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夜中寻找星星：走过戒严的资深记者生命史 作者：何荣幸、台大新闻研究所 出版日期：2008 年01 月 03 日 〔导论〕—何荣幸 他们看见了历史 在时间的快速流动中，总是有一群奇特的人，比别人更容易看见历史的容颜。 因 为，任何特殊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总是站在最近的距离—这是这项工作所有荣辱 的来源：用他们手中的笔，写下後人口中的历史，诠释新闻的价值与意义。 二十 年前，这群人亲身见证，台湾这艘希望之船离开戒严、报禁港湾，从此航向广阔无 边、深不可测的民主海洋。他们虽然参与其中、记录过程，却也只能载浮载沉，不 知道大海的另一边究竟还有多少风浪。 这群人散布在最保守到最激进的媒体。他们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高压气氛中匍 匐前进，姿态多半扭曲变形，很难保持优雅好看。有的人在主流媒体内兢兢业业， 有的人想尽办法在文章中「埋地雷」鼓吹民主，有的人努力从中南部发声，有的人 深入观察民间社会，有的人则与情治单位大玩「捉迷藏」游戏；後人想像他们坚定 勇敢，他们身处其中却可能狼狈不堪。 他们像是在无尽的黑夜中寻找星星，对外迎向忽明忽暗的民主亮光，对内追寻若有 似无的记者典范。 二十年後，这群人当中的十七位，成为本书深入访谈的主角。他们当年写下的所有 报导与观察，早已存放在各大图书馆提供公开查阅；他们在新闻界甚或其他领域都 扮演重要角色，成为菜鸟记者仰之弥高的学习对象；他们新闻生涯的成功与失败， 也已到了可以接受公评检验的时刻。 但是，他们走过那段岁月的深刻感受、心情故事与生命情怀，现在才正要开始缓缓 倾诉而已。 很少人像他们一样幸运，可以站在每个历史的浪头上，第一手体验时代变迁与社会 趋势，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使命感与影响力；但凡事总是一体两面，很少人像他们一 样倒霉，必须在第一时间承受时代的苦闷与局限，每天醒来後被迫一切归零，在别 人阅读旧闻的时候继续摸索前行。 这本书的出版目的，是希望透过这十七位资深新闻工作者的心路历程，勾勒二十年 前那个时代的模样与气息，让读者能够理解媒体、记者在台湾民主化过程中扮演的 角色。而这群人曾经各自展现的某些信念、坚持与争议，如果能对今日台湾新闻界 的旁徨与迷失有所启发，那将是本书最大的喜悦与欣慰。 党外杂志的日子 本书时间范围涵括一九四○年代迄今，触及国民政府迁台前後的大陆与台湾媒体氛 围，但主要集中於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府宣布戒严、一九五一年宣布报禁後的媒体 发展；一九七一年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至一九八七年宣布解严这段从威权走向民主 的关键时刻，尤为本书多数篇幅置身的历史背景。 一九七○年代初期，台湾战後出生的第一代记者，陆续展开他们的新闻生涯。由於 反对运动逐渐兴起、被压抑已久的社会力蓄势待发，他们在戒严环境中开始感受到 时代的变动与撞击，为他们的生命历程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 故事，可以从司马文武在党外杂志与警总玩「捉迷藏」说起。 那是一九七九年六月，「美丽岛事件」发生前半年。党外大老康宁祥创办《八十年 代》，找来曾经在《中国时报》担任政治、外交记者的司马文武当总编辑，希望突 破言论封锁、批判威权体制；同一时间，黄信介领军的《美丽岛杂志》正在进行全 国串连，施明德、许信良、张俊宏、姚嘉文等人磨刀霍霍，准备以组党行动打倒国 民党政权。 读者可以从本书中司马文武的生命历程得知，当时他对主流媒体完全失望，因此成 为第一个有记者经验的党外杂志工作者。他努力把新闻专业、人文思维带进党外杂 志，希望藉此提升党外杂志的品质与水准。 在那段充满肃杀气息的日子，总警每回都拿着盖好「影响民心士气」、「违背发行 旨趣」的公文来查禁党外杂志。司马文武等人无法理解的是，为什麽杂志还没印出 来，情治人员就已经「未卜先知」断定内容会影响民心士气、违背发行旨趣？ 久而久之，司马文武等人逐渐与情治人员形成「共生关系」，在「捉迷藏」中发展 出一套游戏规则。他们会先印出两千本党外杂志用来「被查禁」，等到印刷厂拿到 检举奖金、警总也完成查禁任务後，他们才开始印出真正要发行的份数。到最後「 皆大欢喜」，情治人员、印刷厂都可以交差，发行达一、两万本的党外杂志则营运 蒸蒸日上。 没有人想得到，多年之後，康宁祥、司马文武的第三度搭挡（第二度是昙花一现的 《首都早报》），场景竟然已经换成总统府内的国安会。老康出任国安会秘书长， 也就是俗称的「情报头子」，江春男（司马文武的本名）是副秘书长，算是位高权 重的「二把手」。当年被他们恨之入骨的情治人员，後来通通归他们指挥管辖。 当年曾经与司马文武一起在八十年代与情治人员缠斗者，或是积极投稿给党外杂志 者，还包括接受本书访问的徐璐、李旺台、陈铭城、南方朔、杨渡等人。 徐璐在美丽岛事件後创办另一本党外杂志《大地生活》，内容是以社会观察、人道 关怀为主，杨渡还没当记者前的报导文学作品「矿工的女儿」，就是放弃交给《时 报周刊》而改投大地生活。杨渡还曾用归国学人陈文成弟弟的名字，在党外杂志《 深耕》上追忆离奇死亡的陈文成；或许是感性的文学手法奏效，这篇文章竟然逃过 一劫而没有被警总查禁。 大地生活停刊後，徐璐加入八十年代阵营。多年之後，徐璐因为自立报系大陆行采 访名噪一时，并创办「台北之音」电台、担任华视总经理，她的《暗夜幸存者》一 书更展现女性莫大勇气。读者可以从本书中了解，徐璐在政党轮替时为民进党总统 候选人陈水扁站台辅选的心情，以及在华视推动改革「难以与大象共舞」的挫败经 验。 杨渡後来成为《美洲中国时报》编辑而踏入新闻界，并以一系列社会运动、环保运 动报导受到瞩目，他在本书中详述当年「报导」兼「参加」鹿港反杜邦运动的完整 心情。在中时报系工作多年後，杨渡在二○○七年离开媒体一度担任国民党文传会 主任，并成为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马英九辅选大将。 美丽岛事件目击 本书受访者中，李旺台是唯一亲身经历、见证美丽岛事件者。在那个惊心动魄、改 变历史的夜晚，他从原本不需要采访发稿的游行参与者，转为心情激动的历史记录 者，也让南台湾的《台湾时报》发出了与台北媒体不同的声音。 李旺台当时并不知道，他对於美丽岛事件「先镇後暴」的现场目击报导，日後会成 为知名作家陈若曦抢救美丽岛事件中受军法审判者的重要依据。陈若曦向蒋经国总 统提出的呼吁，则是透过《纽约时报》驻台记者殷允芃的报导向全世界传递。 殷允芃第一次登上纽约时报的独家报导，是副总统谢东闵被邮包炸弹炸断手。这项 震惊岛国的重大新闻，登出来却只有短短两、三段。但她锲而不舍希望为台湾发声 。美丽岛事件发生後，她在《自立晚报》总编辑吴丰山安排下与陈若曦见面。这一 回，全世界都听见了陈若曦等海外人士对於美丽岛受军法审判者的同情。 读者在本书中可以发现，殷允芃在美丽岛军法大审现场采访时，因为同情吕秀莲处 境而不停落泪，因而招致「同情被告」的批评声音。殷允芃愈来愈清楚，台湾在国 际媒体上的地位有限，她再怎麽写也没有用，因此「还不如跳下来为台湾加分」， 她在美丽岛军法大审的隔年创办了《天下杂志》。 率先报导「先镇後暴」的李旺台，後来接连担任八十年代及「南台湾两大报」台湾 时报、《民众日报》总编辑，因为处理宋楚瑜参选省长新闻与报老板意见不合，才 离开南台湾北上发展，并曾担任民进党副秘书长而短暂从政。 李旺台当初会进入新闻界，是因为台湾时报总编辑俞国基的鼓励。俞国基在北、中 、南部及海外历任媒体要职（包括中部《台湾日报》总编辑、北部中国时报总主笔 、海外《远东时报》总编辑、美洲中时总主笔等），多年来提携了许多年轻人才。 从美丽岛事件到海外「江南案」，俞国基几乎无役不与，他的身上就是一部中南部 媒体发展史的缩影，以及戒严时期海外华人媒体的重要见证。俞国基对於台湾报老 板们的第一手、全面性观察，是本书中相当独特的一个篇章。他目前担任《自由时 报》副社长享有的「言论免责权」，则让新闻工作者羡慕不已。 至於被李旺台拉进八十年代工作的陈铭城，原本也是台湾时报记者。早在美丽岛事 件之前，陈铭城就曾亲身感受一九七七年的「中坜事件」氛围。那时他还未当上记 者，就已感受到戒严体制的压迫。 解严後，陈铭城在《自立早报》展开一系列以二二八受难者、海外「黑名单」人士 为主轴的人权报导。这些突破政治禁忌的报导并非从天而降，而是走过戒严、报禁 年代之後的破土而出。政党轮替後陈铭城进入政府部门，目前仍在文建会策画相关 文史展览。 两大报时代 司马文武创办八十年代的那一年，中国时报、联合报竞争「百万份第一大报」的战 争才刚刚开打。当时党营媒体逐渐没落、「两大报时代」正式来临。 美丽岛事件隔年，二十八岁的王健壮成为中国时报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采访主任。读 者将会了解，这位原本主编「人间副刊」而承受「乡土文学论战」莫大压力的文艺 青年，是在中时老板余纪忠的呵护下转战采访记者，并且一路受到重用。 当初把司马文武、王健壮拉进中国时报的周天瑞，则是两度出任中时采访主任，受 到余纪忠赏识自不在话下。周天瑞後来担任美洲中国时报总编辑，在美洲中时停刊 事件中，见证海外华文媒体的宿命，同样无所逃於戒严体制下的新闻箝制压力。 两进两出中国时报的南方朔，则在资料室主任位置上善用中时资源、饱读国外期刊 ，让他的评论生涯功力大增。但他同时也为党外杂志大量写稿，到最後乾脆实际投 入党外运动，在街头过了一年冲锋陷阵的日子。 中时内部文化与余纪忠个人风格，在余纪忠与其培养人才的互动中毕露无遗。而司 马文武、王健壮、周天瑞、南方朔这四人的最大共同点，则是以「中时退除役官兵 」身份，在一九八七年解严前夕共同创办《新新闻》杂志。在党外杂志完成阶段性 功能後，掀起另一波政论杂志风潮。 王健壮不会料到，日後新新闻会爆发「嘿嘿嘿」风波，而与吕秀莲副总统对簿公堂 ，他自己则在多年後回锅接掌中时总编辑；周天瑞大概也没想到，他到中央电台董 事长绕了一圈，最後还是回到新新闻协助渡过难关；当年党外杂志重要写手南方朔 ，则已被国民党推荐为下届监察委员人选。 读者亦可由黄年、戎抚天、杨宪宏等联合报系出身的媒体人历程中，进一步了解联 合报内部文化与老板王惕吾个人风格。 美丽岛事件至今，黄年历任联合报专栏组主任、采访主任、《联合晚报》总编辑、 联合报总编辑、民生报社长、联合晚报社长，现任联合晚报发行人兼联合报总主笔 。他和联合报系密不可分的关系可见一斑，读者可以一窥黄年长期主导联合报言论 走向的完整理念。 戎抚天担任联合报政治记者时，曾以「曲笔」写作方式着称。「曲笔」意指记者在 戒严年代无法畅所欲言，只好在报导与特稿中间接、婉转鼓吹民主观点。戎抚天在 报禁解除後，应康宁祥之邀担任首都早报总编辑，则被认为是极大的跳跃，读者还 可了解戎抚天在政党轮替後转战电视台的自认失败经验。 至於在美丽岛事件前两个月担任《民生报》医药版编辑的杨宪宏，其於联合报系进 行的一系列公害环保报导，以及《走过伤心地》等着作、担任《人间杂志》总编辑 ，在解严前後曾经引发重大回响。解严後杨宪宏转战过无数电子媒体，目前则以「 媒体名嘴」形象活跃於谈话性节目。 党营媒体与自立晚报 相较於中国时报被认为倾向自由派，联合报被认为倾向保守派，走过戒严与报禁时 期的重要见证者，还包括曾经盛极一时的党营媒体，以及长期自成一格的自立晚报 。 一九四六年就已担任青岛《民言报》（国民党党报）总编辑的薛心熔，那时才二十 二岁，跟随政府来台後，一九五○年创办《大华晚报》并兼任总编辑，一九七一年 则接任《中央日报》总编辑，直到一九九四年才停笔。美丽岛事件发生前的台湾媒 体发展，薛心熔是全程参与的重要观察者。 在本书访谈中，读者可以看见薛心熔在北伐、抗战等大时代动荡下养成的爱国信念 ，以及他眼中党营媒体的起落兴衰。薛心熔认为台湾经验不能与大陆时期切割，他 对於如何评价戒严体制、台湾民主化的看法，显然与本书其他受访者相当不同。他 在党营媒体中争取依专业义理、记者良心进行新闻处理，同样是以坚持新闻专业接 受社会公评检验。 台湾第一位党营／公营媒体女性高层黄肇珩，则详述其於戒严年代采访蒋中正总统 、宋美龄夫人的特殊经验，以及历任「中央社」国内新闻部主任、《中华日报》社 长、正中书局总经理，乃至於当选监察委员的过程。黄肇珩强调「社会安定」、「 社会秩序」的重要性，提醒读者重视这些在戒严时期同样不容忽视的价值。 不仅如此，黄肇珩更深入剖析女性新闻工作者的处境与难题。从女性角色出发，对 於媒体内、外环境进行不同於男性的观察与检视，读者更可了解女性新闻工作者的 内心挣扎与如何突围而出。 至於长期标榜无党无派、独立办报的自立晚报，吴丰山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他长期经营「吴丰山专栏」，从采访主任、总编辑当到社长，领导自立报系在解严 前後发出不同声音，并在解严那一年促成轰动两岸的李永得、徐璐大陆行采访。 吴丰山一直想从政，却被自晚创办人吴三连一再拉住，只好以选上较轻松的国大代 表作为折衷；政党轮替前他转战公视董事长，最後终於入阁担任行政院政务委员。 读者可以在吴丰山的访谈中，看到媒体与政治间的拉锯与挣扎。 美丽岛事件时还未进入新闻界的李永得，後来一路从自晚政经研究室主任当到总编 辑，他跟徐璐当年大陆行的秘辛始末，有助於读者了解一九八七年解严前後的社会 变化与媒体生态。 「自立事件」爆发後，李永得转战电子媒体，并跟随吴丰山成为公视总经理，但他 比吴丰山更早入阁；出身高雄美浓的李永得，至今仍是行政院客家事务委员会主委 ，与李旺台同为接受本书采访的两位戒严时期客籍新闻工作者。 上述十七位资深新闻工作者走过戒严与报禁年代的轨迹，就是台大新闻研究所工作 团队邀请传播学者、资深记者举行谘询会议後，决定将其列入采访名单的理由。 戒严、报禁到底长什麽样子？ 经过了二十年，本书受访者在谈到戒严、报禁时期的氛围时，不少人仍然记忆犹新 ，部分人士甚至心有余悸。透过他们的经历，读者可以了解，戒严时期的新闻走向 与国家机器控制过程，并且感受当时新闻工作者承受的巨大压力。台湾从戒严走向 民主的一部分面貌，在这些受访者的故事中栩栩如生。 本书受访者中唯一有过坐牢经验的大华晚报创办人兼总编辑薛心熔，在一九五二年 「蔡斯事件」中，因为大华晚报记者披露美军援华顾问团物品失窃、并且表扬刑警 破案迅速，就被保安司令部问话拘留，并且一肩扛下责任，拘禁十天才因不起诉获 释。 不过，薛心熔历经大陆撤退来台的爱国心，让他对戒严时期的感受是：「政府为局 势所迫，戒严是不得已的事情；如果在执行上谨慎检点，不要小题大作、轻率从事 、过於敏感、株连无辜，当可避免造成民怨。」後来担任中央日报总编辑的他，对 自己这段牢狱之灾的总评则是：「有人说新闻记者坐牢，是光荣的历史。我倒不觉 得有何光彩，只觉得是无聊而已。」 同样身处党营媒体，一九六○年代，黄肇珩在中央社如此采访蒋中正总统、宋美龄 夫人的新闻：「写稿时，才知道中央社写总统新闻稿，每写一行就要空一行，留作 核稿人增补之用，所有的总统新闻稿和照片，都要送到总统官邸审定……。我想写 自己所见、所感，试着打破公式化写作，我把当时深刻感受的现场感带入新闻…… 。稿子送回来，我发现在空行间，加了好多总统说的话。我很疑惑地问：『主任， 总统没有说这些话啊，实际参加茶会的人也没这麽多。』我的主任半带讽刺回答： 『你看，现在看起来不是比较有深度了吗？有内容了吗？也显得总统很有学问！』 从那次以後，我发现中央社报导总统新闻，受制於官邸，尤其是总统致词内容，往 往有增删。」 党营媒体之外，民营媒体新闻工作者，则普遍感受到强烈的肃杀与恐怖气氛。 一 九七一年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俞国基在南台湾担任台湾时报总编辑时，感受到四 只管制新闻的黑手：一是影响力无所不在的警总，其次是调查局，三是国民党文工 会，四是军方的政工单位。「前两者是威吓性的，後两者是怀柔性的，四管齐下， 不怕你能逃出这个天罗地网。」 除了动不动就被指示「不准报导」某项新闻（不需要任何理由）之外，台湾时报多 次被警总认为「有匪谍」，追究报纸为何出现中共十一国庆（其实是打字工人公报 私仇嫁祸给另一个工人）及共匪名字（其实根本没有人知道那个名字是共匪）。俞 国基举了一个小故事，强调当时新闻工作弥漫着恐怖氛围：「我记得有天晚上，几 个同事到我家打麻将，因为听到搓牌的声音，好几个警察敲门盘问。其实没有发生 什麽事，但一位同事当场竟吓得晕倒。这是当时普遍的心理压力，害怕警总来抓人 ，那样恐惧的感觉很强烈，强烈到让人休克。」 一九七七年「乡土文学论战」时，担任中时人间副刊主编的王健壮被扣上红帽子， 他和前任主编高信疆到重庆南路买了国民党系统出版的中国大陆文学与本土文学相 关书籍，想要跟情治单位辩论，结果在会议中根本没有机会发言。王健壮记得：「 总政战部负责人讲了一句话：『对中国时报不是不办、只是时候未到。』完全像当 年纳粹的作风，很恐怖！」 离开中国时报後投入党外杂志的司马文武强调，在戒严环境下，「几乎所有媒体里 ，都有很多帮安全单位工作的人。记者如果在立法院跟一些党外的政治人物讲话、 见面，得到什麽消息，回去只要写报告给安全单位，都会有奖金。报社里的人，若 跟党外人士走得稍微近一点，就会被贴上标签。」 在这种高压气氛下，一九七九年目睹美丽岛事件爆发的台湾时报采访主任李旺台， 竟然在事後质疑自己的亲眼见闻：「那两、三个月期间，我感觉好像要被舆论的大 潮流所淹没，一度迷失甚至怀疑自己。我只是写下当晚目击的景况，但被两报三台 的扭曲言论与画面冲击後，我时常在深夜时分反问自己：『他们真的是暴民吗？』 、『我之前有没有支持错人呢？』这种身在新闻界却被另一股强大的舆论力量不断 撞击的经验，是现在许多人难以体会的。」 同样是处理美丽岛事件新闻，自立晚报总编辑吴丰山某个标题没有用「暴徒」两字 ，反而用比较正面、肯定的字句。「民众就打电话骂我们，说要烧报馆。采访主任 去接电话，他一急，就在电话里跟对方吵架，吵完了跟我说：『对方太没有道理了 ，说要烧报馆！』当时报社内外情绪会相互影响。」这是吴丰山感受到的气氛。 直到一九八七年解严，在当年接任自立晚报总编辑的李永得，依旧感受到肃杀气氛 。当时他写了一篇名为「军人气慨？」的社论，批评参谋总长郝柏村任期过长破坏 制度、郝伯村不当发言是军事统治的前兆。「之後自晚连续两个礼拜，每天都接到 两个麻袋的明信片，如雪片般飞来。全是国防部发动国军官兵寄的。每张明信片内 容都差不多，说我们是『匪报』、说我们污蔑国军官兵，六十万大军绝对不能接受 。一麻袋一麻袋地寄过来。」 在这种风声鹤唳的情势下，戒严时期担任联合报政治组召集人、曾经遭遇调查局人 员直闯报社比对笔迹以追查「泄密者」风波的戎抚天，是以这样的心情寻求安身立 命：「当时我体会也遵循的原则，就是『存在才有力量』的原则。记者一定要站在 舞台上，才能够产生作用。这个原则可能不是解严後才投身媒体的人能够体会的。 」 资深新闻工作者走过戒严与报禁的诸多故事，像是被打散了的拼图，多年後一 块一块还原拼图的复杂样貌。但我们必须提醒读者，台湾的戒严并非在孤立中进行 。本书受访者当年所处的国际局势，是从美、苏两大强权形成的冷战结构，逐渐进 入一九七○年代的美、中（共）和解架构。台湾虽归属於美国领导的自由世界集团 ，经济起飞的脚步却远快於自由民主的发展，且深受美国控制与影响。戒严与报禁 必须放在上述国际情势变化的架构中理解，读者才能全盘掌握其时代意义。 由於戒严时期国际情势并非本书访谈焦点，读者可根据本书受访者言谈，佐以当时 国内外情势变化，分析媒体与各种社会介面的结构性互动，以进一步理解戒严时期 媒体发展过程及新闻工作者的立体处境。 有兴趣的研究者更可持续访谈当年警总、调查局、国民党文工会、军方政工单位等 各系统人士，了解其控制媒体新闻、查禁书报刊物的实际运作，及其与媒体负责人 、新闻记者的互动过程，以还原戒严时期的更多拼图，从中了解戒严时期对於台湾 社会及媒体发展的深远影响。 还原记者真实处境 必须特别说明的是，这项为了纪念解除戒严、开放报禁二十年 而进行的「资深记者生命史」访谈计画，是以广义政治记者为主体，并且限於平面 媒体记者。本书多位受访者在一九七○年前後进入新闻界，在一九八七年解严前已 历任媒体要职。本书关切的范围，是以这些受访者的解严前记者历程为主体，解严 後记者历程虽亦叙及、但并非探讨重点。受访者之一的戎抚天，虽是赞助本书出版 的徐元智先生纪念基金会顾问，但因其获得台大新闻研究所召集的谘询会议推荐通 过，因此仍在本书采访名单之列。 我们深知，这份采访名单显然还有很多遗珠之憾，有些是因为始终联系不上，有些 则是因为力有未逮而忍痛割舍，对於未能访谈其他同样值得留下身影的广义政治记 者，我们深感遗憾。这本书只是努力的开始，我们希望在未来延续此项深度访谈计 画，继续为各领域资深新闻工作者的身影留下历史纪录，从不同角度重建台湾媒体 发展中「人」的角色。 我们对长期坚守岗位的资深新闻工作者心存敬意，但我们并未认定，这十七位受访 者就能代表台湾新闻界走过戒严年代的全貌，我们更无意塑造「媒体英雄」或「记 者典范」。 我们相信，这十七位受访者在不同媒体、地域、新闻专业领域所见证的戒严时期面 貌，以及他们之中部分人士对抗威权体制、争取言论自由的贡献与努力，有助於读 者从不同角度理解台湾从威权迈向民主的过程，并足以作为相关研究的重要起点。 然而，我们也必须指出，任何人物访谈都可能出现「自我美化」或「选择性记忆」 现象，受访者可能在自觉或不自觉的情况下，合理化过往动作言行。有兴趣的读者 与研究者，可以对照本书受访者当年的报导与作品，进一步检验其记忆真实性与言 行是否一致；或接续访谈本书受访者的周遭关系人看法，藉此比对与受访者的经验 是否吻合。 此外，在每位受访者二至四次不等的录影与录音深度访谈中，我们尽可能提出各项 问题，但受限於出书篇幅字数，无法完整呈现所有面向。在取得所有受访者同意後 ，我们计画将多元、丰富的所有原始访问内容存放台大总图书馆，作为台湾新闻史 与传播教育公共财。建议有兴趣的读者与研究者，未来可走进台大总图书馆参阅原 始访问内容，在完整访谈资料上深化相关探讨与後续研究。 而为了尊重受访者，我们以接近口述历史的精神，请每位受访者确认访问内容无误 ，并尊重其增补修改权利，部分受访者则对最後定稿内容作出较大调整，在此一并 说明。 我们认为，媒体在台湾民主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有些时候被过度高估，更多时候 则被严重轻忽。至於媒体中的「人」如何走过戒严时期的高压气氛，如何在解严前 後试图发挥影响力，如何在解严後寻找安身立命之处，则更是乏人问津，成为台湾 新闻经验中的一大缺口。 我们不希望解除戒严、开放报禁二十年之後，台湾新闻界还是言必称美国《纽约时 报》、《华盛顿邮报》的新闻经验，或是永远只能追忆《大公报》时期标榜「不党 、不私、不卖、不盲」新闻核心价值的张季鸾。 因此，我们希望填补台湾民主化历程与新闻发展史的这段空白，还原新闻工作者在 戒严、报禁时期的真实处境，让当前传播界与新闻工作者能够承先启後，不致於在 严重失忆与历史断裂中前行。 ※ 编辑: fuzzybear 来自: 218.161.40.21 (03/02 2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