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制图文版：https://cimonnomis.blogspot.com/2024/09/blog-post_29.html -- 养马与响马与女响马[上] 大约自15世纪末始，明代中叶，北方河北、河南、山东一带开始出现跃马弯弓、大道 旁行劫路人的强盗，是为「响马」。关於响马的由来，一说是永乐时期内附安置的蒙古人 不听朝廷号令擅自蠢动所致。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九〈徙戎〉写道： 「本朝永乐、宣德间，达虏来降，多乞留居京师，授以指挥干百户之职。赐之俸禄， 及银钞衣服，房屋什器，安插居住，名曰达官。…土木之变，达官东人之编置近畿者，一 时蠢动，肆掠村庄，人谓之家达子。至有驱迫汉人以归寇者。户科给事中王竑，翰林院侍 讲刘定之，竝言宜设法迁徙，俾居南土。於是命左都督毛福寿充左副总兵，选领河间东昌 达军，往湖广辰州等处征苗。巡抚江西刑部右侍郎杨宁，奏请贼平之後，就分布彼处各卫 所守御。然其去者无多。而天顺初兵部尚书陈汝言阿附权宦，盖令取回。遂令曾鉄(按： 应为曹钦之误)得结其骁豪，与之同反。而河间东昌之间，至今响马不绝。亦自达军倡之 ，据有中国，谁之咎也？」 顾炎武的说法有若干史料可以佐证。土木堡之变以前，正统二年(1437年)便已经有「 达官军校勇士人等居止畿甸，多占民田地及相聚骑射，强掠民财」 、「原取沙州达官於 东昌府卫安插者，其人素习凶犷，平居无事，常为盗贼」 等现象，土木之变时也是有「 安插达官人等因虏寇边，乘机刼掠居民」 ，「近因虏寇犯边，尔定州衞安置达官户下人 丁，往往乘势为盗，刼掠人财，杀伤军民，皆因为头目者不能钤束所致」 、「京城内外 并附近地方安插达官，及平日无赖之徒乘机刼掠，扰害良民」 ，如顾炎武所言。 达官不能控御部下制止劫夺的情况後来可能更加恶化──夺门之变(1457年)後明英宗 复辟，然而帮助英宗夺权的功臣石亨等人接着又遭到清算，太监曹吉祥为了自保，勾结达 官；曹吉祥、曹钦造反失败伏诛，与之勾结的达官不是反正，就是连带被诛除。达官户下 人丁若逃得性命，不少大概就靠劫掠维生 。若是年岁不好天灾荒欠，达官人户更免不了 劫掠，「京畿及山东地方旱涝相仍，以故京城内外饥民多将子女牛畜减价鬻卖，其势必至 于攘窃刼掠；又访得各处屯营达官人等，亦随处群聚，强借谷米，或行刼夺」 。就是生 活还过得去，成化年间仍然抢劫滋事不断，「军士达官含(舍之误)余因操练往回，每肆刼 掠」 。孙继芳《矶园稗史》卷三则写道： 「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大盗席英，先为达官指挥使，犯法，避罪达舍；王永者， 亦杀人亡命，以骁勇善射相结，行劫於固安、霸州诸处」 。 从前面的叙述可知，内附的达官不仅仅是单独出劫，有蒙古人入寇或者流民饥民出现 时也会混入人群，或者直接与大盗一起行动。受这些达官影响，「京师之南，固安、永清 、霸州、文安等处，京卫屯军杂居，人性骄悍，好骑射，往往邀路劫财，辄奔散，不可获 ，人号为放响马贼」 。到正德年间响马蜂起的刘六、刘七之乱，几乎已见不到蒙古人的 痕迹──大部分参与起义的主要领袖看起来都是汉人。那是甚麽原因使得归附蒙古人为主 的骑射抢掠，一变而为几乎都是汉人呢？这要从明代的马政说起。在明初，从养有种马、 负责繁衍马匹的马户手中徵收後，马匹便放养於太仆寺或苑马寺所属的草场牧厩中。但成 祖永乐十八年(1420年)以後尽废官牧，马匹散养民间，「厥後公厩废，而牧地或为豪贵夺 ，或为之徵租，令民各自为厩居，各自求地刍蓄」 ，换言之，原本官方的太仆寺、苑马 寺自力经营的牧马业後来责成民间，在饲养种马的马户之外又多了一批牧养马匹的民户( 所养马匹与「种马」相对，称之为「户马」)；「户马」越养越多，宣德四年(1429年)後 扩及山东，正统十一年(1446年)後扩及河南，牧马业与牧养马匹的技术技能随之往民间扩 散。 这几波扩散的後果之一是「户马」散养於北直隶、山东、河南之间，若有大变，一时 不能齐集。「国初种马，骒驹俱搭配补种，余即变价入官，未有俵解者；正统十四年，以 虏变，取马一时不至，难应倅变，始於孳牧内岁取二万匹，寄养京辅三府，以备不时调兑 ，是为起解之始」 。备用马也是寄养民间，这就使得京师附近民间蓄养马匹的密度更加 提高。对一般民户来说固然养马的成本偏高，普通人养不起，而大户人家不但有余力养马 ，也更有本钱培养弯弓搭箭的能力，後来便成为徵召民兵的来源之一，好比说嘉靖年间编 纂的《霸州志》卷四提及北直隶霸州编制的民兵，除了额设民壮100名、快手50名之外， 还包括「子弟兵一百五十名，选民间善骑射者为之」。 既然在15世纪後半，官方所用战马大量散养民间，蓄养、骑乘马匹的技术扩散；土木 堡之变的缘故，扩展後的养马业又浓缩集中於京师附近，遂成为响马生发的温床，正德六 年(1511年)後刘六、刘七之乱的基础──负责追捕流贼的李瑾便报告说「贼所得皆民间马 ，一昼夜驰数百里，而官军马少，何以追敌」 ，以民间马匹为基础的流动作战遂得以成 立。 虽说汉人本土养马业的发展，使得劫掠维生的响马能脱离达官或蒙古人的限制得以「 发展」，最终酿成大规模的民变，但立基於本土养马业可能也限制了刘六、刘七起义的扩 展──这场民变持续时间不满两年，起义者足迹所及，主要在於大河南北、北直隶、河南 、山东之间，旁及於山西、湖广、南直隶北部，也就是说，正好在前述民间养马业的分布 范围内外。这在以响马骑兵为主的刘六、刘七所部中尤为明确──因为全活动范围基本在 黄河以北，明代官方称其为河北贼，学者西村元照称之为河北军。相对於人数最多不过万 余至二万的河北军，向河南发展的杨虎所部则称为河南贼/军，一度发展到二十八营、据 说花名册上有十三万五千人，但这麽多闲杂人等也拖累了行军的脚步(既然杨虎所部得到 更大的发展，也有学者主张应称为刘六、杨虎大起义 )，反而比河北军更早覆灭。 马匹来源作为起义的限制，具体来说除了战马的获得之外，还有如何保有马匹体力、 战力的难题。粮草粮草，人食粮马吃草，明代的通例是单兵个人每日食粮一升五合(军官 以上日支三升)，马匹则每天草一束、豆料四升；草一束所占的运量相当於米或豆十二升 ，换言之，马的补给消耗量是人的十倍左右 。当然，流动作战中粮秣几乎不需要自备， 因粮於敌，这是响马武装比官军优胜之处；但既然食草於野、取之於民而不像官军那样向 民间徵赋、运输、储存草料，刘六、刘七的起义就受到了自然限制──起义大喷发也是牧 草开始繁盛生长的六月以後。 -- http://cimonnomis.blogspot.tw/ https://www.facebook.com/Cimon5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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