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讨论，总觉得越写越超出原先计画的长度XDDD，难免有许多疏失纰漏，有错欢迎大家 不吝指教：） ----------------------------------------------------------------------------- 　　对军事史学界来说，1988年可谓是革命性的一年，这不只是因为英国史家Geoffrey Parker在这一年里根据其研究近代史的成果（特别是其对西班牙史的研究）出版了”The Military Revolution: Military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 1500-1800” 一书来谈论军事革命，更是因为这本书所造成的轰动标志着军事史研究迈入了新的里程碑 ：和主流历史学术圈接轨。Parker的方式是试着回答一个攸关重大的问题：｢为何是西方 支配了今日的世界？｣数十年来各式各样领域的专家们无不对此问题大发议论，如 William H. McNeill着名的大作《西方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而在各式各样的论述中，Parker独树一格的把军事因素放在 首要的位置，他认为军事上的变革才是导致现代国家形成、乃至於使得西方能够主导世界 的关键。这样的论述其实也不是全然独创，早在1955年就有另一位英国史家Michael Roberts提出其概念的雏型，当时Roberts根据其对近代瑞典的研究，认为运用火枪的效率 在16世纪中叶至十七世纪中叶时逐渐增加（特别是在古斯塔夫大帝等人带领下发展出的线 性战术），导致出现对军队进行更严格和长期训练的需求，而这股革命性的需求进而驱动 政府建立常备军和改革行政效率，演变出现代政府的雏形。在经过修正与完善後，Parker 则进一步发扬了Roberts的概念并将其解释范围扩大。在Parker的论述中，他将军事革命 提早至十五世纪末的义大利，且导致军事革命的主要因素是源自於更有效率的使用大炮而 不是火枪（而在火枪上，他认为Roberts所提的那种变革其实早就在15世纪的西班牙步兵 方阵tercios上就能看到），以及随着火炮所产生出的新型堡垒（trace italienne，国内 有些人取其源自於16世纪的义大利而将其翻作文艺复兴堡垒，如《决战热兰遮》的译者陈 信宏；或依照其外型称之为星形堡垒star fort）。正是这种能够抗衡火炮的新型要塞使 得攻城的难度与所需的时日大为增加，迫使强大的国家必须维持一支训练有素的常备军和 缔造一个足以供给这支劲旅的行政和经济制度。但真正使得Parker的作品有别於Roberts 并让其作品获得广泛关注的，还是在於其将这样的现象做为解释西方称霸近代世界史的主 要原因。简言之，火药革命创造了星型堡垒，这种军事革命又促使欧洲演变成现代国家， 而这使得西方能够战胜世界其他角落。 　　无论同意或不同意Parker这种极具野心的大胆论述，这本书的高知名度迫使许多史家 重新检视军事这个长期被主流史学界忽视（或贬低）的因素。不只如此，为了要回应 Parker对於近代西方称霸世界的解释，便有必要采取一种全球规模的比较观点：而这开启 了军事史上的全球史转向。而这种透过研究西方与非西方国家在近代以降的交流与接触（ 特别是军事冲突）来验证｢军事革命论｣说法的取向，则另辟了将军事史研究结合文化史 （特别是跨文化）研究的蹊径，文化史研究则进一步又让军事史能够受到人类学和性别史 等新研究领域的薰陶。如此一来，军事史这个曾被打入冷宫的领域，遂搭上了自80、90年 代日渐盛行的全球史和文化史热潮。 　　那麽，今日何谓军事史？我想美国西北大学教授Michael Sherry替我们下了一个很好 的注解： "No field is more attuned to the present than military history......Fear, especially what the current or next war may bring, concentrates the mind." 在这个日趋复杂与动荡不安的世界哩，军事史的研究成为了我们回应现状的重要 途径，而也因此我们必须先认识我们自身所处世界的历史脉络。在这个前提下，重视人文 的史学研究与重视务实应用的政治科学和军事教育体系的研究成果应当是要相辅相成、互 相裨补的。我们将可以看到，Geoffrey Parker的军事革命论是是如何在史学界掀起一连 串精彩的讨论，而我们也将能看到，这些讨论又是如何与现实局势的发展相互整合，反过 来又拓宽了原先的研究视野。 　　军事革命论在西方政治科学以及职业军事教育体系所造成最重大的影响，莫过於将其 发展成一种更具指导性、更实务取向的理论，即军事事务革命论（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RMA。这一套理论认为日新月异的现代信息与情报技术将使得获得制 空权的一方在精准的弹药导引下获得压倒性的优势，而信奉这理论最好的例子莫过於波斯 湾战争时的美国。）然而随着九一一恐怖攻击事件与不对称战争（Asymmetric warfare） 的产生，这一套论述在二十一世纪初始就因过於强调物质科技进步乃至忽略文化影响而受 到了严厉的批判与挑战。加上随後而来的反恐和因军事占领而兴起的反叛乱（ Counter-Insurgency）研究的需要，这些政策制定者与军事从业人员不得不将眼光拓展至 学界的跨学科研究成果（Patrick Porter那句令人印象深刻的” To wage war, become an anthropologist”读来仍令人莞尔）（注4），求助於过往的历史经验（例如二次大战 时期德国针对不同占领区和反抗程度所拟定的政策，以及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对占领者的 态度等等被重新拿出来研究）。这股对跨文化研究的需求、特别是针对伊斯兰和中国研究 的需求进一步助长了学界的全球史和文化史转向，许多学者们开始修正原先军事革命论所 带有的西方中心论色彩、军事史研究中对於战争艺术、战略乃是基於一普世原则的假设亦 开始受到了挑战，甚至就连近代西方到底有没有在军事上对东方取得优势也不得不受到质 疑。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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