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offrey Parker，另一个有名的「军事事务革命」论者，在他写的《军事革命》 一书中提到另一场发生在海上的军事革命。啊其实我只是觉得这一段看起来很过瘾啦 …译给大家看。译自The Military Revolution(副标题：Military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1500-1800), pp.82-114。 -- 告捷海上 「当今欧洲的情况是，」1760年代法国的首相(chief minister)雪赛公爵(Duke of Choiseul)写道，「大陆上的权力平衡必须取决於殖民地、贸易以及最根本的，海 权(seapower)。」一些历史学家争论道这在一个世纪前已经是个事实，甚至可以向前 追溯到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失败。但这样的意见也带出来了另一个问题，即，精 确的来说，在帆船时代，「海权」意味着什麽？在大部分的时候，它的意思很少超出 运送部队或贸易物资穿越将一个国家(或者其同盟国)分开的海域，运送到需要的地方 的能力，或者阻止敌国(及其同盟)作同样的事。没有半个现代早期的欧洲政治家将海 权等同於对所有海域的完全主宰，即「横行海上的强权以其驱逐敌人的旗帜，或者仅 仅允许敌人以亡命者的姿态出现。」──这个影响深远的定义是1890年，A.T.马汉(Mahan) 在其《海权在历史上的影响，1660-1783》提出的──因为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现 代早期国家的海军能力根本做不到这点。马汉毕竟是个单纯的海军理论家，为了成功 的指导一场海上战事，就像约米尼为着陆战所作的一样，尝试着找出和公式化「普世 原则」。他不是受过训练的历史学者。实际上，马汉曾这样说道： 「写定的历史会在『中心思想旁围绕着修饰的一群群次要的细节』；某些事实『 并不真的会被证据所妨碍』而被找出；而『学者对确定性的热情会在作决定时流於无 能』；以及『事实必须像部队一样善加集结』并且听命於『核心特质』。」 值得记住的是在《海权在历史上的影响》中完全没有关於火炮、帆具或者船舶设 计的讨论，因为作者不相信这些东西的改变会影响战略原则的运用。 一 不过马汉也将其议题转移到过去许多历史学家所忽视的部分上：在1490年代的「 地理大发现」和1840年代铁路蓬勃发展之间的时期确实是海权的黄金时期，在此期间 对关键战略海域的控制决定了欧洲和其以外的势力平衡。而这导因於现代早期欧洲海 上战事的一场革命，其重要性不下於在陆上所发生的另一场革命，因为它开启了欧洲 人在大部分的现代时期中、在几乎全世界的海域中的称霸之路。这个革命的中心，同 样的，也在於枪炮的使用，西方人在海上利用它们，配合上无情的技巧去控制或者摧 毁其海上的对手──从美洲开始，穿越非洲和南亚，直抵日本和中国。 这里搁下了一个绝大的讽刺，即现在已摆脱争论的，整个火器的发展渊源於中国 ──从发现正确的火药药方(现在认为可能早在九世纪初)开始，直到13世纪中期金属 管形火炮的成熟。大约百年後，当阿拉伯与欧洲文献首次提到铁火炮时，中国已经具 有复杂的铜铁炮兵器库，而图像与考古证据证明火炮被用於(可能是首次)命运多舛的 ，1281年忽必烈汗对日本的渡海侵略中。 这些早期的火炮运用使我们对於其完全契合於中国的海战传统这点不会感到讶异 。至少从八世纪开始，中国的战舰已经倾向於远距离投射火力的战斗方式而不是近距 离作战或登舰肉搏，而搭载投石器或抛石机的战舰是宋代海军的主流配备。舰载火炮 可以在1350年代明朝的建立者朱元璋的舰队甲板上找到；而北京军事博物馆收藏的一 门火炮上的铭刻表示其铸造年份是1372年，交由南京附近的「左水军卫」使用。它同 时也铭刻了数字「42」，显示当时的海军火炮已规格化。在15世纪早期帝国的每艘军 舰上必备50具各式各样的火器，1000颗弹丸，而且这可能是几年後七次深入印度洋的 舰队上的装备，在穆斯林郑和的指挥下，远航至摩加迪修(Mogadishu)与亚登(Aden)， 还包括一次对锡兰的侵略行动。到了1520年代明朝的军舰上仍然在使用枪炮，且在海 军舰炮的帮助下在屯门(Tunmen)击败了一支葡萄牙舰队，将欧洲人抓起来丢进大牢， 最後处决。(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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