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s.yam.com/5bvGG 土城围棋老师猥亵12名儿童案，凸显被害人求助体制的二度创伤 https://i.imgur.com/SRkJ1m8.jpeg （摄影／黄世泽／示意画面） 从台北市立美术馆员工梁恩睿、台北市幼儿园毛畯珅案、苗栗直排轮教练吴宽原案、新竹 儿童体操「魟鱼老师」林观复，到新北土城围棋老师猥亵案，近年一桩桩的儿少性侵与猥 亵案件，不仅揭露亲切友善的老师与教练让家长信赖的形象背後，仍隐藏无所不在的危机 ，甚至当受害家庭在承受身心创伤之外，还得面对冗长且充满阻力的报案与侦办程序。 以土城围棋老师案为例，受害者家属从报案当下便遭遇重重关卡，历经14小时才完成初步 报案程序，受害幼童竟必须重复陈述高达15次相关案情，不仅加深创伤，更凸显性侵害被 害人进入司法体系中，承受的巨大压力。 事实上，我国在过去20多年来，持续努力建构友善儿少被害人的机制，如「性侵害案件减 少被害人重复陈述作业」、专门与儿童建立关系取得客观证词的司法询问员等；然而《报 导者》调查发现，这些为了保护儿少立意良好的制度，在目前的现实中却难以发挥原有的 理想，甚至造成二度伤害。 围棋课结束的傍晚，Amber（化名）带着9岁的孩子返家，路途上闲话家常，随口一问：「 今天有没有开心或不开心的事，想跟妈妈分享？」 孩子突然一反常态，神色紧张把妈妈拉到角落，低声地说「老师摸我这里」，同时指着自 己的裤子。Amber立刻意识到不对劲，耐心询问後才惊觉，孩子被搓揉重要部位，而且已 不是第一次。4年前初至教室学围棋，竟步入狼师陷阱。 开设围棋教室，就像是李庆彦精心设计的一场「对弈」。 他先把土城住处设为围棋教室，并在客厅、以及作为围棋教室的房间都装设监视器，再将 课程资讯张贴在「艺种课程」Facebook社团，主打小班制吸引家长，多年来累积了一定的 名气与口碑。 「当时是考量孩子适应状况，才刚接触课程，不想去大间连锁教室，」Amber回忆，「小 班制学生少，老师更能个别关怀。」她没想到，那所谓的「个别关怀」，竟成了孩子们孤 立无援的圈套。 休息时间、下课之後，李庆彦总会把孩子单独带到监视器前，录下一对一的猥亵画面。孩 子若不从，他就语带威胁：「你不给老师看，老师就不跟你好了。」这些性影像还刻意储 存在监视器外的3张记忆卡，庞大的档案藏着长达3年多──2021年4月24日起至2024年8月 31日──的犯行证据。 Amber无心的一句问话，意外掀开了围棋教室集体性猥亵案件。受害的不只是家中两名孩 子，以及同教室的另外10名学童。揭开真相後，孩子情绪不稳、行为退化，生活天翻地覆 ，家属们更在追求司法正义、社会支持的路上，再一次被冰冷僵化的体制，狠狠地伤害。 报案长达14小时，在体制迷宫中无助等待 Amber（化名）夫妇得知孩子受到才艺老师性猥亵後，光报案程序就花费长达15小时。他 们盼望体制确实落实「减述」程序，不因人力不足而影响被害人权益。（摄影／黄世泽） https://i.imgur.com/WRxKsCi.jpeg 报案前一晚，孩子满心期待能把老师做错的行为告诉警察，「把坏人抓到」。Amber为确 保报案顺利，先致电给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土城分局，详细述说案情及经过，电话那头的员 警保证「同仁都很专业、亲切」，随时前来即可。 然而，等到要出门的时刻，孩子情绪不稳开始哭，Amber心生不安，又打了一通电话确认 ，「 我们直接去就可以了吗？ 不用去妇幼队吗？不需要特别安排吗？」对方依旧相同的 说词。不料，一家人中午踏入警局时，员警刚问完案发地点後就改口，「事发是在金城派 出所的辖区，要去那里报案。」 於是一家人辗转到金城派出所，不得不再次从头说明一次案发经过，员警听完後回覆，「 这种案件严重程度比较高，可能要得去妇幼队。」为了严谨必须再跑一趟土城医院验伤。 就这样，夫妻俩带着受害的幼童，一站又一站地寻找愿意接住他们的地方。 从到医院验伤完，至妇幼队做笔录，完成所有报案程序，已经是隔天的凌晨2点，整整花 费14个小时。不只家长心力交瘁，孩子早已经体力不支，濒临崩溃： 「孩子心理建设不易，却不断在陌生环境奔波、长时间等待，增加身心压力。」 最折磨人的是──反覆叙述案情。本案中，光前端报案程序里，向不同的窗口揭露案件共 15次，包括警方7次、医院3次、社工3次、检察官2次。每一次陈述，都是对受害者的再度 伤害。 在妇幼队的笔录後，地检署传唤他们到侦查庭接受讯问。好不容易跟孩子做好心理建设， 承诺爸妈会陪在身旁，然而一到地检署，检察官拒绝律师与家长陪同孩子接受讯问。 Amber当场拿出地检署提供的「犯罪被害人权益告知书」，指出第4点明确载明「被害人得 请求信赖之人陪同在场」，检察官却不耐烦地大声说：「你不是有请律师？来，大律师你 拿这个去旁边，跟他（家属）解释清楚，就是不能进去！」 原来，父母能否陪同被害孩子接受侦讯，决定权仍在检察官，一旦「认其在场，有碍侦查 程序之进行时，不适用之」，就无人能质疑，家属只能接受孩子被单独隔离在侦查庭内（ 仅由社工陪同）。 刚好当日主责社工庭期撞期，另一位社工临时被叫来代班，和孩子并不熟稔。孩子当下惊 恐地看着父母，「你们都不能进去，只有我自己进去吗？」冰冷而疏离的地检署，无人愿 意弯下身子跟孩子解释发生了什麽事，不安与迷惘在他们心中如黑洞般扩大。 报案後才发现围棋狼师早有前科，再次凸显性侵儿童者高度再犯风险 此案的加害者李庆彦非首次犯案，但在家长眼中，在此之前他只是一个与你我无异、周一 到周五上班的普通上班族，出於个人兴趣和热诚，周末在自家开设儿童围棋教室。 负责受理该案件的新北市妇幼队队长刘家次说，「孩子来做笔录时，我去查李庆彦的素行 ，发现有猥亵幼童前科。」偏偏刑期、列管期、监控都已经完全结束，裁判书系统或任何 公开资料上，都查不到他过去犯行，仅於今年（2025）3月12日本案一审判决书上记载「 被告前已有加重强制猥亵之前科纪录，经法院判刑确定而於（民国）103年6月5日执行完 毕，却仍不思悔改」。 然而一切都已来不及。 此案再度严重反映出，我国对於性侵害儿童犯罪前科者高再犯风险下，前端预防的策略、 加害者身分的警示付之阙如，让一批又一批的儿童陷入魔爪，仍无任何系统化的监控机制 。国家不作为之下，家长托付孩童的教育、才艺与照顾服务，犹如一场赌注，只能自求多 福。 被害人报案完隔天，警方逮捕李庆彦并由新北地检署向法院声请羁押获准，经过半年审理 ，新北地方法院一审认定李男「强制猥亵或性骚扰行为，并以监视器摄录前述性影像」， 根据警方勘验其储存之性影像，李男共计对12名5到10岁儿童有64次犯行，宣告刑期总计 达571年1月，应合并执行有期徒刑22年。 重刑的结果看似伸张正义，但从案发至今，被害家属面对检警与社政体系多面向整合与串 联时，欠缺更细致的优化与处理，造成被害人感到被体制二度伤害。励馨基金会副执行长 王淑芬感叹： 「这起案子彷佛照妖镜，原以为台湾已经很完整的协助性侵被害人网络，竟然处处是漏洞 。」 Amber整理案件流程中所遇到困境的简报，横跨社政、卫政、警政及司法，希望为未成年 之性犯罪被害人发声。（摄影／黄世泽） https://i.imgur.com/ucBtjUq.jpeg 问题1：报案流程混乱，多数基层员警不擅处理性犯罪案件 民众遭遇性骚扰、猥亵或性侵害，想寻求帮助第一步往往从报案开始。Amber 一家人在报 案过程中却被迫来回奔走於多个派出所，只为寻求正确的协助与指引，凸显现行警政系统 在处理妇幼案件时，缺乏有效的单一窗口与了解妇幼案件的明确流程。 特别是在第一线接触的派出所员警，常因缺乏足够的性别敏感度与专业训练，无法即时提 供正确的报案程序，像是性骚案件全由派出所处理，不过12岁以下及心智障碍的性骚及猥 亵案则由妇幼队受理。长年在妇幼队的刘家次说，「新北市有7,000多名员警，妇幼案件 特别专业、敏感，一般员警不可能对每个作业程序都非常了解。」 这样困境确实存在，国内研究结果同样点出，基层警员对妇幼等性犯罪案件的熟悉度不足 ，已影响案件处理品质。这使原本就处於脆弱状态的受害者，在制度面前再次受挫。 此外，绝大多数民众初次在跟警方沟通时，对於「性骚、猥亵、性侵」专业用语并无法准 确定义，然而不同侵害程度会影响後续警方受理作业。以此案为例，家长一开始报案时提 及「性骚」，初步受理的警员未能意识到案情实际严重程度，按一般派出所处理流程，未 第一时间转到妇幼队，衍生出後续家属疲於奔波的事件。 刘家次分析，理想顺畅的流程是：一开始打电话谘询时，警方若能够与家长清楚厘清被害 情节，（这类严重案件）直接转由妇幼队受理，就能事前安排明确笔录时间避免久候。但 实务面确实有挑战，他解释，「话务人员的案件非常大，不可能每一个案件都非常深入了 解。」 性犯罪案件受理流程复杂，新北妇幼队队长刘家次（左）分析，「新北市有7,000多名员 警，妇幼案件特别专业、敏感，一般员警不可能对每个作业程序都非常了解。」图为新北 妇幼队的值班台。（摄影／黄世泽） https://i.imgur.com/vdO8QuR.jpeg 问题2：现实跟不上理想，「减少被害人重复陈述」沦为形式 此案凸显出的第二个问题，是原先立意良好的「减少被害人重复陈述」，现实中却沦为形 式。 按照一般的刑事案件流程，性侵害被害人需先经过警局笔录、调查蒐证後，案件才会移送 至地检署侦办，检察官需再次传唤被害人重新讯问，厘清警方笔录是否不完备之处。然而 ，案件的重复讯问与调查历程的冗长，让被害人需再次回忆遭受性侵害时的情境脉络，可 能使其承受二度心理创伤，尤其儿少或身心障碍受害者，因此对此两类（以及其他申请经 过评估），会启动特殊的办案机制：「性侵害案件减少被害人重复陈述作业」（简称「减 述」），结合社政、警政、医疗、检察、司法等跨单位网络，尽量减少被害人重覆问讯。 简单来说，「减述」即是跳过警方作笔录的程序，由侦查案件的主体──检察官──一次 问完，被害人不用在检警、社工、医疗单位之间等待、重复叙述。 「它是台湾第一个针对性侵害被害人的整合性服务方案，」在此一领域已有超过20年的实 务与观察经验的辅仁大学社会工作学系助理教授锺佩怡指出，「减述」希望达到两个最重 要的效果： 「减少被害人重复的陈述案情，减少创伤；第二个是考虑到年幼孩子或心智障碍者记忆力 有限，第一时间及早侦办，能把证词或相关证据保存得更好。这其实是一套立意良好的制 度，可是过去十几、二十年来发现，执行上遇到许多困难。」 首先是目前检察官案量极高，难以随时进行「亲讯」，实务上常以变通的办法「传真指挥 」应对──也就是被害人在警局或妇幼队做笔录，警方将内容传到地检署，检察官针对笔 录内容给予意见、指示警方问案方向。如此状态之下，检警需来回联系、确认、补问，耗 费时间往往比通常的笔录时间还要长。 卫福部保护司负责性侵害防治业务的三科科长潘英美坦言，现行推动「减述」程序很辛苦 ，关键问题的确在於「检察官量能」。她解释，在儿童及心智障碍全部都适用「减述」之 下，检察官负荷吃重，有时候安排「亲讯」必须预约2到3周，绝对不是当下报案就能进行 。保护司正考虑以更细项的指标来衡量，把量能集中在重要案件──例如加害者一人犯多 起重大刑事案件、名人性侵案件等，期待够缩短亲讯及等待时间，让减述能更发挥实质的 效益。 「卫福部保护司很重视（减述）这个服务方案，因此对各县市家防中心都订有考核指标， 要求达成减述比率，但是实际上检察官做不到亲讯，几乎每个案件进减述後，都采用传真 指挥。满多实务工作者反映，因为需要让检察官确认笔录内容，被害人常在警察局等更久 ，并且也还是需要（轮流对警察与检察官）重复陈述，」锺佩怡解释，从以往的服务经验 与研究访谈中，都证实亲讯对於案件的掌握跟证据的心证才最能达到最佳效果，然而在检 察官案量庞大以及「减述比率绑考核」等双重因素下，「减述」的意义被扭曲成一种形式 化的作业流程，无法发挥原初设计的精神，「25年来都是问题。」 前新北市家庭暴力防治中心的资深社工S（化名）指出，「从社工的角度出发，我们当然 希望每一起案件都能进入『减述』程序，让孩子减少重述创伤经历的机会。」在实务执行 上仍面临不少挑战，例如不少员警认为「减述」过程过於繁琐，比起一般笔录得花更多时 间。S表示，当家属报案时，员警直接告诉家长：「做一般笔录会比较快，两者没有太大 差别。」结果在社工赶到现场前，家属已决定放弃「减述」；有时甚至社工抵达时，笔录 已经开始进行，错失启动程序的时机。 即便顺利进入「减述」程序，也有许多混乱的状况。S社工就遇过：「好不容易做完笔录 了，结果发现设备坏掉，没有录音、录影，流程须再走一次，笔录做超过12小时以上。」 新北市妇幼队去年（2024）一共受理126件减述案件，平均一个月就有10件。刘家次强调 ，「减述」程序就是「花时间」，平均一个被害人需要6小时。他解释，笔录前还有社工 讯前访视，由此判断儿童的陈述能力、认知功能，同时也建立彼此关系。 在执行细节的层次背後，「减述」难以达成稳定、一致的操作方法，很大程度的原因出在 ，这是一个横跨不同单位、不同角色的团队工作，但在卫福部保护司订立的作业要点里， 仅规范社工讯前访视与评估，对其他涉及的警政、教育、医疗、司法单位，只能以「应办 理下列事项」提出指引，缺乏法律授权要求其他单位如何横向连结。 当跨单位网络过度庞大，依赖不同专业者之间的「合作默契」，却无任何有效能将权责嵌 合在一起的机制时，难以确保其中任一环节松脱。就如土城围棋案中，家属在医院验伤的 过程被迫重复陈述三次案情（挂号、护理师、医师）、在报案历经14个小时後又要再被检 察官传唤到侦查庭重复讯问，原先制度设计的「一次性陈述」，在各地检署检察官标准不 一的执行方法下，被害人常要在诸多单位进行繁琐的多次陈述，带来更大的身心负荷。 问题3：消失的司法询问员？美国专业角色引入台湾，却仍定位不明 事实上，我国在20多年前发展出减述流程之後，持续参考英美等先进国家的模式，引入新 制度协助儿童性侵害案件。其中，有一个进入体制的新角色「司法询问员」：专门协助检 警或法院取得儿童与心智障碍弱势证人证词，确保其可信度。 当Amber与孩子们无助地等待案件侦办程序时，制度设计中应该最适合跟年幼受害人沟通 、协助後续调查的司法询问员在哪里？ 在初次令两名孩子在身心崩溃边缘的笔录调查过後，因为嫌犯在提讯时又吐露更多犯行， 警方通知家长，必须要带孩子第二次到警局补做笔录。「只要想到案件，他就一直哭，没 有办法把话讲好，我试着跟他说，『还有没有什麽想跟妈妈讲，或者是还没有提到的？』 他一开始说，『那还来得及吗？』我就说都还得及啊，你愿意说都可以，他就讲了很多， 我有录下来，可是没有用，还是要在关键的地点（才能作为证词），」Amber表示，求助 律师後，建议可申请司法询问员，这是她第一次听过这个专业头衔。 对此警方的反应不置可否： 「承办侦查佐说如果有需求，可以协助跟检察官申请，但他强调通常不会在这个（侦查） 阶段用到，因为经费有限，大多都要到法院端；再来效果可能没有那麽好，他表示通常妇 幼队会用一些小技巧，让小孩子说更多，但是司法询问员非常超然中立。」 两难的Amber问了主责社工意见，社工的回覆让她更茫然无措： 「妈妈不要那麽执着，孩子能说多少就说多少，你不要给自己跟给他压力，这些都没有关 系。」 最後警方多次强调「可能不一定会比较好」後，Amber打消请司法询问员协助的念头。 「这个制度引进到台湾後，产生很多水土不服的情况，」阳明交通大学科技法律学院教授 金孟华强调，美国司法询问员（Forensic Interviewer）机制的重点，是以一个客观、可 信的方式，让儿童在没有诱导的情况下讲出犯罪事实，在案件愈早期完成愈好，如果运作 得好，可以在案件初期确立儿童证词的可信度，对於後续追诉才有帮助；然而，台湾目前 大多在司法程序最後的法院审理阶段才用到司法询问员，「在司法程序当中的效能是打折 扣的。」 专研美国刑事法的金孟华分析，司法询问员要在第一时间、比警察侦讯还要更早阶段处理 才有用，「司法询问最重要的是避免诱导，如果今天这个儿童已经被问过数次，每一次都 是在增加错误记忆、修改记忆内容的风险，等到司法询问员真的接触到这个儿童的时候， 也无法确定讲出来的话，到底有多少是他原始的记忆。」 司法询问员在台湾实务上的问题不仅如此，虽然法条上称为「专业人士」，然而体制内并 无正式编制，多为上过培训课程者兼差，报酬不稳定、与儿童建立关系的经验难累积，种 种因素使得即使在法院审理端，性侵害案件使用司法询问员的比率仍偏低。在定位不明的 情况下，上过培训课程的检察官或警察，也可担任司法询问员的角色，直接面对儿童进行 侦讯。 长期受政府委任、开设司法询问员培训课程的台湾大学中国信托慈善基金会儿少暨家庭研 究中心执行长黄菁瑜解释，台湾当初引进是希望走向美国的专业角色，司法询问员本身就 是询（讯）问主体，「在美国，无论是性侵害或是儿虐，儿童被害人都会被带到真正的『 一站式』服务机构：儿童倡议中心（Child Advocacy Centers, CAC）接受医疗、心理照 顾还有侦讯调查；在CAC里面有温馨访谈室，司法询问员主责询讯问，警察、检察官、律 师等司法人员在单面镜後面观察，用耳麦与访谈人连线，同步确认法律上需要询问的细节 ，问出来的东西就会足够有证据力。但是台湾因为法规上的问题，如果不是警察或检察官 ，连社工问的都没有证据力，修法又需要时间，演变成现在执行方式比较『多元』──检 察官、警察、心理师等相关人员上过课程即可担任司法询问员，法条上也是写得满有弹性 ，是『得』（而非「应」）用专业人士。」 新北妇幼队的「温馨室」，未成年人或陪同家长在进行笔录前，可在此空间与志工、员警 互动与熟悉，建立信任。（摄影／黄世泽） https://i.imgur.com/6OpqZTn.jpeg 不过金孟华直言，警察或检察官只要上过课，突然之间「穿上司法询问员的外衣」，是不 合适的，因为两者的专业完全矛盾： 「警察跟检察官的工作带有特定的目标跟方向，可是司法询问员应该是中立而不带偏见， 即使花很多时间依然问不出任何东西也没关系，宁可问不出来，也不能诱导孩童。可是检 警要做到这样子（不诱导讯问）非常困难，这是目前在实务上有点敏感，少人提及、但是 很大的问题，会让问出来的证词令人存疑。」 侦查佐向Amber提及的「妇幼队小技巧」，且明白指出司法询问员「超然中立」、「不一 定有效」，具体而微反映出，第一线人员仍仰赖长久以来习惯的办案经验，专业人士几无 协助侦讯、遑论取得客观证词的空间，这套理应在最前端就开启的专业方法，就跟减述流 程一样徒具形式，偶尔出现在司法末端的陪同儿童接受法院讯问与交互诘问，未能在第一 时间真正帮助到脆弱的年幼被害人。 问题4：社工高案量服务有落差，盼服务再细致化 案发至今，Amber仍难掩自责。她担心事件已在孩子心中留下阴影，急切希望为孩子安排 合适的心理谘商，尽早抚平创伤。现实却让她一再碰壁，「孩子常常没有理由一直哭，我 已经安慰他到自己要被榨乾，希望社工赶快派出心理师，但不知道案件量太多、还是专业 度不足，一个月迟迟不能安排出合适的谘商师。」 面对家属焦虑与无助，新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主任许芝绮说，家长反映希望能 有更多可选择的合作谘商师名单，她解释，「不是每位持有谘商师执照的人，都能处理家 防案件，还必须考量其专长是否符合，例如是否擅长处理青少年、亲子或性相关等议题。 」家防中心会努力在专业媒合上争取更多弹性空间。 在冗长的司法流程中，社工是被害者最有力的陪伴者，当社工手上案件量多，可能未必每 一件都能尽善尽美，造成受害家庭期待与实际支援之间的落差。新北家防中心负荷量确实 高，2024年全台湾所有的家暴及性侵通报361,624件次，其中新北市有60,590件次，占全 国16.8％，等於每6件通报的个案中，就有1件在新北市。 加上社会风气、性别意识抬头，许芝绮表示，「中央对於服务品质是有要求，细腻跟细节 繁琐度倍增，即便社工能力有增加，但一个案件要做的事情也变得更多。」即便团队持续 扩编人力，「缺额一直往上成长，合适人才进不来，会加强训练提供更细致服务。」 一位新北家防前社工透露，「社工手上的案量差异很大，一般来说维持在12到15件属於可 控范围，但过去也有同事同时处理30到40件，甚至更多，端看个人的专业能力与调度技巧 。」他指出，若案件集中涌入、短时间内负荷过大，再有经验的社工也难以应对，服务品 质自然会受到影响。 针对土城围棋教室猥亵案家长与孩童在减述程序中所反映的问题，卫福部保护司证实，已 与相关处置单位共同开过检讨会。潘英美回应，家长对服务的期待，与实体服务过程当中 存有落差，「家长的提醒给我们满多受益，」期待未来可以再做得更好。 土城围棋教室受害者家属从报案便遭遇重重关卡，期望政府和民间能持续努力、合作建构 友善儿少被害人的机制，包含应加强司法警政、医务、社政人员的训练，提高网络人员对 於性侵案件处理的知能与敏感度。（摄影／黄世泽） https://i.imgur.com/AJ0KV6v.jpeg 2025/5/5《报导者》 文字／张子午、王芊淩 摄影／黄世泽 核稿／梁玉芳；责任编辑／张诗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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