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熊发觉好像越来越像在谈学术发展史了啊XD（掩面） 希望有兴趣的人能觉得有收获 ------------------------------------------------------------------------------ 　　汉斯‧戴布流克（Hans Delbrück）之所以被誉为现代军事史之父，主要便是因其能 身兼上述两者的传统。戴布流克既是兰克学派的学生，身为军人的他亦与德国参谋部关系 甚深，他一方面采用人口统计学与经济学模型，一方面提倡更严格地看待史料，试图将军 事实践结合历史上的社会、政治结构。然而戴布流克的传统并没有延续下去，特别是对英 语世界来说，有许多人将爱德华‧克雷西爵士（Sir Edward Creasy）视为英美学界的现 代军事史之父，因他在1851年出版了《世界十五场关键性战争》（Fifteen Decisive Battles of the World）。克雷西的作品深受辉格传统的影响，对他来说，所谓｢决定性 ｣的战争就是指那些对英国形成议会民主制度有重大贡献的战役，而它们之所以重要并不 是因为它们对当时的人来说很重要，而是因为它们促成了维多利亚的辉煌时代而显得重要 。也因此，希腊击败波斯入侵的马拉松战役成了一场自由与东方式独裁的战争，而1066年 的黑斯廷战役（Battle of Hastings）则是爱好自由、具有原初民主特质的盎格鲁萨克逊 人对抗独裁诺曼人的战争，是这一连串决定性的战役构成了西方文明、构成了大英帝国的 一部分（也许我们可以用中国史当例子，譬如说，涿鹿之战到底为什麽重要到屡屡被写进 教科书？为建构华夏乃炎黄子孙也。）这种目的论的史观带有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的 色彩，且毫无疑问是以欧洲为中心来进行书写的。这种观点在当时英语世界广为流传着， 即使到近一百年後温斯顿‧邱吉尔，其《英语世界民族史》仍旧维持类似的基调。甚至不 只是军史界，这种｢重大战役｣的看法在职业军事教育和（特别是）大众间亦特别盛行， 甚至直到今天，我们仍旧时常可以看到挂着类似标题的作品出版。但也和今天类似的，历 史学界对此却显得不以为然，像克雷西这种着作的盛行，非但没能拉近学术圈与职业军人 和大众的距离，反而逐渐加深了两者的藩篱。 　　两次世界大战的伤痛不只撕裂了西方，也撕裂了历史学界与军事研究。特别在英美学 术界，和平主义与反军事主义并没有随着绥靖政策的破产而消失，军事史研究因此变得非 常不受欢迎。此时英国史学界深受左派传统影响，而美国学术圈则受到冷战和麦卡锡主义 的牵连，学者多不愿意因研究军事史而被贴上支持军工复合体或保守的标签，军事史和历 史学间乃形同陌路，经济史、政治史和宗教史大行其道。颇吊诡的是，军事题材在大众仍 旧维持其热门程度於不坠，作者同时也指出，或许正是出於这种受欢迎的程度与学术界的 那点自命清高，助长了这股现象。无论如何，在缺乏新血和与同其他史学领域研究成果交 流的情况下，学术军事研究遂长期衰弱不振，而这个状况要到接近1960年代时才稍微改善 。 　　乍看之下，1960年代无论如何都不像是军事史复兴的时期。美国发觉自己陷於越战的 泥沼而恶名昭彰，而高等教育在英美的急速扩张也使得更多不同阶级、种族的人得以进入 学术圈，历史学界乃致力於探索以往被忽视的声音，社会史乃成为新的风潮。但也正是在 这股社会史转向上，军事史研究被以｢战争与社会（War and Society）｣的名义重新发 掘。这个时期的军事史研究所关心的不再是那些个别的军事伟人或宏大战略，而是放眼於 战争对社会整体的影响之上。这种战争与社会的研究，最初为了不受现实政治的拖累，而 几乎都选择中古时期作为研究对象，H.J. Hewitt的”The Organization of War under Edward III”即为一例，他关心的不再是爱德华三世时期沙场上呼风唤雨的名将与他们的 战术战略，而是当时的军人是如何被徵召、供养和组织的，相对於战斗本身，他也花更多 的篇幅在那些没有战争的时候。换言之，史家开始关心起社会制度、社群组织、经济模式 与战争的互动。然而起初这类的研究增长的速度很慢，且研究者多半不是军事史家（或者 不以军事史家自居），对军事院校的影响也相对有限。直到另一位英国军事史家、同时也 是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资深讲师的John Keegan在1976年出版了”The Face of Battle ”一书标志了一个新的契机。该书以百年战争时期的阿金库（Agincourt）、拿破仑时期 的滑铁卢、一次大战的索姆河等三场会战做案例。虽然研究对象仍是战役本身，但他却也 和此时期的其他史家一样，跳脱了上层军事将领和政治家的观点而试图从士兵的心理角度 出发、以熟捻的笔法结合历史、社会与心理学的研究而获得英美学界与大众的好评。1962 年英国战史研究巨擎麦可‧霍华德爵士（Sir Michael E. Howard）创办伦大国王学院的 战争研究部门时曾矢志以跨学科整合的方式来研究战争，虽然此举在当时并未能立刻扭转 历史学界和战争研究的刻板印象，但我们或许已能从中隐约察觉到战史研究的未来：随着 Hewitt、Keegan这些结合了历史学界原先研究关怀与人口统计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 学等社会科学方法的｢跨学科｣作品逐渐增加，这种所谓｢新军事史｣的影响力也随之在 1970、80年代水涨船高，替1980年代另外一股新的思潮注入军事史学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 　　　　　　　　　　　　　　　　　　　　　　　　　　　　　　　　　　　（待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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