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述《allection ( )》之铭言： : 在国共内战初期 国军以占领城市及交通线为主 : 但在後期 经历了这麽多的失败後 : 为何在平津战役及徐蚌会战也是如此的思考方式呢 : 徐蚌会战是刘峙部属就认了 但平津战役也是摆出类似的防御方式 : 就令我很不解了 在一个城部属10多万 : 三个直线上的城共部属50多万 并假设军队可以很顺利地来回支援 : 但实际上被共军个别击破 或将援军歼灭於路上 : 这在之前的战役不就经常发生过了吗 : 还有 在共军渡江後 : 国军还是习惯一个城10几万兵力把守 怎麽不集中起来呢 : 是国军不会吸收失败的教训吗 因为国军的装备优於共军﹐控制交通线对国军兵力的展开有利。 在整个国共内战中﹐事实上国军与共军的作战模式都是很单一的。 国军就是利用交通线分割共军﹐然後逐区清扫剿灭。 而共军则是切断交通线﹐孤立国军单一兵团并一战歼灭。 所以控制交通线对於有较多卡车、火车、轮渡的国军来说是极为有利的。 而且早期国军人多﹐决战双方都损失很多兵力时﹐对国军有利。 共军在抗战中锻炼出来的机动作战指挥能力强於国军﹐ 而国军在抗战中锻炼出来的阵地作战指挥能力又强於共军﹐ 常常形成国军想决战却捕获不到共军主力来决战﹐ 而共军想攻坚却吃不下国军固守的情况。 因此双方很自然就变成各自利用自身的优点﹐国军用部分兵力固守某地﹐ 吸引共军来攻﹐然後趁共军攻坚不下时﹐外围兵力分进合击跟共军决战城下。 而共军则采围困国军﹐然後主力在外围点打援与国军援军进行野战。 可以说﹐这两种战术都各有利弊﹐没有说国军就一定吃亏。 譬如国军击败共军的大同集宁战役、张家口战役、新泰、运城、四平（陈明仁那次）、 滕县、济宁、南麻、临朐、睢杞战役、宝鸡（西府陇东）、榆林（两次）等等﹐ 都是这种战术的成功。 但到了後来﹐随着双方实力对比的变化﹐国军下降到300多万﹐而共军上升到300多万﹐ 失去了军力优势﹐国军就难以出动援军去救援﹐原先舖开的摊子太大又不是 能够立刻就收回的﹐而共军抓住这个是否要收缩兵力的关键犹豫点﹐ 四个月内三大决战吃掉国军150万一线兵力﹐剩下的时间就是国军在大陆等死了。 如果国军足够迅速撤退东北华北华东军队到江南﹐可能还可以多撑一段时间。 当然由此带来的军心民心动摇﹐又难以计量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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