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铁鹞子」器甲精利，但是在宋人的记载中，与密迩战地而能大批动员步战 的「步跋子」比较起来，却不时能见到西夏的铁骑战力不如其装备之犀利的评价。韩 琦和范仲淹曾连袂献策说： 「元昊巢穴，实在河外，河外之兵，懦而罕战。惟横山一带蕃部，东至麟、府， 西至原、渭，二千余里，人马精劲，惯习战斗之事，与汉界相附，每大举入寇，必为 前锋。故西戎以山界蕃部为强兵，…」[1] 而张亢说「西夏之兵虽器甲精利，其如战斗，不及山界。」[2]神宗也说「夏人所 恃以强国者，山界部落数万之众耳。」[3]《长编》的作者也写道夏人「苦战倚山讹， 山讹者，横山羌，夏兵柔脆，不及也。」[4] 实际上宋军被西夏铁骑震荡蹂躏的记录不算罕见，如神宗时的永乐城之战，「铁 骑既济，震荡冲突，大兵从之，(徐)禧师败绩，…使臣十余辈、士卒八百余人尽没。 」徽宗朝的何常说「平夏骑兵谓之『铁鹞子』者，百里而走，千里而期，最能倏往忽 来，若电击云飞。每於平原驰骋之处遇敌，则多用铁鹞子以为冲冒奔突之兵，…」[5] 看来宋人对铁骑突阵的功效是心领神会的，但对铁鹞子威力的认知与对其战力的评价 两者间的落差该怎麽调和呢？我们要再多观察一下西夏铁鹞子的战场表现。在仁宗朝 的另一场大败仗好水川之役中， 「(宋军的)(任)福阵未成列，贼纵铁骑冲突，自辰至午，阵动，众傅山，欲据胜 地，贼发伏自山背下击，士卒多堕崖堑相覆压，…」[6] 乍看之下似乎是夏人的铁骑奏功，但却经过了「自辰至午」四五个小时铁骑冲突 才冲得宋军「阵动」，这震动的时间久的有些奚窍。与三川口、好水川并列为仁宗朝 三大败之一的定川之役，则是：　 　　「未及阵，夏人引铁骑来犯，(赵)珣居阵西北，(赵)瑜亦在军中，战甚力。东壁 兵辄溃，中军大扰，珣拥刀斧手前斗，夏众稍却，我军复阵。」[7] 上面这两条资料中的共通处在於西夏骑兵来犯的时机：宋军列阵到一半的空档。 本来趁敌军未成阵而纵兵击之是兵家常识，但在上引文中显然宋军并没有因此一触即 溃，反而与夏人周旋甚久。如果夏军不是因为无能而不能一战破敌，那麽他们有意识 的施展铁骑或许为得不是一鼓作气击溃敌人节省时间，而是拖延敌人争取时间－－宋 军正在排阵的当头，同时也是夏军步兵成列的关键时刻；为使己方的步兵完成布阵， 夏军得先像范镇所说的「贼以铁鹞子束阵」[8]，然後才是步骑合力的决定性进击，形 诸於记载也就是「遇战则先出铁骑突阵，阵乱则冲击之，步兵挟骑以进。」[5]、「贼 始纵铁骑冲我军，继以步奚挽强注射，锋不可当」[9]等等的描述。 因此铁鹞子在大队行军时的位置不是在前头就是後头，侵略或撤退时的接敌位置 不同。所谓「入境则精锐在前，出境则精锐在後，…贼之师回，皆选精兵铁骑以为殿 後，行阵坚壮，势甚雄伟。我之追兵，缘路屡为铁骑翼张围裹，难以追逐」[10]是也 。 以上我们给出了「铁鹞子」「作战不力」的战术理由。排阵成列来场堂堂之阵的 会战之前掩护己方骚扰敌方当然有其必要性，但另一方面，这个理由不能解释为何夏 人不乾脆以骑兵决胜就好，反而还让手下败降瞧不起从自己国家腹里调来的军队。看 来单纯军事的解释无论是装备还是战术都是有局限性的，我们应该考察一下是否在调 动军人的积极性方面出了甚麽问题。 对一般的西夏老百姓来说战争的目的是甚麽？王尧臣说：「其远引而来，利在虏 掠，人自为战，所向无前。」[11]。由於国家基本上不提供给养，「每举众犯边，一 毫之物皆出其下，风集云散，未尝聚养」[12]，那麽相反的情况是，西夏的士兵也有 可能因为掳掠所得不足以偿付征战的耗费而怨对。韩琦和范仲淹就曾说过： 「元昊则悖慢侮常，大为边患，以累世奸雄之志，而屡战屡胜，未有挫屈，何故 乞和？虽朝廷示招纳之意，契丹邀通好之功，以臣等料之，实因累年用兵，蕃界劳扰 ，交锋之下，伤折亦多，所获器械鞍马，皆归元昊，其下胥怨，无所厚获，…」 在这种所费甚多所得甚寡，已经甚寡的所得又被统治者剥去一层皮的情况之下， 西夏境内的厌战情绪增温到了领导人难以驾驭的程度而不得不休战。反过来说，在战 争中大有斩获正是夏人参与战争的最大诱因之一，而这也是「河外之兵，懦而罕战」 的关键原因－－ 原来宋夏边境的战争中，能掳掠的不外乎牲口女子财帛。对於原来就处於这崎岖 山界的部落来说，虏获之物离自己家不远，比较没有行程的困扰；但对远道而来且要 横渡荒漠的人来说，他们根本没多少可以从战场上带回家的东西－－牲口还是人口还 是有脚可以自己走的，但除了骆驼之外，牛、羊、人怕是没多少跟得上大军、熬得过 严苛的环境。至於没有脚的财物掳获的再多，没有驼畜肯定是寸步难行。要说到以最 小体积蕴藏最大价值的货币吧，陕西延边根本是铜铁钱兼用的地区，而且军需浩繁时 大量铸造的肯定是铁币，劣币又驱逐良币，能得到的这类「通货」实在贱价的可以； 更别提北宋末年开始以铁掺锡铸夹锡钱，价值没增加多少，但这种掺锡的铸法会破坏 金属的延展性，不再能熔熔重铸，连收集来铸造兵器的额外价值也没有了[14]。 更别说与大部以步兵身分参战的士兵相比，能够远道而来、乘马机动的都是有相 当经济基础的殷实之家、社会上层人物，如范镇所说「铁鹞子」「以豪族子亲信者为 之」[8]，他们的作战意愿自然远远比不上那些可能一无所有、穷的只剩一条命的人来 得踊跃，赵翼所谓「兵富难战」是也[15]。(待续) [1] 《续资治通监长编》仁宗庆历四年五月壬戌段。 [2] 《续资治通监长编》仁宗康定元年七月癸亥段。 [3] 《续资治通监长编》神宗熙宁十年十月丙戌段。 [4] 《续资治通监长编》仁宗景佑四年十二月癸未段。 [5] 《宋史》〈夏国传〉。 [6] 《续资治通监长编》仁宗庆历元年二月己丑段。 [7] 《宋史》〈赵珣传〉。 [8] 《东斋记事》卷二。 [9] 《宋史》〈王尧臣传〉。 [10]《续资治通监长编》哲宗元佑七年十二月丁卯段。 [11]《续资治通监长编》仁宗庆历元年六月己亥段。 [12]《续资治通监长编》仁宗庆历元年十一月乙亥段。 [13]《续资治通监长编》仁宗庆历三年二月乙卯段。 [14]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上海人民，2007)，页303。 [15]《陔余丛考》卷四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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