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您对卡萨布兰卡会议有什麽想法？ 　　 英美和他们的盟友苏联元首斯大林元帅迫切地希望协调他们的战略行动，以便这些 盟国通过一项统一的计划，来取得最理想、最良好的战果。为此，罗斯福和丘吉尔於1943 年1月底在卡萨布兰卡举行了会晤。斯大林未能参加这次会议，因为斯大林格勒战役不允 许他离开俄国。 　　 这次会议的根本的战略观点是：英美应尽快地从法国北部侵入欧洲。会议确认，这 一入侵将彻底改变德国的战局，因为这样一来，德国就不得不再次在两条战线上作战。 　　 尽管迫切需要尽快地进行这次入侵，但是，英国总参谋部和海军司令部，甚至丘吉 尔，都在这次会议上极其明确地指出，在1943年还不具备这次入侵所需的“物质”前提即 海上运输所必需的船只。这是正确的。美国人被英国人的论据说服了。因此，他们决定， 首先必须消除德国潜艇战这一主要危险。所以，反德国潜艇战应占“优先地位”。否则， 在其他战场上的推进就不会成功。 　　 这就是卡萨布兰卡会议的战略决定。会议所作的第二个决定是政治性质的。在这以 前，这一决定已得到美国国务院和英国内阁的赞同，并由罗斯福於1943年1月24日正式宣 布过。他声明说：德国及其同夥除了“无条件投降”外，盟国决不允许以其他条件来结束 战争。 　　 英美之所以提出这个要求是出於以下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盟国在西欧开辟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二战场，当然是符合斯大林的最大利益的 。只有这个第二战场才能从根本上彻底减轻俄国人在他们本土对德作战的负担。盟国尽快 地实现入侵是符合俄国人的最大利益和斯大林一再明确提出的要求的。这时，在卡萨布兰 卡会议上把开辟这个战场的日期又推迟了。为此，罗斯福和丘吉尔想作出一个能平息斯大 林怒气的决议，作出一个如丘吉尔所说的“将鼓起全世界朋友的勇气的决议”。 　　 毫无疑问，要求德国无条件投降是能达到上述目的的。 　　 这个要求的第二个主要目的，就是宣布英美对战後年代所设想的和平世界的先决条 件。盟国认为自己有能力创造一个和平世界，并且采取措施，想排除他们在这次战争中的 敌国．参与创造和平世界的一切活动。这就是说，他们想在缔结和约时使敌国处於完全瘫 痪状态。这样他们就能把一切条件强加於它，而这个瘫痪了的国家就不得不逆来顺受。 　　 要求德国无条件投降无疑也是对全体德国人民的一种歧视。斗争的矛头不是对准希 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而是对准了德国人民，并且要把他们彻底打垮，倒在地上起不来为 止。 　　 这个要求对德国人民在1943年的情绪和对我们继续进行战争的必要性的认识产生了 什麽後果，我在回答第二十八个问题时还将详细地谈到。 　　 在这里我还想提一下几个英国人和美国人对无条件投降的这一政治要求所作的政治 评论： 　　 英国历史学家富勒在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中写道：卡萨布兰卡会议上提出 无条件投降的这一政策的结果，“使得战术上极其荒谬、战略上毫无意义的战争继续下去 ”。轴心国加强了抵抗。由於一切实现有条件投降的道路都被堵死了，因此就不得不把战 争进行到德国彻底崩溃为止。 　　 英国部长汉基勳爵就无条件投降这一要求抨击了这一政策的炮制者的道德观。他说 ：“不幸的是，这一如此违背耶稣登山宝训精神的政策，并不适於加强盟国的道德地位。 ” 　　 海军上将尼米兹在他的《大西洋上的胜利——同轴心国的海上作战》一书第129页上 关於无条件投降的这种要求写道： 　　 “罗斯福总统在卡萨布兰卡会议结束後的当天，向新闻界宣布了一项他本人与丘吉 尔首相共同拟订的政策，这使全世界的政治家和军界领袖大为震惊。这就是美英只接受德 国、意大利和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决定。既不提出条件，也不就条件进行谈判，就是拿破仑 在他达到征服别国的顶峰时也没有把谈判的大门关得这麽死。决定这样死板的政策已经够 糟了，再把他公布於众那就更糟了。无条件投降的政策是与英美政治家过去的诺言——他 们不是与人民作战，而是与那些引导人民走上歧途的头目作战——相矛盾的。这种错误的 政策即使十七、十八世纪的政治家们也未曾犯过，他们比今天他们的某些後辈更懂得，今 天的敌人也许有需要成为明天的盟友。而且追逐一场彻底胜利的战争，会使得战胜者和被 战胜者同归於尽。” 　　 我还想讲以下一些话来结束关於无条件投降这一问题的回答。这个政治要求产生了 极其严重的後果：在军事上战胜德国早已定局，但彻底打垮德国的意愿，却是通过政治上 错误地延长战争来实现的，其结果就为俄国人占领东欧大开方便之门。俄国人的这一胜利 至今对英美的政策还有着极其严重的危害性。通过延长战争来达到彻底打垮德国的这一无 条件投降的要求，0迫使英国人和美国人直至二十多年後的今天，在他们1945年就认为已取 胜的地区，却要付出数十亿巨款来驻紮军队，根据他们目前的政策，不仅为了保护我们， 而且为了保护自己免遭当时战争後果之害。有谁战胜一个国家是为了以後出於自身安全在 那里还得数十年之久地驻紮军队呢？我认为，这个无条件投降的政治决定及其军事後果， 是英国人和美国人的一个重大错误，那是再也明显不过的了。在回答下一问题时，我将继 续谈到这方面以及希特勒在这方面的罪责。 二十八.您在什麽时候认为战争打输了？ 　　 毫无疑问，我们在斯大林格勒的失败给我们整个战略形势带来了决定性的转折。第 六集团军在这次战役中的失败，很清楚地表明希特勒1941年6月计划的破产。在这一计划 中，希特勒想通过战胜俄国来确保和加强我们在大陆的地位，从而迫使英国这个海上强国 也不得不承认，继续与我们作战是毫无前途的。而这时我们战胜俄国这个敌人已经无望； 恰恰相反，我们进驻俄国的军队必须向西後撤并且不得不估计到将进行艰苦的抵抗。 　　 因此，我们在东方战线的局势正是我们为什麽根本不能再指望打赢这场战争的原因 之一。 　　 接着就是1943年5月潜艇战的崩溃。在这以前，我们的潜艇战遏制了两个海上强国在 我们欧洲大陆扩大它们的优势力量。由於德国潜艇击沉了大量船只，所以，尽管英美在它 们本国加紧赶造商船，但它们手头能供使用的船只的吨位还是不断地减少。即使1943年5 月起潜艇战不能再取得重大的战果，但新造商船的数量直至1943年7月以後才超过其损失 的数量。 　　 我已讲过，我们曾采取了哪些措施，使用了哪些新型潜艇想使我们的海军重振旗鼓 。但是，何时能实现这一点，海战是否还能及时地取得成功，这在1943年还完全没有把握 。 　　 1943年上半年的战局已严重到如此程度，使得我们不得不估计到战争的失败。1944 年夏天，英美入侵诺曼底半岛，成功地在法国开辟了反对我们的第二战场之後，对我们的 敌人来说，最後赢得战争的前景，几乎已确定无疑了。 　　 但是，1943年和1944年，我们除了已经采取的军事行动之外还能采取别的什麽行动 呢？ 　　 当时，大部分德国人民和士兵是支持希特勒的。一些人曾想推翻希特勒的专制统治 ，尽管他们的道德动机值得赞扬，但另一方面由此而产生的混乱将削弱我们前线的战斗力 ，其结果也许会使德国士兵遭到更大的损失。——何况，德国人民知道我们敌人的要求， 只有无条件投降才能考虑和我们缔结和约。就是推翻了希特勒也不能对此有丝毫改变。— —我们也知道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关於在夺取胜利後彻底消灭德国工业和把德国变为农牧 国的计划。这就意味着，千百万德国人必须饿死。我们也知道，1944年秋天，在魁北克会 议上罗斯福和丘吉尔批准并签署了这项摩根索计划。後来他们想规避这一计划。然而，这 样一来，他们与他们的盟友斯大林就造成了矛盾，斯大林把这项计划完全作为自己的计划 了。在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要求在战胜德国之後把千百万德国人作为劳动力运往俄国。 在雅尔塔会议上，他也坚持要求至少消灭德国工业的百分之八十；此外，他还要求德国人 付出几十亿的战争赔款，并且再三要求把千百万德国劳动力运往俄国。即使英国人和美国 人在德国投降之前还没有坚持这一要求，但是，对他们来说，事实也是一清二楚的：在战 胜我们之後，根本不允许再有一个德国政府存在。在未来的和平年代里，德国将受战胜国 的统治。为了这一目的，战胜国将分割德国，并且打算把诸如普鲁士这样的德意志国家消 灭掉。 　　 在1943年至1945年的战争年代里，盟国对德政策的总方针是：无条件投降，消灭我 们的工业，支付几十亿的赔款，把劳动力运往俄国，不允许再有德国政府，就是说，德国 人民没有任何权利，由战胜国来统治，分割德国，也就是说，把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 和我们的前途完全拱手交给敌人。总之，这个总方针使得我们除了继续战斗之外，根本就 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余地，因为，有哪一个人，当他的敌人对他说：“如果放弃战斗，躺 倒投降，我就把你割成四块，并对这四块任意加以处置”，就会乖乖地躺下呢？有哪一个 人会自愿屈服於这一要求呢？在这一战争时期，德国人民也同样处於这种局面，尽管他们 已认识到不再可能取胜。这就是我们当时的处境。 　　 我所谈的整个情况中，还没有提到屠杀犹太人一事。这件事对於盟国对我们的态度 上肯定是有影响的。但是，这种可怕的屠杀犹太人事件是背着德国人民、在对德国人民极 端保密的情况下，由德国政府中的一小部分人干的，大多数是远在东方，远在德国本土之 外进行的。毫无疑问，绝大多数德国人民对消灭犹太人一事是毫无所知的。这样一种行为 是出乎正直人们的一切想像之外的。因此，他们也根本不会怀疑竟会发生这种事情。如果 今天外国人对我们说：“为什麽你们在战时不收听英美广播呢？在这些广播中不是报导了 屠杀犹太人的种种事件吗？”——对此，我们只能作这样的回答，并且不禁要问：“难道 美国人民或英国人民群众在上次战争中不听本国的广播而听德国的广播吗？”众所周知， 在战争中，敌人的广播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进行战争宣传的。所以说，美国和英国人民群 众肯定没有理由收听德国的战争宣传。同样，德国人民也没有这种要求，因为通过收听外 国电台而能知道德国屠杀犹太人的事情，正如前面所说，这也是出乎德国人的一切想像和 推测之外的。在回答下一个问题时，我还将说明，在战争结尾时，我是在什麽样的情况下 才知道这种屠杀犹太人的事件的。 　　 所以，尽管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再取得胜利，但我们除了继续战斗，希望取得比无条 件投降较好的条件外，别无选择余地。盟国政府声明的矛头也不仅仅是针对希特勒或纳粹 专制统治的，而且是针对被彻底战胜了的德国人民的。德国人民应该无条件投降，德国人 民在未来的和平中不允许有任何权利，甚至在自己的国家内，也不许有任何权利，德国人 民应在工业上和经济上被消灭。 　　 因此，在这种条件下，在1943年和1944年没有一个军事领导人能够提出投降的建议 。 　　 抱这种观点还有一个理由必须一提的：当时，我们如果投降的话，那末我们就必须 把这时正在东线深入俄国作战的三百五十万德国士兵交给斯大林。因为投降就是向部队表 示和要求部队停止战斗，放下武器，去当敌人的俘虏。这对东线作战的大部分部队来说就 意味着在俘虏营中等待死亡。 二十九关於希姆莱指挥部所犯的罪行，您知道哪些？当您知道後，您釆取过哪些措施？ 　　 1945年5月初，我以国家元首的身份代表德国在弗伦斯堡的米尔维克按照我的计划实 行投降。5月5日，米尔维克驻军首脑通知我，据弗伦斯堡的港务监督证实，有一艘维斯杜 拉河的小船在几个星期前从但泽出发越过波罗的海，因受战事影响而以十分缓慢的速度向 弗伦斯堡驶来，现已到达。船上约有三百名集中营囚犯，处境十分危急。我立即下令援救 那些在这次运输途中仍还活着的囚犯，首先是给予医药治疗。接着有人给我送来一份关於 船上发生的情况的详细报告，说该船靠岸後，船上的看守人员似已迅速潜离。 　　 长途运输当然会给囚犯们的处境带来困难，但在我看来，事情很清楚，船上的情况 是由於一种违反法律和道德的罪行所造成的。这就是我和我的同僚们从这次运输中得到的 关於集中营虐待囚犯事实的第一个“警报信号”。 　　 1945年5月7日，我派去与艾森豪威尔进行投降谈判的冯·弗雷德堡海军元帅从美国 司令部回到了我这里——弗伦斯堡的米尔维克。他给我带来了一份美国士兵报《星条旗报 》。报上登载了魏玛近郊埃特斯山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照片。这些被杀害和饿死的集中营 囚犯的照片惨不忍睹。即使在战争结束时，集中营的供应会遇到困难，致使情况恶化，但 我认为那里出现的状况无疑是犯罪，这是任何其他理由都无法为此辩护的。弗雷德堡和我 ，还有我的司令部的全体人员，全都大吃一惊，我们过去总认为像这类事情是不可能出现 的。5月9日，我接到了港务监督关於上述维斯杜拉河小船的报告。 　　 在5月初的这些日子里，就是说，在德国投降後的头几天，我们还陆续收到了有关德 国集中营情况的消息。 　　 我的副官吕德·诺拉特海军少校，在他的5月11日的日记中记下了一段话，这段话也 说明了这件事： 　　 “12时，外交部长凯特尔陆军元帅声明： 　　 “最近时期，有关集中营中无法维持的情况和违法事件的消息，日见增多。此外， 因原有看守人员逃离，而由国防军承担了看守和照料任务。由於德国人民和国防军不明实 情，因而有必要在这种情况下公开声明，我们与这些罪行无关。” 　　 我们总是希望这类事件仅仅在个别地方发生，但我仍然认为应该立即彻底地、毫不 容情地把罪魁祸首调查清楚。考虑到德国人民的利益，我认为把在严格保密的幌子下所犯 的这类罪行调查清楚也是必要的。因为德国人民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他们无疑有权提出 要求，通过澄清这些事件釆公开表明他们自己的纯洁性。 　　 在和我的外交部长、帝国临时政府首脑施威林·冯·克罗西克伯爵取得一致意见後 ，我以国家元首的名义颁布了一道命令，委托帝国法庭作为德国最高法院立即追查这些事 件。命令如下： 命令 　　(一) 　　凡属违反普遍有效的法律与道德原则和已公布的法律条例而逮捕、审问囚犯，把他们 关进集中营并在集中营中处置和虐待他们的事件，必须立即调查清楚。所有违法事件应根 据有效的刑法对有关人员加以惩办并立即判决和执行。 　　(二) 　　(1)我授予帝国法庭的最高检察官行使调查这些违法行为和起诉的权力。 　　(2)帝国法庭对此类案件的判决必须负责到底。 　　(三)此命令自公布之日起生效。 海军元帅邓尼茨(签字) 1945年5月15日於大本营 ========================================================================== 　　 施威林·冯·克罗西克伯爵把这个命令及一封附信寄给了盟国武装力量最高司令部 的艾森豪威尔将军。施威林·冯·克罗西克在附信中说： 　　 “1．德国人民对集中营里发生的情况迄今一无所知。集中营与外界完全隔绝，在集 中营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绝对保密的，甚至德国的领导人员也不可能获悉集中营中的 真相 　　 “2．德国人民一致愤慨地谴责如盟国报导中所描述的关於拷打和惨杀囚犯的事件， 因为这些事件与德国人民的品德和道义感的原则格格不入。立即严惩犯罪分子，是符合德 国人民真正的正直感的。 　　 “为了使宣判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和持久的影响，海军元帅根据我所作的一份附有 副本的报告，认为有必要把调查与宣判的权力移交给作为德国最高法院的帝国法庭机构。 海军元帅对我附有副本的报告作了答复，他指定帝国法庭对各个事件立即进行全面的调查 和作出惩处，并颁布了上项命令。 　　 “3．将军先生，我请求您使帝国法庭能尽快地执行宣判，以满足海军元帅和帝国政 府对罪魁祸首进行宣判和惩罚的愿望。 冯·克罗西克(签字)” ============================================================================ 　　 1945年5月17日，美国大使墨菲到弗伦斯堡的米尔维克来找我。他是艾森豪威尔司令 部中的一位美国政府的政治代表。我同他进行了会谈，主要是谈了我对於德国东部的担心 和我被任命为国家元首的法律依据，我还告诉他，我派人寄了一份关於命令帝国法庭调查 集中营罪行的文件给艾森豪威尔将军。为了使帝国法庭尽可能迅速地在这方面开展工作， 我请墨菲大使帮我在艾森豪威尔将军跟前说几句话，以便能采纳我的请求。 　　 由於德国国防军和德国人民对我们现在所获悉的集中营的情况一无所知，我认为有 必要通过向德国国防军发布下述命令公开地说明真相。 　　“武装部队最高统帅 　　(海军元帅邓尼茨) 1945年5月18日於大本营 ============================================================================ 　　德国武装部队！ 　　在我们的祖国遭受失败面临严重考验的日子里，我们要能维持秩序和安全并能履行由 於投降而加在我们身上的义务，其重要条件之一，就是把那些重要的刑事犯和违反道德犯 关进牢房去，从而使他们不能再犯罪作恶。 　　我以深恶痛绝和不胜遗憾的心情了解到在集中营内对待和处置囚犯时那些损害人类尊 严的情况。 　　我知道，德国士兵包括我们队伍中履行军人义务的武装党卫队的普通成员，对以下的 事件是一无所知的，这就是发生在集中营里的主要是由於战事所造成的那些事件，这些事 件严重地违反了道德和法律的一般原则。 　　对於那些正直而又公正地战斗过并履行了他们义务的成千上万的德国士兵和阵亡战士 来说，我感到自己有责任明确地指出，我们的士兵与违背军人意志和荣誉感的暴行是毫无 共同之处的，我们对这种暴行深恶痛绝。 　　如果穿着灰绿色军衣的人们由於乾了一些卑鄙无耻的勾当而玷污了德国军人制服的荣 誉，那末，我们就要自己来清洗这种污点。因此，我将立即遣人追查所有逮捕和审讯囚犯 的事件以及把他们关押在集中营和虐待他们的种种罪行，只要这些事件违反了普遍有效的 法律和道德原则，或者违反了已经公布的法律规定，那就要尽快地给肇事者以法律制裁。 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 武装部队作战部总参处 (1945年第16号) 1945年5月18日於大本营” ============================================================================== 　　 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依据投降以後仍然有效的命令，相应地向弗伦斯堡米尔维 克的盟国管制委员会代表、美国陆军少将洛厄尔·W·鲁克斯呈递了一份我给德国武装部 队的命令，并请他批准和公布这一命令。约德尔上将把我的命令送给了鲁克斯，但得到的 回答却是禁止公布这一命令。 　　 为了维护德国士兵的正直和纯洁，而首先是为了对英勇阵亡的将士表示敬意，我认 为我的命令是必要的，可是它却不能贯彻执行。 　　 同样，我请求艾森豪威尔将军批准关於帝国法庭追查集中营犯罪事件的命令，也是 杳无音讯。 　　 显然，盟国当时认为，由我们德国自己的法庭来追查这种犯罪事件是不合适的。也 许他们认为，只有战胜国才能主管这类事。我过去和现在都一直认为，如果由当时德国法 庭对上述违反人道的罪行立即进行追查的话，那就更为正确。这是我们德国的应尽义务。 立即弄清这种非人道的暴行，也许对德国人民恢复道德上的名誉是重要的，这样做，也许 不会给我们带来由於後来战胜国追查犯罪事件而必然产生的政治上的不利，而这种政治上 的不利对联邦德国来说迄今依然存在，这全是因为当时盟国拒绝了我提出的立即由德国法 庭追查犯罪事件的建议所造成的。 　　 对德国人中的一小撮人犯下的罪行问题，我想用纽伦堡审讯的回忆来作解答。在那 里，我们看到了由美国方面拍摄的一部影片，它向人们展示了德国投降後，魏玛城居民接 到美国占领军的命令，要他们从魏玛到埃特斯山去观看那里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恐怖景 象。这些魏玛城的德国人多年来一直生活在集中营的附近。人们在电影里看到他们兴高釆 烈地交谈着、带着无忧无虑的脸部表情向埃特斯山公路走去，接着出现了布痕瓦尔德集中 营的可怕镜头。影片结束时,魏玛城的居民又在镜头里出现了，他们在看到布痕瓦尔德集 中营的情况後又返回魏玛去。在回去的路上，这些人的脸部表情个个都充满着恐怖，无一 例外。看来，这次参观给他们留下了一个清晰而又抑郁的印象。纽伦堡法庭审讯时的美国 医生，在电影放映时站在我的附近，放映後他立即向我走来并对我说：“魏玛人在去参观 的往返途中脸部表情的变化，最有力地证明了他们对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内幕是一无所知 的。” 　　 我认为这位心理学家、有名望的精神病医生的看法是正确的。 三十.您对1944年7月20日的谋刺事件当时有什麽看法？现在有什麽看法？ 　　 对这样一件谋刺国家元首的重大事件，当然是不能脱离德国当时所处的政治形势来 看的。如果人们只是根据以後所认识到的那种观点来作判断，那末，当时人们对这一事件 的态度自然是不值得赞扬的了。 　　 那麽，在我看来，当时的形势是怎样的呢？ 　　 1944年7月，德国正处於同外来敌人进行严重搏斗的战争状态。德国军事力量已支离 破碎。我们的陆军在同日益增强的优势敌人进行着最激烈的战斗。 　　 在海战中，德国的潜艇也同样处於失败的边缘：为了继续牵制英美迄今用在大西洋 战场上的雄厚的军事力量和物质力量，潜艇在同具有优势的防御力量的敌方作战中尽管战 绩很小，损失巨大，但它仍然不得不继续战斗下去。 　　 德国海军和陆军的士兵们就是处於这样一种同外来敌人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之中。 那些军事长官们，不得不要求自己部队的士兵以忘我的献身精神为了保卫祖国、保卫德国 人民而献出自己的生命。 　　 不言而喻，在这种形势下，作为一个德国军事长官。必须防止发生任何可能削弱士 兵在同外来敌人作战时的斗志的情况和事件，因为他要对那些忘我地作战的士兵的生命负 责。如果我们想要了解这些军事长官们在某一事件中采取某些行动的原因，就必须考虑作 为一个军事长官的这种职责。毫无疑问，如果谋刺成功的话，势必会在德国内部引起分裂 ，因为当时大多数德国人还是支持希特勒的，而且即使希特勒死後，他的国家机器仍在有 力地提防颠覆国家的活动。 　　 同样，谋刺者也不可能期望得到国内和前线战士中大多数人的支持。 　　 这样，如果谋刺成功，结果就会导致内战，并且会大大削弱前线与敌人作战的战斗 力。 　　 如果谋刺成功，我们的对外政策也是丝毫不会改变的，盟国要求德国无条件投降— —请看第二十八个问题的回答——仍将不变。就是说，战争仍将不得不在一个德国新政府 的领导下继续进行下去。 　　 当时我所知道的关於1944年7月20日谋刺事件的形势就是如此。这一天，因为考虑到 海军对外部敌人的战斗力，所以我想应尽快地努力消除士兵中产生的任何怀疑。因此，7 月20日这天，我明确地声明反对这一谋刺事件。 　　 这可以说是一种负责的决定，是一种出於良心、出於对那些信任我并正在战斗的士 兵的责任感的决定，因为这一决定是为了尽一切可能保持他们的战斗力，同时也是为了用 这一方法防止由此可能造成的更为重大的损失。 　　 我认为，当时作为一个军事长官必须这样做。特别是在他对於那些多数在德国国境 外东部所发生的、背着德国人民在干的、大规模的杀人罪行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就更有必 要毫不犹豫地采取这一行动。 　　 我主要根据这一观点，讲一下今天我对了月20日的谋刺事件的看法。 　　 我今天认为，如果德国的男女公民们经过良心上的深刻反省并且相信，走上反抗的 道路乃至实行叛国和采取谋杀行动能够抵制不法行为的话，那末这样做在道义上是合理的 。 　　 由此我认为，这是关系到双方两种不同观点但对双方而言却又都是道德观的问题， 以及关系到相应地在良心上作出决定的问题：谋杀者的道德观和军事长官的道德观。 　　 所以我认为，不谴责任何一方都是对的。这涉及到一个人指导自己行动的伦理上的 动机，只有依据这一动机才能作出一种道德上的判断。如果双方都有这样的伦理上的动机 ，并且根据这一动机而作出良心上的决定，那麽就是在今天，我们也要尊重双方，并且设 法使当时两种不同观点沟通起来。 三十一.您对波罗的海战场是怎样评价的？当波罗的海的海上运输对德国的作战起着愈来愈 大的作用时，您在海战方面得出了哪些结论？ 　　 波罗的海对於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略和军备来说，意义十分重大。这一点 没有人比丘吉尔看得更清楚了。在回答第二十二个问题时，我已经引述过他的话，当他在 1939年9月初出任海军大臣时曾经十分确切地阐明了这一点。 　　 我们在波罗的海的制海权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德国北部和东部漫长的海岸线免受敌人 的入侵，从而防止敌人在德国的领土上建立一条新的陆地战线。这种制海权就需要我们使 用军事力量保证波罗的海入海口的安全，从而使敌人不能从西面侵入波罗的海。此外，我 们封锁了芬兰湾，使俄国的海军以及运输部队的船只不能从列宁格勒和喀琅施塔得进入波 罗的海。 　　 我们掌握了波罗的海的制海权，那就毫无问题，只要波的尼亚湾化冰後，就可以立 刻从中立国瑞典越过波罗的海得到矿砂的供应，这对我们的战时经济具有决定意义，通过 波罗的海，也同样可提供其他的瑞典商品。不言而喻，我们在俄国的东方战线也可以通过 波罗的海的海上运输得到人力、物力和武器的支援，我们的部队及其武器装备也可通过波 罗的海调回西线。 　　 1942年，几艘俄国潜艇成功地从芬兰湾侵入了波罗的海。尽管我们用水雷和其他封 锁方法封锁了芬兰湾，但并未能阻挡它们这一入侵。为了防止俄国潜艇的这种入侵，1943 年春，我作为海军总司令下令铺设一层通过海底的钢索网，这样芬兰湾就被完全封锁住了 。俄国的潜艇再也不能进入波罗的海。1943年至1944年9月我们的各种运输船只，无论是 矿砂船和其他商船，还是军用的运输船，都畅通无阻了。 　　 同样，新投入使用的德国潜艇和新型潜艇可以在波罗的海东部的安全区域以但泽、 皮劳和美美尔为根据地进行演习和试航。此外，为了准备作战而需要进行的重要活动在这 一海域里也不会受到任何干扰。 　　 可是，1944年夏天，我们在俄国东线的形势有了变化，中央集团军群的防线遭到了 俄国人的突破。 　　 为此，1944年7月9日，我们在元首大本营与希特勒一起举行了一次会议，商讨如何 设法改善我们战线上出现的严重局势。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莫德尔陆军元帅、弗里斯纳将军 、冯·格赖姆上将和我。紧靠中央集团军群北边的是德国北方集团军群。该集团军群保卫 着直至列宁格勒、并从列宁格勒北上直至芬兰湾的陆上战线。由此制止了俄国对巴尔干国 家的突破，并封锁了俄国进入波罗的海的通道。 　　 参加会议的莫德尔陆军元帅、弗里斯纳将军和冯·格赖姆将军都不同意像被迫撤退 中央集团军群那样撤回北线的北方集团军群，因为那次夏季撤退中的教训告诉人们，这样 做，不付出极大的代价是不可能办到的，因为敌人在夏天也有可能在公路以外的广阔地区 进行追击，他们能够追上正在後撤的德军，并切断他们的退路。因此这些军事专家们得出 结论，较好的做法是给中央集团军群的突破区继续增援兵力以阻止俄国的推进。会上希特 勒问我，俄军对广阔的波罗的海的突破会造成哪些後果。我在回答中指出说，在经济上有 决定意义的瑞典矿砂的运输很有可能中断，因为我认为瑞典人不会冒风险与目前正在波罗 的海的俄国人发生政治冲突。同样这也会给我们新潜艇的建造和训练带来严重後果，当然 ，还必须估计到，我们部队的运输也会受到干扰。 　　 因此我解释说，对於我们在波罗的海的制海权重要的一点是：最西面的阵地置於雷 维尔的东部，通过海上封锁就可能封闭芬兰湾。因此，这是北方集团军群能够撤退到最西 面的一个据点。但是，如果敌人能继续从南面推进到立陶宛和东普鲁士，到达波罗的海， 那末，雷维尔以东的北方集团军群的阵地对我们在波罗的海的制海权就毫无价值了。所以 ，整个问题的核心——撤回北方集团军群必须从属於这一核心——就是阻挠俄国人向波罗 的海突破。 　　 但是，情况却朝着另一方向发展。1944年8月，俄国人在里加湾附近进入了波罗的海 。海军部用已经作好战斗准备的大型战舰“欧根亲王号”、“吕佐夫号”、“舍尔号”和 “希佩尔号”组成了一支战斗队，从波罗的海出发配合陆上战斗以支持我们陆军作战。但 是这也无法防止上述後果的发生。 　　 俄国人一直推进到波罗的海的这种政治後果是严重的。1944年9月中旬芬兰投降。这 样，我们过去对芬兰湾的封锁就丧失了作用。俄国潜艇能在芬兰湾北部通过芬兰领海从西 面侵入波罗的海。尽管俄国的成果开始时也是微不足道的，但在政治上却发生了我们曾担 心的情况：1944年9月26日，瑞典停止了对我们供应矿砂。很清楚，这个中立国家在波罗 的海想尽量避免同俄国发生任何哪怕是极微小的冲突。 　　 在我们德国东线特别紧张的形势下，我们通过波罗的海的海上运输，对前线的供应 和相应的撤退来说就更为重要了。1945年1月12日，俄国人突破我们的东线，进入西里西 亚，後又抵达库斯特林附近的奥得河中段和法兰克福，这一局势对我们的海上运输威胁很 大。 　　 为了能在俄国人冲进之前逃出来，德国人从这一地区潮水般地涌向西方。这就给海 上的军事运输增添了额外的大量的运输任务，人们必须把这些难民从东、西普鲁士港口运 往西部去。 　　 人们在今天很容易提出这个问题：在1945年1月军事形势极为恶化的情况下，你为什 麽不在这最後时刻投降呢？对此只能这样回答：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比如说，我们 不能让德国东线的三百五十万德国士兵在寒冬日子里成为俄国的俘虏。就算俄国人发善心 ，但是要把这许多人接收下来给予照顾和安置，在组织上也是不可能的。这样，德国的被 俘人员就不得不露宿野外，他们的死亡率无疑会变得可怕。 　　 但是现在已很清楚，潜艇战对海军来说，已经不是主要任务了。这是由於上述训练 新潜艇场所的丢失，海军不可能迅速和大量地建造和使用潜艇，因此海军不再起任何决定 性的作用。这时海军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在跨海支援东线，把难民、伤员和士兵送回西方。 为此，我采取了相应的行动，尽可能地把海军从北海和挪威海域撤出，用来保卫我们在波 罗的海的船只运输。我要求希特勒把还可使用的商船归我管辖，因为现在海军必须把它们 的船只尽可能编入护航队，在战舰的保护下统一行动，从西到东，从东到西地往返行驶。 因此有必要由我来统一指挥海军和商船队。出於同样原因，我要求国家元首委托我对德国 北部调配全部的煤和燃料，这样我就能保证对舰队和商船队在波罗的海海上航行的燃料供 应。修理那些用於海上运输的船只，就成了造船厂的当务之急。 　　 这样，投入使用的舰队和商船队从1945年1月23日到1945年5月投降为止，成功地越 过波罗的海把总数达两百多万的难民、男女老幼、伤员和士兵运到了西方。这些航行是在 同英、美、俄三国的飞机和俄国的潜艇、快艇作战的情况下以及在布满水雷的航线上进行 的。尽管其中几艘船只被敌人击毁，船上人员的丧亡令人痛惜，但百分之九十的海上运输 船只还是安全地到达了西方港口。 　　 对这次拯救的成功，我只能感谢命运。 　　 美国历史学家把这次运输称之为现代史上最伟大的、极为成功的一次海上运输活动 。 三十二.1945年4月底希特勒引退後，什麽因素促使您接受了国家元首这一职位？ 　　 1945年4月，我们东部和西部的陆上战线的军事形势急剧恶化，英、美、俄三国的战 线愈来愈接近德国的中心。这就使人不得不估计到德国将会出现被分割成北部和南部两个 地区的这种趋势，面对这种情况，希特勒下令把北部地区置於我的领导之下。但是，只要 希特勒还在柏林，这个命令的行使权充其量不过是在北部的非军事区的范围之内，因为希 特勒想把军事领导权连同设在柏林元首地下避弹室的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继续掌握在 他自己的手里。四月份的头几个星期，希特勒打算离开柏林到德国南部地区去。可是在4 月22日他又决定仍然留在柏林的元首地下避弹室。我在德国北部非军事区的行使命令权生 效了。因此，我在4月22日至23日的夜晚驱车到荷尔斯泰因的普伦，进了我的新指挥所。 可是，军事领导权还在希特勒手里，他的国家机器仍然由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陆军元帅凯 特尔和参谋总长约德尔将军两人指挥。1945年4月底希特勒从柏林到了马克勃兰登堡的来 因斯贝格，为的是使参谋总部在俄、英、美三国包围柏林的情况下仍能充分有效地发挥作 用。 　　 因此，我又在1945年4月28日驱车从普伦到来因斯贝格，向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了解 军事情况。每条街都挤满了来自德国东部尚未为俄国人占领的那些地区朝西方逃亡的穷人 和难民的队伍。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坐着马车，有的坐着手推车，也有的不坐车辆 ，他们随身只带少量的在逃难途中维持生活的用品。 　　 我们乘坐小汽车只能非常缓慢地并且经常要离开公路穿过难民队伍向东驶去。我们 看到英美的驱逐机出现了，它们朝路上扫射。可怜的难民死的死，伤的伤。我看到一个在 公路旁边耕地的农民在敌机俯冲下来时，慌忙离开马和犁，扑到一条濠沟里去躲避。 　　 我已经解释过，在战争的最後几个月里，海军的主要任务是越海抢救难民。我竭尽 全力，务使这次海上运输尽可能地进行得又快又多。自1945年4月23日我被任命为德国北 部最高司令官以来，我立即把德国北部的非军事指挥权控制在自己手里，为的是能立即采 取各种措施，尽可能地加快陆上难民队伍的行进。在去来因斯贝格的路上，我亲自见到陆 上难民的不幸遭遇。这种难忘的景象使我看到了这一问题的极端严重性。 　　 1945年4月28日在来因斯贝格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召开的分析军事形势的会议上，我 马上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维斯杜拉集团军”已经不再可能持久地阻止俄国人向西挺进。 我也同样认识到，最近以来我愈来愈担心的事情即将发生，即柏林地下避弹室国家元首已 无法进行统一领导。尽管我的海军通讯部队的电话和无线电通讯同那里仍然保持联系，然 而被包围着的柏林地下避弹室要对德国形势作出判断，以他们的立场和观点来判断外界形 势，已是不可能的了。 　　 毫无疑问，这种情况非常容易产生混乱局面。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想首先讲一下 当时我们的军事形势，着重想引述一下德国投降後，根据1945年4月底的形势，我对我的 副官吕德·诺拉特海军少校所讲的话： 　　 “由於最後几个月的不断空袭，一切军工生产都下降到了最低限度。武器、弹药或 燃料的一切储备都消耗殆尽。交通运输完全瘫痪。在这种情况下，要对各种原料、产品、 粮食进行平衡或调配，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但至少也是极其困难的。 　　 “我们的西线陆军部队正在瓦解。在东方，东南线部队正在有秩序地朝南斯拉夫撤 退。在奥斯特马克，伦杜利克的集团军群正坚持着他们的阵地，舒埃纳尔的集团军群还没 有受到损失。但是，两个集团军群都只有供短时间使用的弹药和燃料。 　　 “援救柏林没有成功，估计柏林马上会被包围。我们在东线北部的集团军群正在向 梅克伦堡地区撤退，在东、西普鲁士的部队已经被俄国优势兵力所压倒，库尔兰战线仍然 坚持着。 　　 “德国海军打算同现有的商船队一起，从库尔兰和东、西普鲁士那里尽可能多地把 部队由海上援救到西方。 　　 “在德国西北部，东弗里斯兰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还没有被敌人占领。但是 ，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对付敌人在这些地区即将进行的、可以预料到的进攻了。 　　 “荷兰、丹麦、挪威以及比斯开湾港口、海峡群岛和敦刻尔克，仍在德国占领之下 ，此刻这些地区仍是稳定的。 　　 “德国空军只有极少的力量。由於缺少燃料，它们的战斗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整个军事形势清楚地表明，战争在军事上已告失败。由於对德国形势不能指望实现 政治上的转变，所以当德国东部战线和数百万难民已经西移之後，就必须准备根据相应的 方案尽快地结束战争，以便继续把这些人从东方拯救出来。 　　 对此，就需要有一个负责的发布命令的中央机构，一个统一的领导，这个领导能根 据一个明确的方案来执行这一任务，它的指挥权要为所有德国军事的和非军事的下级指挥 部门所承认和服从。 　　 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被大家公认的、负责的、发布命令的领导机构，就会引起混乱， 其结果将导致数十万人无意义、无目的的毁灭，因为许多地区将会出现自行投降的情况， 但与此同时也可能在同一地区发布坚持到底的命令，其後果将是军事纪律废弛，部队瓦解 和发生内战。如果没有一个发布命令的最高机构，那末，每一个人势必会根据他那狭隘的 地方的立场和他个人的见解去行动。对此，我只想举一个例子：1945年4月，汉堡区的国 社党负责人考夫曼曾竭力想同兵临汉堡的英国集团军群实行汉堡的特别投降。他一心只想 尽快地防止汉堡继续遭受损失和破坏。他没有看到交出汉堡就意味着让英国人获得易北河 东岸地带，从而会使敌人很快地占领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直至波罗的海包括基尔在 内的这一整个地区。他没有注意到，看来首先是他不懂得，这一切对於拯救难民会造成怎 样的後果。当我获悉他准备亲自向英国对手实行汉堡的单独投降的意图後，我就在1945年 4月30日给他发了如下一份电报： 　　 “1．在目前形势下，军事指挥官的主要责任，就是拯救德国和德国人民免受布尔什 维主义的统治。作战的重点显然是在东方。只有在军事上千方百计地制止俄国人在梅克伦 堡地区的推进，或者至少尽可能久地顶住苏联部队的前进，才有可能使德国人逃亡出来。 　　 “2．这样的逃亡只有敞开通往西方的大门，让难民穿过在雅尔塔商定的占领区界线 ，才有可能实现。如果现在易北－特拉弗运河被英国人封锁了，我们就会把七百万德国人 的宝贵生命断送在俄国人的暴政之下。 　　 “3．因此，绝对有必要坚韧不拔地保卫易北河阵地以对付西方的进攻。在执行这项 战斗任务中，物质上受到的损失将会在拯救德国东部的德国人的生命上得到千倍的补偿。 但不要超越范围去破坏港口或工业设施，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防止发生这种破坏。 　　 “4．对上述战斗任务无保留的支持，您和汉堡市就能为我国人民命运的战斗作出卓 越的贡献。” 　　 德国历史学家赖默尔·汉森在《第三帝国的灭亡》一书中就这两种不同的立场作了 评论：考夫曼首先关心的是他所管辖的城市和市民的命运。汉森接着写道：“与此相反， 邓尼茨却是从更为重大的战略整体着想。为了保证在俄国人入侵之前尽最大可能拯救东方 的德国居民，通往西方的'大门'就必须继续掌握在德国人的手里，但只有保住了汉堡－劳 恩堡防线才能使这扇大门继续敞开，过早地交出汉堡，就会破坏邓尼茨的计划，因而也就 不可能再把德国东部的难民从俄国人手里拯救出来。考夫曼是从他对汉堡这一地区负责的 立场出发来看问题的。在他认为毫无意义的事情，对负责整个德国北部地区的海军元帅来 说，意义却是十分重大。” 　　 从上述例子中，人们可以看出，如果缺乏一个统一的领导，那末不同的部门就会根 据不同的利己的观点采取行动，这样就会造成一种混乱的局面，这是完全可以意料得到的 。 　　 在这样一种混乱的局面中，敌人也将继续战斗，横冲直撞。由於还没有实行一种使 敌人对停止战争行动承担义务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投降，因此，譬如说吧，德国城市还 要继续遭受轰炸和袭击。 　　 如果在德国出现了那样混乱的局面，那末也会对我们所占领的地区产生反作用，而 首先会在荷兰、丹麦和挪威反应出来。那里的居民很可能认为起来反对德国占领的时刻已 经到来。如果驻紮在那里的德军起来制止这种暴动，那就会引起战斗和流血，而且将来会 使德国同这些国家人民的关系更加恶化。 　　 所以，我在1945年4月最後的日子里特别慎重地考虑了这一问题，即一定要立刻建立 一个有权威的德国领导，根据一个明确的方案结束战争。 　　 如果今天有一位历史学家根据其他形势或者不太了解当时上下级关系的情况而这样 写道：为什麽我不在希特勒尚未任命我之前的4月底就去夺取领导权，因为在一个国家面 临完全崩溃的情况下，人民是会服从任何一个夺得领导权并敢於发布命令的人的。那末， 我想对这种看法作这样的回答： 　　 1945年4月底，如果我没有受到当时最高领导的全权委任，就宣布说：“现在，我必 须说，你们得照我所说的去办。”那肯定有的领导人不会感到对我有服从的义务，更不必 说是希姆莱了。同样，敌国对“篡权者”这一行动会作出何种反应，也是值得怀疑的。如 果这个人提出一个连敌人也不起反响的投降建议，那末，这个人还有什麽用处呢？ 　　 可是在4月30日晚上，我的心情大为轻松，因为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当我18点左右 驱车从卢卑克重又回到普伦时，我的副官送来了柏林元首地下避弹室海军绝密电码拍来的 电报，电报全文如下： 　　 “邓尼茨海军元帅：元首任命您，海军元帅阁下，为他的继承人，以代替前帝国元 帅戈林。任命状现在途中。您必须马上采取适应当前形势需要的一切措施。鲍曼。” 　　 当我读完这份电报後，一块石头从我心里落下了。毫无疑问，我得马上接受这项任 务。因为现在我能够进行处理和试图制止这种可怕的混乱局面了。我还将尽最大可能把难 民、士兵和许多人从东方拯救到西方，并尽快地根据我的方案结束战争。 　　 至於我是如何去完成这些工作的，我将在下一个问题中予以回答。 三十三您是怎样着手结束战争的？您对此有些什麽方案？ 　　 我的政府纲领是很简单的。我愿意尽快地结束战争，但主要的着眼点还是在於把尽 可能多的人从东方拯救到西方。实际上这也是我在领导海军的最後几个月中所一直追求的 同一目标。但现在不同於过去几个月。大批的难民和东线的德国士兵已经离英美占领区愈 来愈近，他们也许还有可能在投降以前就到达西方，从而这个地区的战争有可能立即结束 。 　　 因此，我必须使我的投降方案适合於救人这一目的。我试图采取相应的步骤来打动 西方同我签订特别投降协定。对我来说，盟国自1943年2月以来就提出的全线投降的要求 ，在1945年5月仍然是不可能立即接受的。如果接受下来，我就不得不把至今尚在苏占区 的德国士兵交给斯大林。目前还在东方的那些难民也根本不再有可能逃回西方了。 　　 为此，我试图先让德国西北集团军群与蒙哥马利元帅领导下的英国人实行停战并谈 判部分投降。但是，如果我们已不能或已不必为了守住卢卑克和汉堡之间的大门而在易北 河畔继续作战，以便把正在撤退的大批士兵和仍还呆在梅克伦堡这块未来的苏占区的难民 拯救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英占区去，那末，对我来说，这就成问题了。 　　 向英国人部分投降的这一决定是我打算结束战争的方案的第一个步骤。1945年4月30 日晚，即希特勒任命我为他的继承人的电报到达後不久，我向共事多年的老同僚戈特海军 少将用以下的话概括了这一决定。他马上就将这些话写进了笔记本： 　　 “结束吧！这场英雄之战已经打够了。保护人民的财产，停止无谓的流血牺牲。为 拯救人们——士兵和平民——免遭布尔什维主义的统治而继续与东方作战。特别要考虑到 在梅克伦堡的难民、在勃兰登堡的温克集团军和在保护国 [ 译者注：指捷克斯洛伐克。 ] 的舒埃纳尔集团军群；要在易北河畔劳恩堡继续作战，以便让卢卑克与劳恩堡之间的 大门敞开。” 　　 只要易北河畔劳恩堡那里已无必要继续进行战斗，就可以立刻同蒙哥马利谈判投降 ，我在4月30日晚约请冯·弗雷德堡海军上将於5月1日从基尔到普伦来找我。我打算委派 他作为我方代表与英国司令谈判，并尽早地告诉他此行的任务。 　　 这是我在4月30日晚所作出的关於人事关系方面的第一项指示。至於其他人事安排有 以下几点首先应该提及的：4月30日下午，我在卢卑克希姆莱那里。他在那些尚未被敌人 占领的区域内还有充分的权力。与他相反，我在陆上是毫无权力的，因为海军已投入海上 作战，海军师团被派去帮助陆军制止俄国在东方的推进。在卢卑克的那天下午，我得到这 样的印象：当希特勒决定撤销戈林为他的继承人以後，希姆莱以为他将成为希特勒的继承 人。因而在希特勒任命我为国家元首之後，我感到首先有必要与希姆莱取得谅解。同希姆 莱合作，对我来说，是不太容易的。我的政治观点使我难以同这个纳粹警察头子共事，尽 管我还不知道他在集中营和屠杀犹太人方面所犯下的罪行。4月30日晚，我委托我的副官 打电话给希姆莱，请他当天晚上到我这里来。希姆莱拒绝了我的副官的邀请，於是我就亲 自打电话给他。他答应了，当天夜里12点钟左右他在六名武装党卫队军官的陪同下来到我 这里。看来他预料到在我们之间会发生什麽争执。海军作战部领导人迈泽尔海军上将也担 心我会同希姆莱发生什麽争执，他事先就派遣防卫汉堡的一艘潜艇上的全体士兵到普伦来 保护我，因为我在那里的营房里工作一直是无人警卫的。希姆莱跨进了我的工作室。在此 我想说一点历史事实：当时我把手枪放在写字台上一张拱起的纸下面，打开保险，准备随 时射击。我将当晚希特勒拍来的电报给他看。希特勒在这份电报中指定我为他的继承人。 他读了电报，脸色发青，然後站起来鞠了个躬，对我说：“请让我在您的国家里当个第二 号人物吧！”我明确地拒绝了他的这一要求。经过长时间的谈话之後，他没讲一句要反对 我的话就灰心丧气地走了。我松了一口气，尽管我不能完全肯定希姆莱是否还会反对我。 这就是我当晚所作的第二个人事安排。第三个人事安排是，我命令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长 官和参谋总长凯特尔陆军元帅和约德尔将军从来因斯贝格到普伦我这儿来。因为不言而喻 ，我必须不断地、清楚地了解军事形势，以便能作出正确的决定。 　　 第四个人事安排是，委托我的副官打听冯·牛赖特男爵的下落。这位德国的前任外 长与我相识多年，我想让他来担任我的政治顾问。但是，没有找到牛赖特。我拒绝了里宾 特洛甫的由他当外交顾问的自我推荐。这时，我就请迄今担任财政部长的施威林·冯·克 罗西克伯爵来我这里，提议他担任我政府的外交部长并代理帝国政府首脑。我把我结束战 争的方案告诉他。他请求让他考虑到5月2日，然後告知我，他愿意接受我的要求。後来证 明，我除了这样做以外，别无更好的选择余地了。 　　 这就是1945年4月30日晚我所采取的一些初步措施的经过，这些措施都是为了日後贯 彻我的意图的。 　　 5月1日早晨我收到了柏林帝国总理府发来的第二份电报。电文如下： 　　“海军元帅邓尼茨(元首密令)： 　　遗嘱已经生效。我将尽快到您那里去。在我到来之前，我建议您不要发布这一消息。 鲍曼。” 　　 我从“遗嘱已经生效”这句话中推断，希特勒已经死了。我认为“在我到来之前， 我建议您不要发布这一消息”这句话是不对的。相反，在这一消息还未通过其他渠道和以 其他不利的形式予以公布因而引起混乱之前，我必须立即就把希特勒已死的事实和我的继 承事宜告诉全体德国人民。我的主要目的是，无论如何要防止发生混乱局面。我首先担心 的是德国武装部队，因为德国武装部队在国家元首希特勒死後就不受誓约的束缚了。如果 这个事实以其他途径通知德国士兵，那末其後果可能是使部队土崩瓦解。 　　 出於这些缘由，我於1945年5月1日在一篇广播讲话中向德国人民宣布： 　　 “元首指定我为他的继承人。在这命运攸关的时刻，我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因而接 受了这一领导德国人民的重任。我的首要任务是拯救德国人，使其免遭向前挺进的布尔什 维克敌人的消灭。为此目的，军事战斗还要继续进行下去。只要英国人和美国人阻挠这个 目的的实现，我们也就不得不对他们继续进行抵抗和同他们继续作战。但是，在这样的情 况下，英美两国的继续作战已不再是为了他们本国人民的利益，而完全是为了在欧洲散布 布尔什维主义了。” 　　 对此，我於1945年5月1日向德国武装部队发布命令： 　　 “元首指定我为他的继承人和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我接受德国武装部队各军种的 最高指挥权，决心把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战争进行到正在战斗的部队和德国东部地区的数十 万户家庭能够摆脱奴役和毁灭为止。只要英美还在阻挠我们进行反布尔什维克的斗争，我 就得把战斗进行下去。” 　　 我要对德国武装部队说的话当然不止这些。在德国武装部队内部服从命令的义务问 题以及由於希特勒之死而产生解除誓约的问题，使我在1945年5月1日伤透脑筋。假如士兵 们以为他们的义务已经摆脱，因而可以回家的话，那末我想避免的後果——产生混乱局面 ——仍然要发生，而且会牺牲一大批人的生命；另一方面，面对前线绝望的军事形势和土 崩瓦解的陆军部队，要我通过士兵们的上级军官使武装部队的士兵作出效忠於我的正式宣 誓，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誓约问题缺乏自愿和个人履行誓约的法律 基础，那末我必须对这个问题采取必要的解决办法。因此，在5月1日，我在命令中告诉德 国士兵们： 　　 “我要求大家遵守纪律，服从命令。只有无保留地执行我的命令，才能避免混乱和 毁灭。今天谁要是逃避责任而给德国妇女和儿童带来死亡与奴役，谁就是懦夫和叛徒。你 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对於元首的宣誓效忠，从现在起就得对我——元首指定的继承人——效 忠。” 　　 随後到来的那些多事的日子表明，武装部队的将士们都无条件地服从我并执行我的 命令。 　　 在我同凯特尔陆军元帅和约德尔将军关於陆上战线的谈话中十分清楚地表明，库尔 兰集团军和在东、西普鲁士集团军群的残余已经面临绝境。但我知道，还应竭尽全力将这 些士兵从海上撤回西方。与此相反，还在德国东线最北部的维斯杜拉集团军以及仍然驻紮 在南方的第九集团军和第十二集团军离英占区和美占区的分界线已经很近了，因而估计他 们能在投降前得到西方的保护。 　　 在舒埃纳尔陆军元帅领导下东进捷克斯洛伐克的中央集团军群，看来情况有所不同 。由於这一地区辽阔，与美占区离得较远，因此我认为迅速撤回这一集团军群是必要的。 凯特尔和约德尔的想法则不同。因为他们担心从这条战线撤回部队，会使部队土崩瓦解， 并且必然会使其落入前後夹攻的敌人的手掌之中。因而我收回了根据我自己的意见而对中 央集团军群所作的相应指示，准备就这个问题与陆军元帅舒埃纳尔或是他的参谋长进行商 谈。其中一个接到了我的指示後，马上乘飞机到了我这儿。 　　 我所处理的其他一连串重大问题，那就是涉及还被我们所占领的地区，除了捷克斯 洛伐克，主要还有挪威、丹麦和荷兰。那时，这些地方还平静无事。可是，如果我们在各 条战线上的彻底失败暴露给这些国家的话，那末这些国家内部情况的发展将会怎样呢？这 是不言而喻的！无论如何我还得在这些国家防止暴动和任何流血事件。我要马上同驻在这 些国家的德国专员和在那里的德国军事首脑举行会谈，以采取相应的措施，使这些国家按 照我的意愿纳入投降区域。我约他们於1945年5月1日来见我。 　　 与此同时，我还使用一切手段把士兵和难民从海上继续运送到西方。陆地上的部队 和难民也同样试图尽快地到达英美占领区。 　　 5月2日，局势有了急剧的变化和发展。 　　 英国人在劳恩堡筑起了一座桥头堡。他们就在5月2日从这里发起进攻，很快便冲到 了卢卑克。这样一来，本来为从梅克伦堡地区逃往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去的士兵和难 民打开的“通往西方的大门”就关闭了。因此，我们在汉堡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 区的抵抗也就毫无意义。这就需要我们尽快地设法与陆军元帅蒙哥马利领导下的英国陆军 实行停战，着手进行部分投降。为此目的，我约海军元帅冯·弗里德堡到我这里来。但是 ，5月2日我们地区的公路遭到了英国驱逐机的连续射击，以致在那一天要与弗里德堡会谈 是不可能的了。本着相同的旨在着手部分投降的精神，汉堡的作战指挥官也接到举行类似 的投降谈判的指示。 　　 同时，我决定将我的大本营从普伦迁往弗伦斯堡。因为我十分关心尽可能长久地保 持行动自由。在英国人从易北河畔的劳恩堡向卢卑克发起进攻後，普伦就接近了现在为英 军占领的地区。这样我必须估计到，我在普伦随时都有被英国人逮捕的可能。 　　 傍晚时分，战斗轰炸机的攻击渐趋减弱。我约请弗里德堡於21时从基尔来莱芬绍高 桥。我在那里当着施威林·冯·克罗西克伯爵的面向他交代任务，要他设法与蒙哥马利就 部分投降一事进行接触，要他在谈判中提出连续海运士兵和难民的问题，还要求蒙哥马利 同意接受陆上的士兵和平民进入英占区。我派我最亲密的同僚瓦格纳海军少将陪同冯·弗 雷德堡前往。这位卓越的军官十分了解所有的过程和我的一切决定。 　　 在5月2日晚上的这次谈话後，英国战斗轰炸机又发动了进攻。飞机用前灯照亮公路 以便准确地袭击交通运输。因此，我们在返回弗伦斯堡途中，还不得不经常停下车来。直 至深夜2时，我们才回到那里。 　　 5月3日早晨，我特别担心空袭是否又会开始，担心在蒙哥马利那里谈判的弗雷德堡 关於停战的请求是否会获到成功。当上午一直保持平静时，我很希望这是弗雷德堡的谈判 所起的作用。 　　 我在5月1日约请的各德占区的代表，於5月3日陆续到达。中央集团军群来的不是冯 ·舒埃纳尔而是集团军群总部参谋长冯·纳茨默尔将军。他的观点与凯特尔和约德尔一致 。他还向我报告舒埃纳尔也有同样的见解：中央集团军群要是立刻撤回，就有被俄国人突 破和包围的危险。於是我就同意让中央集团军群暂时仍旧固守在捷克斯洛伐克东部。但这 个决定使我忧心忡忡，因为在今後几天里，在捷克斯洛伐克将会出现什麽情况，我们全无 把握。那里的德国专员弗朗克向我建议，策动这个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党，向美国要求投降 ，并请美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我同意弗朗克作相应的尝试，尽管我十分怀疑这一投降的 请求是否能够从根本上影响盟国肯定早已作出的有关捷克斯洛伐克未来命运的协定。弗朗 克即於当天回布拉格，但一去便杳无音讯。5月6日布拉格发生了暴动。 　　 同驻在仍为我们占领的挪威、丹麦和荷兰那些国家的德国专员和军事首脑谈话时， 我明确指示，避免任何与这些地区的民众发生冲突，直至过几天将这些国家成功地纳入我 们向英美投降的计划之内为止。 　　 一些德国专员向我建议，把这些国家作为进行投降谈判的抵押品。这一意见遭到我 彻底而又严厉的拒绝。像我们这样一个战败国，从这种抵押品中实在是捞不到什麽好处的 。 　　 5月3日，我接到了陆军元帅凯塞林从南方地区发来的电报。他请求我准许西南集团 军群投降和继续进行他们东南战线的停战谈判。我自然同意了，因为这同我的方案是并行 不悖的。 　　 在这多事的5月3日午夜前不久，弗雷德堡在同蒙哥马利会谈以後回到了弗伦斯堡－ 米尔维克我这里来。这次会谈的主要结果是，蒙哥马利没有拒绝部分投降，也就是说，没 有要所有战线实行全面投降。我如释重负。在我看来，我已迈出了第一步，同西方实行了 停战，还为把部队和难民从东方拯救到西方赢得了时间。 　　 此外，蒙哥马利在谈判中曾要求把丹麦和荷兰划入投降区域之内。我立即委托弗雷 德堡向蒙哥马利宣布，我接受这个要求。这样就有希望至少使这两个国家能立即确保稳定 ，避免任何流血事件。 　　 在与弗雷德堡谈判时，蒙哥马利另外还要求在投降区域内交出战舰和商船。这一点 对我来说是很困难的。因为这关系到继续在海上运送难民和部队到西方去的问题。原先我 一直以为，至少在波罗的海的船只继续开往西方是不成问题的。但现在，我只得让船上的 德国人——伤员、部队和难民在丹麦港口登陆。尽管为安排适当的临时住宿、给养和医疗 尽了一切努力，但由於在丹麦到达了三十万人而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然而我们必须承担这 些困难。 　　 我毫不犹豫地将投降区域内的战舰交了出去。如果说，这同所有国家古老的军人传 统相矛盾的话，那末，在当时的这种形势下，情况又当别论。假使我不同意蒙哥马利的这 个要求，部份投降就不会实现。由此而造成的後果将是德国北部重遭轰炸，使德国人包括 妇女和儿童也要受到损失。因此在同蒙哥马利签订的投降协定生效的情况下，把幸存的德 国战舰交给英国人，对我来说是满不在乎的。我向海军作战部部长发布了一项相应的命令 。 　　 我很快就从向英国人顺利投降的这件事中进一步得出结论：我让地球上各个海域内 的潜艇战於5月4日中午停止，旨在尽快地结束与西方的战争。 　　 5月4日我又派弗雷德堡作为全权代表到蒙哥马利那里去接受对方的要求，签署投降 书。5月4日晚上，我接到了弗雷德堡的报告，说事已办妥。向英国陆军的部分投降，包括 上述扩大到荷兰和丹麦的投降，於5月5日早晨8时超生效。 　　 这样，我们就感到如释重负。停战的第一步已告成功，无需把德国士兵和居民交到 俄国人的手里。 　　 弗雷德堡在蒙哥马利的司令部里签署了投降协定之後，又奉我的指示，飞往兰斯去 见艾森豪威尔，以同样的理由和同样的方式向美国部队实行部分投降。 　　 随弗雷德堡飞往兰斯去见艾森豪威尔的金策尔将军，於5月6日早晨到弗伦斯堡－米 尔维克来见我。他受弗雷德堡的委托向我报告，艾森豪威尔粗暴地拒绝了特别投降。他要 我们全线无条件投降；德国部队必须在原地彻底放下自己的武器，就地当俘虏。 　　 出於人道主义，我不能接受艾森豪威尔的这一要求。不然的话，我就得把东线的全 部德军士兵立即交给俄国人。我之所以根本不能接受这样一个要求，也是因为我知道，这 样的要求士兵们是不会执行的；部队不愿意呆在原地放下武器，也不愿意束手就擒，而会 乱作一团地向西方逃窜。因而我再次试图向艾森豪威尔解释我为什麽非要这样做不可的原 因。为此，我请约德尔上将来我处，授予他以下指令，要他飞往兰斯去见艾森豪威尔： 　　 “再作一次努力，讲清我们希望向美国部队部分投降的原因。如果您的要求象弗里 德堡那样遭到艾森豪威尔的拒绝，那您就提出附有以下过程的全面投降：这种投降分两个 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停止战争行动，但德国部队还可以移动。第二阶段才取消这种移动 权。您要尽量拖长这两个阶段之间的时间，无论如何要准许逃散的个别士兵进入美军阵线 。这样就可以使更多的德国士兵和难民逃往西方。” 　　 1945年5月6日，约德尔飞往兰斯。当天深夜我收到了约德尔发自兰斯的电报： 　　 “艾森豪威尔将军坚持要求我们在今天签署协定。否则，盟国阵线将予以封锁，任 何试图作个别投降的人将不准进入，一切谈判将予以中断。我看要末发生混乱，要末签字 ，此外别无出路。为此，请即电复，我是否可作为全权代表在投降协定上签字。如果可以 ，投降即可生效。双方将於5月9日德国夏令时间零时起停止敌对行动。约德尔。” 　　 艾森豪威尔又一次拒绝了部分投降。美国人没有理解已经开始转变的世界政治形势 。西方的战略目的达到了，但还必须达到尽可能多地占领德国领土的政治目的。譬如，艾 森豪威尔本应尽快地向东推进，抢前俄国人一步夺取柏林。但他没有这样做，而在易北河 畔停了下来。这种态度的後果今天已经尽人皆知了。最後，我还想对这方面讲几句话。 　　 我接到了约德尔这份电报之後，知道除了接受艾森豪威尔的条件之外，别无他法。 从5月7日到5月9日零时全面投降生效止，仍然还有四十八个小时可用来把士兵和难民救往 西方。我因此就在5月7日凌晨1时左右打电报给约德尔，要他在上述基础上宣布全面投降 。 　　 那麽，德国士兵的命运怎样呢？伦杜利克上将的南方集团军群的士兵成功地逃到了 美占区。但远离美国战线的勒尔上将的东南集团军群的情况则糟得多。在同南斯拉夫的私 下谈判中，勒尔试图为他的士兵争取最好的条件，尽管这样，今天我们知道，他们中间有 数万人已在南斯拉夫的俘虏营中死亡。 　　 美国的加文将军同意在德国北部让维斯杜拉河部队撤到英美阵线以内。同样，第九 集团军和第十二集团军也可越过易北河畔的美军阵线。 　　 在舒埃纳尔陆军元帅的指挥下的中央集团军群的士兵遭遇最为糟糕，虽然他们大批 人到达了美国战线。可是艾森豪威尔不同意其中大部分人通过美国战线，他们被美国飞机 驱集在一起，交给了随後赶来的俄国人。在战争结束时，尽管他们很勇敢地尽了自己的职 责，但他们多年被关在俄国俘虏营里，有的饿死，有的冻死。 　　 我们在这些日子里把多少人从东线救到了西方，根据现有史料确证，总共有一百八 十五万士兵，不过还有一百四十五万士兵当了俄国的俘虏。 　　 在这些日子里，还有多少陆上难民可以朝西方逃命呢？这就很难讲了，肯定有好几 百万。 　　 用船只从海上运走的人数，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1945年春天运走了两百余万人。 在5月11日－至17日这些日子里，还有十万零九千二百零五名士兵、六千二百八十七名伤 员，以及五千三百七十九名难民由返自东方的德国战舰和运输船只送到石勒苏益格－荷尔 斯泰因港口。例如，1945年5月8日那天，即投降协定生效前一天，还有四万三千人冒着俄 国人的炮火，从东普鲁士的黑拉半岛由船只运往西方。但大约还有二十万人在5月8日仍留 在这个半岛上。他们渴望人们把他们运往西方去，这些都没有得以实现。他们都当了俄国 的俘虏。有关他们的命运大都无人知晓。 　　 我还想引用一些历史学家关於这最後几天的评论文章。德国历史学家赖默尔·汉森 在他的《1945年德国的投降》一书中写道： 　　 “邓尼茨由此能在5月的第一周将东线的德国部队的一半以上即百分之五十五运过英 美战线。从苏联人手下抢救出来的德国东部和中部的难民的数字则无法精确统计。 　　 “历史学家关於邓尼茨的投降计划的执行情况及其结果的评论完全是肯定的。卡尔 ·迪特里希·埃德曼这样写道：'在邓尼茨的负责下，战争的最後阶段灵活地进行了投降 谈判，并在这样的处境里，争得了最好的结局。'米夏埃尔·弗罗因德也有类似的评论， 并称之为海军元帅的历史功绩：'在他掌握德国临时政府时，避免了全面的土崩瓦解。' 　　 “毫无疑问，他选择的由帝国政府统一指挥的、分阶段进行的全线投降步骤，应被 视为他的主要功绩。用统一指挥的方法来结束战争，使德国武装力量有可能有条不紊地向 战胜国投降，并使德军从战场以外的德占区如荷兰西部、丹麦和挪威和平地撤出来。分阶 段完成的投降就可能把一百八十五万德国士兵以及德国东部和中部的大批难民从苏维埃恐 怖下拯救出来。” 　　 至於艾森豪威尔在战争结束时的态度，1960年3月巴黎奥贝路出版的《政治与议会评 论》写道： 　　 “邓尼茨也说，艾森豪威尔是多麽固执地认为这是关系到尊重令人吃惊的在雅尔塔 所承担的义务问题。十五年过去了，这位司令该有机会来认识他所犯错误的程度吧！” 　　 1945年5月12日丘吉尔打电报给罗斯福的继承人哈里·S·杜鲁门，从这份电报中可 以看出，丘吉尔早在1945年5月投降期间，就对欧洲的未来忧心忡忡： 　　 “欧洲的形势使我深感忧虑。我获悉美国已抽调了一半空军到太平洋战场上去。报 纸上尽是关於美国部队大量撤出欧洲的报导。我们的部队看来也将依据协定而大大减少。 加拿大部队肯定要撤走。法国人是软弱无力的，很难起什麽作用。谁都可以看出，我们的 武装部队除了用以控制德国的微薄力量之外，将会在短期内从大陆上消失。 　　 “2．在此期间，俄国方面的情况如何呢？……如果英美军队撤走了，而法国军队的 作用还不值一提，如果我们还剩下若干师团，其中主要是法国师团，如果俄国也许决定留 下两百或三百个师团积极活动，那末，一、二年内的情况又会怎样呢？ 　　 “3．在他们的战线前面落下了一道铁幕。我们不知道内情如何。从卢卑克－的里雅 斯特－科孚线以东的整个地区来看，无疑马上会全部落入他们的手中。还须估计到包括爱 森纳赫与易北河之间的更广大的地区。这些地区已为美国部队所占领。我认为，如果美国 人从这里撤退的话，不要几个星期，这些地区都会被俄国人占领。 　　 “4．在此期间，我们的人民把注意力集中在一败涂地的德国所采取的强硬态度，而 在俄国人方面则很明显，可以随他们的意愿，在短期内一直挺进到北海和大西洋海岸… …” 　　 这就是丘吉尔在1945年5月间所担忧的事。可是现在已为时太晚。德意志国家已不复 存在，它已被分裂。东欧已控制在俄国人手里，至今依然如此。 =========================================================================== 这篇到此结束 剩下的问题就是关於战後审判以及对德国未来展望的题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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