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志图文版：https://cimonnomis.blogspot.com/2020/08/blog-post_31.html -- 荆尸授孑[承] 战车需要马与车相配。郑国虽然缺乏良马，但从前述公孙阏和颍考叔争车的故事来看 ，比起马来还是战车更名贵，以至於车被开了的公孙阏在攻许时挟怨报复，乘乱射死了颍 考叔。而楚国令尹贵重的却是马而不是车，这就意味着楚国可能比郑国还缺马。更缺马的 楚国如果想同郑国一样靠徒卒填塞阵列，势必得解决以徒卒列阵时如何抵敌的难题；「荆 尸」作为一种阵形的意涵，该透过《左传》传文中紧接其後的「授孑」来理解。《左传》 庄公四年(公元前690年)： 「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荆尸，授师孑焉，以伐随。」 「孑」，一般都援引扬雄《方言》卷九「戟，楚谓之金孑」的说法，指认为戟。不过 ，除了扬雄的说法之外，《周礼》当中的一些段落在解释「孑」上也有启发性。《周礼》 〈冬官‧庐人〉写道： 　　「凡兵，句兵欲无弹(掉转)，刺兵欲无蜎。是故句兵椑(椭圆)，刺兵抟(团)。」 「庐人」是负责制造长兵器长杆(称为「柲」)的技工，不同兵刃对於长杆的制造需求 不同；「句兵」指的是戈、戟之类的兵器，这类兵器的刃部称为「援」，功能以啄击为主 ，所以其长杆剖面制成不对称的椭圆，有类蛋形，这样光凭手感就能判断刃部朝向，挥戈 时不会因为援的位置不确定而失去准头。「刺兵」则是矛，不需考虑挥舞时准头的问题， 所以圆杆；但矛在刺击还得有准──如果矛杆太软、容易振动，矛头的位置就不确定，扎 人时不好命中目标。这种矛杆的缺陷就称为「蜎」，而「蜎」其实就是孑孓的意思 。 那麽《左传》当中的「孑」是否能以《周礼》当中的「蜎」来解释呢？长兵器强调其 长杆的弹性有些奇怪，尤其是「孑」如果当作「戟」来解释，戟还有兼作刺兵的功能，长 杆软颤看起来更不适用。然而，楚地墓葬遗址中发掘出的「柲」却有很大一部分是这种有 弹性的长杆。以战国早期随县曾侯乙墓为例，出土的66件铜戈装的是截面呈椭圆的木柲， 柲外层以革带或藤皮缠绕後再髹漆；另外还出土了30多件多戈戟(一条杆上有二或三具戈) ，用的柲却是所谓的「积竹木柲」，中央是前扁後圆的木芯杆，外围贴上一层竹片，并以 丝线围裹加固。也是战国早期的长沙M89楚墓中出土了7件柲，有2件是菱形剖面木芯外贴 弧形薄板，贴在菱形四个面上後呈圆形；另外2件则是四棱木芯外贴六片竹条，都以丝线 缠裹加固後再髹漆。战国中期的荆门包山楚墓中，则出土了8件戈柲、3件戟柲，戈柲当中 有6件木柲，2件积竹柲，戟柲则全是积竹柲。虽然井中伟很保守地认为楚地积竹柲的使用 至少在战国早期已开始，不过这主要是因为更早期的遗物已然腐朽无法辨识的关系 。 南方楚地大量使用的积竹柲，与其他遗址中的发掘比较起来大异其趣。以秦地兵马俑 坑中的发掘结果而言，一号俑坑中的矛柲大多是木柲，也有积竹的；而戟柲全是木柲，铍 (刃部与剑相当的长杆兵器)柲也全是木柲。一号俑坑东端出土了41件戟柲、铍柲，其中只 有2件积竹，其他全为木柲 。 秦、楚间长兵器用整根木杆、积竹杆的差异，如照《周礼》所述，应该也反映了功能 上、战术上的取向不同：秦国长兵器以完整木杆为主，避免刺击时软颤刺不准；但楚地兵 器中软颤有弹性的积竹柲却占了很大一部分，这又是基於甚麽战术哲学呢？固然徒卒在持 矛时能够精准控制矛头指向，有利於准确刺击；但过於坚硬的矛杆在防御时却未必如此有 利，一但折断，以矛御敌的作用就失去了。因此以矛防御时必须长矛如林，持矛的徒卒人 数必不能少，以便木杆折断时随时有替补。相对来说，有弹性的积竹柲虽然刺击效果差， 但长杆柔韧，攻击方也不容易将柲折断，用於防御持戟的人数就不需要那麽多。这种对比 ，与16世纪的西欧、日本战国时期长杆兵器间的差异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西欧的长兵器以 坚硬的木杆为主，容易折断，因此防御时必然结成长矛方阵来御敌；相对来说，战国时期 日本长柄镰所用的复合长杆却是中央木芯外包竹、木片，杆身软韧，持平时矛头会略微下 垂。战国时期手持长柄镰的日本足轻并不结成方阵，只是横列一线御敌，显然不怎麽担心 兵器折断无後继的问题 。 重防御而不重攻击的长兵器哲学，也体现於楚地特有、全用积竹柲的多戈戟。这种一 条戟联装两、三戈的长兵器至少在春秋後期的墓葬中已有发现，几乎全出土於楚地，在四 川、江苏也有发掘，但全不见於北方。虽然称之为戟，不过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只有二、三 戈联装，并没有安装戟刺(矛头) ；换言之，刺击并不是主要功能，可有可无。而联装二 、三戈後重量增加，挥击起来更加吃力，可见其主要作用也不是以戈啄击；两、三戈的设 计可能也是沿袭积竹柲的思路、防范兵器折损於未然，避免单戈脱落後长兵器便报废的窘 境。换言之，这种多戈戟的功效，主要着眼於韧性十足地拒止、抵销对手的攻势，在阵中 的角色类似明代戚继光鸳鸯阵中的狼筅，不求杀敌，只要庇护全伍。 战国初吴起评论七国兵卒的特性，说道楚国是： 「楚性弱，其地广，其政骚，其民疲，故整而不久。击此之道，袭乱其屯，先夺其气 。轻进速退，弊而劳之，勿与战争，其军可败。」(《吴子》〈料敌〉) 「整而不久」或许就是针对楚国徒卒以积竹戟、三戈戟列阵而言；这样列阵足以抵挡 敌人攻击、保持全伍完整，但相对於以战车列阵、徒卒以长矛列阵，楚国徒卒的长兵器较 重，身後又少替补，负担大得多，所以持久下来力气不逮，便会给与敌人可乘之机。吴起 提出的针对法就是交锋时若即若离，逼迫楚人维持阵形却又不交战，等对手耗尽体力再下 手。 吴起所谓「其地广，其政骚，其民疲」则透露出楚国之所以倾向於以戟御敌的另一个 原因。相较於中原诸国地狭人稠，楚国是地大人众，人多却不容易集结在一处，在主动采 取攻势时固然不难先行集结，但在对手入侵时一时之间兵力却未必能凑手。从春秋至战国 ，战争的规模、持续的时间都不断增长，列国的应对方式不外乎增加参战的兵员，一开始 整理清楚有服兵役特权的国人尺籍，扩大国人参军入伍的比例。国人的兵源被开发殆尽後 ，则开始吸纳原本不担当卒伍的野人，先要求野人负担兵器整备，如晋人「作州兵 」、 鲁人「作丘甲 」，接着便是将野人纳入卒伍，国、野之间的界线也因此逐步消弭，进入 编户齐民的时代 。在国人、野人之外，蛮夷戎狄等少数民族也是被纳编的对象，春秋以 前列国隙地间游走的异民族，到战国初开始被列国有意识地消灭编整，而不再是以往单纯 并肩作战(更经常反戈相向)的盟友，如《後汉书》〈西羌传〉所言： 「是时(战国初)义渠、大荔最强，筑城数十，皆自称王。至周贞定王八年(公元前441 年)，秦厉公灭大荔，取其地。赵亦灭代戎，即北戎也。韩、魏复共稍并伊、洛阴戎，灭 之。其遗脱者，皆逃走，西逾汧、陇。自是中国无戎寇，唯余义渠种焉。」 徵召的兵源从国都扩及到郊野，对幅员不广的中原列国来说有兵力集中的好处；但对 楚国来说，单纯把郢都周遭的野人通通徵入伍，应对漫长国境上的威胁便显得缓不济急。 楚国的办法不是将徵召兵源扩及於野人，而是扩及於别都(国都以外的大城)、扩及於被征 服他国的国人，将这些边境的都邑设为「县」，将其中的原住民国人纳为己用。文献中明 确可考的楚县，至少有七个原本是小国国都(权、那处、申、息、陨、蔡、陈)，有六个是 小国的别都(商、期思、叶、沈、寝、白)，还有四个是楚国自身的别都(武城、析、东西 二不羹)，整个整编的过程横跨楚武王、楚惠王之间十一位君主、前後三百多年(公元前 740-432年)。这些个县既然原本是国都，实力自然不弱，楚灵王时陈、蔡、东、西不羹号 称都是「赋皆千乘」 。设县虽然方便边境上应急，但以过去的敌国国人为士卒，管辖县 的县尹、县公军事上又独揽大权，不免有「尾大不掉」之患，楚灵王就被自己夸称的陈、 蔡、二不羹叛军弑杀 ；而这些边境大县彼此本来是异国，又是被征服者，言语文化有异 ，作战意愿不高则同，下达政令得适应原来各国的民情，积极性还很难调动，不免被吴起 批评为「其政骚，其民疲」了。 徵召部队以国人为限，过去敌国的国人为人作嫁，战意又不高，这就难怪楚国的徒卒 以授孑为其特色，主要担任防御而不强求进击了；徵兵范围未扩及野人，不但使得增加徒 卒、以长矛列阵的办法没有实现的条件，也实质维持了国人相对於野人的优越地位，助长 了身份意识和贵族的气焰，使得吴起在楚国的改革难以推动，最後还因贵族反扑身亡。不 过从《淮南子》〈兵略训〉当中形容楚兵是「蛟革犀兕，以为甲胄；修铩短鏦，齐为前行 ；积弩陪後，错车卫旁；疾如锥矢，合如雷电，解如风雨」来看，至少在楚怀王时，编户 齐民的推进已有起色，长短矛(「修铩短鏦」)也开始成为楚军阵中的利器，尽管这进度已 落後於其他强国，战力上已落於下风，以至於〈兵略训〉接着便数落楚怀王治下的楚国战 场表现乏善可陈，说楚人「兵殆于垂沙，众破於栢举。楚国之强，大地计众，中分天下； 然怀王北畏孟尝君，背社稷之守而委身强秦，兵挫地削，身死不还」。 -- http://cimonnomis.blogspot.tw/ https://www.facebook.com/Cimon5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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