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讨论国府对粮价的控制与地方角力的过程，藉由粮食控制的争夺， 中央政府为何要依赖地方豪绅，地方豪绅如何透过权力结构巩固，甚至连中央都束手无策 这对理解国府「近代王朝」式行政能力很重要，这种结构源自清代的「原额财政」， 清代则是继承明代体系，这种经济与权力结构并不随朝代的更换而改变，直到共产政权 才打破，最後谈及国府与共产两方光行政能力上的不同导致税收能力的差异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为 〈抗战时期中央控制地方之再思：蒋中正对杨全宇、吴肇章囤积案的处理〉， 王超然，中研院近代史集刊第89期(2015)，蒋的演讲、手令与日记大多引自此文 《中国通货膨胀史(一九三七-一九四九)》，张公权着，杨志信摘译(1986)， 文史资料出版社(中国)，抗战时经济与通膨数据大多引自此书 文中不再附出处来源 "蒋氏以战前的货币稳定情况为依据，过於自信有能力克服战时经济中所出现的财政 困难。而政府大员们又被中国传统信念和现代独裁思想相合并起来的奇怪逻辑所支配， 即「有土斯有财」和「只要有绝对权威，什麽东西都会有」。因为国民政府操有绝对 权力，法币就必定能够控制真正为战事所需要的一切资源。" 《中国通货膨胀史》P.5 张公权入木三分的描写对日抗战前蒋政权的心态，只要有权有钱，想要就办得到 但开战後，蒋校长眉头一皱，发现事情并不单纯....... http://miupix.cc/pm-72E55F 1937-1939年中国通膨指数 抗战第一年蒋用财政赤字渡过，在耗尽家底後，蒋政权用最简单的方法：印钞票 来对付军事支出造成的财政赤字 可以看到在1938年6月後印钞量速增，批发物价却没有大幅上升，呈现与印钞量 亦步亦趋，反观进口物资如脱疆野马短期狂升 中国沿海是工商产品主要生产基地，被日军攻陷後，产能下降，虽然设备向西南转进， 但生产量难以补齐 批发物价里最重要的粮价则因为粮商、富户为逃难抛售换现，西南地区大丰收， 粮价在前两年受到压抑，也使蒋轻忽开战後对粮食的管控， 之後战局进入僵持，粮食问题变成蒋挥之不去的恶梦 开端 http://miupix.cc/pm-DQ2UQR 1940-1941年中国通膨指数 1940年成都抢米风潮 2/27 四川省府开会讨论平价之法，并调查囤积米粮 3/14 数千人聚集沿街抢劫米行 3/15~17 贺国光(时任成都行辕主任兼省府秘书长，四川省主席由蒋兼任)向蒋报告， 滋事份子中《时事新刊》记者朱彦凡为共党党员，蒋下令处决首要份子， 相关报社查封 3/20 枪决首要份子，蒋写下「共产党在成都阴谋暴动手段甚恶，幸能一网打尽， 此实天予以转危为安之机。」 蒋接到报告後仅当作共党煽动，虽知粮价上升，但还没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到了6月终於蒋政权发现粮价的上升幅度过大，急急忙忙开会後决定成立「全国粮食 管理局」，蒋已经把粮价视为头号大敌，写下「经济之威胁，甚於敌机之轰炸， 粮价飞涨，百物腾贵，钞票缺乏，运输不济，演成有物束手无策之状，如能打破 此关，则抗战胜利过半矣。」 蒋最後还是没能处理好经济威胁，抗战时是用另一套方法处理粮食问题，後遗症 则在抗战结束後全面爆发 这个粮食管理局面对来自三方结盟的挑战：一是中央内部以孔祥熙为首的官员； 二是地方军阀；三是基层豪绅 蒋在9月11日发表〈为实施粮食管理告川省同胞书〉 全文连结 http://goo.gl/X384bv 仅摘录重点 （一）中央设置粮食管理局的目的，乃为重视战时民食，统筹产销运藏， 调剂盈虚有无，维持合理的粮价，粮食管理局决不是以收购粮食为职务的机关。 现在有一般人民，不明粮食管理局的职责，道听途说，妄以为国家将以自由市场的 价格收购大量的粮食，因而抑粮不售，以待善价，这实在是十分错误的心理。 （二）一部份人民，因为希求厚利的心思过切，总以为法令尽管颁布，未始没有 侥幸逃避的机会，或者仍然不免观望。......必然自招惩罚与损失。 就以普通经济的道理来说，政府鉴於今年粮价的失调，现在力谋各种粮食作物 生产的增加，.....今後食粮的生产，必可供给消费而有余。 所以一般拥有粮食的人民，如果仍作过量的蓄积，即使万一能够逃过政府的发觉， 不久的将来，也必有因过剩而跌价，因跌价而大受损失的一天。 蒋不打算依循自由市场，打算采用行政手段控制粮价，至於後面的方法是解决 粮食供应问题的根本，但在抗战时期根本做不到 川省军阀受到抢米风潮跟设立全国粮食管理局刺激，先後把杨全宇(时任成都市长， 王瓒绪人马)、贺国光拉下台，蒋在11月6日写到「对粮价应研求办法，对川阀应 逆来顺受。」跟川阀妥协，派他们属意的张群为四川省主席 张群改变贺的方针，修补与川省临参会的关系，在任命和管理尽量满足川阀的要求， 成为蒋与川阀、临参会之间重要的调解人物 此时四川的大、小地主、商人全民运动是囤粮，除了对粮价上涨的恐惧外 还有敛财的动机 这个运动有多疯狂？ 试举一例 "沈(沈宗瀚，农业学家)曾听友人转述其住屋房东太太的诉苦，说：「我家有田 四十亩，收得租谷每年自食有余，现在仓有余谷。他(房东先生)不许吃，偏向 市上买米来吃，近数日米价涨得很快，他在市上买不得米，而买甘薯充饥， 全家都怨他，他还看米价上涨，坚持不肯吃自己的米，真不讲理。」" 引自《沈宗瀚自述》(1975)转引自〈国家、社会与粮食：抗战时期四川省临时 参议会有关粮食政策的讨论〉，《国史馆刊》第31期(2012)，以下简称〈粮政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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