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网址：http://www.wretch.cc/blog/writerou 题目：期待公正客观的文学史 内文： 对於文学作品的解读，评论者依其学养，必然有不同的口味与偏好。又，评者与被评者之间若有其私谊，评者极可能只看见优点，或者对於缺失略而不谈，此人之常情，由此可知文学批评之难也。至於「文学史」之书写，尤应力求公正客观，避免溢美或恶意攻诘，给予作家作品适当妥切的历史地位，这般「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文学史才具有永恒的价值。 关於作家的位置，论者须判别其重要性和影响性，而有先後之排序。当然，作家作品的质与量，乃是文学史撰写人论评时的主要依据。质量不够，或是未能建立特色并造成影响者，理应无法通过检验，进入传诸久远的文学史。如果文学史撰写人过分执着於偏好，或未能顾及作家作品的质量，进行公正客观的评价，则如此之文学史，必遭内行的读者所唾弃，更不可能赢得众人的长期认同。 事实上，文学史难写，特别是台湾近代历经不同政权统治，历史和社会因素十分特殊，文学面貌亦相对复杂，使得《台湾新文学史》公正客观之追求，益形困难。兹以台湾大学外文系《文学杂志》和《现代文学》杂志培育的大学女作家之一的欧阳子为例，适足以说明之。 欧阳子小说作品不多，只得《秋叶》一集，《秋叶》原题《那长头发的女孩》，於一九六七年、一九六九年先後由「文星」、「大林」出版，共收短篇小说十三篇，包括〈小南的日记〉、〈半个微笑〉、〈墙〉、〈网〉、〈花瓶〉、〈木美人〉、〈那长头发的女孩〉、〈贝太太的早晨〉、〈约会〉（改写易题为〈考验〉）、〈浪子〉、〈近黄昏时〉、〈美蓉〉、〈最後一节课〉，几乎都是作者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所写，为六○年代的作品；二年後，於一九七一年改由「晨钟」出版，不但改写旧作，且书名易题为《秋叶》，其中三篇未收入《秋叶》，即〈小南的日记〉、〈木 美人〉、〈贝太太的早晨〉，三篇新收入的作品为〈秋叶〉、〈素珍表姐〉、〈魔女〉。一九八○年，《秋叶》转由「尔雅」出版，再次做文字修正，又把〈木美人〉收进来，全书共计十四篇，并且按照写作年月的先後来编排目录。到了一九九三年，前卫版台湾作家全集之《欧阳子集》，删除〈素珍表姐〉、〈近黄昏时〉、〈考验〉等，加入八○年代的新作〈周末午後〉、〈诡道〉，全书计十三篇。其中〈半个微笑〉、〈网〉、〈墙〉、〈浪子〉、〈魔女〉、〈浪子〉、〈木美人〉等多篇译为英文发表，比例之高，为台湾文坛所罕见。由频繁之「改写」与大量之「英译」， 不难看出欧阳子对自己每一篇作品的珍视。 欧阳子《秋叶》集的题材，涉及畸恋、偷情、外遇、乱伦等，违逆传统价值观念，这在社会风气保守、政治氛围封闭的六○、七○年代，曾经引起文学界的重视与讨论。白先勇指出欧阳子的小说有两种中国小说传统罕有的特质，一种是古典主义的艺术形式之控制，一种是成熟精微的人类心理之分析；并且毫无保留地称赞欧阳子的写作技巧，说她是个运用讥讽法（irony）的能手，也是紮实的心理写实者，推崇《秋叶》突破了文化及社会的禁忌，把人类潜意识的心理活动，忠实的暴露出来。《现代文学》也刊登关於《秋叶》的评论，高全之赞扬道：「欧阳子《秋叶》集在结构ꐊW属於戏剧小说，在题材上属於心理小说，在企图上关心人际关系。做为一个自觉性的小说作者，她透过这几种用心，确在中国近代小说里自成格调。」陈器文则对白先勇「白璧无瑕」式的称美不予苟同，其褒贬兼而有之，认为《秋叶》在心理背景的舖展方面，应求更稳健有力；在情感的把握方面，应求见血见肉；总括而言，可加强小说的逻辑性和情节的真实性，以免戏剧效果流於夸张失真。 至於当时甫创刊的《文季》，对欧阳子《秋叶》有十分严厉的集体批判，其中以主张「内容重於形式」的何欣为代表，他逐篇细评《秋叶》的主题和人物，获得的结论是：《秋叶》集里的人物都是些缺乏思想、缺乏个性的浮萍，只生活在以报复以诡计为基础的爱情里，生活目标也不过是些变态性冲动，也因此《秋叶》集里的故事都缺乏推动故事发展的那种汹涌大浪的力量，也缺乏声势夺人的紧张；更缺乏咄咄逼人的现实感。《现代文学》和《文季》对《秋叶》的看法，迥然不同，几乎是各说各话。虽然欧阳子於一九七七年接受记者访谈时，针对《秋叶》人物黑暗面之渲染提 出辩驳，认为自己的小说，在於揭露小说人物自己都不敢面对内心的罪，以及他们被迫面对现实以後的心灵创伤。尽管如此，这依然难以说服读者，毕竟人生有黑暗面也有光明面，人性也不只有阴暗、病态的一面，对此更毋须去刻意放大、书写。而真正好的文学作品，无论其采取何种表现方式，总要能引起共鸣，让读者感同身受，乃至化沮丧悲愁为奋发向上，不是吗？美国小说家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说，作家藉着提昇人的心灵，鼓舞人的勇气、荣誉、希望、尊严、同情、怜悯和牺牲这些人类一度拥有的荣光，来帮助人类永垂不朽；又云，缺乏上述的内容，注定不会成功。如此睿智之语，值得所有创作者深思反省。平心而论，欧阳子《秋叶》在六○年代固然一度成为台湾文学界的话题，而各家之言，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然就小说论小说，这些作品的主题呈现和人物塑造，都缺乏现实感与理想性，无法感动人心，也看不出对後来的台湾文学产生或形成什麽影响。整体而言，《秋叶》一书，明显名过其实。 一九九一年彭瑞金《台湾新文学运动四十年》针对欧阳子的爱情小说有如下的批评：「欧阳子受到现代主义浸淫之深，恐怕无人能出其右……把性爱等同爱情，把变态的性冲动做为爱情追求的目标，她几乎完全没有白先勇、於梨华等人的现实触角，因此，她的小说人物，顶多只能算是台湾社会的漂流物。」言语相当犀利，可是到了九○年代，前卫出版台湾作家全集时，量少质又颇有争议的欧阳子，其小说依然自成一集，何以能跟其他着作等身的作家们平起平坐，实在让人百思不解。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陈芳明《台湾新文学史》（尚未出书）论及台湾六○年代现代小 说的艺术成就时，同样给予欧阳子极高的评价，读之怎不愕然！ 陈芳明《台湾新文学史》第十五章〈六○年代现代小说的艺术成就〉（原刊《联合文学》第208期（2002年2月），页151-163）认为，没有六○年代作家的艺术突破，几乎就没有後来七○年代乡土文学更为紮实的经营，他肯定六○年代现代小说以「反」与「否定」的姿态出现，填补了道德教化正统美学所遗留下来的巨大缺口。接着，论者分节评介具代表性的六○年代现代小说家，依序为白先勇（约二千二百字）、陈映真（约一千七百字）、王文兴（约二千三百字）、七等生（约一千五百字）、黄春明（约一千六百字）、王祯和（约一千四百字）、於梨华（约七百字）以及欧똊坐l（约一千二百五十字）。其中白先勇、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以及於梨华，其作品质量与特色，均无庸置疑，至於王文兴和七等生作品虽备受争议，但在艺术表现上别具风格，确有值得讨论之处。然可议的是，欧阳子仅以《秋叶》集十余短篇小说行世，陈芳明却给予「不成比例」的篇幅来论述，推崇欧阳子小说之迷人，认为她有意从正面、反面、侧面的各种角度去测量人性的深度。甚至把《文季》对於欧阳子的批评，视为乡土文学论战之前，第一波对现代主义进行的批判。 陈芳明着手撰写《台湾新文学史》，接受《联合文学》杂志专访时就曾经表示，此一文学史特点之一是：「不仅要强调出被忽略的女作家，还要为诸如六○年代写《心锁》的郭良蕙以及写《秋叶》的欧阳子重新平反，以女性主义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些作品和她们的时代。」果然，写到六○年代现代小说时，陈芳明大大地赞扬了欧阳子的文学成就。然而其论述之依据，显得如此之单薄，与「女性主义」亦不太能产生连结，实在难以让人信服，特别是读过《秋叶》以及其他同时代作家作品的高明读者。平心而论，欧阳子的历史定位，应在於文学评论方面的成就，她自一九七四年起 ，开始撰写白先勇短篇小说名着《台北人》的研析论文，陆续发表於《书评书目》、《中外文学》、《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在一九七六年辑印出版《王谢堂前的燕子──「台北人」的研析与索隐》，以其精细入微的观察，带领读者进入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以十四篇长文深入研究分析十四篇小说，使读者对《台北人》展露的一面和隐藏的一面，都有了全新的认识，可以说为台湾文学批评立下了重大的里程碑。欧阳子以此一评论集在台湾新文学史占一席之地，殆无疑义矣。 欧阳子《秋叶》的文学评价南辕北辙，由此更可以印证古人所言「尽信书不如无书」，以及公正客观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史之不可多得。如今，中国学者的台湾文学史书写，任意以虚构之想像，强作僵硬、教条的历史解释，已经相当彻底地扭曲并误解台湾文学的自主性发展。是以台湾文学界或学界亟需建构属於自己观点的、真正呈现真貌的文学史，唯有心写史之士，执笔时岂可不慎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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