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去年9月出了增订版，价格也变贵了。 http://bit.ly/iaSMoN 附上一篇个人评介给有兴趣的人参考， 因为不是专家，性质上比较偏摘要而非评论，也请各位赐教 http://wind-hong.blogspot.com/2011/01/01-25.html 传统史学研究底下的城市发展往往是线性的，理所当然的，今日的城市由过去的城市演变 而来，似乎连续一致，自然而然。苏硕斌《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台北》却指出现代的台北并 非「自然」产生的，而是在日本殖民时期引进现代的统治技术才得以完成。 1929年，总督府土木局营缮课长井手薰，以愉悦的语调在广播节目中称道台北市为「美丽 可爱的中型都市，如果要继续改善，还有很多向上提升的余地，这点我很有信心」。然而 30年前，被视为自强运动要角的清廷台湾巡抚刘铭传，在建设台北城的奏摺中，却充满无 力感，只求能够核销经费，完全看不到井手薰的自信与愿景。何以前後三十年的两个人却 对台北的建设有如此不同的观察与评价？作者指出这并非来自於个人的才能差异，而是两 人完全镶嵌在不同的两个国家权力运作体系之中。而今日的台北便是在此两种体系的经营 之下而得以浮现。 正文首先讲述台北的开发以及三市街的出现。从早期因欲望未被开发而丰饶的初民社会， 到西班牙、荷兰占领下进入世界体系中的经营，而在郑氏时期中断。清廷领有台湾後，基 於治安成本与开垦收益间的考量，而采消极的统治方式，在此时期，汉人民间垦殖的力量 建立了艋舺与大稻埕两个聚落。清廷至牡丹社事件後才展现基於国防考量的积极治理，而 台北城便是在此思考下诞生，但贯穿整个清领时期，台湾虽与现代世界体系有所接合，但 现代社会并未诞生於台湾岛上。 文中大量引用了现有的理论作为分析的依据，如在讨论初民社会时，采用萨林斯的初民社 会丰裕论；论述荷、西统治时，引用华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谈论清代的治理时，使用 邵式柏提出的治安成本╱开垦收益间利益考量的问题、黄仁宇的数目字管理论点。讨论艋 舺的兴起时，引用施雅坚的中国标准城镇概念、林玉茹的台湾河港系统，指出艋舺的兴起 乃是做为农产品以及贸易中心而出现，并对艋舺是由行政机构设置因而发展迅速的论点提 出反驳，指出官方力量在台北早期发展的微薄。 作者又以杜赞奇就中国地方社会运作所创之「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分析艋舺的地方社会 ，并且指出郊不只是商业组织，也是艋舺地方的地域组织。1853年顶下郊拚以後，同安人 移居大稻埕。作者解释大稻埕的发展与艋舺乃是不同模式，大稻埕是由於1860年开港通商 以後，接受洋行进驻，并经营茶叶贸易而兴起。也因此大稻埕具有两个层次的市场：与中 国往来的郊商以及与世界贸易体系挂勾的茶叶市场。而郊商仍然在此仍然扮演地域组织的 角色。 台北城是在1874年牡丹社事件後，清廷因海防需要而转为积极治理後筹建，而台湾第一位 巡抚刘铭传更在城内推广「现代〈西化〉政策」，但这些西化政策并没有使现代社会随之 而生。国家的权力无法穿透由绅商领导的地方社会而直达人民，作者花了一章的篇幅去讨 论清代治理的前现代性。清代的治理能力仍然如黄仁宇所称「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仅 仅重视税收而未能掌握人民与国土，在县以下的基层对国家统治者而言是由乡绅主导的地 方社会掌握的不透明社会。至此，作者又以顶下郊拚来说明绅商在地方社会的领导地位与 商郊的权力结构。 该章最後以刘铭传的清丈与铁路工程为例，证实以上的论点，并指出清代并未发展出现代 社会，也藉此反驳了李国祁对现代化起点的论断。文中指出，现代社会的产物：铁路，无 法在传统的统治知识体系与地方社会中运作，以致问题丛生，後来日人必须舍弃刘铭传路 线，重新建构铁路。 日本统治以後，展开现代的殖民治理，首要之务便是要能够掌握基层与国土。在台北城市 建设的案例中，苏以人文地理学者段义孚的「地方」与「空间」的区隔，指称这掌握国土 的行为是空间均质化（消除特异的、有意义的地方，使其成为可任意规划的空间）、空间 视觉化（使统治者能穿透不透明的地方社会而切确掌握国土与人民，将统治者成为可见的 ）。 作者首先讨论地方社会的变化，一方面传统的绅商或离台，或退隐，汉学教育也逐渐被打 压；二方面新式教育推广，新一代的社会领导阶层接受国家推动的新式教育，在性格上乃 是依附国家，传统社会领导阶层的地方性被破坏。 不只是士绅本身的改变，统治者也有积极的作为。日本政府一面收编士绅、地方组织成为 行政体系下属，如将原只有租税功能的保甲改造成地方行政组织，将郊商改造为单纯的商 业乃至祭祀组织，建立绅章制度加以笼络士绅阶层等；另一面则建立绵密警察体系，使其 成为统治者的耳目与手足，政府可以直接掌握基层。与此同时，总督府也开始由公共卫生 管理，开始推展台北的都市规划，并且随着对地方控制的增强，规划的范围也穿透了台北 城墙，三市街一体的台北市於焉出现。 在此基础上，总督府推动各种土地、户籍的调查。透过数字与图像的表达，使得空间均值 化、视觉化。经由这样数目字的管理，台北也才成为可规划的台北，统治者不仅看得见也 下得了手，能够依循现代都市的原则，将台北的空间穿透，打造成可见的现代台北。1932 年的都市规划亦是此统治知识体系的产物。 透过理论的引用、政治与社会结构分析、历史事件的社会分析，苏硕斌揭示了现代空间在 台北降临的过程，指出台北的发展并非线性史观下的自然而然，而是经由地方社会、清廷 、日本各种力量经营的结果。作为一个社会学者，苏硕斌对清代中国城市研究、清代台湾 史、台北市史的重要着作有很好的掌握，并成功的将其与现代性、现代都市的相关研究结 合，使得台北城的历史脱离了直线史观下的沿革式书写，而是具有理论框架，具历史社会 学意义的「现代性诞生」之探讨。对於理解清、日两国在台湾的治理有相当大的帮助。尽 管该书有一些排版上的错误，在论述三市街兴起时，也忽略了淡水河淤积的自然因素，但 整体而言，仍是相当值得推荐的着作。 02-19补充： 日前看柯文（Paul A. Cohen）《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华书局增订本，2001），觉得这 篇书评的论点有可以修改的地方。主要有两个问题是我先前没有注意到的：一点是苏硕斌 的书处理的主要是「传统─现代」范式，从统治者史观出发，对於原有的地方领导阶层以 及普通平民的观点较少着墨，因此也可能忽略了地方社会在日本建构统治台湾之现代政策 时可能的作用，书中这些地方社会往往是被收编的对象，而没有讨论到这些人如何应对、 乃至可能影响日本政策的订定（涉及殖民现代性的问题，可参考张隆志评论柯志明《番头 家》的书评）；另一点是理论与史料间的问题，苏硕斌是在理论指导下阅读史料，还是彼 此交互参阅？书中行文往往先提理论而讨论史实，是否有为符合理论而将史料削足适履？ 苏硕斌这本书自论文修改而成，有关理论方面讨论似乎被删去了。此部份非研究中国、台 湾地方社会的专家，无法判定。 现在书已经归还图书馆，不在手边，没法对整篇书评作通盘检讨。但整体而言，苏硕斌整 本书对我而言最重要的启发是以台北城的发展为实例，说明了什麽是现代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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