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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所有的人都被困在一个「孤岛」上。「岛」的面积只有机枪子弹的射程那麽 远，而危机却像东海般浩瀚可怖。整个上海城的日常生活都处於极其颓废的状态，即使是 暂时掌握权力的那群人，也会感觉生活索然无味，根本不值得期待。所有的理想都显得那 麽的虚妄，只有绝望才是真实的。 在这麽一个充满末世感的怪乱世界，每个人——包括企业家们却还不得不展开自己的 生涯。 出乎很多人的猜想，「孤岛」时期的上海工商经济并不是一片萧条、满目疮痍，而竟 有过一段空前的畸形繁荣时期。 就在炮火的硝烟还没有散尽的时候，繁荣的幽灵居然在废墟和屍体上很快复活。到 1938年底，租界内恢复生产和新建的工厂总数达4700多家，超过战前两倍以上，在1939年 ，又新设工厂1705家。其中，传统的纺织业复苏最为迅猛。据布厂同业公会调查，至1939 年，租界内新设织布、染织及手织厂823家，新增布机2.32万台，日夜运转每月可产棉布 142万匹，而工厂的利润是战前的两到三倍。 这主要是源於下述原因：其一，人口激增，生活资料需求加大，消费品市场也就相应 扩大；其二，人口集中又为租界工业提供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从而有利於工业的复工生 产，而生产规模的扩大，反过来又使原料市场得到刺激；其三，也是最特殊的一点，租界 是中国东南沿海唯一的「非战争地带」，人流和商流自然向这里汹涌汇聚，从而激发出别 样的热闹。 租界是弹丸之地，所有生产的原料需外来，而所有制成的商品需外出，因此其繁荣完 全依赖亚洲乃至全球政局的变幻。 先看国民政府的态度。上海沦陷後，国民政府当即颁布了《禁运资敌物品条例》，将 沦陷区货物出口「概以仇货论」，对国统区物资运沪也予以严格限制。但是，这一政策很 快转向，因为大後方经济需要租界工商运作的支持。首先，这里是工业原料和设备进口的 唯一合法通道。其次，大後方经济完全服务於战争，以重工业为主体，民生产业十分薄弱 。张赛群在《上海「孤岛」贸易研究》一书中指出，到1941年前後，大後方人口已经由战 前的1.8亿急增到2.3亿，所需棉纱须有160万枚纱锭开工生产，而实际运转的纱锭最多时 也只有17.5万枚，每年缺少的棉纱和棉布分别为12万件和400万匹，这些物资大都依赖上 海方面的供应。因而，国民政府不久便解释称，凡沦陷区内未受日方利用或控制之出品， 如上海租界区域内各国货工厂之出品不能算做日货，仍应准其运销各地。偏据重庆之後， 国民政府仍然在上海专设国货运输管理处，主持贸易事宜，并继续对租界供应外汇，继续 维持「孤岛」的外汇交易，这使得进口商可以不受外汇配给的限制，自由进口紧缺物资以 谋利。 日方对租界经济的放松也出於自己的需要。一方面，中日开战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 战还没有爆发，日本仍与英美维持着外交关系，所以对租界不敢公然攻击；另一方面，日 本经济也需要上海「孤岛」的支援。日本是一个战争资源基本不能自给的国家，其重工业 所需的石油、铁砂、铜等全数依赖进口，即使棉花、木浆、硫酸等工业原料也大多需要进 口。在这种情形下，上海「孤岛」成为日本获取、转运战略物资以及套取外汇的中转市场 。日军对租界实行的是「和平封锁」，即只禁止中国船舶的海上交通运输，对第三国船只 虽时有阻拦，但并不完全禁止进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进出上海港的轮船吨位中有将 近六成属於中日以外的第三国。当然，日本人也知道其中有相当部分是挂着外国国旗的中 国船只。 「孤岛」还成为欧美各国在远东地区的商品交易中心。进入30年代中期之後，随着欧 洲局势的紧张，各国均在某种程度上对进出口贸易实行了统制政策，敌对国之间更是开展 了经济战。特别是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後，德国对英国海上运输线处处加以破坏， 而且对中立国船只进入英伦三岛进行严密封锁。相应地，英法集团及北欧诸国也对德国进 行了贸易封锁或限制。在这种博弈中，英国将上海当成了原材料和动物产品的市场来源。 而德国也通过各种渠道，将颜料药品、五金机械、化学产品等商品运送到沪，以换取其急 需物资。 正是因为这种微妙而独特的因缘际会，「孤岛」被容忍存在。就在中日开战後的1937 年底，各欧美轮船已经恢复了南北洋和长江航线的航运，到第二年的6月，上海重开至伦 敦、马赛等欧洲城市的直达班轮，至10月基本恢复至战前水平，国内航线也相继重新开通 。上海很快恢复了全国贸易中心的地位。据朱斯煌主编的《民国经济史》记载：在进口方 面，1937年的进口总值为5.08亿元，1938年因战争降至3.76亿元，但随即很快大幅度回升 ，其後三年分别达到14亿元、29.76亿元和34.1亿元；出口的数字也类似，1937年为4.04 亿元，1938年降至2.22亿元，其後三年上升为3.92亿元、13.67亿元和19.29亿元。战後出 口在全国所占比重已高於战前。在1942年之前，英美两国在上海租界区的投资占它们在华 投资总额的72.6%和64.9%。 「孤岛」经济的复苏速度是惊人的。1938年1月，租界内各工厂的雇工为3.19万人， 到4月就增到13.07万人，到年底更增到23万人。大大小小的针织厂、面粉厂日夜加班，仍 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利润因而高得吓人。以针织业为例，线袜的利润为37.2%，丝袜为 43.4%，羊毛袜为62.6%，卫生衫为79.2%，羊毛衫为54%。这种高额的工业利润为各企业带 来了大量的盈余。以荣家为例，在租界内有申新二、九厂两家纺织厂和福新二、七、八厂 三家面粉厂，其赢利远远超过战前，仅申新九厂一家在1939年的赢利就高达1000万元，荣 家一举偿清战前所有巨额积欠，荣德生还在1939年发起组织广新银公司，投入银行业务， 成为沪上名副其实的巨富。当时的一项调查表明，由於「孤岛」时期各行业新设工厂增加 ，所需机器数量十分可观。加上外汇暴缩，外国机器价格太高，各厂不胜负担，於是原来 向国外进口机器的企业无不改用国产机器。各机器厂出品有限，而需要日增，於是造成供 不应求的局面，加上钢铁和机价步步暴涨不息，故各厂无不市利三倍，营业鼎盛，获利亦 厚，成为机器工业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黄金时代」。 工业的繁荣自然带动商业和金融的兴旺。由於周边地区战火不断，江浙地区的商贾地 主和银行家纷纷将公司和业务搬迁到租界内。整个1938年，租界内新增491家商号和160余 家银行机构，年终结算，全市所有银行和钱庄除了一家之外，竟统统赢利。 由於租界与国外的海运通航无阻，加上与内地交通的恢复，各地的豪门富户携带大批 钱财来沪避灾後，过着骄奢淫逸的寄生生活，更给市场造成了虚假繁荣的景象。上海的百 货业主既供应中、低档适合广大市民日常生活需要的商品，又有适合「富豪避难者」所需 要的高档奢侈品，所以整个零售商业空前兴旺。小百货业原集中在南京东路、广东路、金 陵东路一带，这时发展到霞飞路（今淮海中路）、西藏路、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同 孚路（今石门路）等。这些地段的小百货商店比战前增加了1~3倍。据估计，1939年零售 同业共有千余户，比战前增加了1倍左右。租界内的几条商业街上新店林立，招牌如云， 其中，金陵路商号277家，西藏路商号242家，静安寺路商号378家。在零售的小百货市场 上，几乎天天早晚顾客盈门，人如潮涌。 当时上海的六大百货公司营业空前兴旺，商家为进一步招徕吸引顾客，大肆装修门面 。金陵东路的小吕宋百货商店把商场的地面全部翻新，采用厚玻璃内装电灯，每晚灯火辉 煌，进店堂宛如步入水晶宫。着名的永安公司在1939年前後每天平均营业额达百万元以上 。据商店老职工回忆，当时天天生意兴隆，「每天从开门到打烊，顾客始终络绎不绝。下 午更是拥挤，商场内人如潮涌，柜台旁挤满了顾客。平均每个职工一天内要接待顾客五六 十人，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还经常要加晚班」。永安公司1941年的营业额较1938年 增长了5倍半，利润额更增长11倍以上。 据魏斐德的记录，「至1941年初，上海出现了奇特的繁荣，人们几乎无法预订到一个 房间，以致若要看一场周末电影也得预先订票，夜总会则鳞次栉比」。一个名叫瓦尼娅· 奥克斯（VanyaOakes）的旅行家描述了当时租界内外国人的生活：「美国人与英国人的生 活似乎与1937年以前的模式完全相同，而且其饭局、跳舞以及饮酒的次数均比以前更多了 。大部分人受雇於大公司，其薪水则用美元或英镑结算，所以随着中国货币的贬值，他们 的美满生活又回来了，至少当时是如此。」不过，这位作家接下来写道：「然而，上海人 在暗中却饱受着不断蔓延的毒气之害，正如一个家庭中有人生了病，便预示着整个家庭的 大混乱一样。」 奥克斯的观察是准确的，「孤岛」的所有繁荣都是畸形和糜烂的，甚至是令人绝望的 。财富只与极少数人有关，其余的都是待宰的羔羊。「孤岛」时期，物价长期上涨，投机 活动猖獗。1939年前後，尽管生产迅速恢复，效益好於战前，但是很多工厂还是借种种理 由将工人工资按战前的70%~80%发放，劳工阶层的境况实际上趋於恶化。据日本学者岩间 一弘在《1940年前後上海职员阶层的生活情况》一书中披露，在战前，上海工人生活费支 出中，食物和房租分别占53.2%和8.3%，而到1940年，由於物价高涨而实际收入停滞，食 住开支占到了总支出的82%以上。 如果说，1936年上海工人的生活费用指数是100，那麽到1941年3月，食品价格是774 ，房租是385，燃料是636，日用杂品则是599。奥克斯说：「以前花100元买的物品，如今 得花365元，与物价的上涨相比，工资的涨幅是极为微小的。」当时的报纸用无奈嘲讽的 口吻报道如下：「物价像被吹断了线的风筝，又像得道成仙，平地飞昇。公用事业的工人 一再罢工，电车和汽车只恨不能像戏园子和旅馆挂牌客满。铜圆银币全搜刮完了，邮票有 了新用处，暂做辅币，可惜人不能当信寄，否则挤车的困难可以避免。生存竞争渐渐脱去 文饰和面具，露出原始的狠毒。廉耻并不廉，许多人维持它不起……」 因为是唯一的「和平区」，又缺乏适当的管制，租界内的投机活动到了近乎疯狂的地 步。从1939年起，上海的股市就失去了控制，投机者们将战争概念股炒到不可思议的高价 ，货币兑换率随着每一个谣言而上蹿下跳。沪上流行一句顺口溜：「工不如商，商不如囤 。」1939年9月，纳粹德国悍然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40年5月，德国全面进 攻荷兰、比利时与法国，欧洲时局大震，上海投机客乘机以每大包1000元的价格购买了大 量棉花，储存在仓库里，以致阻滞了国内市场以及正想将棉花运往欧洲的外国贸易公司， 当月底，价格上涨到2000元一大包。然而，投机客没有料到德法交战那麽快就有了结局， 他们仍然持货不放。6月25日，法国被迫与德国签署停战协议，日本迅速迫使法国维希当 局向中国船舶关闭口岸，人为上涨的棉花市场应声崩溃，50多家进出口公司一夜破产，股 市行情更是一落千丈，前几日还在外滩的楼顶花园举杯狂欢的商人，现在则从那里跳楼自 杀。 奥克斯很感慨地评论说：「骗局！大骗、小骗、巨骗，犹如棉纱事件一样，剥夺了人 们的必需品，危及了整个城市的生活。」而左翼作家夏衍描述的情形则更残酷，在他看来 ，上海的情况是「二十四层的高楼底下还有四十八层的地狱」。 接下来讲「孤岛」上的政商恩仇，那是另一部更精彩、更血腥的黑色电影。 日本入侵中国後，分别在北京和上海扶植了两个傀儡政府。1938年12月，国民党的二 号领袖人物汪精卫出走重庆，发表「艳电」公开投敌，接着在南京成立了「维新政府」。 从此，重庆的蒋介石政府、南京的汪精卫伪政府以及西北的共产党武装，遂成为中国政坛 的三大势力。表面中立的上海租界就成了各种政治势力角逐斗力的主战场——日本人、重 庆国民党人、共产党人、汪精卫伪政权以及欧美各国混杂一堂，局面交错复杂，宛如一个 「间谍公园」。在这个远东最大的冒险场上，企业家则是一个摇摆不定和面目模糊的群体 。在今後的十多年里——1938~1949年——即将发生的事实证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在国 家政权不稳定的前提下，财富的持续性积累是不可能的，工商经济成为一种被动性工具， 企业家将从此「隐身」为一个不再重要、缺乏话语能力的群体。 在「孤岛」时期，绝大多数企业家对日本占领者采取的是消极和冷漠的不合作态度， 他们为此甘冒财产和生命危险。穆易是上海一家中型造船企业——兴中机器造船厂的总经 理，毕业於东京帝国大学的船舶工学科。早在1932年淞沪战役时，穆易就加入了由商人和 文人组成的抗日救国会，并是执行委员之一。抗战爆发後，日本占领了江南造船所，欲请 技术出众的穆易出任所长，遭到他的拒绝。穆易的大学学长、日本造船局局长重光亲自登 门劝说，他很不解地问：「为什麽在日本留过学的中国学生回国後总是要抗日？你看抗日 救国会的委员中，除了一人是留学英国之外，其余都是日本帝国大学毕业生。」穆易正色 答道：「日本精神教育向以忠君爱国为中心，中国民犹存，国犹在，你是大学教授，教本 国学生要忠君爱国，如果要我做汉奸，也是你们的耻辱。」重光一时结舌，无言以对。 1937年12月初，日本人找到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苏锡文，在浦东成立「上海大道市政 府」。此外，日军还物色一批商人，在外滩正金银行楼上成立了「上海市民协会」，委员 名单中有当时滞留沪上的21个知名企业家，包括纺织大王荣宗敬、南市水电公司总经理陆 伯鸿、杂粮业同业公会主席顾馨一、南京自来水公司总经理姚慕莲、知名商人尚慕姜等。 据《大美晚报晨刊》报道，12月24日，「上海市民协会」的第一次准备会议召开，会後， 委员们「将其宣言及协会章程，送达日本驻沪陆海军当局，请求谅解」。 这一消息发布後，当即震动沪上，很多人视之为汉奸行为。有记者问荣宗敬，市民协 会为什麽不报备国民政府，却向日军当局呈送，荣宗敬答：「此事如呈请中国政府当局， 势必不能成立，吾人必须勇往直前，做减少人民痛苦之举，无须惧怕，只需宗旨纯正，可 不问其结果如何。」荣宗敬的解释是软弱的。在「市民协会」成立後，上海市商会、总工 会、教育会、农会等20多个团体联合集会并发表声明，宣布该协会为「非法组织」，并「 劝告全市同胞，勿与该组织合作。忠告报载之参加分子，切莫自绝国人，自毁人格」。 紧接着，更激烈的惩罚行动出现了。12月30日，陆伯鸿由吕班路（今重庆南路）寓所 外出，被一个化装成水果小贩的国民党特务开枪打死，顾馨一的家中则被投掷了一颗手榴 弹，荣宗敬也遭到死亡威胁，後被迫在报纸上公开声明退出「市民协会」，接着避走香港 。1938年4月15日，「大道市长」苏锡文乘车外出，被人投弹未中，有五名路人遭池鱼之 殃。 暗杀仍在进行中，但汉奸还是屡出不绝。 1938年10月16日，前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当过上海总商会会长的傅宗耀接受日本人 的委任，出任「上海特别市市长」。如果说顾馨一、荣宗敬等人的委曲求全都是为了保全 自己的家业，那麽，傅宗耀的行为则令人不齿。早在11年前，他曾经因为不愿借钱给蒋介 石而遭到通缉，後来他长期避难於日本人控制的「满洲国」，与日本人走动密切。他曾咬 牙切齿地说：「我的身价5000万元，但是我要把每一元都花在反蒋上。」此时，他投靠「 敌人的敌人」，甘愿当一个汉奸。 傅宗耀是「晚清商父」盛宣怀的义子，随着他的投敌，盛家子弟也相继投靠日本人。 早在这一年的1月1日，日军就任命盛宣怀的外孙邵式军为「苏浙皖税务总局」局长，接收 了国民党财政部税务署和江苏省税务局，接印视事。在陆伯鸿被杀、荣宗敬出走之後，盛 宣怀的孙婿、台湾银行买办周文瑞成了「上海市民协会」的头脑，周文瑞的亲家尤菊荪则 是「协会」的活跃分子。 作为清末民初最显赫的商业世家，盛门附逆，成为一件百死难赎的恨事。在八年抗战 期间，邵式军成了上海首富。时人记载：「邵逆式军，在伪组织中，由统税局而税务署， 联任首长，前後八年，缺最肥，时最久，故拥资亦最富。」盛门仅有的抗日者，是被视为 「花花公子」的邵式军胞弟邵洵美。在「孤岛」时期，他以美国妻子项美丽的名义出版了 两份宣传抗日的杂志《自由谭》（中文）和《公正评论》（英文），他还秘密翻译出版了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ProlongedWar）。 与盛家子弟一起为日本人效力的还有沪上黑社会「三巨头」之一的张啸林。 上海沦陷後，青帮老大黄金荣闭门不出，拒绝为日本人做事。杜月笙则公开反日，他 在「马当沉船」中表现勇敢，避居香港後，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赈济委员会常务委 员和上海党政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从事收集情报和策划暗杀汉奸等活动。1940年， 他在重庆国民政府的支持下，组织人民行动委员会，实际上成为中国帮会的总龙头。「三 巨头」中只有张啸林媚日投敌。他主办了一个「新亚和平促进会」的汉奸组织，公开投靠 日本。他用日本人拨给的武器弹药，装备手下门徒，专门为日军强徵粮食、棉花、煤炭等 物资。他仗着关系多、地理熟，因而起了日本人所不能起的作用。他搜集物资的范围日益 扩大，甚至从安南（越南）采购煤炭，运到上海，再转销华中一带，从中谋利。 投靠日本人，盛家子弟和张啸林得到的最大好处是全面接管了杜月笙原来的鸦片买卖 和赌博业。美国财政代表尼科尔森早在1938年12月底就报告说：「日本人方面，始终要求 保证与黑社会势力的长期合作。他们相信，这是保证控制上海外国人地区，即租界地区的 最好办法，因为一旦他们得以调动这些黑社会力量，就能制造动乱、逮捕抗日分子和中国 政府的代表、攻击中国政府的银行，以及破坏中国货币的稳定……而日本人保障黑社会分 子与其合作的唯一武器，便是鸦片和赌博业。」 苏锡文的「大道市政府」成立後的第一号布告就是公开徵收鸦片烟税，烟民必须领取执 照，执照分为三等，甲等纳税5元，乙等3元，丙等0.6元。傅宗耀当了「上海特别市市长 」後，依然如法炮制。邵式军的父亲邵月如与盛宣怀的侄子、苏民银行董事长盛文颐合夥 ，组建了一个「宏济善堂」，它的职责就是控制上海市场上的鸦片进口和分配，厉行鸦片 行和烟民的许可证管理以及负责徵收烟税。「宏济善堂」在上海地区直接管辖的鸦片行就 有58个，盛文颐还公然在南京的郊外购地种植罂粟。盛门和张啸林贩毒得到了日本人的公 开支持，「宏济善堂」内有三名日本人为最高顾问，一个叫北冈的日军上尉甚至直接担任 了一个「禁烟分局」的局长。 抗战时期，鸦片的产销以及税收成为日占区最大的经济收入。日本在东京成立了「亚 洲发展会」，统一领导全亚洲的贩毒行动。日军在「满洲」的长春、奉天（渖阳）、旅顺 以及哈尔滨都建立了工厂，日夜生产吗啡、海洛因及可卡因。它还控制了两条国际贩毒通 道，一是从土耳其到「满洲」的陆路，二是从日本本土到大连的海路。在整个贩毒体系中 ，上海「孤岛」是最重要的消费和贸易集散地。 1939年，在重庆国民政府向国际联盟递交的一份报告中，记录了日占区内毒品产业的 繁荣：在苏州，鸦片业是税收的主要来源，据报有500家烟馆；在北平则有314家官方认可 的公共鸦片馆；汉口有32家鸦片批发铺、340家鸦片馆以及120家经营鸦片的旅馆，每天向 5.5万个烟民销售4000盎司的鸦片；整个南京城内，注册从事毒品销售的贩子多达2400人 ，其中许多是警察，他们将毒品卖给6万成年人乃至儿童，而这占到南京总人口的1/8。而 在广东的某些地区，据说米贩子和毒品贩子的人数比例为1︰3或1︰4。汪精卫伪政府每月 可从安徽、浙江和江苏的鸦片销售中徵得300万元的税收，占据总税负的1/3，而日本宪兵 队和特务机构还可得到300万元的销售分成。据魏斐德的计算，「在1938年，日占区的鸦 片销售额占了日本政府总预算收入的28%，足以支付整支侵华军队的军饷」。 自陆伯鸿事件後，政治暗杀一直是「孤岛」上的一种生死方式。那是无比黑暗的岁月 ，没有一个人的明天是确定会到来的。 1939年2月被称为「恐怖月」，短短一个月中，租界内发生18件政治凶杀案，死者21 人，被打伤10人。2月19日为春节，汪精卫伪政府「外交部长」陈菉被军统特务射杀，两 天後，李鸿章的孙子、曾当过轮船招商局董事长的「安徽首富」李国杰也在新闸路寓所被 打死。 1940年8月，投靠日本人的张啸林被杀。这月11日，张啸林公开接受汪精卫伪政权与 日本特务机关联合颁发的「浙江省省长」委任状。三天後，张啸林在华格臬路（今宁海西 路）张公馆接待客人，正谈得十分热闹时，院子里突然传来贴身保镖林怀部和司机的吵架 声，张啸林把身子探出窗口，训斥道：「吵什麽！你们活得不耐烦了！」就在这时，林怀 部突然抬手就是一枪，子弹从张啸林的嘴里打了进去，又从後脑勺钻出。林怀部打死张啸 林後，将手枪往旁边一放，点起一支烟吸着，从容地坐在大门口的一条板凳上，等着法国 巡捕房来抓他。 张啸林被杀两个月後，10月10日晚上，「上海特别市市长」傅宗耀在熟睡之际，被人 用菜刀砍下头颅。 在过去几年里，傅宗耀一直是国民党特务追杀的第一目标，而主其事者就是杜月笙。 日本军部为了保护傅宗耀，专门在虹口圈了一所花园洋房作为他的官邸，家中仆从如云， 雇有23名心腹保镖，层层守卫，戒备森严。击杀傅宗耀的，是他最亲信的「两代义仆」朱 升源。朱升源是傅宗耀的专职炊事员，从他的父亲开始跟随傅家达数十年之久。杜月笙将 之成功策反。10月10日是「双十节」，傅宗耀在虹口「六三花园」设置盛大筵席，招待日 本驻沪军政头目、伪市府官员。傅宗耀喝得酩酊大醉，朱升源把他扶回官邸卧室後，用菜 刀将之劈死，然後像往常一样，拿了买菜的篮子，从走廊推了自行车，在岗哨的眼皮底下 缓缓走出官邸。 如果说，刺杀傅宗耀、张啸林、林怀部是对汉奸集团的政治震撼，那麽，接下来发生 的银行互杀案就是一种妄杀无辜的政治恐怖活动了。 上海沦陷後，国民政府虽退到重庆，但仍在上海留有办事处，对上海的工商金融等业 尽其所能地加以管理。1938年，日商与法、意商人均拟在沪设立证券交易所，以图操纵市 面。国民政府经济部与财政部电饬上海各同业公会，严厉禁止他们参与其事，同时，会函 上海特区法院，指摘这是一种违法行为。在国民政府的干预下，整个「孤岛」时期，上海 的各类交易所均未正式恢复营业。重庆国民政府一直没有放弃对上海租界的金融管制和渗 透，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等坚守上海，法币是最重要的流通货币。 1941年1月5日，南京汪精卫伪政府成立带有中央银行性质的「中央储备银行」，发行 的钞票被称为中储券。汪伪政府限令，江浙沪等八省居民必须在三个月内将法币全部兑换 成中储券，其兑换币值为2︰1。这意味着法币一下子被人为贬值了一半，并在沿海诸省彻 底出局。1月20日，汪伪政府在外滩15号——原国民党中央银行的旧址成立中储行上海分 行。 中储券的出现让重庆方面万分恼怒，一个叫谢芝庭的银行家据传将出任中储行上海分 行行长，军统特务当即把他枪杀在热闹的大都会舞厅，制造了一起轰动一时的血案。国民 政府财政部还专门在上海设立「中央特种宣传处」，举办「拒用中储券宣传周」活动。租 界当局也支持国民政府，巡捕房出面召集商界开会，如发现使用中储券者，将立即送法院 惩处。汪精卫方面当然不甘示弱，派人到中国银行强迫存储，然後与租界方强势交涉。中 储券渐渐在市面上开始流通，这时候，重庆方面决定采用更为极端的做法。 2月20日上午10点半，六名穿着中式长衫的男子走进外滩15号，其中一人直奔二楼的 经理办公室。这些人拔出手枪四处乱射，随後扔出四颗自制炸弹，其中两颗爆炸，把大厅 的玻璃震碎一大片。一名警卫前来阻击，被当场击毙。双方枪击，从大厅打到门外。下午 ，军统特务在街头、医院接连打死五个中储行的科长和职员。如此一来，中储行的职员吓 得不敢上班，外滩15号前门可罗雀。3月21日，又一名中储行的科长被打死。担任汪伪政 权「行政院副院长」、中储行行长的周佛海气急败坏地从南京赶到上海，写下手令：「中 、中、交、农（即中国、中央、交通和农民四大银行），一律枪毙」。 22日凌晨，八名汪系特务冲到霞飞路（今淮海中路）1412弄10号的农民银行职员宿舍 ，敲门谎称是巡捕房查户口，房门一开就冲进屋子，先是打灭电灯，然後对准正在熟睡的 人一阵扫射，当场打死7人，重伤5人，然後扬长而去。几乎同时，另一批特务冲进极司菲 尔路（今万航渡路）96号的中国银行宿舍区，持枪挨家挨户把人们唤起，掳去128人，几 小时後再次扑来，又绑走70人。到了一个关押地後，以抽签方式拉出三人，当场枪毙。24 日，汪系特务又绑走交通和农民银行的3名职员，再用炸弹袭击中央银行的两个办事处， 炸死8人，炸伤36人。这样一来，四大行只好宣布暂停营业。 4月22日，蒋系特务以牙还牙，派出3名特务冲进大华医院的病房，用利刀劈死1名在 那儿看病的中储行业务科长。汪系当即报复，医院血案发生一个半小时後，特务就再次到 极司菲尔路抓走9人，枪杀其中3人（其中1人重伤未死），其控制的《中华日报》在第二 天报纸的头版标出大字标题：「以三抵一，信守诺言」。 汪蒋双方如此滥杀无辜，沪上顿时风声鹤唳。3个月间，社会秩序大乱，银行不敢开 门，职员不敢上班，富人争相转移财产，穷人疯抢粮米油盐，连花旗、大通等外资银行也 停止开立美元支票存款户头，随时准备撤离上海。证券公债的行情更是剧烈动荡，狂跌狂 涨，一日之间的高低价差之大前所未有。後来，在一些老银行家的居中斡旋下，上海总商 会和上海银行公会分别上书重庆和南京，双方才勉强答应停火。 发生在1941年春天的银行互杀案，充满了末日的血腥气息。正是在这样的恐怖中，「 孤岛」走进了它最後的时光。那是一连串的暗杀、绑架与抢劫的杂交曲。 自开年以後，不负责任的、荒唐的政治暗杀或经济犯罪就此起彼伏。春节那天，沪上 最大的8家歌舞厅遭到炸弹袭击，其中5家是在夜间的一个小时内同时发生的。1月27日， 10名劫匪公然登上闹市区的一辆公共汽车，强迫乘客们交出外套和节日礼服。在3月份， 多名商人被绑架，其中包括上海金业交易所的副总裁、崇美化工厂总经理、义泰兴煤号老 板以及华商纱厂联合会的一个负责人，「古怪和外国类型的恐怖活动成了本市的时尚」。 在4月的最後一周，「歹徒暗杀了4个银行雇员，日本宪兵试图接管纳税人华人协会，警察 向他们开枪，结果误杀了上海警察局局长的保镖，暴徒还向江苏高等法院的法官家里扔了 炸弹……虹口『小东京』地区最大的两家戏院引爆了定时炸弹，伤了16个日本人」。 5、6月，租界内发生三件轰动的暗杀案，一个名叫印占卿的华籍探长、上海年纪最大 的法国籍律师达商男爵和名叫赤木亲之的日本警务处长被杀死。7月，两枚威力惊人的定 时炸弹分别炸毁了沪宁线的铁轨和静安寺路上的《国报》报社。8月，又是一个恐怖的月 份。汪精卫控制的《中央日报》大楼发生了爆炸和火灾，一名叫稽鲲生的银行家在一家夜 总会门口被杀死，黄浦江渡轮「潮州丸」在外滩码头发生大爆炸，沪光大戏院和金城大戏 院被炸，煤炭进口公司和中一信托公司的总经理分别在家门口被绑架，大舞台剧院的老板 差点被刺客打死，日本三菱公司的一个仓库被烧毁。9月，《申报》图书馆的工人从书架 上拿下一本书，却发现竟是一颗炸弹，它被粘在三本书的空心封面里，幸好打开的时候引 爆电池已经没电了。 1941年的整个秋冬，上海仍然在绝望中沉沦。对普通人来说，自1937年抗战以来，物 价已经上涨了10倍，生活像一个空气日渐稀薄让人窒息的死屋。连最起码的秩序也不存在 了，乞丐和小偷肆无忌惮地从大街的货摊上盗窃食品，直至摊主无货可卖为止，警察却熟 视无睹。瓦尼娅·奥克斯在游记中以厌倦的口吻写道：「上海是邪恶与暴力的城市，是富 裕和令人难以置信的贫困并存的城市，是轮盘赌的轮子飞旋、枪声频频和乞讨声充斥各处 的城市。它如今生活在永久性的恐慌和飘忽不定之中，爆炸和破坏、不正常的贸易、通货 的混乱、日本狡猾的渗透、难民的涌入、物价无休止的上涨、欧洲战争的爆发以及它在静 安寺路上的反响使上海成了难民与歹徒的俗气之城。」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军基地，炸沉炸伤战舰40余艘，击毁飞机260架， 美军死伤3600人。美国随即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几乎同时，日军进攻中国当时最 重要的两个商业中心，上海与香港。是日凌晨，驻沪日本海军向黄浦江中仅剩的两艘英、 美炮舰发出最後通牒，勒令它们在两小时内投降。美舰「韦克」号很快就挂出了白旗，英 舰「彼得烈尔」号则在日机的轰炸中沉没。 破晓时分，日本陆军在细雨中从苏州河各桥开进公共租界，中午即占领整个租界。上 海海关，英商汇丰、麦加利、沙逊、有利等6家银行，美商大通、花旗等5家银行及大批企 业全被日军看管。英、美领事馆人员被迫集中於英国领事馆和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 几同囚禁。1942年1月6日，日本对租界的工部局董事会进行改组，由日本大使馆参事冈崎 胜男任总董，汉奸袁履登为副总董。董事中只有两名欧洲人，其余不是日人就是汉奸。万 国商团被解散，158名军官和1491名士兵全部自谋生路。就这样，开始於1845年的上海租 界历史，十分讽刺性地在日本刺刀下终结了。日军在上海实行了严格的保甲制度，从此结 束了混乱不堪的「孤岛」时期。 日後的「孤岛」研究者常常被这个命题所困扰：当日本军队冲进租界的时候，为什麽 没有引起人们的反抗？上海这座具有革命传统的中国最大城市，为什麽如此「温顺」地接 受了屈辱的统治？瓦尼娅·奥克斯也注意到了这个细节，她在1939年的报道中记录了上海 人与侵略者决一死战的决心，但是当她於1941年底回到上海时，却感觉到了「中国精神的 崩溃」。她疑惑地问中国朋友，为什麽他们变得如此消极，竟接受了日本人的占领？ 部分事实可能是，在过去的四年里，人们已经绝望於现有的境况，特别是恐怖活动的 随意性和失控性，导致了人们对於秩序的极度渴望——不管这种秩序以何种方式进行，以 及来自何方。 【企业史人物】 江村经济 1938年春，一个28岁的中国学生费孝通（1910~2005）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完成 了他的博士论文，它在第二年以「江村经济」为名出版。此书日後被奉为中国人类学的奠 基之作，费孝通还是世界上第一个指出乡村也能发展工业经济的经济学家。 其实没有「江村」这麽一个村庄，它的原型叫开弦弓村，在距离「孤岛」上海100公 里的江苏省吴江县震泽区（现在的吴江市七都镇）。 这本书的诱因是一个让人心碎的青春悲剧。就在几年前的1935年秋天，燕京大学社会 系学生费孝通与新婚妻子王同惠前往广西大瑶山作瑶寨实地调查。在翻山越岭中，费孝通 误入瑶族猎户为捕捉野兽而设的陷阱，王同惠为了救他独身离去寻援，不慎坠渊身亡。第 二年开春，为了疗伤和平抚丧妻之痛，费孝通来到他姐姐费达生居住的开弦弓村。在这里 ，他拄着双拐，带着一颗破碎的年轻的心，开始了一次细致的田野调查，《江村经济》就 是结出来的成果。 苏南的苏州、常州一带自明清以来就是江南蚕织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晚清，欧洲的 机织技术引进中国後，这里的纺织工业就开始萌芽，费孝通无意中找到了观察中国乡村工 业的最佳试验点。当时流行的经济观点认为，工业的发展必须集中於城市，乡村最多是原 料和劳工的来源地。费孝通则不这样认为，他说：「若都市靠它的技术方便，代替农村来 经营丝业，使本来可以维持生活的农民成了饥民，成了负债的人，结果是农民守不住耕地 ，都向都市集中。在农村方面，是经济的破产，在都市方面是劳动後备队伍的陡增，影响 到都市劳动者的生机……所以，我们想达到的就是把丝业留在农村，使它成为繁荣农村的 一种副业。在农村设厂，规模就要受到人口的限制，所以我们寻求最小规模、最大效率的 工厂单位。」费孝通的这种观察超出了同时代的所有人，不独在中国，即便在全球学界也 是独步一时。它完全不同於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大工业设想，而是一种来自中国 的经济思想灵光。事实上，开始於1978年的中国经济大改革，由乡镇企业为「预料之外」 的突破口，正是从这里发芽的。 开弦弓村在1929年1月就购进了先进的缫丝机，办起了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丝厂，它 被认为是现代企业史上第一个农民自己办的丝厂。村里还成立了民间银行性质的信用合作 社，费孝通的姐姐、毕业於东京高等蚕茧学校制丝科的费达生正是这一事业的重要倡导者 。这些新事物的出现让费孝通好奇不已。他把开弦弓村当成「中国工业变迁过程中有代表 性的例子，主要变化是工厂代替了家庭手工业系统，并从而产生社会问题」。而他最终得 出的调查结论是这样的：「由於家庭工业的衰落，农民只能在改进产品或放弃手工业这两 者之间进行选择，改进产品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再组织的问题……因此， 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最终解决的办 法，不在於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让我再重申一遍，恢复农村 企业是根本措施。」 1938年春，费孝通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完成了博士论文并出版《江村经济》——这本 书一直到1986年才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它被看做人类学中国学派的代表作，是人类 学的研究对像从「异域」转向「本土」，从「原始文化」转向「经济生活」的崭新尝试。 不过，它的经济学意义从未被发现。因为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尝 试在农村培植自己的工业基础，因为这是反大工业的，是可笑的。 费孝通一直以来被看做一个社会学家，他当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和中 国社会学学会会长，而他的观点在经济学界受到关注是从批判开始的。1957年，他重返20 多年未归的开弦弓村作调研。在那里，他又从田野里拾回了30年前长出来的那个疑惑：「 农民为什麽还是那麽穷？」他在《重返江村》一文中大胆地设问：「现在土地制度变了， 每个农户都拥有了土地，怎麽还是缺粮食呢？」他走村串户，盘账计算，得出的结论是： 「问题出在副业上。」 他写道：「我提出这个主张和当前的趋势是不合的。至少过去几年里，似乎有农业社 只搞农业，所以加工性质的生产活动，都要交到其他系统的部门，集中到城镇去做，甚至 像砻糠加工这样的事都不准在农业社里进行。在开弦弓村我就看到有个砻谷机，可以把砻 糠加工成为养猪的饲料。但是镇上的砻谷厂不准他们这样做，宁可让村里大批砻糠当燃料 烧掉。以蚕茧说，烘茧过程也要划归商业部门去做，结果实在不很妙。但是看来国家遭受 损失事小，逾越清规却事大。」 费孝通重申了他在年轻时得出的那个结论：「在我们国内有许多轻工业，并不一定要 集中到少数都市中去才能提高技术。以丝绸而论，我请教过不少专家，他们都承认，一定 规模的小工厂，可以制出品质很高的生丝，在经济上打算，把加工业放到原料生产地，有 着很多便宜。」他更大胆地用数据说明乡村工业的倒退：「总的看来，副业方面现有的水 平是没有21年前高了。作一个大约的估计，1936年，副业占农副业总收入的40%多，而 1956年，却不到20%。」 这样的观点理所当然地受到了猛烈的批判，费孝通被指责「在副业上大做攻击共产党 的文章」、「反对社会主义工业化」。在随後开展的「反右」运动中，他被划为着名的大 「右派」，在其後的20年中凄惨度日，自称「连一张书桌都没有」。 1978年，费孝通始得平反。谁也没有料到的是，他在1935年所期望的「农村企业」竟 成了日後中国经济改革的突破口。1981年，费孝通第三次访问开弦弓村，他看到家庭工业 开始复苏，家庭副业的收入占到了个人平均总收入的一半，而在吴江一带，乡镇工业遍地 开花，甚至跟城里的大工厂争原料、争能源和争市场。1983年底，费孝通写出《小城镇再 探索》一文，认为「农民充分利用原有的农村生活设施，进镇从事工商业活动，在当前不 失为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正是在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提出了「苏南模式」。他写 道：「从西方工业革命发展的历史经验看，苏南的乡镇工业是不伦不类、难以理解的东西 ，而从中国农村的家庭经济结构上看去，乡镇工业却是顺乎自然的事情……与西方工业革 命的历史相对照，草根工业无疑是中国农民的一个了不起的创举。」 1986年，已经是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费孝通在一篇新闻报道中看到，在浙江南部的温州 出现了一种有别於苏南模式的民间工业，他当即以76岁的高龄亲赴温州考察。陪同者描述 ：「费孝通一行在乡镇政府的接待室里听介绍，四周窗子的玻璃是残缺不全的，冷风丝丝 吹进，他虽然穿着呢大衣，可清鼻涕仍不由自主地淌下来，双脚也冻得难受，有点坐不住 。」不过，在温州看到的景象还是让这个睿智的老人很兴奋。在当时国内，对温州私人经 济的批判和讨伐之声不绝於耳，而开明的费孝通则认为，「用割的办法是不能奏效的，割 了还会长出来」。他撰写的长篇调研报告《温州行》被广为传播，後来他又提出了「温州 模式」的概念。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成为中国民营经济最引人注目的两大成长模式，竟然 都出自费孝通之观察，斯人贡献，以此为大。1990年之前，每逢宏观调控，乡镇企业都成 被整顿的对象，费孝通一直是最坚定和大声的扞卫者。 费孝通长寿，逝於2005年，晚年名满天下。他年轻时英俊清瘦，入中年後则胖硕开朗 ，能写一手好律诗，做起学术文章来却是妇孺能懂，举重若轻。面对後辈小生，他总是不 厌其烦，耐心以对，反覆说的一句话正是：「农民和农村的问题解决了，中国的问题就解 决了。」 遥想1936年的那个开春，从青年费孝通拄着拐杖，好奇地走进开弦弓村的那一天起， 他就是一个小心翼翼的改良主义者。在他看来，「社会是多麽灵巧的一个组织，哪里经得 起硬手硬脚的尝试？如果一般人民的知识不足以维持一种新制度，这种制度迟早会蜕形的 」。 跌荡一百年（下） 第5章 第四部·1941年：大後方 让无聊的敌机来肆扰吧！我们还是在割稻子， 因为这是我们的第一等大事。 食足了，兵也足；有了粮食，就能战斗， 就能战斗到敌寇彻底失败的那一天！ ——王芸生：《我们在割稻子》，1941年 1941年8月中旬，中国最重要的新闻评论家、《大公报》主笔张季鸾病重弥留，接替 他主持笔政的王芸生在重庆郊区的张宅日夜相陪。在过去的两年多里，陪都重庆几乎都是 在空袭的惊恐中度过的。从1939年到1941年，这座山城被日军飞机轰炸了268次，几乎每 周平均两次，城市大部被毁，其中1939年5月的两次大轰炸就造成了4400人死於非命。然 而，炸弹并没有把中国人炸垮。 当日，日机再次对重庆实施日夜不息的「疲劳轰炸」，已奄奄一息的张季鸾对王芸生 说：「我们应该想个说法打击敌人。」王芸生说：「敌机来了毫无抵抗，我们怎麽可以用 空言慰国人打击敌人呢？」言及此处，委靡弥留中的张季鸾忽然拥被而起，呼道：「今天 就写文章，题目叫『我们在割稻子』。」 下面就是王芸生发表於1941年8月19日的新闻名篇《我们在割稻子》：「就在最近的 十天晴明而敌机连连来袭之际，我们的农人，在万里田畴间，割下了黄金之稻！……所以 我们还是希望天气晴朗，敌机尽管来吧，请你来看我们割稻子！抗战至於今日，割稻子实 是我们的第一等大事，有了粮食，就能战斗！……三年来的经验，已使重庆人学会怎样在 敌机空袭中生活，人们既不曾因空袭而停止呼吸，而许多工业照样在防空洞中从事生产。 就拿本报的情形来说，在我们的防空洞内，编辑照常挥笔，工友照常排版，机器照样印报 ，我们何尝少卖了一份报？话说回来，让无聊的敌机来肆扰吧！我们还是在割稻子，因为 这是我们的第一等大事。食足了，兵也足；有了粮食，就能战斗，就能战斗到敌寇彻底失 败的那一天！」 此文流传大江南北，大大鼓励了国人斗志。半个多月後的9月6日，张季鸾离开了这个 苦多乐少的世界。 正是凭着这股「割稻子」的精神，中国人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其中，企业家 群体不甘人後。 范旭东的精盐、纯硷和厂相继落入敌手，但是，他还是和同事们把部分设备搬迁到了 四川。1938年9月18日，也就是「九一八」纪念日当天，新的久大盐厂在自贡宣告成立。 次年，永利和黄海也在五通桥重新建成。为纪念天津塘沽本部，范旭东将五通桥改名为「 新塘沽」。70年後的今天，五通桥山崖的陡壁上还刻着「新塘沽」三个大字。在重庆久大 、永利联合办事处的墙上，挂着一张塘沽硷厂的照片，范旭东亲自在上面写了「燕云在望 ，以志不忘」八个字。他常常在照片前伫立，并对同事说：「我们一定要打回去的。」 然而，范旭东的事业终於没有重现战前的面貌，他的盐硷公司历经诸多困难和阻挠， 一直没有真正打开局面。 几乎所有内迁到西部的民营企业都不复当日风光。刘鸿生是当时的着名企业家，他的 大中华火柴公司占据火柴市场的大半壁天下，此外还涉足水泥、煤炭、纺织等多个产业。 他在上海滩上叱吒风云，曾经与虞洽卿一起被选为租界工部局的五位华董之一。抗战爆发 後，日本军部胁迫刘鸿生出任上海商会会长之职，他拒绝接受委任，漏夜乔装出走，在沪 的十多家工厂被日军以「敌产」没收，财产损失1000万元以上。刘鸿生辗转到重庆後，当 即受到蒋介石的宴请，并承诺只要刘鸿生在大後方发展工业，国民政府将给予原料和资金 的极大扶助，刘鸿生大受激励。 刘鸿生决定筹建中国毛纺织厂和中国火柴原料厂。办厂需要机器设备，他派儿子刘念 智潜回上海，拆迁浦东章华毛纺织厂的机器，其前後经历宛若一部惊险电影。刘念智重金 雇用一个瑞士籍的犹太人，先是买通了一个日军少将，将机器从浦东偷运至浦西，再运进 租界。接着他花了50万元代价，把500吨纺织、印染设备及器材陆续运抵缅甸仰光。与此 同时，刘氏企业内的数百纺织工、挡车工和机修工等也出於爱国热诚，千里跋涉，来到大 後方。可是，机器设备到了仰光後，就再也无法运到重庆。刘鸿生通过蒋介石侍从室弄到 「予以紧急启运」的委员长手谕，可是孔祥熙和宋子文家族控制的西南运输公司忙着发国 难财，就是腾不出手来。刘念智只好购买了12辆美国道奇卡车，自行搬运。从仰光到重庆 路途艰险，关卡林立，车队日夜兼程总算到了中缅边境的战略要地腊戍，云南边城保山已 是遥遥在望，可是西南运输公司以私运物资为由，就是不让进境。这一拉锯交涉，竟然就 过了两年，到1943年4月，日军进击缅甸，占领腊戍，数百吨设备顿时成了炮灰。随车的 刘念智逃进野人山原始森林，九死一生才逃回重庆。 刘鸿生惊魂一场，落得个财亡人疲，无奈之下，只好投靠孔祥熙，当了官办火柴烟草 专卖局的局长。据《实业家刘鸿生传略》记载，过惯了洋派生活的刘鸿生在重庆已与常人 无异，「他当时住的已经不是豪华的洋楼，而是简朴的普通宿舍。他住在长江南岸的弹子 石，每天要到北岸重庆市区办公。两岸崖峭坡陡，上下石阶约达三百级之多。他步行往来 ，从不坐滑竿……他经常在小食店里吃碗阳春面和一碟生煎馒头，有时只吃几块糕点，当 做一顿午餐」。後来，刘鸿生在西南和西北诸地办起了毛纺织厂、洗毛厂、火柴厂以及氯 酸钾厂，但是其个人股本都只有20%左右，其余皆为国营或官僚资本，而重要决策均须仰 人鼻息。因此，这位当年上海滩的风云大亨曾经十分沮丧地抱怨说：「在上海，我是大老 板，到重庆，变成小夥计了。」 杨小凯在《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中以1937年的抗战爆发作为中国近代经济的转折点 ，把其後的12年称为「经济的崩溃时期」：本来就发育不良的中国民族资本在战争中饱受 摧残，而国营资本以及官僚资本的地位都得到空前的强化，这种结构性的变化使中国经济 过早地结束了自由竞争时代而加速步入以国家资本为主体的垄断时代。 战前的中国西部基本上没有什麽近代工业，用蒋介石的话说，「欲於此广大区域，为 工业建设，即不啻要无中生有」。随着工厂的西迁，西部经济进入了一个发展期，至1941 年，各地内迁企业数增至639家，涉及机械、纺织、化学、教育用具、电器、食品、矿业 、钢铁等行业，分别迁入四川254家、湖南121家、陕西27家、广西23家、其他省份有214 家。而其产业及资本格局呈现出如下特徵：一是为战争服务的重工业成为投资重点，民生 产业几乎被完全忽略，二是国营资本的份量持续加重。 1938年3月，国民政府重申：「实行计划经济，凡事业之宜於国营者，由国家筹集资 本，从事兴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提出的 经济理论统治了全球经济界，他於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几乎成为 当时各国政府的教科书。凯恩斯主义反对「自由放任」和「无为而治」的传统做法，主张 国家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生活进行积极干预和调节。蒋介石政权的经济政策是 凯恩斯主义与德苏集权模式的「混合体」，并将国家控制的成分推到了极致。这在战争状 态下，固然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是，由於政策设计和执行能力的低下以及官僚资本的乘机 强大，使得国民经济越来越畸形，而富有活力的民营资本力量则被完全放弃。 1941年12月，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评论中国的经济体制时就认为：「政府事业的 章鱼状势力结构，正在变得自我固化并富有扩张性。」颇有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章乃器— —请记住这个名字，他将在以後的一个章节中担任主角——曾经在战时一再批评说：「不 要盲目地借用凯恩斯理论，凯氏理论是死板和机械的，用在产业落後的中国更加是时地不 宜，应尽量鼓励民营而避免政府直接经营。」但这些声音，在隆隆的炮火声中显得非常微 弱。陈真主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显示，到1942年，不包括军工生产和国营与民营 合资的企业，仅以国营、公营、省营等方式存在的国有资本，大致已占到国民党统治区内 工业资本总额的69.58%。 基於上述事实，便很自然地衍生出了另外两个现象：一是国家资本与官僚资本的勾结 达到前所未见的程度，最终形成了独立於一切社会阶层之上的特权阶级，他们成为妨碍工 商进步的最反动的势力；二是因民生物资短缺和金融政策的失控，通货膨胀空前恶化，民 不聊生，国民经济呈现为「最坏的状况」。 正如我们在1934年的「孔张之役」中看到的，国营资本对国家经济的渗透及最终控制 ，始於金融，并终於金融。一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完全可以从这个国家的金融市场化来 进行评估，此律百年不爽，迄今有效。抗日战争爆发後，国民政府对金融的控制进一步增 强。1939年9月，蒋介石签署法令，「特派中国农民银行理事长蒋中正为中央、中国、交 通、中国农民银行联合办事处总办主任」；同时发布《巩固金融办法纲要》，规定「四行 办事总处，负责办理政府战时金融财政有关各特种业务」。从此，国营的四大行再次强化 垄断，「四联总处」成为国家金融的唯一权力机构，蒋介石拍着胸脯把自己任命为主任， 而常务理事、副主任就是孔祥熙。 此时的孔祥熙正处在一生最风光的时刻。自国府迁至重庆之後，他相继当上了行政院 院长、财政部部长、中央银行总裁，权势熏天，仅在蒋某一人之下，现在又一举统领四大 银行，做起任何事情来自然是得心应手。 先说他理财治国的表现。 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後，大後方的国民经济就日渐滑向崩溃的边缘。由於日军对重庆进 行了严密的封锁，物资极端短缺，据张公权的记录，「连正常的工业生产也维持不了，由 於五金、金属制品、化学原材料的供应短缺，绝大多数工厂减产，其余少数工厂竟关闭停 工。1940~1944年间，各种基本粮食的供给量仅及1939年的10%，衣着类物品的供给量在整 个中国都低於战前的水平。工业生产的消费品，1944年的供给量低於1938年的10%。而与 此同时，大量人口涌进大後方，更是加剧了总需求的不断扩张」。 一方面是需求远远大於供应，另一方面则是政府治理的无能。孔祥熙的治国水平并没 有随着时间的延续而有任何提高，他唯一的办法还是印钞票，反正四大银行的印章全部在 他手上。国民政府的战时支出中，约75%是靠印制新纸币来弥补的，一度因为用钞量实在 太大，中央银行只好委托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和大东书局来帮忙印钞票。就这样，空前 恶化的通货膨胀不可避免地爆发了。据杨格、张公权等人的研究，零售价格的年上涨率分 别为：1938年49%、1939年83%、1940年124%、1941年173%、1942年235%、1944年231%、 1945年8月前（抗日战争结束前）251%。美国学者费维恺（AlbertFeuerwerker）的计算是 ，从1940年至1946年，中国大後方的物价每年平均上涨300%以上。《剑桥中国史》认定， 通货膨胀的基本起因是金融性的，八年抗战期间，平均零售物价指数上涨了2600倍。 除了高高在上的特权阶层之外，全国几乎所有国民都是通货膨胀的受害者。以两个中 产阶层——公务员和大学教师的境况为例，到1943年，政府公务员的实际工资只有1937年 的1/10，公务员几乎处在「赤贫」之中。大学教师则生活在「饿死的边缘」，当时国内教 授中，薪资最高的是历史学家陈寅恪。在战前，他的月薪是460元，这笔钱可以在北京购 置一座四合院，而在1942年，他的月薪涨到1360元，由大学和教育部同时支薪，却只能买 320斤大米，陈氏因此有诗云：「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钱钞入手空」；「日食万钱难下 箸，月支双俸尚忧贫」。用张公权的话说，「劳动者从国民总值中所取得的份额是减的， 而对不断膨胀的国防费用的负担却超越了其应负担的份额。公务员、教师在战争时期竟成 了一个被压迫阶层」。 接着再看孔祥熙理财治家的表现。在这方面，这位山西票商的後代充分展现了他惊人 的才干。史料证明，在抗战期间，孔家赚到了比之前更多的钱。 孔氏在统管四大国营银行的同时，一直没有忘记经略自己的钱库——裕华银行。它是 大後方最活跃的私人金融机构，在重庆黄金市场上，它是实力最强的交易客，被尊称为「 西帮老大」。有媒体记载：「西帮是黄金最大的买主，它要买就是整砖（400两），资本 大，势力厚，买来之後转运西安，再用牲口驮到沦陷区出售。西帮要买，金价就涨，西帮 要放，金价就跌。」孔祥熙专门在中央银行为裕华开了透支户，到1941年透支额就达3000 万元。战前裕华的注册资本是200万元，迁到重庆後增为2000万元，到1945年，已增资到1 亿元。 以裕华为龙头，孔祥熙的生意做到了无数产业。据信，列在他名下的公司不少於28家 ，仅出名的商号就有祥记（综合性贸易和投资公司）、庆记纱号（专营棉纱买卖）、强华 公司（从事运输贸易）、大元公司（专营五金电料）、恒义公司与升和公司（这两家是做 洋杂百货的）、广茂兴公司（经营参茸药材）等，此外，他投资办过《时事新报》、《大 晚报》、英文《大陆报》及申时通讯社，俨然大後方的一个「报业大亨」。1941年，当时 国内第二大出版机构中华书局发生危机，他乘机将之揽入怀内。 孔祥熙还把手伸到了实业界，他采取的办法是暗抢明夺，其中最着名的是染指民生和 控制华西两个案例。 抗战初期，卢作孚的民生轮船公司承担了转运战略物资的主要任务。在这一过程中， 善於经营的卢作孚通过兼并及「以运费投资」等办法，迅速扩大了自己的产业。民生的大 小客轮从战前的48艘，最多时增加到115艘，旗下还有了纺织印染、机器和钢铁工厂，成 为大後方最显赫的民营企业。孔祥熙对民生颇为眼热，在一次邀约去民生演讲的时候，他 向卢作孚提出，希望由中央信托局对民生投资200万元。当时民生的总股本为700万元，孔 祥熙一旦进入，无疑将成一个不小的股东。卢作孚大骇，急忙求救时任交通部长的张公权 ，後者又转托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婉转向孔祥熙陈情：「民生是一个纯粹的民营企业 ，由纯粹官办的中央信托局大量投资似非所宜。如果民生需要财务上的帮助，也应有商股 性质的中国银行及交通银行适当投资为宜。」孔祥熙知道这是婉拒之词，卢作孚在四川的 人脉很深，民望甚高，他也不敢强弓硬上马，只好暂时作罢。 不过，从此之後，民生要到银行贷款却变得很难。据当过民生总公司财务处襄理的王 世均回忆，当他去各行「跑头寸」的时候，每每有人暗示，「如果要彻底解决民生财务上 的困难，最好找孔先生投资和出任董事长」。有一次，孔祥熙设法弄到了民生主要股东的 名录及占股表，便暗中派人去上门收购，卢作孚得悉後，马上通知财务处对股票过户严加 注意，此计又没有得逞。孔祥熙没法从民生那里得到好处，总是心有不甘，重庆中央银行 的隔壁是民生总公司财务处的办公地，为一栋四层大楼，建筑很是气派。孔祥熙便要求卢 作孚把大楼让给央行，卢作孚提出能否给予适当的代价，让民生另选一地造楼。孔祥熙大 大地不高兴，下令财政部和央行将到期应付民生的差运费及拨款全数扣下，还四处对人说 「卢作孚太不够朋友」。卢作孚百般无奈，只好将大楼拱手让给了孔祥熙。这一回合下来 ，孔祥熙才算赚到了一点面子钱。 如果说卢作孚从孔祥熙的铁爪下侥幸逃生，那麽，四川的另外一个民营大企业华西兴 业公司则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了。 华西兴业由胡仲实、胡叔潜两兄弟於1932年创办，旗下有机器厂、炼钢厂、木厂、砖 瓦厂、汽车修理厂等多家企业，并有自营铁矿、煤矿、耐火材料矿和一家专科学校。在战 前，华西承建了西部众多的电力厂、水泥厂和自来水厂，是西部规模最大的重型工业联合 体，其中的华联炼钢厂是西部最大的钢铁企业。国府入川後，拟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国 策，提出「群策群力，建设大西南」。胡氏兄弟很想借此东风，依赖政府的「扶植与奖励 西南实业」政策，把华联炼钢厂进一步扩建。他们想尽办法与孔祥熙搭上了线，後者亲率 众多亲信到华西视察。接下来发生的故事就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引狼入室」。 胡氏兄弟的想法是将华联扩建成日产30吨钢的炼钢厂，全部建厂资金为300万元，胡 氏可筹一半，另外一半希望得到政府的贷款。孔祥熙派人前去试探，希望投资合办，胡氏 担心後患，坚持申请贷款，与官僚资本建立「企业外部关系」。孔祥熙表示同意，不过， 中央信托局给出的第一期贷款额只有60万元。胡氏以到账的200多万元启动了扩建工程。 当基建动工及国外订购设备相继到来的时候，中信局却以种种借口再不肯贷款，华西顿时 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当胡氏兄弟再度找到孔祥熙的时候，他明确提出官商合办的办法。 他更威胁利诱，如果胡氏顺从，投资以及未来的政府采购订单毋庸担心，如果不从，後果 将不堪设想。最後，他很有深意地说：「钢铁、电业、矿业均属重工业，与抗战建国息息 相关……（合组）此举深荷总裁（指蒋介石）赞许。」 话语至此，胡氏兄弟除了极度惊恐之外，已别无选择。然而，当谈及具体的入股条款 时，孔祥熙的居心还是让他们大感意外。他提出的股本总额一下子提高为1200万元，胡氏 把华西体系内所有的工厂、矿场和现金折合起来，也不过200多万元。而孔祥熙最不愁的 就是资本，他以「西南经济建设为中央急需进行之政策」为由，由行政院指示财政部命令 四大行联合投资，他自己的裕华、祥记也顺搭入股，双方资本得以合并。1939年7月，一 家「中国兴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了，国营及官僚资本占到了81%，胡氏股本仅19%。 到1942年春，孔祥熙再出新招，提出将资本额再增至6000万元，商股表示反对，认为扩建 工程大体快告完成，已没有必要增资。孔祥熙亲自主持股东大会，以绝对大股东的身份通 过了增资决议案，并要求在十天内所摊认的资金都要到位。胡氏兄弟当然无法一下子拿出 数百万元的现金，只好放弃，至此，商股比例下降到了11%。又过了一年半，孔祥熙第三 次提出增资要求，中兴资本额翻倍为1.2亿元，情景再度重演，商股放弃，官股增持，股 权比例调整为5︰95。胡氏近乎出局，兄弟两人先後黯然离开了企业。 官僚资本控制中兴後，如果真能把企业搞好，倒也是一件利国之事，然而，情况正好 相反。中兴公司的董事会阵容可谓空前强大，孔祥熙亲自出马担任董事长，常务董事十人 ，其中包括经济部部长、财政部次长、央行副总裁、中国银行经理、交通银行经理、中央 信托局理事长、大学校长等。可是到了具体的经营层面，却是一团乱麻，用一个叫宁芷村 的见证人的话形容，是「既垄断又虚弱，在企业管理上十足衙门化，腐朽透顶，在企业内 部争权夺利，相互倾轧」。钢厂的扩建工程拖拖拉拉，到1943年才告完成，开炉炼出了几 百吨的低碳工具钢，却因质量不佳没有销路，孔祥熙只好下令由他儿子孔令侃担任理事长 的中央信托局全部购下。从此以後，中兴再没有炼出新钢，到1945年11月遣散工人，宣告 停工。「重工业之霸」的梦想就此鸡飞蛋打。 在孔祥熙等人的治理下，大後方的工业一直委靡不振，不但没有建成新的、值得称道 的大企业，连内迁工厂的生产都让人沮丧。易劳逸教授在《剑桥中国史》中评论说：「迁 移机器总共约12万吨，相对於当时拥有的工业设备和国民党中国的战时需要，实际上都是 无足轻重的。更为重要的，假如政府事先就筹划了这次工业内迁——因为政府早已预料到 要发生这场战争，它本可轻而易举地做到——这项工作或许会更加安全和更加广泛地完成 。实际上，工业内迁非但不能作为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丰碑，反而十足暴露谋图私利达到 令人痛心的程度。」 孔氏贪腐跋扈，耽误国政，到1941年底终於因为一起「飞狗事件」而成举国皆曰可杀 的国贼。 这一年的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随即进击上海和香港，18日，驻港英军1.5万人 宣布投降。当天，国民政府派出最後一班飞机抵达香港机场，困等在机坪上的有众多政府 要员和文化名人，其中包括国民党中常委和一级陆军上将陈济棠、国民党元老廖仲恺遗孀 何香凝、国民政府检察院副院长许崇智以及郭沫若、茅盾、陈寅恪等。然而，这架飞机却 被孔祥熙的二女儿孔令俊和她的十多个保姆、保镖、宠物狗和随带的马桶塞满了。陈济棠 登机，孔二小姐把宠物狗放在座位上，不让他落座。 陈上将大怒叱责，谁料孔二小姐竟拔出一支左轮手枪，顶着陈济棠的额头喝令他下机 。当这架飞机降落重庆的时候，国民党中央正在召开五届九中全会，会议鼓掌通过了《增 进行政职能，厉行法制制度以修明政治》决议案。与会要员前往机场迎接陈济棠、何香凝 等人，谁知从机舱里钻出来的却是孔二小姐和她的宠物狗、保镖及保姆，在场诸人目瞪口 呆。四天後，《大公报》披露了这条新闻，举国哗然。西迁到重庆、昆明的大学生上街游 行，西南联大学生在「讨孔宣言」中写道：「今日，我国贪污官吏有如恒河沙数，而其罪 大恶极者莫如国贼孔祥熙……嗟夫，铜臭冲天，阿堵通神，用全一己之私，足贻举国之害 。此贼不除，贻害无穷，国事危急，奚容缄默。」 在声讨怒吼中，声音最响的人是历史学家、时任政府参议员、後来当过北京大学代理 校长的傅斯年教授。此人五短身材、体壮如牛、脾气暴烈，人称「傅大炮」，在20多年前 的「五四运动」中，是北大学生的总指挥，至今尚留存一张当年照片，他手擎一面大旗带 队冲在游行队伍第一列。「飞狗事件」曝光後，他大呼「杀飞狗院长以谢天下」。其实， 早在几年前，他就千方百计搜集孔氏贪赃枉法的罪证，把所有材料装在一个箱子里，藏在 枕头底下，寸步不离。他给自己的老师胡适写信说：「我一读书人，既不能上阵，则读圣 贤书所学何事哉？我於此事，行之至今，自分无惭於前贤典型……至少可以说，他（指孔 祥熙）以前是个taboo（禁忌），无人敢指名，近则成一溺桶，人人加以触侮耳。」有一 次，蒋介石为了替孔祥熙缓颊，专门请傅斯年吃饭，席间，蒋介石问：场众人哄笑。 尽管孔祥熙因「飞狗事件」而弄得声名狼藉，但是扳倒孔祥熙还是花了两年多时间。 1944年，傅斯年披露了孔祥熙倒卖美金公债的丑闻。1942年，美国国会宣布将贷款给 民国政府5亿美元，孔祥熙随即宣布提取1亿美元为准备金，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储蓄券」 ，规定20元购买1美元储蓄券，抗战胜利後凭券兑换美金。当时，美元的黑市价为110元兑 换1美元，因此，储蓄券一出，就受到黑市的追捧。後来随着通货膨胀的严重，储蓄券的 保值性更是凸显，到1944年初，市场的公债价格为每美元兑换273元。孔祥熙私令手下将 350万美元的储蓄券按官价购进，然後在黑市以10倍价格抛出套利，另外还有799.5万美元 则由中央银行的其他大小官员购进私分。这起贪污案，呈现出了系统作案的特徵：首先， 中央银行的相关机构在处理账务时，不按常规的会计准则和责任程序操作，在各个环节都 做了手脚；其次，购买储蓄券的价格已是极低，而即使如此，也是由中央银行垫支，而不 是孔祥熙等高官们自己拿出来的。这一化公为私的官僚行为模式具有很强的典型性。 傅斯年在参政会上公开揭发此事，引起举国公愤。1944年底，孔祥熙被迫辞去行政院 院长、财政部部长及央行行长等职务。 孔祥熙祸国，难以例数，其罪之大，要在两则：其一，他以山西票商後人的娴熟财技 ，一手掐断了民营金融业的千年血脉，中国自先秦以降就有民间经略钱庄的传统，孔氏断 脉，遗祸百年；其二，他把官商模式运作到了极致，以至於在乱世中形成了一个游离於一 切社会阶层之外的特权集团，它让国民经济陷入低迷，更令民众对政府丧失信任、无比厌 恶。 被免职後的孔祥熙退出了政坛，开始专心打理自己的财产，把能带走的东西尽量转移 到香港和国外。1947年夏天，他回了一次老家山西太谷，在那里大宴各路亲戚本家，然後 与他们揖手告别。到了秋天，他让夫人宋霭龄先赴美，几天後，向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发 出一电，以「忽接家人自美来电，谓夫人染患恶病，情况严重」为由，不等批准，就飞往 美国，从此不归。1962年，思乡心切的他到台湾住了三年多，随後又回到了美国。1967年 8月，孔祥熙病逝於纽约，时年88岁。此人到底从中国带走多少财产，一直是个谜，1951 年，他对人说：「我在中国大陆丢掉的，比我在这里有的，多了千倍以上。」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QXmqX7k8Q 刘德华 悟 电影【新少林寺】主题曲 作曲：赵钦 作词：刘德华 编曲：Adam Lee．饰坠．陈德建 监制：陈德建．李安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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