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志图文版：https://cimonnomis.blogspot.com/2018/10/blog-post_29.html -- 中世纪义大利的市内插塔 罗马帝国崩溃之後，义大利半岛原本富庶繁华的城市文明失去了维持社会秩序的机构 ；多亏了基督教设立的教区与主教、大主教座堂扛下了原本由市政府肩负的任务，城市才 得以勉强维持生活机能 。当基督纪元迈过第一个千禧年後，随着人口的增长、商业的发 展，城市又逐渐恢复活力；强而有力的贵族和市民起誓为盟、彼此扶持，建立了所谓的誓 约共同体(sworn association)，成为日後义大利半岛北部、中部城市共同体(comune)的 滥觞，也开启了日後由城市自治发展为自治城邦的进程。到11世纪快结束时，最主要也最 有名的几个城市共同体──米兰、热那亚、比萨、帕维亚(Pavia)、曼图亚(Matua)等等都 已现身，威罗纳(Verona)、卢卡(Lucca)、佛罗伦斯(Florence，即徐志摩笔下的翡冷翠) 、锡耶拿(Siena)则紧跟在後 。 这些城市共同体在与教会的斗争中攫夺权力，不但最终控制了城市，还在各教区的范 围内大肆扩张，将周遭的乡村(contado)地区，包括农村、小市镇、封建领主的领地等等 逐步纳入统治范围，派出官员(capitani)确保税赋的徵收、兵员的徵用与粮食供应。城邦 有意识地消灭周遭的封建领主制，一方面是藉机削弱可能威胁城市的封建领主，二方面则 为的是解放农奴，扩充城市发展时亟需的人力储备 。在城邦内部则组织了市民大会 (parlementum)，理论上代表市民行使主权，实际上握有实权的则是由少数几个望族门阀 所把持的数名执政官(consul)──对於望族执政官所提出的议案，市民大会上的市民要嘛 是欢呼鼓掌以示通过，要嘛是群起鼓噪反对；早期从未有系统性的选举或者针对市政的讨 论。当时城市中的一般市民，大半是依附门阀贵族讨生活的；老百姓缺乏参政的兴趣与闲 暇，实权当然掌握在财富足以武装自身的有产者手中 。 虽说城邦对周遭乡村的征服与控制取消了封建领主在乡村的统治，但并没有消灭领主 阶级；这些贵族不是逃亡，便是被强迫搬迁至城内定居，连同他们的生活方式与习惯── 领主在乡间封地上的城堡，与为了维修、建造这些城堡而发展出的人力组织模式，也被移 植到城中。影响所及，在13世纪结束前，义大利北部、中部的城邦中，照着领主们的方式 依样画葫芦，定居於城邦之中的门阀贵族也在城内盖起着眼於防御的塔楼(torri)。这些 塔楼不仅是贵族身分的象徵，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因应门阀贵族之间争权夺利所引发的腥 风血雨──门阀间的世仇血债正是莎翁名剧《罗密欧与茱丽叶》的故事背景(场景就设於 威罗纳)。 与欧洲中世纪其他地方的防御塔不同，北义大利的塔楼通常四四方方而不盖成圆形。 塔的顶部设有攻城机具(engine)，可与敌对方的塔楼对射，塔楼周遭则与其他建筑联为一 体，附近的街道上再摆起路障，就是一整套防御工事。而为了攻破这些高塔，进攻方也会 用上投石机(spingard或者mangonel)在塔身上砸洞甚至砸到塔塌 。塔身系石造，但为了 减轻重量，塔内各层的地板以及最高的几层楼则是木造；建塔所用的石头必须坚久耐磨， 像大理石这类遭火攻时容易龟裂破碎的石材便不能用。出於防御考量，塔楼的入口通常不 设在一楼，得在塔外搭上梯子才能爬入塔内，或者经由一旁建筑物顶楼可收放的天桥、或 者由暗门进入。 塔楼搭得很高──有些高达68公尺(150「肘」[cubit])──可说是中 世纪的摩天大厦；塔身周遭的建筑物不仅能增加防御纵深，同时也是为了支撑、增加塔楼 的稳定性，尽管碰上地震时塔楼倒塌的事件时有所闻。建造、保养这样的高塔所费不赀， 为了支付这笔开销，以门阀贵族为中心聚合起来结社、出钱出力的家庭可多达16户；建塔 的费用由社员均摊，不过他们也可以自费建造自己专属的阳台。这些塔楼结社(tower society)与行会组织一样，既要选举社内的干部，又要徵集资金、审核入社成员的资格； 入社条件以塔楼周遭地产的拥有者为优先，社员身分传子不传女，女儿可能会嫁到敌对阵 营的缘故。社员若缴不起会费，可能失去「股份」而被退社(不过被退社的人可以领取一 份补偿金)，想卖掉房子地产时其他社员则有优先购买的权利。社团有意识的买下塔楼周 遭的地产与建物好加强防御，必要时也增建塔楼、或者加高既有的塔楼，尤其是发现对手 的塔楼建得比自己的还高，可能被凌空俯瞰曝露於矢石单方面挨打的时候。塔楼与周遭地 产建物的扩张可能延续好几代，最终使门阀占地为王，大块土地变成贵族自身的宫廷 。 为了减少这些望族门阀在城内私斗所造成的破坏，义大利城邦在12至13世纪逐渐发展 出一种独特的制度；这种以podestà这个职位为中心的制度设计非常特别。podestà在城 邦当中拥有最高的司法权力，领取比执政官(consul)更高的薪水，通常出身贵族，受过大 学法学教育的尤其受欢迎。podestà在上任前经常讨价还价，讨不到满意的薪资便拒聘。 不过出任podestà最重要的条件是，他必须是个与城邦内部任何派系都没有瓜葛的外地人 ──好让他公平且超然地处理、裁决城邦内的纠纷。podestà的人选是由望族组成的委员 会来挑选审核，但实际招募时还得经过podestà所属城邦的同意，同意与否经常是两个城 邦之间是敌是友的判断基准。实际上，城邦经常向其他城市推销自己的市民出任podestà ，并以自身所属的市民担任podestà为荣。 既然要避免陷入城邦内的党派斗争，podestà上任时经常是带领着自己专属的整个管 理团队，其中包括武装的扈从、法学者、法庭助理与法庭代理人。在市议会的监督之下他 便带着自己的团队维持城内的秩序与和平，有时候也被赋予军队的指挥权。podestà的任 期是固定的，通常是一年(不过偶而有任期为数年甚至终身的案例)，但在不同城邦服务的 例子并不少见，有的甚至一辈子就做这一行。在这个制度最盛行的大约一百年间，北义大 利60个城邦当中先後大约有5,400人出任podestà；13世纪40年代出任podestà的人当中 ，前後当过2任podestà的人有70个，而当过6次以上的人也有20个。有些大门阀实际上世 世代代都有人出任此职 。 不过，podestà制的采用并未能真正消弭城内贵族门阀的斗争。圣俗之间对领地的争 夺并不仅限於城邦与教会之间，由於主教叙任权的问题，神圣罗马帝国与教宗也在闹矛盾 ；毕竟主教在所统治的区域内与封建领主无异，那麽他到底是教会所属的神职人员，还是 应该效忠皇帝的封臣？究竟谁有权任命主教可是大哉问，演变到後来则成为大混战。当神 圣罗马帝国的帝位转移到霍亨斯陶芬(Hohenstaufen)家族手中时，教皇支持巴伐利亚的韦 尔夫(Welf，即义大利的Guelf)家族与其争位，因此在义大利支持教皇的派系，就被称为 圭尔夫党。反之，支持皇帝的派系则以霍亨斯陶芬的知名城堡Wiblin为名，他们在战场上 示威鼓噪时高声呐喊「Waiblingen! Waiblingen!」，因此称为吉柏林党(Ghibelline)。 这两派的争端最早见於1242年的佛罗伦斯，随後席卷各大城邦；原来各自捉对厮杀的门阀 纷纷选边站，造成战力更集中、破坏力也更大的内战。13、14世纪佛罗伦斯的着名文人如 薄伽丘(Boccaccio)与但丁(Dante)，就有各自支持的党派。对於薄伽丘这样的教皇党来说 ，他们更重视的是城邦的独立自主，认为城邦是目前已知最好不过的文明形式，身为一个 市民则是个人最大的幸福；薄伽丘十分自信的判定佛罗伦斯就是世界的中心。相对的，像 但丁这样的皇帝党人则看到了城邦之中、城邦之间的分裂与小家子气；唯有统一的义大利 才是和平与繁荣的保证。不过，尽管有这些派系思想上的分别，在实际的斗争中党派经常 只是个门面，骨子里引起争端的主要还是家族间的世仇。 然而，这样规模巨大的破坏其实终结了城邦内部四处插塔的现象──由於各自集结的 实力和从外部援引的兵力太过强大，「内战」不再局限於城内的大街小巷；失败的一方往 往完全从城邦内扫地出门，败战的贵族不是被禁锢就是被流放(fuoruscti)，他们的财产 全被没收，塔楼则被铲平。1248年在佛罗伦斯夺权的吉柏林党就一口气夷平了至少36座圭 尔夫党的建筑。流亡的贵族如此之多，以至於历史学家将城市共同体区分为「内」与「外 」：除了在城中掌权的内部共同体之外，流亡在外的贵族则组成「外部」共同体，往往足 以组织起一整套与内部共同体平行的框架，有具体而微的官僚体系与议会，流亡贵族排场 所需的随从与仆人也不少，不但能组成一小支军队，甚至还有其他城邦派驻的使节，尽管 这些「外部」共同体本来就都在国外或其他城邦寄人篱下。换言之，这些人士组成了名副 其实的流亡政府，在时机成熟时往往能杀回母邦，也将对手彻底地清算驱逐、财产没收 。市内的塔楼既然抵挡不住大规模进攻、不再是安全的根据地，在党派之间来来回回跷跷 板似地更换政府时又被反复夷平，到了14世纪初，塔楼所存不多，插塔的世纪可说是结束 了 。 不过，这还不是城邦内斗的最终结局。在门阀贵族彼此之间的斗争当中，随着战争规 模的递增，後勤上的负担也越来越沉重，提供经济支持、富有但并非贵族的城市居民势力 也越来越庞大，逐渐地形成以行会组织为骨干的「人民」共同体(popolo，即「人民」之 意)。早期他们为了制止门阀贵族间的斗争，推动了podestà制的采用(门阀则比较倾向於 维持旧式以执政官[consul]为中心的政体) ；当podestà制趋於没落、podestà逐渐为贵 族所控制时，「人民」共同体仿效podestà制设立了人民首长(capitano del popolo)的 职位，也是从外部聘请而来、上任时带着全套自备的行政班底，独自统治着「人民」共同 体内部，甚至能拒绝podestà的司法界入。作为誓约共同体之一的「人民」共同体在各城 邦的出现时间不同(卢卡：1203，帕维亚：1208，锡耶拿：1210，威罗纳：1227，波隆那 ：1228)，不过在13世纪中叶前後半世纪之间，各城邦当中的「人民」共同体大约占据了 政府中一半的职位。而在教皇党与皇帝党的斗争中，门阀贵族的军事实力不断削弱，富有 的行会阶层则一方面有足够的财力雇募佣兵，二方面调动了其他的行会成员建立可与门阀 贵族对抗的民兵组织，最後导致「人民」共同体的全面夺权。 「人民」共同体占有政权的方式十分独特，是一种国中之国的形式。旧门阀与新兴的 富裕行会阶层都能够就任城市共同体的官职，然而只有行会成员得以担任「人民」共同体 的官员；「人民」共同体的成员在城市共同体的司法管辖之外，但当门阀贵族侵犯、威胁 与侮辱「人民」时，针对贵族却有特别严厉、不平等的法规罚则。实际上，「人民」共同 体掌控城邦後便鼓励针对贵族的匿名告发和相对简便(迅速且草率)的审讯方式。凡此种种 都将门阀贵族的政治权力剥夺殆尽，不过，这并不当然就是贵族门阀的没落；恰恰相反， 他们所必须适应的，只是放弃贵族的地位与头衔，加入行会，成为「人民」的一分子，保 有其财产并获得参政权，继续左右义大利城邦政体的演变。因此「人民」共同体还不是城 邦政体的最终型态；下一阶段的「僭主」(Signoria)制将在14、15世纪成为主流，并最终 在16世纪转型为世袭君主，从而终结中世纪义大利的城邦政体 。 -- http://cimonnomis.blogspot.tw/ https://www.facebook.com/Cimon5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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