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传媒 http://bit.ly/1GykQhk 知名战地记者彼得·阿奈特（Peter Arnett）撰写的回忆录《西贡陷落》 （Saigon Has Fallen），在越战40周年前夕出版，也将这场使美国陷入 泥淖、最终痛苦撤退的战争，再次进入当代阅听人的视野。采访经历涵盖 八二三炮战、越战至波湾战争的阿奈特，用一支被形容为「让各方都不爽」 的健笔，在越战40周年前夕重新审视了自己的采访越战经历。 越战结束至今已有40个年头，如今40岁以下者根本没机会经历这段历史， 40至50岁者对越战也难有清晰印象。高龄80岁的阿奈特出生於纽西兰， 是一位纽裔美籍的战地记者。他从越战开始采访战地新闻，并在1966年 荣获普立兹奖。他在八二三炮战时亲赴金门马祖采访，波湾战争时除深入 伊拉克，更成功专访到伊拉克总统海珊，他也是少数与前基地组织领导人 宾拉登会面的西方记者。 阿奈特的报导常对美国也保持批判立场，像是揭发越战期间美军曾对北越 使用沙林毒气、波湾战争期间则采访一座被美军宣称是化武工厂的奶粉工 厂。凡此种种，让美国国防部十分头痛。他在2003年接受伊拉克国营电视 台专访，判断美军的第一波军事行动将会遇到挫败，遭国家广播公司（NBC） 及国家地理频道开除，但包括台湾的TVBS、英国《镜报》、比利时民营电 视网等媒体马上与他签约，请他持续报导伊战新闻。 美联社近日刊出《西贡陷落》节录，作者凭藉着亲身体验描绘越战终局的 最後挣扎，风传媒特摘译如下： 炮弹的爆炸声听来像是凌晨4点的吓人闹钟，但我（译按：即作者阿奈特） 本来就醒着。等在西贡城（译按：1976年前南越首都西贡正式改名为「胡 志明市」）外的攻击者警告将会动手，苏联制130mm火炮的每发炮弹，都把 我饭店7楼住处的窗帘震的窸窣作响。当我伸手握住我的水杯，水杯跟我都 跟着震动。越战最後一个完整的日子才正要开始。 当我望向新山一（Tan Son Nhut）机场，街灯兀自闪烁。美国发动战争时， 这里曾被称为世界上最忙碌之处。如今机场却是从这一端烧到那一头，火焰 把天空照的鲜明如昼。 还有两个多小时才天亮，但现在看来却像是黎明初晓，我想这该是1975年 4月29日、亦即今早机场受到严重破坏的适当描述。在南越一场经历50天的 溃败後，北越大军的指挥官宣告胜利，并向首都挺进。南越曾经奋斗了20年， 想要保持一个独立自主、与西方交好的国家，但在其落败之际，北越将会为 这个美国的曾经盟友创造一道新的曙光。 看了机场的破坏情况後，我打电话给几条街外的美联社办公室，我同事 艾德·怀特（Ed White）接了电话。他和分社社长乔治·艾斯伯（George Esper） 为了跟纽约本部保持电传通讯，整晚没睡。 怀特告诉我，美国大使确认机场的损坏状况，跑道大概也不能用了。美方的 策划者向来打算用空运方式接走数以千计处於劣势的越南盟军，如今他们该 怎麽办？ 过了没多久天色更亮，我从饭店楼上的阳台清楚看见机场上空笼罩的浓浓黑 烟，简直像是裹屍布一般。几个同事也都看见了这一幕，我们所有人都清楚， 我们看见的是正在我们眼前开展的历史现场。 当天空明亮起来，我们看到了越南空军的运输机、加拿大哈维兰公司的「驯鹿」 （Caribou）正好从机场起飞。忽然间，飞机像是从中折断、爆炸一团火球， 残骸散落地面。这个可怕的景象让种人陷入沉寂，我们看见第二架飞机以相同 的方式起飞，然後遭受相同的命运，就如同第一架飞机一样，成为地面火力的 当然受害者。由此看来，任何人今天都无法从机场离开了。 在美国大使馆，大使葛拉汉·马丁（Graham Martin）仍搞不清楚状况，认为他 会像许多越南人一样在共产党到来之前撤离。他坚持要自己检查机场的碎石跑 道。在这场战争後，马丁可能会告诉我：「我们没办法亲自跟运输机一道，对 我来说这根本没有意义。我要自己检查、做出我自己的判断。我们可能让5千 或1万人离开。」 到了机场，马丁发现在燃烧建物之间有一条可用的跑道，但并不安全。他担心 重演过去在岘港与芽庄机场的大恐慌，数以百计的绝望民众跟军警大打出手， 因为他们也想挤上即将撤离的飞机。他告诉我：「我决定不冒这个险。我拿起 电话，告诉国务卿季辛吉（Kissinger）跟总统说，我们现在已经是方案四 （Option Four），要用直昇机接走剩下的美国人，以及尽我们所能地带越南 人离开。」然而马丁的紧急指示不知传哪去了，空运在接下来几个小时都没有 实现。 方案四是「常风行动」（Operation Frequent Wind）的计划之一，要将人员 大规模撤至停在外海的美国海军船舰。搭乘最後一班直昇机离开的乘客大部份 都预先规划，听取军方广播的讯息走人。西贡周围一共选定13个直昇机的登机 点，体积较小的UH-1 Huey从高楼楼顶接人，体积大得多的CH-53「海武士」 （Sea Knight）则在美国国防部所属建筑与美国大使馆的空地接人。 那些等待离开者包括一大群报导越战的各国新闻记者。过去一周有些人认为可 能逃不了，准备静观其变，但他们的政府希望他们能跟最後一批美国人一起走， 因为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我知道艾斯伯打算留下。他在这里待得太久，以致不 容他错过最重要报导的最後时刻。我也是，我发了讯息给美联社社长韦斯·盖拉格 （Wes Gallagher），向他解释我打从战争开始就待在这儿，所以值得冒险去 记录战争的最後时光。跟我们一道的还有麦特·法兰乔拉（Matt Franjola）， 待在越南好些年的美联社记者。艾斯伯也发了讯息给他的老板「请你重新斟酌」， 而盖拉格也准了。我们三人留下。 当我开车穿过西贡，我看到群众聚在十字路口吵个不停。现在约有几百万人住 在西贡，其中大部份都是最近才从乡下进城的难民。并非所有人都想离开，但 数十万与美国有关联的人相信，他们的生命在共产党到来後将受到威胁，因此 急於脱身。我开车经过西贡港，看到挤满乘客的小船顺流而下。 前CIA分析师法兰克·史奈普（Frank Snepp）在战後的一次采访中忆起当时： 「整座城市屏住了呼吸。我们一直害怕如果我们试图脱身，越南人就会对我们 施暴。但他们也了解到在最後时刻，我们是他们最後的希望。如果他们背叛我 们，离开这个国家的方法就不存在了。」 在接下来的可耻混战中没有人丧命，发狂的人们只是争先恐後离开越南，直到 今天，美国在越南的最後时刻在历史上依旧是一个不光彩的结尾。主要的危机 发生美国大使馆内外，这是一栋六层楼高的建筑、水泥格子围墙可以保持通风、 又可以挡下来袭的飞弹。 当直昇机在那个沈闷的下午出现天际，准备接走那些预先被挑选者时，人潮开 始蜂拥而至。估计约有1万名绝望的越南人涌向大使馆，猛力推挤好更靠近铁门 与高墙，当他们挤到前头，便开始奋力攀越外墙。面对叫嚣抗议与辱骂的美国 海军陆战队设法控制场面。 我在那天傍晚为美联社发的报导是这样开头的：「10年前，我看着第一批美国 海军陆战队士兵来这里援助越南。他们在海滩上受到穿着白色丝袍、戴着花环 的漂亮越南女孩欢迎。10年过去，星期二我看到的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引导着美 国人离开南越。」 「他们跟10年前的年轻人一样看来整洁体面，但是越南人却不一样了。那些没 办法挤上直昇机的人—还有他们背後的数千名群众—跟试图扞卫降落区的海军 陆战队员叫嚣扭打。」部分越南人跳到高墙与铁丝网上，但还是被海军陆战队 挡下。 当时有许多不同的信号与有问题的决策。在傍晚之前，13个指定撤离地点中有 部分根本没有任何直昇机前往接人，让许多最危险的越南人任由正在进城的共 产党摆布，其中还有不少人为CIA工作。 史奈普那天晚上在美国大使馆，他後来告诉我，「美国人因为那天在西贡的疏 漏之罪遭受批评，但那天真正的英雄是在人群中挤出一条路，冒着生命风险把 他们的朋友送上直昇机的大使馆官员。如果美方在战争的最後时刻挽回了任何 荣誉，都是因为这些年轻人在撤离时刻干了些活，而大使与他的助手却只是在 大使馆里一事无成，只是设法搞清楚到底哪里弄错了。」 雨季就快要降临西贡，而北越也跟着同时到来，不过北越的这场攻势一开始就 是跟天气赛跑。他们知道发动大规模攻击所需的重型坦克与火炮非常容易陷入 泥泞。在美联社办公室所在的伊甸大楼的湿滑屋顶，我在雨雾之中看着直昇机 的黑影来来去去。 接下来在4月30日的早晨，美国大使馆必须破坏其所有的通讯设备，为最後的撤 离预作准备。 马丁在他认为应该要对其负责的人都撤离之前拒绝离开。大约早上5点钟，一位 年轻的直昇机驾驶到他的办公室，交给他一份写在本子後面的潦草笔记。马丁 後来告诉我：「我永远忘不了这件事...上头写着...『美国总统指示马丁大使 坐这架直昇机离开。』」 大约早上7点半，另一架直昇机「海武士」在甘乃迪广场（後来很快就被改名） 上空低空盘旋，然後降落在大使馆的屋顶。我用双筒望远镜看见一队陆战队员 跑向一艘大船打开的舱门。这艘船快速穿越西贡，然後航向外海的航空母舰。 我终於了解海军陆战队是由詹姆斯·基恩（James Kean）少校指挥的维安人员 的一部分，在撤离的混乱中也暂时被人遗忘。 最後，直昇机发出的声响被人声鼎沸所代替。听见愤怒的叫喊声，我看到十几 个人在蓝山广场（Lam Son Square）为一张king-size的床究竟是谁的相互争辩。 对美国放弃的建筑物的掠夺已经开始。 法兰乔拉跟我在走回大使馆，我们在街上看见几具屍体，或许是被愤怒市民杀 死的小偷，或者是被盗贼杀害的人。我们看见大使馆外有一群人，态度与过去 几天的愤怒正好相反。他们笑得开心，相互比较劫掠而来的战利品。在大使馆 内，也有当地人边笑边拿长柄铁鎚试图敲开沈重的保险箱。 在大使馆後头的草坪上，我们在一堆湿掉的文件与坏掉的家俱中间，发现一块 刻有5位美军姓名的铜制牌匾，这5位弟兄是在1968年春节攻势对大使馆的攻击 行动中捐躯。我们一起把这块牌匾带回美联社的办公室。 艾斯伯坚持驻守办公室，如同他过去10年的大多数时候一样。他跟我们的翻译 在监控室听着西贡电台，翻译很快就大喊着：「投降，投降了！」杨文明总统 宣布完全投降；现在是正式投降了。艾斯伯赶紧给纽约发消息。 艾斯伯看起来非常憔悴，双眼满是疲惫。他好几天都没有离开办公室，现在他 决定在外头走一走。没多久他就回来了，脸色苍白不安。艾斯伯说当他走过蓝 山广场，一位看起来心烦意乱、穿着整套制服的越南警官向他走过来，这个人 後来被确认是副警察总监阮文长（Nguyen Van Long），他对着艾斯伯嘟哝着： 「结束了。」然後这位警官走到约莫10英尺之外，做了一个俐落的向後转，向 一旁的越南步兵纪念雕像敬了礼，然後拿起他的点45口径手枪。朝着自己的脑 袋就是一枪。有那麽一瞬间，乔治误以为他就是目标。他用颤抖的手写下了这 则报导。 法兰乔拉一直在街上晃。他回来时说他差点被一辆横冲直撞的吉普车给撞着了。 这辆车载满了欢闹叫嚣的年轻人，他们挥舞着苏联制的步枪。我冲下楼到Tu Do 大街听见引擎的嘶吼声，望向法国天主教的老教堂，看见一队俄国Molotova卡 车正在驶近。每辆卡车都载满了穿着军装的年轻北越士兵，当他们好奇地盯着 经过的高楼瞧，他们的绿色防暑帽也往後歪，这或许是他们第一次看见高楼。 几位当地的越南人站在我身旁，他们静观无语。我看见卡拉维拉（Caravelle） 饭店的房间伸出一面共产党的大旗。 我注意到一队南越士兵跑到街边，扒掉自己的军装，把武器丢到商店门口。我 跑回美联社办公室，当我爬上窄窄的阶梯时，我们心脏开始狂跳。在走廊上有 十几位越南邻居，他们抓着我的衣服恳求我救救他们。我挤进办公室然後望着 艾斯伯。 「乔治，」我大声叫着「西贡陷落了。打电话给纽约。」 我低头看表。时间是上午11点43分。我将刚刚看见的情况打了一份新闻稿，交 给我们的越南籍电传操作员、泰米。他读着这份文稿，然後惊慌地从椅子上站 起身。他看着门，我压他坐下、命令他送出我的新闻。他照做了，然後冲出办 公室，我们再也没有见过他。 大约中午前後，法兰乔拉跟我在街上走着，大批俄制坦克正在进城。当地民众 拥上人行道，他们对灾难的恐惧消失了。我走进国防部建筑的大门，一名南越 军官正在跟几名北越人交谈。他转身对我说「不准拍照」，我却继续拍着照片。 毕竟城里已有新的长官，而他们看来并不在意。 我遇见从总统府走过来的澳洲摄影师尼尔·戴维斯（Neil Davis）。他看见北越 的坦克撞进总统府大门，他说杨文明总统已经被捕而且被带走了。我回到办公 室，随後我们的特约摄影师跟一位北越军官及其助手也走了进来，他们表现的 和蔼可亲、十分健谈，对於我们提供的点心也表示感谢。 艾斯伯下午提醒我们国际通讯依旧畅通，我写了我对最後一天的看法。我先装 上电传纸带，当我写作时它拖曳至地。我把纸带装进发报机，它在机器中嘎嘎 作响。我写道： 「在13年对越战的报导中，我从未想过一切会像今天中午这样结束。我以为也 许会像在寮国那样以一纸政治协议作结。甚至是一场世界末日式的大战，让这 座城市徒留一片废墟。实际发生的却是全面投降，两小时後，在西贡的美联社 办公室跟一位全副武装的北越军官及其助手上演了一场愉快的会面—一杯温 可乐与一块走味的蛋糕？对我来说，这就是今天越战结束的方式。 纸带不动了。我按了几个键但是机器只发出了几个声响。我试着重做一次，依 然没有反应。连接西贡与纽约的美联社线路断了—没用了。新政府拔掉插头了。 我对着艾斯伯喊，「就这样了，乔治。结束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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