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受到西方军事力量的冲击，深知传统武器的不足，开始引入欧式火炮，并采用新战术 ；但这改变大抵上是重炮轻船，把精力集中在火炮的仿造、引入与改进上；比如蜈蚣船的 引入目的是为了搭载佛郎机铳，但是後来发现并非只有蜈蚣船能架设，加上150料战船与 蜈蚣船的相似性太高，蜈蚣船就被放弃了[1]。 虽然明朝火炮朝向大型化发展，但对於葡萄牙人最重型的火炮，比如能射出十几公斤石弹 的大骆驼炮，却十分排斥，宁可仿制小型的佛郎机炮；谭玉华的看法是明朝战船普遍体型 较小，大型火炮将增加船舶的无效载荷，提高船舶重心，将威胁船舶稳性[2]，但目前无 研究可支撑此种说法。 毕竟100年後的郑清海战，郑氏的战船武装是「每贼炮船安红衣大铜炮一位，重三、四千 斤在船头，两边安发烦二十余门不等，鹿铳一二百门不等[3]。」甚至某些船的船艏炮还 多达4门：「国姓爷有两艘特别的戎克，在这两艘戎克船上有四门大炮[4]。」郑氏的炮船 能安置这样重的火炮，嘉靖年间的福船焉能不放重炮?且郑氏战船继承自明代，船只性能 上并无多大差别[5]。 李其霖的看法是中式战船用横膈版把船体隔成多个密封的船舱，有如竹子，每一船舱的空 间都不大；加上舱门太小，太大的火炮无法进入舱底，加上摆在舱内维护不易，因此才将 火炮配置於甲板上；但如果於甲板上放置太多太重的火炮，则使得船舶上重下轻，在战争 时发炮的振动力将影响船只的稳定，所以战船倾向放置轻炮，而且数量不能太多[6]；《 详陈装运炮位文》说：「但水师船只皆重洋往来，恐风涛颠激，多设舱梁，上铺平板，舱 口窄小，炮位既大，不能下入舱底，又不便将舱板截去，以容炮身。若放置船面，则上重 下轻，一遇风涛易於反侧[7]。」1637年，一位名为彼得 (Peter Mundy，1597—1667)的 英国商人，在广东港口附近看见一艘中式战船，随後将其描绘纪录，此外彼得指出，这艘 战船虽然如同西式的船舰一样，装设有两层的炮甲板，但似乎不够坚固，只能装备轻型的 火炮[8]。 我的看法是明朝水师会做这样的选择还跟敌人种类有关；明朝在嘉靖年间面对的敌人，除 了葡萄牙人外，还有倭寇与中国海盗；倭寇与中国海盗不管是在数量、训练、装备上都比 不上大明水师，面对倭寇与中国海盗这种船只比军船小，火炮比军船小的对手，佛郎机炮 与现有的武装绰绰有余；俞大猷说过这样的话：「是何也？盖海上之战，无他术，大船胜 小船，大铳胜小铳，多船胜寡船，多铳胜寡铳而已[9]。」而且船只在前进时海浪产生的 纵摇会让船头乎上忽下[10]，射击窗口会变得很短，加上对手的船小灵活，重炮一击不中 ，装填再发炮的时间缓慢，还不如用能快速填装、快速射击的佛郎机炮，因为打不中就再 射一次。 但面对葡萄牙人就不一样了；面对船大铳大的对手，与对手展开炮战是居於劣势的，大明 水师改用人海战术、跳帮与火攻来应敌；毕竟能来到中国的葡萄牙人实在太少了(屯门海 战，葡萄牙人只有5艘武装商船[11])，这种倚赖数量的战术非常成功；既然靠绝对数量就 能获胜、加上遇上葡萄牙人的机率低於倭寇与中国海盗，大明水师自然没有需要花费巨资 ，铸造重炮放在自家的战船，或学习西方造船技术；直接采购「洋枪洋炮」以迅速提升火 力，向来是技术与制度相对落後的军事团体在不触动原有制度结构的情况下，最快速的战 力扩张方式。 不管是明朝还是郑氏王朝在台湾，明朝水师一直以人海战术、火攻与谋略面对来自西方的 敌人，顶多就再次提升装备，把发熕换成红夷大炮，发熕取代佛郎机炮，而忽略了船舶的 改革；虽然郑芝龙（1604—1661）有改进过船只，但那只是昙花一现，後来再也没人尝试 了[12]；毕竟对手的船支一直只有个位数，西方军事革命带来的技术优势无法弥补数量的 绝对劣势；1633年的金门料罗湾海战，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武装商船只有8艘外加海盗刘香 （？—1635）的50艘船[13]，而郑芝龙舰队有150艘戎克船，然後郑芝龙把旗下那50艘大 船都当作火攻船而不是与普特曼斯展开正规的炮战[14]。直到1840年，英国能向远东投射 16艘船与4000名陆军[15]，这样的兵力再也不是中国用人海战术所能应付的了；虽然劳岑 斯（George Raudzens）认为没有西方军事革命只有西方航运革命（兵力投射）的论点有 失偏颇，但某个角度而言，还是有些道理的[16]。 [1] 彭文显，〈欧洲军事武器与东亚的交流-明代蜈蚣船及叭喇唬船为例〉，页76。 [2] 谭玉华，〈明朝海防战船欧化变革的历史考察〉，《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59 卷，第5期（2019），页136。 [3]（清）施琅，《靖海纪事》，〈飞报大捷疏〉。 [4] 江树生译，《热兰遮城日志 第四册》（台南：台南市政府文化局，2010），602页。 [5] 李其霖，〈郑、清澎湖海战的战术与策略〉，页54。 [6] 李其霖，〈郑、清澎湖海战的战术与策略〉，页55。 [7]（清）季麒光，《蓉洲诗文稿选辑东宁政事集》（香港：香港人民出版社，2006）， 页 190-191。 [8] 欧阳泰，《决战热兰遮：欧洲与中国的第一场战争》（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2012 ），页63。 [9]（明）俞大猷，〈议以福建楼船击倭〉，《正气堂集》，收入《识典古籍》，卷5，页 4。 [10] 郑力齐，〈散装船舶於大浪中纵摇运动特性之研究〉（国立台湾海洋大学轮机工程 学系硕士论文，2025），页12、20。 [11] 张廷茂，〈1521-1522年两次中葡之战史实考辨〉，页212。 [12] 郑芝龙在厦门有30艘欧式炮门、欧洲火力水准的大船，但被普特曼斯一把火全烧了 ；欧阳泰，《决战热兰遮：欧洲与中国的第一场战争》，页61。 [13] 程绍刚，《荷兰人在福尔摩莎》（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0），页126-127。 [14] 欧阳泰，《决战热兰遮：欧洲与中国的第一场战争》，页69、71。 [15] 茅海建，〈鸦片战争时期的中英兵力〉，《历史研究》，5期（1983），页1。 [16] George Raudzens, “Military Revolution or Maritime Evolution? Military Superiorities or Transportation Advantages as Main Causes of European Colonial Conquests to 1788”, 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63, No. 3(1999): 6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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