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比较得空了，回一下…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25764452/ 前阵子我在看上面那本书，非常有趣。有趣的点是这本书把希腊的诡辩家和战国 的纵横家相提并论，指出他们的雷同与绝大的不同处。最大的不同在於，诡辩家面对 的是公民大会，纵横家只游说君王。诡辩家在公民大会上得面对任何可能的公开质疑 ，在说服群众时得求取所有人意见的最大公约数；而纵横家最怕的倒还不是有理无理 ，而是有没有抓住君主的心理，投其所好。 这种差别造成的是希腊人的雄辩，对修辞的精确运用，以及逻辑因果关系上严密 的环环相扣；希腊人所企图打造的言词是无懈可击的，单凭犀利的言词交锋正面击倒 对手。 战国纵横家也同样利用言词，但却是利用的另一面；使用的言词不在於取得决定 性的胜利，而在於试探对手可能的意图、策略。在《鬼谷子》当中，重要的不是说服 者怎麽说，而是如何引导要被说服的对象尽量说、尽情说、尽其所能的说，直到其意 图与能力被完全摸清为止。然後才是纵横家的决定性一击，完全针对对手弱点所作出 的打击，未必犀利，但绝对有效。 把这种思想领域的差别移植到中外军事史当中来考察相当引人入胜，不过且按耐 住，现在先不作这种野心勃勃的尝试。我想说的只是，比较不一定只能根据一个「最 强」的标竿来决定；同时还有另一种「生克」的观点可作为研究取径(approach)。 所以其实过去我已经在不同场合说过许多次了，除去纯粹的、科技树式的比较外 ，我们还应该注意环境适应的问题。一支军队最大的对手，当然可以是其他任何一支 军队，但更多时候是一支特定的军队，以及一个特定的作战环境。能消灭对手的不仅 仅是武力，地形、气候、疾病都是可资利用的工具，或者说，在与对手交战前，一支 军队还有其他「敌人」要面对，而且往往这些才是最大的敌人。 我们看19世纪欧洲的殖民史，很容易就能发现到因疾病而丧生的人往往是战死者 的好几倍；欧洲人的武力或许在战场上磨练出了最无懈可击的正面战力，相较之下对 付战场之外的敌人反而显得跌跌撞撞。 好比说，19世纪末欧洲强权能够瓜分非洲，治疗疟疾的奎宁的提纯是非常重要的 关键；非洲终於不再是白人的墓场。 但奎宁其实只是抗疟的历史的一个片面。二次大战期间，菲律宾和荷属东印度落 入日军之手，而当时的爪哇生产了全世界97%的奎宁。失去奎宁供应的同盟国在非洲和 南太平洋付出了数万人的生命代价。化学合成奎宁的尝试一直都有，但直到1944年， 美国才找出了有经济效益的化学合成方法；虽然早在1856年就已经有了化学合成的奎 宁。 抗疟故事的的另一面是，常山的「发现」。常山这种中药材的抗疟药效可能早在 秦汉时期就已为人所知，对中医药的使用者而言也并不陌生。但对大部分知识从外引 入的中国西医界而言，则是知识视域中的盲区。要不是抗战时期的国民党被迫退守瘴 疠之地的西南大後方，奎宁产地的丢失造成的药品缺乏，以及笃信中医的陈果夫的强 制介入，命令中央政治学校的医务室直接进行人体实验，常山的抗疟药效大概还不会 那麽快被现代医学给发现。 〈常山：一个「新」抗疟药的诞生〉：http://ppt.cc/Shfv 抗疟特效药发展史的下一章是1960年代以来的越战；为了支援被疟疾所困扰而又 没有合成抗疟良药技术的北越军，尽管正在文化大革命大革文化命的时期，在毛泽东 的一声令下屠呦呦的研究小组得以不受打扰的发现另一项种抗疟药：青蒿素，有效且 大幅度降低了北越军的疟疾伤病亡。但是再一次，青蒿素的疗效并不是新事物，它是 从东晋葛洪留下的一个方子中提炼出来的。 〈青蒿素：源自中草药园的发现〉：http://ppt.cc/Yr9A 或许我们可以说近代以来中国的武装力量越趋贫弱化了，但另一方面，在不是正 面的战场上，中国还保有千百年来的经验传承。明清中国在云贵滇黔的军事行动并不 少见，而用兵西南夷是秦汉以降的事，传统上并不缺乏对付疟障的经验。《武备志》 里头也有记载的截疟方，主要成份之一就是常山。中法战争期间请缨入越的唐景崧也 曾疑似感染疟疾，但入关调养之後健康恢复，又能继续入越作战。相对的，十年後乙 未之役的日军仅仅战死164人，却病亡4,642人，主要病死因之一即为疟疾；而主将之 一的能久亲王亦死於疟疾(一说为死於霍乱)。 这并不是说中医在某些疾病方面的治疗能力就肯定的带给明清军队适应环境的优 势；实际上，由於医药多少算是一种奢侈品，中法战争中的中国军队在战地经常是得 不到医疗照护的，否则唐景崧也不必请病假回国。而流行病的遏止实际上更多靠的不 是医疗而是公共卫生的加强。因此尽管中法之役中到台湾的法军苦於霍乱流行，透过 有效的隔离手段还是能缓解法军的处境(虽然孤拔最後还是死於霍乱)。 (《武备志》也有记载治疗霍乱的藿香正气散，但对西医来说其药理至今还不很明 朗，看来和治疗霍乱并无直接关系；中医的霍乱其实和西医的定义不太一样。我看现 在不少人拿这方子治感冒。霍乱弧菌虽然是霍乱的主致病因，但纯粹只靠霍乱弧菌要 得病也不是这麽容易。74岁的德国公卫学者Pettenkofer就曾在1892年霍乱大流行时在 许多人面前亲自实验，把培养了几天的霍乱牛尾汤吃光光，结果竟然也真的没发生什 麽事。参考下篇： http://en.wikipedia.org/wiki/Max_Joseph_von_Pettenkofer) 上面大致讲了一回战争中对抗特定战场环境的一个侧面。接下来我们看看对付特 定对手的场合。文艺复兴以後的欧洲，由於义大利式防御的兴起，中文当中翻译为「 工兵」、在城池攻防战中登场的兵种在欧洲其实有好些个语意不同的分支： Engineer：工程师，最早是设计攻城武器(Siege engine)，後来则是指设计棱堡 防御体系的那些人。 Sapper：掘壕工兵，主要负责挖掘攻城时不断之字形前进的平行壕。 Miner：布雷工兵，主要负责挖地道到防守方墙角，埋藏并引爆地雷。 Pioneer：开路工兵，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方便後方大军尤其是攻城炮兵队列通 过。因为总得走在前面，也有先锋者、开拓者之意。 而受trace Italiane影响的并不仅止於欧洲人；同时也在向欧洲扩张的土耳其人 就有与上面几乎完全相对的兵种分类： Lagunci：相当於掘壕与布雷工兵。 Cebeli：披甲骑兵(Cuirassier)，但同时又负责支援炮兵以及挖掘战壕。 Muselem：开路工兵。 但是我们如果拿这个分类标准来要求明清的一统王朝就有点不对了；明清王朝的 对手少有城郭之国，即使有，那也是与西方棱堡防御体系相差极大的「城郭」之国， 不论是明代女真人的山城，或者西南土司据守的大型天然洞窟，又或者清代大小金川 的碉楼。 容美土司遗址：http://ppt.cc/DGAU 白泥屯水西战争遗迹，其中的补洞是水西土司对抗吴三桂时的重要据点： http://ppt.cc/ebbV 又好比说西方的单兵火器，有一条从Hand-cannon、Matchlock到Flintlock踪迹明 确的主线；相对来说，明代的单兵火器简直就是手铳的陈迹，没什麽长进。这样的比 较忽略的是，在北方，明军的主力并不是以单兵为单位的战术编组，以火器作战的士 兵不是依托城墙，就是依托战车等屏障来作战；北方明军步兵的主流几乎都是车营， 至少也要自带拒马或盾牌(实际上，三者兼用的情况不在少数)，简直没有单纯的步兵 阵列编组。刘天和就说了： 「火器安於车上，点放安稳不摇。审定其苗头高下，一以高五六尺为凖，所中非 人即马。较之手中点放战摇、百不一中，大不侔矣。」(《刘庄襄公奏疏》〈条陈战守 便益以图御虏实効疏〉) 这也就是说北方明军更喜欢流星炮、百子铳、大追风枪等等架於凳上回旋的大型 火铳，或者能在战车上安装多管的虎尾炮、牛腿炮、灭虏炮等小型火炮，而没有动机 去发展全无依托只靠手擎来瞄准的鸟枪鸟铳。是车战的方便打消了这层需求。而车战 又是针对全为骑兵的北方游牧民族所准备的战术──同样是必须面对内亚游牧民族的 政权，鄂图曼土耳其、波兰─立陶宛以及哥萨克人也有发展出他们自己的车阵战术。 当然，并不是只有步兵才需要单兵火器；骑兵也可以配置手枪或卡宾枪，像西欧 那样。但是，再一次，北方明军碰到的又是不同於西欧的状况。西欧的骑兵针对长矛 方阵，可以运用机动力好整以暇的慢慢耗，轮番进前射击，直到步兵方阵崩溃，便可 长驱入阵赶杀穷寇。北方明军的骑兵却不能以同样的战术预想对付鞑靼人；由於鞑靼 骑兵的机动性只会更好，打破其阵列并不困难但也没多大意义，因为不容易在追击阶 段扩大战果。因此吸引对方攻击并且在最短瞬间击出最大火力才是杀伤敌人的好方法 ，而这种思想催生出来的，就是只有在中国才大量出现，对骑兵来说非常轻便却又火 力强大的各类匣射、箱射多发火箭。 http://webptt.com/cn.aspx?n=bbs/Warfare/M.1280458279.A.DFB.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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