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夺权时，中亚已经因为1916—17年间的饥荒、 帝俄军镇压反对徵兵而起的的叛乱、以及伊斯兰知识份子带动人民逐渐的政治化和强烈的 反俄情绪，已经处在深深的骚动中。布尔什维克党最初的支持来自塔什干，当地有庞大的 俄罗斯族裔的劳工阶级和一些穆斯林所组成的塔什干苏维埃组织。塔什干布尔什维克在 1918年4月成立土耳其斯坦自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Turkestan Autonomous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但是它对该城之外的区域没有多大的控制能力。 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宣布一些权利，让所有族群团体获得自决的权利。可能是布尔什维克 赢得所有非俄罗斯族群支持的最佳机会，宣言也给予穆斯林进行伊斯兰修行的自由。 然而，至少在中亚，自决的理论很快地变成被极端狭隘地定义。自决的权利并未授予给非 俄罗斯族群团体。的确，自决变成唯一一个阶级的权利，无产阶级（proletariat）－而 在当时的中亚并没有无产阶级。布尔什维克认知到自决的『权利』只有在不破坏大俄罗斯 的地位下才成立；俄罗斯族裔的无产阶级决定藉由推翻政府的方式脱离帝俄，但是非俄罗 斯族的区域并未决定脱离尚未出现的布尔什维克帝国。一位西方作家在1918年的塔什干写 下局势的结论：『布尔什维克的计画包括自决，而且穆罕默德的原生民族认为这一点包含 他们95％的多数。他们不久後就发现布尔什维克的自决并不是指土耳其斯坦。』 思想勃兴的短暂繁荣 尽管如此，革命造成激烈的政治辩论，而且当时在前俄帝国不同民族之间的大规模回响里 ，出现许多歧异的政治趋势和思想。（重要的是，他们许多思想与趋势在独立後，又再度 出现不同的形式。）中亚民族第一次发现民族主义，并且开始考虑到，在他们自有的氏族 与族群团体之间共同塑造出一个更大的共同体的利益。与伊斯兰复兴连在一起－当时也普 遍流行－这股民族主义的狂热也转变成许多心的政治运动。 泛土耳其主义被新派和其他都市知识份子采用。认为应该将中亚所有讲土耳其语的民族统 一成一个国家，叫做土耳其斯坦，脱离俄罗斯的控制并由伊斯兰的训诫规律统治。例如， 哈萨克人的奥达成立了阿拉什奥达 ( Alash Orda )，实际上是个政党，并在1917-1920年 间治理大部分的哈萨克草原。 阿拉什奥达的民族主义是同时反俄罗斯人和反对被视为是哈萨克族压迫者的族群团体，像 是乌兹别克族。同时，传统的乌里玛跟教士，他们曾经在帝俄的统治下获得权力，惧怕在 布尔什维克或族群所建立的民族国家中丧失权力。尽管如此，他们也将当时的混乱中见到 机会，并且要求成立一个由伊斯兰法统治的伊斯兰国度。 一些中亚穆斯林甚至拥抱共产主义。当时布尔什维克召集许多穆穆斯林组织参加在1920年 ，在亚塞拜然的巴库召开一场大型会议，穆斯林的代表提出的口号是『东方不是西方、穆 斯林不是俄罗斯人，他们要求成立一个穆斯林的共产党。当时提倡成立新穆斯林政党的最 重要提倡者是米尔．塞伊德．素檀．加里耶夫（Mir Said Sultan Galiev），他是一个来 自喀山的鞑靼记者兼作家，曾加入布尔什维克并帮忙募集二十五万名穆斯林加入红军，与 仍在中亚和高加索肆掠的帝俄（白）军作战。加里耶夫相信这是一场中亚的民族之间的斗 争而非阶级斗争，而且只有一个穆斯林共产党和军队，才能制衡俄罗斯沙文主义。他试图 说服布尔什维克，即马克斯主义和伊斯兰可以共存，只要穆斯林获得某种程度的自治。 布尔什维克容忍这类想法直到他们在1923年赢得与白军的战争为止。然後他们重新征服中 亚并实施一党统治。他们不只逮捕加里耶夫，以及每一个反对布尔什维克思维的人－穆斯 林共产党、新派人士、教士、氏族与部落领袖，以及像是阿拉什奥达党领袖这一类的民族 主义派。重新征服中亚牺牲了数千人的生命。在後续的事件里，像是史达林强迫实施土地 重新分配和集体化政策（在里面扫除游牧式的生活），政治整肃、和压迫伊斯兰，造成超 过数百万人死亡。 而在伊斯兰世界里的其他被殖民国家里，穆斯林与新政治思想斗，其中涉及到抛弃他们的 殖民束缚，并成立独立的穆斯林国家；在中亚则是一个殖民主义取代另一个。思想的分歧 在1917—1923年间，特别是辩论关於伊斯兰是否该演化成一个与共产主义、民族主义、泛 土耳其主义和现代主义等意识型态相互竞争的思想－这些都消失在布尔什维克的征服。结 果就是政治真空不久就被官定的国家政党，俄罗斯共产党（the Russian Communist Party）（布尔什维克党）（不久後改名为苏联共产党）（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中亚在未来七十年内被切断与外界的接触，苏联关闭它与土耳其、伊朗 、阿富汗、以及之後与中国接临的边界。直到1980年代末期实施重建（perestroika）政 策，开始开放部分被关闭的管道，中亚没有学习到塑造二十世纪的政治思想，包括伊斯兰 思想的发展与跨越边界的政治运动。当独立最後在1991年来临时，从意识型态的语言来讲 ，中亚依然停留在1920年代。今日的中亚危机直接关系到政治与意识上的成长迟缓，这是 共产党为了确保他们的权力，在1923年和之後的时代所造成的结果。 然而在农民与劳工阶级之间并未反对苏维埃化的发生。1918年2月，一场由教士和氏族阶 级领导的叛乱结束。第一场巴司马奇的叛变，其中包含许多远及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 的所有区域的独立族群团体。这些穆斯林团体为了许多原因而战：圣战、伊斯兰法、土耳 其民族主义、反共产主义。零星的战斗持续到1929年，巴司马奇的诸多领袖仍被区分成氏 族与部落的忠诚，而且从未发展出一个统合的领导结构或意识型态。这些奇异削弱他们的 反抗苏维埃的能力，虽然个别的领袖和集团持续进行他们的叛乱超过十年。穆罕默德．古 尔班．朱耐德．汗（Muhammad Qurban Junaid Khan），是个属於约穆特（Yomut）部族的 富有地主阶层，被指派为土库曼诸部族的最高统治者，他如英雄般的抵抗持续到1927年被 迫流亡阿富汗为止。巴司马奇的叛乱获得英国人的支持，他们认为它能削弱苏维埃权力， 并从印度派遣骆驼商队，运送武器与军火送给巴司马奇。 最後一次的巴司马奇叛乱最终在1929年的塔即刻斯坦被消灭。许多巴司马奇领袖、数万名 乌兹别克族、塔吉克族与土库曼族支持者，全都流亡到阿富汗。巴司马奇叛乱的思想在五 十年後激发出更多的火花，当时在阿富汗鼓舞了义勇军抵抗苏联红军的入侵。大竞逐的历 史自己也会重复，从过去的英国转变成现在的美国，他们藉由支持阿富汗义勇军的方式， 背後支持削弱中亚政权的秘密计画－希望引爆伊斯兰的动乱－并因此产生政治叛乱－在苏 维埃中亚。 对伊斯兰的压迫 当巴司马奇叛乱横扫中亚各地时，史达林决定扫除动乱的最佳方法是孤立这些叛徒。他频 繁地重绘土耳其斯坦的地图，将区域划分成五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不沿着地理或族群的 边界，似乎是以最有可能镇压异议份子的方式来划定国界线。 费尔干纳山谷被划分成分属三国所有，并且边境线切割氏族、村庄与族群团体。塔吉克人 拥有自己的国家，但是他失去自己的特色，他的国家并未包含塔吉克民族的文化与经济中 心－布哈拉与萨马尔罕－归属於乌兹别克斯坦。同时，许多居住在其他城市的塔吉克人发 现他们所属的国家是被其他族群团体所主导。土库曼人的共和国完全被俄罗斯人治理数十 年。这些人为的区隔变成今日仍困扰中亚的问题来源，包括数不完的异议份子、许多族群 冲突、边境与水源纠纷、以及基础建设缺乏等等。 1920年代晚期与1930年代的集体化，可能捣毁了伊斯兰的抵抗，其目标针对着无禁忌的哈 萨克族、吉尔吉斯族和土库曼族的游牧牧民。数万名哈萨克人与吉尔吉斯人在1930年代强 制集体化的年代，携带他们的家畜逃到中国。根据某些专家所言，哈萨克民族在迁徙、谋 杀、饥饿，或是其他因素而失去一百五十万人口－将近总人口数的三分之一。牧民宁可杀 定他们的家畜也不愿被国家徵收。哈萨克斯坦的总牲口数，从1929年的七百四十万头降低 到1933年的一百六十万头。许多吉尔吉斯游牧牧民已经在1924年，当红军前来普查他们的 羊群与畜群时逃到中国。一个欧洲的见证者记录五十万名吉尔吉斯人携带他们的犁牛、马 、骆驼、和羊逃往中国：『我在很远的距离就能见到骆驼队伍一列接着一列；牛车拉着整 个帐移动，逃离苏维埃官方…我不怀疑在当时我已经亲眼见到最後一列队伍的自由吉尔吉 斯人。』在1917—1927这十年之间，估计四分之一的吉尔吉斯人口死亡。 然而，苏维埃官方带来所有压迫，也实施许多进步性的改革，大众教育与健康照护的获得 、工业成长、机械化的农耕与灌溉方式的发展、以及通讯交通基础建设的形成，这些都让 中亚完全与俄罗斯整合在一起。当然，这些改善的重点是让中亚生产的原物料和矿物能够 流进俄国。所以中亚变成俄国工业的殖民地，而且在之後，它过剩的人口，以及数百万被 迫迁移到中亚的俄罗斯族人，让土地的耕种和工厂能够运作。 苏维埃巩固权力後，对中亚伊斯兰的修行发动惩罚性的消灭。共产党将所有宗教的实践视 为是『布尔乔亚的堕落』，而且已经在新的共产俄罗斯里强制取缔所有宗教。然而，特别 针对伊斯兰是因为它被视为是倒退而且反动的，而且苏维埃对它感到恐惧，见到它在巴司 马奇叛变的时代潜在地激发民族主义上和宗教上的抵抗共产党统治。他们将伊斯兰描述成 反动的、由教士领导的、并由英国帝国主义在背後支持的势力，试图削弱革命并阻止进步 与教育。 清真寺被关闭并转变成小型工厂，穆斯林的礼拜和其他仪式都被禁止，女性被禁止穿戴面 纱、儿童被禁止阅读可兰经。甚至集体化计画也拥有强烈反伊斯兰的内涵。1917年俄罗斯 帝国拥有大约两万座清真寺，到了1929年不到四千座仍继续运作，而到了1935年，向官方 登记的清真寺在乌兹别克斯坦只有六座，在土库曼斯坦只有四座，在哈萨克斯坦只有二十 座。数百万人民没有地方清真寺可以归附，经院也一起被查禁。 讽刺地是，局势在1941年希特勒入侵苏联後缓慢地转变。因为需要每个人为战争而努力， 史达林藉由设立四座伊斯兰精神理事会的方式讨好穆斯林－这个细心的安排让莫斯科能动 员，同时更完善地控制穆斯林人口。中亚与哈萨克的伊斯兰理事会设在塔什干；其他的设 立在俄罗斯的乌法（Ufa）（欧俄与西伯利亚），亚塞拜然的巴库（外高加索）和达吉斯 坦的布伊纳斯克（Buinaksk）（北高加索）。在战争年代里，中亚也获得大规模工业发展 的利益，史达林将俄罗斯工厂一砖一瓦地从前线撤离至中亚，远离德国的轰炸。 但是史达林也使用中亚作为其他整个族群团体的弃置地，当时苏维埃认为某些民族潜在地 同情德国。这些族群人口被大规模地从高加索和乌克兰强迫迁徙到中亚。在1944年2月23 日，史达林流放五十万名车臣人流放到中亚和西伯利亚，其中三分之一死於输送过程和流 放之地。当中亚各个共和国成立时，这些政策不久後更突显出区域里的族群紧张，造成今 日继续存在的问题。 一旦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反伊斯兰的压迫继续进行下去。甚至在战争结束之前，在1944年 5月，政府藉由秘密命令成立宗教崇拜事务委员会（Council for Affairs of Religious Cults）不久後变成处理伊斯兰与穆斯林的领导性国家组织。就其意义而言，苏维埃将伊 斯兰的法律地位从宗教降级成一个崇拜（cult）。莫斯科发动强大攻势削减伊斯兰的所有 文化与修行，甚至关闭所有清真寺。虽然在1955-1958年间曾出现一个短暂的解放期，在 尼金塔．赫鲁雪夫（Nikita Khrushchev）统治的时代下，史达林的某些严苛政策变得较 为开明，但不久後另一波扫荡跟着到来。 然而在1960年代，苏维埃试图采行新的方针。为了赢得广大穆斯林世界对苏联外交政策的 支持，莫斯科必须展现它对自己国内的伊斯兰容忍度，特别是在中亚。到来的新政策就如 其名，发展出『官方的伊斯兰』，并且政府在塔什干与布哈拉开设两个『官方的』经院， 教士在这里接受伊斯兰与苏维埃的研究。这些由国家支持的教士并被指派到向官方登记的 清真寺里服务。某些学生被允许出国（通常是到开罗的阿兹哈尔大学）深造。穆斯林的神 圣节日受到尊敬，而且甚至只有少数教士被允许到麦加朝圣（haji），并到中东参观其他 穆斯林圣地。苏维埃邀请外国穆斯林显贵要人到塔什干参观伊斯兰与社会主义如何相容并 立。 最後一次反伊斯兰的圣战是由米哈伊尔．戈巴契夫在他的重建政策下进行的『自由化』计 画，伊斯兰被视为是现代化的敌人，并在中亚族群团体之间产生反俄罗斯情绪的号召力。 戈巴契夫自己的反穆斯林观点受到中亚领袖的强化，他们恐惧人民中出现任何伊斯兰复兴 ，将会要求更大的民主与自由，对他们掌握权力摆出威胁。 伊斯兰走入地下 但是在整个苏联时代里，『非官方的』伊斯兰维持真正的信仰，即使它走进地下。未登记 的清真寺暗中勃兴；如果一座清真寺被当局关闭，另一座就会在其他地方兴起。据估计在 1945年，乌兹别克斯坦拥有六百座未登记的清真寺，塔吉克斯坦拥有超过五百座圣地，由 七百名未登记的教士服侍，在伊斯兰神圣节日里会集结一万人。人民在他们自己家里经营 经院，共同聚集祷告并在夜里举行宗教仪式，并且参观圣地与圣人的坟墓－将他们的参访 行动掩饰在共产党节日里。地下清真寺和经院出现在墓园里，在那里一起照料活人与死人 。 巡回的教士和托钵僧在各个区域进行宗教仪式，从他们参访的区域里获得募款而餬口。根 据估计，单是在1960年的塔吉克斯坦就拥有六千名未登记的教士。费尔干纳山谷也是巡回 教士的中心，他们将时间花费在跨越中亚四方逃避当局。山谷也藏匿许多秘密的家庭经院 ，孩童从中亚各地前来山谷就学。 苏菲的秘密结社，或称为塔里卡，为伊斯兰在这个时期的存活做出相当大的贡献，而且巡 回四方的宣教者增加苏菲的信众与声望。组织健全的苏菲结社秘密地出版宗教文献，其获 得广泛的流传。地下出版品（Semizdat），类似於苏联异议份子的着作在俄罗斯的地位， 大大地被西方和伊斯兰学者忽略。 即使在地方共产党里面，某些官员继续在重要节日－婚姻、生育与死亡－秘密地聘用教士 和苏菲举行伊斯兰的仪式。（在受过教育的哈萨克与吉尔吉斯都市居民之间则甚少与俄罗 斯人结婚，他们比较没有宗教意识）我曾在1981年，在费尔干纳山谷里的一个集体农场里 ，参加这一类的地下穆斯林婚礼。就如法律的要求，婚礼曾向地方共产党的办公室进行登 记，而且新郎在婚礼身穿白色礼服。但是当这对佳偶回到家里时，新郎改穿乌兹别克传统 民族服装，而且未登记的教士依照伊斯兰法庄严地庆祝婚礼。夜里秘密地宰杀一头羊，而 且每一个人都留在家里接受款待、跳舞和唱歌。婚宴在破晓时举行藉以躲避秘密警察－但 是乌兹别克共产党的地方官员也受到邀请，而且农场工人也受赠这一场传统婚姻宴席里的 炒饭（pilaf）。然後每一位都会回到工作岗位，假装就如同刚睡醒一样。苏联的法律禁 止嫁妆与聘金，但是男方家庭会获得珠宝、家具与羊群，而非现金。 女性也在保持伊斯兰存活上扮演重大角色。她们不仅是在家里维持伊斯兰传统与文化的领 袖，而且他们也秘密地服侍、清扫并修缮苏菲的圣地，民众会在假日聚在当地进行祷告。 我在1990年代曾参观帕米尔山上的许多苏菲圣地。我注意到地方村民款待这些为其修缮的 女性，他们曾在苏维埃的压迫的最糟糕的日子里付出庞大的尊敬与供奉。 莫斯科的苏维埃当局如非假装忽略在他们鼻息下进行的这一切，就更有可能是对於伊斯兰 在人民之间的散布和继续存在毫无办法。中亚共产党的地方成员本身就是穆斯林，他们确 定了解伊斯兰在地下的处境，但是他们保持秘密，不让莫斯科知道。部分来说，他们不希 望惹恼他们的公民与教士，但是他们也因为冷落俄罗斯人而感到莫大的骄傲。苏维埃从未 能够造成穆斯林世界与非穆斯林世界之间的隔阂，而他们却让俄罗斯人和中亚其他族群团 体之间造成如海湾般深远的巨大歧异。 伊斯兰在维持中亚各个氏族、区域与族群间的团结上，扮演相当关键的角色。当共产主义 开始摧毁这类过去的痕迹时，地方共产党－他们很多人是穆斯林－现实上是建立在区域与 氏族上的同盟。在乌兹别克斯坦，来自萨马尔罕、塔什干和费尔干纳山谷的乌兹别克族菁 英之间，传统以来的敌对状况，无可磨灭地继续出现在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内部，中央委 员会里的成员派任也衡量到区域间的势力平衡。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地方共产党 也在不同的派系（ordas）之间维持良好的平衡；而土库曼斯坦，三个最大部族在共产党 拥有壁垒分明的代表。在塔吉克斯坦，它的高耸山峰和孤立的村落、乌兹别克族和塔吉克 族的混居，造成氏族与族群团体的剧烈区域化。土地集体化变成一个大型农场并没有中断 这个过程；相反地，藉由雇用来自单一氏族或区域的农民的方法，集体农场变成强化氏族 团结的方式。 在重建政策下复苏的伊斯兰武装斗争 在1980年代中期，米哈伊尔．戈巴契夫总统揭露他的重建（perestroika）政策，带着它 的自由－或至少说较为自由－的社会和政治政策。这些并不包括放松对宗教实践的严格限 制，但是全俄罗斯所有人民的诠释都不一样，而且所有宗教都即刻地复苏。特别是苏维埃 的统治菁英（nomenklautura）都惊讶地发现，这个趋势首先出现的现象，就是伊斯兰在 中亚获利於这个政策，突然如爆炸般地出现。建造数千座清真寺、从沙乌地阿拉伯和巴基 斯坦进口可兰经和其他伊斯兰出版品，并在民众之间自由地发送，四处游方的教士变成在 集体农场和村落间带领公开祈祷的领袖。 当然，这次『爆炸』的最主要原因，即使在最恶劣的迫害下，伊斯兰从未曾消失过。苏维 埃越努力消灭它，它在中亚的散布就变成族群、区域以及宗教上的一种抵抗。但是外在因 素也在这个时期帮助伊斯兰的复苏。而且这些新的因素为中亚伊斯兰带来一种新的趋势， 一种至今仍为主流的－伊斯兰武装斗争的兴起。更重要的是，这股新的伊斯兰流派奠基在 中亚之外的伊斯兰世界的思想，而非中亚原生的传统伊斯兰。 在1980年代，数千名中亚人士被徵召加入红军，前往阿富汗与外国的义勇军作战，这些义 勇军在1979年就前往该国抵抗苏联入侵。中亚的穆斯林因此经由对抗与他们信仰同一种宗 教的人，再度进入的更广大的乌玛（umma，意指穆斯林的世界），而且许多人被他们对手 为伊斯兰的献身热忱所感动。来自中亚的红军士兵常因加入义勇军阵营而被捕入狱。当战 争继续进行时，它的视野变的更广，吸引了美国、英国、巴基斯坦和沙乌地阿拉伯和其他 对他们有兴趣的政党。 在1986年，美国、英国和巴基斯坦的情治机构同意进行一项计画，向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 克斯坦发动游击攻击，因为这两个社会主义共和国支援苏联红军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 1987年3月，阿富汗义勇军的组织越过阿姆河并在塔吉克斯坦对村庄发动火箭攻击。同时 ，数百名乌兹别克和塔吉克穆斯林秘密地前往巴基斯坦与沙乌地阿拉伯的经院研究伊斯兰 ，或接受游击战士的训练以期加入义勇军行列。这是美国、巴基斯坦和沙乌地阿拉伯之间 共同进行，从世界各地徵募激进的穆斯林，前往阿富汗作战的计划的一部份。在1982— 1992年间，来自四十三个穆斯林国家的三万五千名穆斯林激进份子与义勇军一起奋战。超 过一万名学生在巴基斯坦，由政府资助的经院里学习与研究。最终超过十万名来自世界各 地激进穆斯林直接与巴基斯坦人和阿富汗人接触。 但是不久後，这些穆斯林开始想像在阿富汗之外的战斗。在1980年代晚期，在巴基斯坦具 有领导性地位的迪欧班迪教派（Deobandi）的经院开始特别保留座位给中亚的激进份子， 他们获得免费的教育和居留。在很久以前，每一个迪欧班迪的经院都夸耀自己拥有许多秘 密抵达的中亚学生，他们没有护照或签证，而且都获得奖学金。这些学生开始准备一场更 大的战争；我在1989年在阿富汗遇见的乌兹别克和塔吉克激进份子，他们确信阿富汗的胜 利将会带来全中亚的伊斯兰革命。 他们获得训练的教派，迪欧班迪教派迪欧班迪教派（Deobandism）是一支在十九世纪建立 在英属印度的逊尼伊斯兰复古主义派。在许多其他逊尼派的分支里，迪欧班迪教派帮助巴 基斯坦、阿富汗、以及之後的费尔干纳山谷的伊斯兰驱向激进化。迪欧班迪教派憎恶什叶 派，并采取严格限制的角度看待女性扮演的角色，但是他们对逊尼伊斯兰最大的意识型态 贡献，是在二十世纪後半叶重新引进圣战的思想。圣战的概念先前曾被什叶派的伊朗在伊 斯兰革命中发扬光大。然而在1990年代，巴基斯坦的迪欧班迪教派设立的经院在教育神学 士领导阶层中扮演重大角色，而且圣战成为他们计画中的关键部分。但是迪欧班迪教派遇 到且符合其他中亚穆斯林的抵抗，甚至是其中的武装派别。迪欧班迪．神学士将他们的影 响力施加在新一代的伊斯兰民兵团体，他们後来成立了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尽管迪 欧班迪．神学士的意识型态在帮助IMU演化出他们自己的政治意识和圣战的概念上扮演关 键性角色，塔吉克斯坦的伊斯兰反对派却是则是受到在阿富汗的塔吉克族军事指挥官，艾 哈麦德．沙．马苏德的启发，他的伊斯兰模式密切地与塔吉克民族主义连结在一起。所以 乌兹别克．塔吉克之间的长期性分裂，与土耳其．波斯之间的对立，甚至在今天的中亚， 在培养新的激进伊斯兰意识型态的领域里，仍未结束。乌兹别克民兵被巴基斯坦．阿富汗 的激进主义所吸引，首先是古勒布丁．希克玛蒂亚尔，之後是神学士。塔吉克人则在阿富 汗的塔吉克出身背景中，见到他们想要采取的模式。而且巴基斯坦人和阿富汗人继续让自 己涉入将伊斯兰激进思想散布到中亚的事务里。 在阿富汗战争结束、苏联解体後，另一个在中亚开始寻找立足点的重要的逊尼伊斯兰派别 则是瓦哈比教派（Wahhabism）。严峻的瓦哈比教条是在十八世纪，由阿布杜．瓦哈伯（ Abdul Wahab）为了扫除阿拉伯贝都因（Bedouin）游牧部落的苏非教派，而在今日的沙乌 地阿拉伯所创立的一个运动。二十世纪的沙特王室采用瓦哈比教派作为国教，而在1970年 代的石油荣景後，沙乌地阿拉伯将散布瓦哈比教派作为外交政策的重要条款。虽然瓦哈比 教派最初在1912来到中亚，当时一个麦地那的本土教士，塞伊德．沙里．穆罕默德（ Sayed Shari Muhammad），在费尔干纳山谷建立瓦哈比的细胞，它那严格禁欲的教条－不 仅反对苏非教派还反对在圣地进行礼拜－因而从未特别流行，它与中亚的温和伊斯兰传统 不相容。但是在1980年代，当沙乌地的资金流进阿富汗义勇军里面的瓦哈比领袖，并在之 後流进中亚的瓦哈比领袖（他们许多人曾在沙乌地的经院求学），瓦哈比教派开始在这些 区域里加重它的角色。 他们的行径让中亚的许多问题更加恶化，各国政权因为他们短视的、暴君式的反应造成瓦 哈比教派的勃兴。例如在1992年，乌兹别克政府将任何可能跟随激进伊斯兰组织的人，或 是在他们的宗教信仰中带有部分的反政府情绪的宗教组织，一眛地贴上瓦哈比的标签。到 了1997年，政府贴瓦哈比标签的范围扩大到即使是在非官方清真寺祈祷，或是在私底下祈 祷或学习伊斯兰的平凡穆斯林。任何穆斯林只要与未向政府登记的带领祈祷领袖有关系， 或是教导儿童阅读可兰经，就会被当作是瓦哈比教派的信徒。今日的政府用瓦哈比的名义 削弱所有穆斯林信信仰者，将他们与瓦哈比的极端主义记录连结在一起。这类的乱贴标签 证明统治菁英缺乏对於伊斯兰的正确了解，让他们藉由将某人指明是瓦哈比教徒的方法， 让他们能够打压所有伊斯兰的活动。这也为该教派带来流行的神秘感，让穆斯林将瓦哈比 当作是被迫害的虔诚穆斯林，让这个运动克服了缺乏相容性的缺点并在区域里壮大。 在苏联衰败时期的中亚 在1991年12月12日，各个中亚苏维埃共和国的总统－哈萨克斯坦的努尔苏丹．纳扎巴耶夫 （Nursultan Nazarbayev）、塔吉克斯坦的拉赫蒙．纳比耶夫（Rakhmon Nabiev）吉尔吉 斯斯坦的阿斯卡．阿卡耶夫（Askar Akayev）、乌兹别克斯坦的伊斯兰．卡里莫夫（ Islam Karimov）和土库曼斯坦的萨帕穆拉特．尼亚佐夫（Saparmurat Niyazov）－齐聚 在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卡巴德（Ashgabat），讨论继续进行中的危机和因应之道。就在四 天前，俄罗斯的布里斯．叶尔辛（Boris Yeltsin）乌克兰的里昂尼德．克拉夫丘克（ Leonid Kravchuk）和白俄罗斯（Belarus，之前的Byelorussia）的斯坦尼斯拉夫．萧斯 克维奇（Stanislav Shuskevich）签署明斯克条约（Minsk Treaty）正式终止苏联的存在 并成立新的独立国家国协（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CIS）。斯拉夫国家 的总统在采取这个重大步骤之前，并没有询问过他们在中亚的伙伴。 当时我在阿什卡巴德机场见到这几位总统，当时是各相当寒冷、下雪的夜晚，我在相当短 的距离中察觉到他们的愤怒、被背叛、和沮丧的情绪。他们知道曾经依赖的俄罗斯现在已 经抛弃他们。从1991年8月发生意图推翻戈巴契夫的政变後，中亚的领袖已经变成站在最 前线的强硬派，需要保留过去在苏联的强大中心地位，尽管它现在已经消失。他们深深地 关注他们国家的安全、经济和社会福利－所有这些完全被俄国绊住－如果苏联解体後这一 切都会被摧毁。现在已经发生了。 到了会议结束时，中亚的领袖宣布他们的国家愿意加入独立国家国协。只要他们获得和其 他成员国完全平等的地位。事实上，他们恳求俄国让他们加入这个新组织十天後，在12月 21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almaty），成立一个新的独立国家国协，包含十一个 前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波罗的海三国和乔治亚拒绝加入）。所以三个历史性的转变都被 挤在一个世纪内完成，中亚人民被迫加入俄罗斯帝国、被迫苏维埃化变成社会主义国家、 并被迫重组成独立国家。唯一的差异是只有两个国家的过程是血腥的，三个是和平的。 然而，中亚国家领袖的心情是郁闷而非庆祝的。数百万的线状关系，从电力输送网络、石 油管线，到道路和军事基地，中亚国家都与俄罗斯连接在一起。他们的工业和农业都依赖 俄国的进口，他们的出口主要通往俄国市场。中亚的每一条国际电话线都通往莫斯科。这 些国家没有独立的武装军队，而且都是较贫穷的国家，像是塔吉克斯坦，依靠苏联的补贴 过活，现在这些都不见了。但是中亚领袖试图摆出勇敢的脸孔面对这些危机，要求成立中 亚共同市场和共同体，以拯救他们个别国家运作的恐惧。 获选来领导新国家的这些人都是深刻保守的共产党员，他们看待外在世界的观点倚赖莫斯 科。他们痛斥戈巴契夫的改革意图，因为其中任何事务不仅会削弱中央集权的政府，也会 威胁到他们的权力基础，并激发潜伏在他们人民之间的民族主义。他们许多都在苏维埃的 体系里成长并接受教育，甚至其中许多人不会讲他们的母语。他们的特权和晋级都依赖莫 斯科；他们的安全仰赖苏联红军，现在他们的撤离变成一种威胁；他们国家的经济依赖与 苏联的贸易；而唯一维持他们的是资金不足的社会制度，像是教育与健康福利设施，都仰 赖大规模的苏维埃财政援助。 中亚领袖对独立於莫斯科所感受到的恐惧，甚过於他们的民众感受到的欢迎。现在每一位 领袖面对的经营一个自治国家的繁荣，和处理通货膨胀、产生就业、经济成长、外交政策 和安全的问题。数百万名俄罗斯族人加重他们面对的问题，他们在所有五国内的军队、官 僚体制和经济部门都担任关键要职，并且开始迁回俄国。中亚国家爆发庞大的国家管理危 机。 但是这些领袖最惊恐的挑战是大众对於政治改革、自由表达、民主和伊斯兰的期望。戈巴 契夫希望开放苏维埃制度的意图让中亚暴露在新的政治思想和新的宗教趋势里。在这些思 想中包括西方式的民主，被俄国自由派采用并影响到波罗的海国家的独立奋斗；泛土耳其 主义则希望成立一个统一的、从土耳其连接到中国的土耳其国家；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 和伊斯兰基本教义派，其希望实施伊斯兰法。戈巴契夫无意间打开了潘朵拉的盒子，中亚 各国领袖迫切地想再度将它关闭。 他们这些人巩固权力的时间都不长。戈巴契夫在1985年3月获得权力，同时带来的是这五 个中亚共产党第一书记中，就有四个失去权力。每一个国家的领袖都享有将近二十年，不 被中断的掌权期，但是到了1986年年底，所有五国领袖若非死亡就是被逐出原有的权力地 位。这是第一次，也是最理想的机会，能够让苏维埃（俄罗斯人）更坚固地控制中亚，戈 巴契夫尝试将俄罗斯人装进这个权力真空里。这个计画并没有获得单方面的成功。 例如，在1986年12月1日，戈巴契夫以一个俄罗斯族裔的甘乃迪．柯尔宾（Gennady Kolbin）取代哈萨克共产党第一书记，哈萨克族裔的丁姆汗默德．库纳耶夫（ Dinmukhamed Kunayev），他自1964年起就统治哈萨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当柯 尔宾接任後几天内，在阿拉木图发生暴动并快速地散布到其他城镇。自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後，再度爆发反俄罗斯人和共产党的大规模公开示威，最终造成十七人死亡和数百人受伤 。民众抗议中赤裸裸的言论表达－以及权力－震撼了苏维埃的统治菁英阶级。科尔宾被哈 萨克族裔的努尔苏丹．纳扎巴耶夫取代。戈巴契夫更成功地将俄罗斯人放进其他中亚国家 的政府体系里（除了乌兹别克斯坦以外），但是国家领袖继续来自中亚族群团体。 中亚曾经被当作是苏联体制中一个平和、温顺的落後之地，它以一系列的暴力事件回应经 济恶化、族群紧张、和渐增的反俄罗斯情绪。在1988年5月，在阿什哈八德发生年轻人抱 怨缺乏工作的暴动。在1989年6月，在费尔干纳山谷发生乌兹别克人和梅斯赫特土耳其人 为了土地和房屋问题而发生打斗，造成十二个人死亡。在1990年2月，在杜尚别再次为了 缺乏住房的问题，发生塔吉克人和亚美尼亚人之间的血腥暴动。在1990年6月，在吉尔吉 斯南部的费尔干纳山谷东缘，乌兹别克人和吉尔吉斯人再度发生多次族群暴力。在一场族 群性的暴力冲突中，数百人被杀而且有几个农民的屍体被吊在奥什市的吊肉铁钩上。当苏 联军队抵达前往恢复法律与秩序时才终止这场暴动。在1991年9月，在费尔干纳山谷的纳 曼干（Namagan），由伊斯兰民兵组织发动另一场反卡里莫夫的叛乱。同时，在高加索， 亚塞拜然和亚美尼亚为了争夺纳戈诺．卡拉巴赫（Nagorno-Karabakh）这块领土而爆发战 争。最终造成三万人死亡。 中亚共产党菁英在苏联军队的帮助和莫斯科的支持下，设法恢复秩序，而且这些事件助燃 一旦独立到来时，将会随之带来更大的族群和经济冲突的恐惧。同时统治菁英感觉到被戈 巴契夫背叛的感觉，戈巴契夫在1988年决定将苏联红军撤出阿富汗－在这个决策过程中并 未谘询他们的意见。（当苏联军队在1979年入侵阿富汗时，他们也未获询问）不像苏联其 他地方的反战情绪随数千名士兵裹屍回乡而高涨，在中亚－至少在这些政权统治下－认为 战争对他们有利，因为区域的经济受益於苏联军队设立在当地的後勤基地。另外，统治菁 英也恐惧喀布尔的共产政权和伊斯兰义勇军之间夺权战争的结果他们的忧虑是对的－在 1992年4月，在苏联解体四个月後，义勇军攻下喀布尔。 中亚领袖在1990年遇到恶化的经济危机，当时食物价格一飞冲天而商店却空无任何消费性 商品，因为俄罗斯人的工厂拒绝在没有收到现金款项的情况下填补订单。因为俄罗斯也有 自己的经济危机，不再需要中亚的原物料，像是棉花和矿产，而且这些领袖不知道如何吸 引苏联之外的新买家，苏联的社会福利补贴突然被撤销，让这些政府无法支付薪水或年金 。然而中亚领袖甚至拒绝考虑以经济改革作为获得西方援助的方法。不像斯拉夫国家，中 亚没有具影响地位的改革者采用重新适应市场经济的经济计画。在1991年3月，哈萨克斯 坦因为一场煤矿工人的罢工而停顿，当时七万名工人要求付给他们拖欠七个月的薪水和年 金。 然而，在俄国流行的气氛是对中亚的公开敌视，区域曾经被视为是伟大苏维埃祖国的一部 份，现在则被视为在文化上、种族上、和宗教上都与俄国没有关系，而在经济上则被视为 是财政负担而非资源基地。副总理叶戈尔．盖达（Yegor Gaidar）抱怨俄罗斯对他们的援 助：『我们何不摆脱中亚这个被暴力撕烂的区域？他们跟我们又没有共享之处－至少我们 所有的宗教。』甚至因反对苏联政体而得名的异议份子亚历山大．索忍尼辛（Aleksandr Solzhenitsyn），他在一份拥有广大读者群的散文中主张俄罗斯只有在『摆脱软弱下腹部 的中亚这个繁重负担』之後才会强大。莫斯科甚至似乎不关心散落在中亚各国的庞大斯拉 夫少数民族，尽管俄罗斯族裔哭求保护。 1991年6月，当布里斯．叶尔辛在一场战役中推倒苏维埃帝国并助长斯拉夫沙文主义时， 当他获得60％的选票当选俄罗斯总统时，越来越多人发出这种情绪。整体来看，当叶尔辛 获得威胁整个国家的权力时，戈巴契夫花费了一个迫切的夏季，试图谈判出一个新条约， 莫斯科将权力下放给各个共和国并阻止苏联解体。当新的联邦条约即将在1991年8月20日 签署之前一天，莫斯科的强硬派设计出一场政变，寻求将国家权力稳固地留在莫斯科。政 变在几天後被击败，但是新的联盟条约已经死亡。 当其他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谴责政变时，中亚的立场却是相反的。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 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领袖都公开认同政变发动者是为了拯救苏维埃联盟，而哈萨克斯坦在 政变之後前两天并没有说任何话，只有吉尔吉斯总统阿卡耶夫谴责政变并调动军队进入比 斯凯克保护他的政府。当政变失败而且戈巴契夫凯旋式地回到莫斯科後，中亚领袖在自己 国内面对着重大的信任危机，刚萌芽的反对派政党要求他们辞职。这些领袖快速地转往重 申控制局势，现在跟随戈巴契夫勤奋不懈怠的领导，当戈巴契夫在8月24日解散苏联共产 党时，中亚领袖迅速地解散他们自己的共产党。然而在塔吉克斯坦，反对派在杜尚别开始 摆设反政府行列，他们在9月7日强迫塔吉克斯坦共产党第一书记卡哈尔．马汉诺夫（ Kakhar Makhanov）辞职－这一步带来六个月後的内战。 於是当独立在12月到来时，中亚已经深深地陷入危机里，领导阶层对未来感到无方向感与 恐惧感。然而人民对於中亚的独立却高兴地断定他们国家与民族认同，而且许多人希望他 们的领袖能收起他们的个人野心和猜忌，不仅是与俄国并驾齐驱，也能保障国内的安全， 并允许被危机打击的经济能获得发展。庞大的、但幼稚的公共期望是希望这些领袖能朝一 个经济共同市场、联合的安全愿景，以及外在世界建立合资企业的方向迈进。许多中亚知 识份子将这些步骤看成是唯一的道路，藉以抑制每一个国家蒙受到的大量问题。虽然这些 领袖最初发言批准这些计画，拥护中亚共同经济市场和加入其他国际性论坛的需求，他们 并不允许在公领域里发言或参加讨论他们国家未来的行动过程。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 坦甚至开始审查来自莫斯科的报纸和电视，其内容比他们国营的媒体还更加开放。 领袖们增加政治的压迫和审查，他们躲进个别国家建构的狭隘道路，他们只见到保护他们 自己的政治生命的存活。无法共同地处理迫切的经济与安全问题，他们无力解决渐增的内 部问题。同时，俄国加重中亚的问题。俄国将军队撤离他们的国家，留下无经验的地方军 队和少数的高阶土着官员。俄罗斯的经济计画者将他们的出口消费性产品和成品商品所索 取求国际性价格，并强迫中亚国家以他们以前苏联时代的低价位将棉花、矿物和石油卖给 他们。莫斯科停止所有贷款、援助和补贴，然後要求中亚国家以美元支付过去的庞大外债 。尝试打进外面世界遭遇到缺乏外交官、外语的知识、快汇的取得以及相关专业知识的困 境。中亚没有受过训练的资深内政公仆、专家和工厂经理，因为这些职位过去都被俄罗斯 人占领，而现在他们全部都离开了。 结果是全中亚面临剧烈的经济衰退，像是生活水准笔直下降、通货膨胀急速升高、失业率 攀升、和无法取得工业与农业需要的重要原物料。经济问题反过来加重地方的政治与族群 紧张，其提高各国之间的族群与边境纠纷。领袖们禁止成立反对派，严格控制媒体，并宣 布公开讨论与辩论未来的国家政策是非法行径。他们依靠人民在苏联时代被迫采取半休眠 的、卑屈奉承的态度、和政治上的不活泼，防止发生广泛的叛乱或抗议。将确保自己的政 治生命转变成国家政策，领袖们强迫在政治上积极活动的成分─知识份子、教士、新政党 ─就像苏联时代的伊斯兰一样，都被迫进入地下。而且就和伊斯兰教徒一样，所有这些组 织最终都变得激进化与暴力化。 当中亚的少数民主派人士看到俄国和波罗的海国家对他们产生政治启发时，许多年轻人看 着伊斯兰和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沙乌地阿拉伯这几个穆斯林国家来启发他们的新政 治意识。伊斯兰在中亚的快速复苏在过去几年内强化地方族群关系和反俄罗斯的民族主义 。它也提醒许多人他们曾在苏联时代失去的－而且他们又重新获得。 伊斯兰重新出现的速度引发菁英的惊讶，增加领袖们与人民之间的代沟，以及地方穆斯林 民众与俄裔民众的鸿沟。然而因为虔诚的穆斯林被迫转进地下，依赖巡回四方的教士和地 方性的礼拜以保持他们的宗教存活。他们没有以大众为基础的政党创立组织性的政治反对 派。统治菁英们不知道如何处理伊斯兰的复苏，更甚於解决政治和经济危机，或是处理他 们国家新出现的政党。 甚至当苏联解体前，就已经出现大量涌现的清真寺建筑。在1990年10月，吉尔吉斯斯坦出 现五十座新的清真寺，相较之下，前一年只有十五座而已；土库曼斯坦是三十比五；塔吉 克斯坦是四十比十七；而哈萨克斯坦则是九十比三十七。在一年後－1991年10月－每一个 国家都出现超过一千座清真寺，而且每一天都新开张一座新的清真寺。苏菲教派勃兴成长 。集体农场改建成地方性的苏菲圣地，快速地变成周末性的冥想、祈祷和举办派对与野餐 活动的人潮聚集中心，家庭中的年轻世代学习圣地的神秘的力量，并接受年长世代教导他 们苏菲的仪式，成年妇女设立家庭学校，她们在里面教导儿童正确的祈祷方法。 这股土产的伊斯兰复兴快速地被外来竞争者给激进化。可兰经、其他伊斯兰出版品、金钱 和传教士纷纷从沙乌地阿拉伯、波斯湾各国、巴基斯坦、土耳其和伊朗，以及其他穆斯林 世界的每一个人都试图为他们独特的伊斯兰诠释，在这个新的处女地赢得支持。这些传教 士将自己视为是前锋，带领被迫放弃信仰的中亚穆斯林回到伊斯兰乌玛的怀抱－以及他们 自己独特的派别信仰。 在一开始，中亚领袖阶层试图采取许多必要的装饰性变化，藉以适应新局势。除了政治改 革－查禁地方共产党并将他们自己再度打造成为社会主义者或人民代表，将共产党财产国 有化，并指派大使前往重要国家与外在世界建立联系－他们自诩为重新的穆斯林、在公开 演讲或内阁会议开会前朗诵祈祷文或可兰经文。但是领袖们依赖旧的『官方伊斯兰』清真 寺与教士网络，将伊斯兰复兴维持在控制之下，而且官方的伊斯兰没有钱或影响力；人民 误信它是因为它被视为是前共产制度的一部份。中亚领袖并不鼓励苏菲或其他形式的伊斯 兰复苏；最初他们甚至拒绝宣布伊斯兰的神圣节日是放假日。 国家也禁止伊斯兰的政治表达权，禁止任何政党促进伊斯兰的思想或意识型态。只有塔吉 克斯坦的政权藉由让获得人民支持的伊斯兰复兴党（Islamic Renaissance Party）获得 法律地位，来因应恶化的政治危机。在1992年，中亚各国的压迫性措施开始进一步鼓舞进 口的、资金充足的、来自区域之外的伊斯兰激进主义的思想，而地方性的伊斯兰运动则走 入地下，躲避警察的逮捕和骚扰。中亚各国政府试图封锁这些运动的接触－就像他们试图 扫荡中亚人民追求政治自由的行动，并开始封锁逐渐直言不讳的媒体－但是他们都太晚了 。武装伊斯兰的种子在许多区域里开始成长。苏联不见了，但是中亚的问题还要很久才会 消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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