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末代君主的统治初年 1764年，斯坦尼斯瓦夫˙波尼亚托夫斯基(Stanislaw Poniatowski)─上一篇同名的伟大 政治家的侄子─被「家族」推出竞选王位，并在俄罗斯的支持下成功称王，他选择以振兴 古罗马的奥古斯特为王名，是为斯坦尼斯瓦夫˙奥古斯特˙波尼亚托夫斯基。 波尼亚托夫斯基能登上王位，一方面是「家族」在联邦内确实已经开始有了不少呼吁改革 的盟友并意图争取俄国支持，另一方面他个人是俄国的凯萨琳大帝的情人，可能多少是凭 藉这层关系获得旧情人的政治支持。 奥古斯特登基後，「家族」处於一个还算不错但有一点尴尬的位置，当时俄罗斯和普鲁士 的称雄东欧之势已经很明显，并不愿意让联邦富国强兵到足以名列强权，但是在缺乏主动 侵略联邦的藉口与动机之下，他们反倒希望联邦能至少改革为一个足以正常运作的政权来 满足身为附庸可以负担起的责任。 毕竟，如果联邦依然是个大而无用的政治空壳，未来沙俄不管是南征鄂图曼还是西进中欧 ，联邦都不能提供俄军足够的军事与後勤支持，这对俄军穿越联邦领土的出击路线会造成 许多困扰。 同时，由於凯萨琳大帝在国内面临的一些政治问题，她也希望能够重振联邦的宗教自由、 回复联邦境内新教徒与东正教徒的地位，藉此拉拔她个人的声望，而这一点对联邦来说并 非全是坏事。 -- 奥古斯特继承王位时政治环境并不很有利，俄国支持他在上任後的第一次瑟姆中完成基本 改革，但比较像是在敷衍他；「家族」中的恰尔托雷斯基家族的长辈对这个侄子充满警戒 ，国王则认为这些长辈不尊重自己；西欧各国不满俄国大力干预联邦国内事务，对联邦颇 具疑虑；天主教会认为国王的改革可能会损害到自己在联邦的资产，因此梵谛冈不愿表态 支持改革。 尽管如此，新政府仍很快就展开了如火如荼的复兴运动，新王刚继承王位就建设起「骑士 学院」，或称「官校军」，这座学院的设立将为联邦带来前卫的思想─军事与政治两方面 都是，我们之後再谈。 [注]：官校军(Cadet Corps)当时指的是欧洲各国设立的贵族军校。 1764年的改革还包含许多地方政治机构的回复和设立，这些机构有司法的、有财政的、有 军事的，大量贵族能在此间找到工作。财政机构特别受到联邦贵族的广泛支持，这是因为 七年战争对联邦境内的金融体系造成严重损害，许多贵族期待联邦的货币系统可以得到改 善。 这些改革在某方面来说其实是保障了大量贵族的财产，也因此许多贵族基於个人利益的原 因支持改革。改革还包含大量的法案，进出口贸易的海关税被降低，天主教会势力和犹太 人受到限制，各地采邑的违法条例须被废除并接受土地和收入的调查。 虽然部分对贵族不利的政策并未被落实，很多政策还是得到了执行，而这震惊了许多人， 他们没想到联邦立法机构竟然真的可以一次推动这麽多政策，许多保守派怀疑改革会威胁 到他们心目中的自由权益而大加挞伐。 适逢俄军又要穿越联邦领土去攻打鄂图曼，「家族」中的恰尔托雷斯基家族对此深感不满 、正如许多厌恶俄军滋扰和侵犯主权的联邦贵族，但国王的态度则很明确，奥古斯特认为 任何改革都应尽可能争取到列强(至少之一)的支持，才能确保每一步的安全，单纯的爱国 心和过激的革新只恐带来灾祸。 -- 联邦的财政改革在一开始是很成功的。 1765年八月，华沙成立进步委员会，各地的王室城镇很快都跟随其脚步，为王室领地的改 革加快的脚步。 1766年春，新的货币政策开始完成，高品质的货币─基於兹罗提对杜凯特的升值─开始流 通。同年十一月，联邦瑟姆决议通过货币政策，基本稳定了联邦内的金融环境。 自1660年以後首次的土地清丈为联邦找到钜额的收入，王畿采邑此前上缴的税收远未达到 法定的四分之一，甚至低於百分之五，此足以一窥没有土地清丈前联邦中央政府的税收能 力是如何低落。 王畿采邑：分封给贵族当奖赏的王室土地，但受赏的贵族死後此一采邑会回归王室。 我们还可以从一些例子看到联邦税收先前是如何的无能： 在1727年，大贵族Hieronim Florian Radziwill仅从克里切夫一地的王畿采邑就挤出了六 万兹罗提的税收，较整个立陶宛大公国王畿采邑上缴中央的税收(用於炮兵预算)还要高出 六千兹罗提─这些钱跑去哪里了呢？答案很明显。 1789年─第一次瓜分以後，细节之後会谈─Wodzicki家族缴纳给奥地利政府的税收相当於 1,472兹罗提，相当於十分之一的收入，但这可是八十五倍於他们过去曾上缴给联邦的最 高年度！ 透过重整後的财政体系，联邦自奥古斯特三世在位晚期的国内岁收入是一百五十万兹罗提 ，在1765年已暴增至两倍：三百万兹罗提。 普通税(一般税)是改革後最重要的增长来源，在1764/10/1到1766/9/30之间，普通税贡献 了联邦政府五百万兹罗提，占岁收的四成。 -- 很可惜的是，联邦的国际状况很糟糕，普鲁士对联邦财政的强化感到忧虑，因此对联邦施 压，要求联邦削减普通税的政策。经过短暂的交涉和讨价还价，两边谈判破裂，并且都找 了俄国来调停，希望俄国支持自己。 俄国选择了普鲁士。联邦的财政改革计画只执行了一年就宣告结束，列强不乐见联邦重新 变成能控制其广阔疆域内的丰沛资源的强国。 雪上加霜的是，凯萨琳大帝不顾联邦内部的许多反对声浪，决定在联邦内部推动势力重组 。 在1760年代，国王、「家族」与很多其他的派系都支持谨慎的改善宗教宽容，鼓励外来人 口的移入来改善联邦经济，联邦的天主教势力虽然仍拒绝让新教和天主教与自己平等，他 们并不反对其他宗教的存在。 然而，那些依然不满於现状者仍决定诉诸俄国的支持，凯萨琳大帝不顾她的外交官员与奥 古斯特的反对，试图让那些在野者取得要职。 国王和「家族」试图在俄国方面的倾向和国内政治的状态之间达到妥协，但他们陷入困境 ─联邦的贵族们不可能支持这种要求，让新教和东正教的信徒在政府中取得许多要职。 俄国原本期待在联邦内的各派系之间争取到一点回转余裕，不管是国王与「家族」，还是 反对改革的「愤懑者」派系，两方都对凯萨琳大帝的要求表达了不予支持。联邦罕有的达 到了天主教各派系的一致反对。 在这种状况下，联邦的改革派感觉到威胁而试图用更加决定性的手段来保住改革成果，因 此提出了「财政委员会的法案都应以多数表决制通过」的法案，此一法案实质上是把会轻 易阻挡财政法案的自由否决权消灭掉。 俄国和普鲁士不允许这种事情，并向联邦施压：如果最後的审议结果是废除自由否决权， 那就准备和俄军、普军开战吧，华沙必将被拆成瓦砾。 奥古斯特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还心存梦想，他认为如果联邦内部可以表现出高度的共识和 决心，再加上争取到对俄、普两国怀有戒心且乐见联邦增强的奥地利的干涉，或许可以在 不开战的情况下硬是通过法案。 然而「家族」退缩了，他们知道联邦无法抵挡列强，自由否决权最後依然没有被彻底毁弃 ，支持法案者只有20几席(总共180多席)。国王和「家族」的嫌隙又加深了。 「家族」在此一艰难的抉择上是赌俄国愿意用「家族」的妥协来换许俄国在其他政策上面 的回馈，但是虽然俄国因为「家族」的妥协而没有和他们决裂，双方重新的合作却不如「 家族」所预期的乐观。 俄国确实在交易条件下让联邦的改革派能够通过一些法案，但是俄国仍有着一个复杂的政 治计画，他们依然坚持要让新教贵族在联邦境内争取到重要的政府职位并取得与天主教平 起平坐的宗教平等权。 俄国希望新教贵族能够为联邦带来启蒙思想，但又基於劣势的政治实力而必须仰赖俄国， 这样联邦便能为俄国所左右。俄国提倡联邦的宗教平等，但实际上指的是新教徒，事实上 俄国并不打算在联邦境内推行东正教，以免俄国的农奴大量跑去待遇较佳的联邦。 在俄国强力推行联邦内部难以容许的政策的同时，韦廷家族(萨克森选侯国)的支持者─以 及许许多多的「愤懑者」─构成的守旧派开始形成激烈的反动，他们希望废除一切改革， 让联邦回到过往的无政府状态。 守旧派其实就是过往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期待俄国会支持他们发动政变和内战来推翻斯坦 尼斯瓦夫˙奥古斯特，俄国也确实保持着一种暧昧的态度，这让守旧派颇有信心。虽然守 旧派有不少亲萨克森者，他们其实并不怎麽有个心目中的君主人选，基本上就只是想要抢 回过往的利益。 1767年，大批俄军进驻联邦领土，俄国的外交官在联邦境内组织了大量的军政联盟并强力 主导了联邦的政治，他们有力的推动联邦的修法和政府重组，包含让守旧派满意的一些法 案，但拒绝把国王打下台，反而要守旧派效忠国王。 这是一种很特殊的局面，俄国要把联邦彻底变成俄国的棋子、附庸，1768年的联邦实质上 受俄国支配，许多政治家被俄军逮捕，其余都不得不低头(当然有很多过去在野甚至流亡 者很乐意和俄军合作)。 俄国让联邦的反对者(新教徒)获得了很充裕的自由权益和政治影响力，又让天主教徒有办 法继续制衡新教徒。被称为「主教法」的新法规保障了贵族的自由权益，满足了守旧派的 意愿。 国王与俄国的妥协使他仍保有自主权利。瑟姆被规定财政、军事、外交、贸易、行政法全 都必须用无异议的方式通过(自由否决权)，其余的被统括为「经济法案」而可以用多数决 。地区议会的经济法案也可用多数决。 先前设立的委员会等政府机构被保留。农奴的地位被提高了些许(虽然被设计为几乎可以 忽略)。守旧派打算成立的国家教会没有被成立，俄国认为这太多了。联邦的国境会被重 新确认和检验。 由於受到鄂图曼的外交压力，俄国答应在1767年五月雪融後自联邦撤军，为了确保联邦不 会陷入大乱，俄军打算在会期结束前宣告联邦境内所有联盟的解散，并预计得在下一次会 期重新出兵才能对联邦施加充分的压力。 但俄国或许可以在联邦境内大量轻易推动组织大量的联盟，要解散却谈何容易，特别是俄 国在联邦境内推动的重组对联邦的守旧派来说是不可容忍的，天主教贵族并不接受新教可 以拥有和自己相等的地位。 1768年春天，巴尔联盟开始呼吁反对俄国、恢复传统。 这篇写很乱，自己看书也没有看很懂，可能有错， 总之就是俄国强力干涉联邦内政就对了，然後因为俄国干涉太多却又没理解联邦的极限， 所以引发了大大小小的冲突。 -- The only purpose for which power can be rightfully exercised over any member of a civilized community, against his will, is to prevent harm to others. His own good, either physical or moral, is not a sufficient warrant. ～ On Liberty, John Stuart Mi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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