後400 元退回，4 张汇款单上写着：“收款人已死。” 2000年3 月18日，我去某村探望艾滋病病人，同时给他们送药。老乡们排着大长的 队，等候看病、领药。其中有一个叫程彦领的中年男子，走在前方说：“大夫你要多 少钱？卖给我一点药吧，我害病快一年了。”他手中拿着几角钱。我说：“不要钱。” 我给他退烧药、健胃药共计一百多片。他说：“是毛主席叫你来的吧？”我带去的300 多元钱的药很快就发完了，同时拍了30多张数据照片。 此後，该村某人给我打电话索要药物。7 月8 日，他们来人取走了400 元的药，但 他却扣下三分之二。据说他表弟开诊所，他居然把较好的药卖掉了！我得知情况後很 痛心。决定以後亲自去给病人送药，省得再上那些不道德的人的当。 9 月12日趁中秋节，我租了个车，带了八斤月饼，四件杏仁露饮料、两件鲜奶、奶 粉、茶叶（送给协助工作的人）。除此之外，我这次还带了五百多元钱的药（其中360 元是妇女生活杂志社副社长杨方荣捐助的），又去了该村。艾滋病人对我很友好，病 人吴拢非常亲切，我抱着她儿子程威照了几张照片，她拿着药说：“感谢共产党感谢 毛主席”。 一个叫孔金柱的捎来一封信，谈到他们村周边艾滋病的严重性，那里农民们特别恨 “血头”。 後来，我又于10月31日第三次又去了该村，我带了几千张“防艾数据”、2000多本 书和600 多元钱的药，老乡们莫大欢喜。当我问到有关病人时，这才得知吴拢、孔留 柱等已被艾魔夺走了生命。我借此机会向他们宣传了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怎样与艾滋 病人相处等等的医学知识。这次我走了五个村，其余四个村有的比原来那个村更严重， 因艾滋病灭门绝户者大有人在。 在漫漫的调查、探望艾滋病人的路途上，我不知道受尽了多少磨难。2 ００1 年3 月29日早上5 点，我从郑州乘火车出发，上午1 ０点到驻马店，换乘长途汽车去新蔡。 结果，因中途堵车，直到晚上八点半才到新蔡，在车上闷了九个多小时。这麽长的时 间我拖着七旬高龄的身体，连口水也没能喝上。车上挤得要命，和我一同去的两个小 青年闷得不时跳出车窗透气，而我却只能呆在车里受罪。终于到了目的地下车时，我 才发现的双脚肿得不能走路，双腿疼得几乎无法站立。事情过去许多天了，我想起来 还心有余悸。 同时我还得知了一个十分有研究价值的信息，即夫妻一方因卖血或输血染上艾滋病 死去，另一方抽血化验艾滋病病毒抗体“阴性”，而时过2~3 年，多次化验仍为“阴 性”，且健康状况良好。如我调查过的石小段、王瑞华、巴秀英、王玉贞等，他们都 是因卖血、输血感染艾滋病而死去的，而丈夫均无恙。如果说，这是因女人容易感染 艾滋病，那麽，刘华平、孙华萍等其丈夫因卖血感染艾滋病死亡，而她们却仍健在。 由此说明，在我接触的艾滋病病人中，除因卖血、输血感染艾滋病以及少数儿童系母 婴传播之外，其他传播方式我尚未发现。 四、各种各样的压力与阻力艾滋病是当前世界性瘟疫，我国的病人多在农村，农民 得病死亡多是因贫困而无力医治，更不懂得如何预防，直到死亡还不知害的是啥病。 在驻马店农村，老百姓把艾滋病叫做“怪病”，周口一带叫它“无名热（艾滋病人发 热）”。 我自费搞“防艾”宣传活动、自费给病人送药、寄钱，几年来十几万元付出去了。 而我的生活环境如何呢？大家有目共睹：50多平方米的破旧楼房，家里没有一件像 样的家具，我和老伴七十多岁的年纪了，严冬腊月连暖气也用不上……我在这样的生 活条件下用去十多万元，四处奔波为艾滋病患者做工作，仍不被某些人理解，说我瞎 折腾…… 我明知道我的努力是杯水车薪，但我还是幻想能够感动更多善良的人们来同情艾滋 病人、善待艾滋病人，特别是艾滋病孤儿，他们需要救助！ 各种各样的压力与阻力弄得事与愿违，就拿几个例子来说吧。 1999年12月1 日中午郑州市电视台请我现场播放“防艾知识”，某位领导一下午找 我4 次。4 点种我去了，她态度很好，说得也很好听。她说：“为了爱护我，艾滋病 不是啥好病。厅里（指卫生厅）说了，河南至今还未发现一名艾滋病人。”而当时， 我口袋里就有个纸条，上面有12个艾滋病人的姓名与地址！ 1999年度，我被评为国家教育部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不知什麽原因，我未能去北 京领奖，单位也没有落实奖励措施，我只收到了证书及奖牌，究其原因，是怕我见了 中央领导谈河南艾滋病的情况。 2000年3 月18日，我在给艾滋病人送药时拍的照片被单位领导扣下。 2000年8 月中旬《中国新闻周刊》对河南的艾滋病作了采访调查，并写出了较详细 的真实报道，许多报刊转载。又有领导说我擅自为记者提供有关艾滋病疫情的数据， 影响了河南形象。并勒令我以後不准再接受记者的采访。 11月9 日，半个月前定下来的去某高校讲课，该书记电话问我：“下午给学生讲什 麽？”。我说：“自我保健知识。”她说：“讲艾滋病吗？”我说：“讲，讲的很少。” 当时中央电视台记者小王在旁。两个多小时後，这场讲课被莫名其妙地取消了，小王 等同志正在拍摄的电视片也被不明不白的停下来了。 11月15日晚，该书记告诉我今後不要见任何记者，并说，不能再讲艾滋病。说得多 了，谁还来河南投资？ 还有人告诉我说我家的电话被监控了。这我并没查证落实，我只知道领导们曾询问 与我接触过的人，问她说：艾滋病疫情是不是你告诉高耀洁的？吓得她们再不敢见我 了…… 11月19日晚，卫生厅某处长来我家办事，他说：“你见了卫生厅的人，不要说我来 过。”我和他谈到艾滋病的严重性，处长摇着手说：“不敢说，不敢说……”我说： 我自费印的艾滋病数据大量送给河南省防疫站发放，某处长说：“王哲（防疫站副站 长） 敢跟你来往？“由此看来，我真像个”防艾瘟神“，详见网路：《揭开河南传播艾 滋病的”血痂“》一文。 五、今後怎麽办自去年秋以来，我做了一项防艾知识调查，在一万多人中，能够正 确了解艾滋病传播途径、预防方法者不到15% ，特别对血液传播途径更是一无所知， 为了更好地开展“防艾”工作，本人已编妥了一本近十万字的专业书籍，准备印刷五 万至十万册，现在正在筹款，款到即开印，一旦印出，通过新闻媒体告知广大民众， 对农村基层医务人员、病人、家属，免费赠阅，以便增强他（她）们对艾滋病防御知 识的了解，来抑制其艾滋病的蔓延。 春节前夕，我收到一位小学生的来信，她说：“我妈为我和弟弟上学卖血，得了艾 滋病。现在她的病很重，求求您救救她，我不能没有妈妈……”由此我想到：艾滋病 孤儿的父母因艾滋病夺去了生命，这些儿童今後的生活怎麽办？特别那些染有艾滋病 的孤儿，为何是好？因对艾滋病的看法有误区，不少人认为这是孩子们的父母造的孽， 故而不肯解囊救助他们，贫病交加的他们睁着大眼睛等待死亡。 元月上旬我去北京参加清华大学召开的“性病、艾滋病学术研讨会”，在大会上有 专家提及艾滋病的孤儿问题。 春节过後，我开始着手调查艾滋病孤儿事宜。自3 月19日至4 月7 日，我四次赴开 封所属某某县，一次赴某县、一次赴XX县，发现某某的艾滋病较##县严重，但当地捂 盖子比其他两个县做得棒，我们遭到送出县境及防疫人员往外驱赶之机。不管为何在 那个县我还是走了七个村庄，见了几十位艾滋病人，发现一个新问题，当地“医生” 把艾滋病人作为赚钱的对象，如一个姓陈的村医给病人用地塞米松退热，弄得病人大 汗淋漓，加快死亡。这些艾滋病死者多是青年人，在每一家病人的背後，都会留下1 至3 名遗孤，有的小孩已出现生活无着落。XX县古吕镇小高庄村，十岁的高岩，其母 已死，其父病重，他十四岁的姐姐高丽已失学。 在古吕镇东湖完全小学，已有近二十名艾滋病孤儿，校外还有多少孤儿则无人统计， 我见到两个女孩，姐姐十岁，妹妹五岁，父母双亡，随叔父婶母生活，其叔婶家还有 两个孩子，他夫妻二人也患有艾滋病。 鉴于以上情况，在近期我分批给孤儿们寄去了两千余元，其中一千元寄给了东湖小 学彭校长，让他救助失学孩子们复学。但无济于事。我只有继续深入调查，拍更多的 孤儿相片，呼吁全社会各界善良的人们向孤儿们伸出援助之手！谢谢大家，谢谢同情 孤儿、救助孤儿的女士们、先生们！ 关于我们 COPYRIGHT 2000 榕树下； ALL RIGHTS RESERVED上海榕树下计算机有限公司 About Us -- 江南初来咋到，若因意实形态之不同或两岸BBS习惯之差异，有让诸君不愉快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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