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述《chenjo (疾风之狼)》之铭言： : 　　问题在於大陆本身就有百年以上的工业基础和理工人才，台湾民生和公共 : 　设施虽然比大陆强，但受限日本对台湾重农业轻工业的治理方式，台湾几乎 : 　没有工业基础和理工人才，再加上战後环境，你叫地主拿了赔偿金後去投资 : 　什麽呢? 老实说 很多东西都讲过很多次了 不过c兄那麽有诚意的讨论 当然还是可以说一下 所谓土地改革以农养工的讲法 一直都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持 在50年代刚开始的时候 台北市的失业率常常都超过百分之十 促进台湾战後工业成长的 其实是美援与我们邻国的不幸 韩战是一个开端 之後的越战 更是让台湾荷包满满 但这一切都与农业的消逝无关 事实上日治末期台北的都市计画 就已经要大规模在二重埔顶崁与关渡兴建比当时最大工业区松山 还大的工业综系了 根据1970年代的研究 在耕者有其田政策实施以後 98.4%的地主将手中的股票卖出 价格只在原来的35%~65% 主要原因也并非如政治宣传的 所谓地主缺乏足够股票知识 而是因为当年的股票 特别是当小股东 缺乏保障 流动性也很低 : 　再者徵收土地的认定也有问题，只要租地给人这个行为的就被认定为地主 : 　，导致老Ｋ再大陆只定义千余户地主却在台湾定义出数十万户地主的诡异无 : 　理现象，大部分所谓的地主只是跟人共业土地的中产阶级，被强制徵收後几 : 　乎可说是中断一家生计，再者还故意将土地产值判定压低为原来的1/10已压 : 　低徵收价值，收购也不是给现金而是以债卷股票这类无法立刻兑现的方式， : 　再一家生计被断连钱也只是遥遥无期的一张债卷．这叫这些被徵收土地的人 : 　如何不感觉国民政府再抢人民财产!? 这点我没有确切数字 不过要说地主因为土改大多就陷入生活困境 老实说倒有点过度推论 但明摆着的事情是 87.3%的地主的土地在两甲以下 还有9.3%的二到四甲中间 农复会自己的资料说 台湾只有36%的农户完全靠向人佃地为生 : 　再者这政策有多少高官上下其手，连震东是我们台面上知道最大尾的，他那 : 　位现在再当中常委，对记者怨叹一生事事都不如意的孙子，三岁就是自耕农 : 　可跟政府免费领有土地，台面上我们知道的就这样了，再共犯结构的台面下 : 　有多少土地实际上是被高官私吞再转卖与非农业用，根本无从查起． 连家大半财富是劫收日产而来 与土改关系较低 可参考立法委员周锡玮的发言(科科) : 　其实这政策再原本立意本质上就是劫富济贫，不管有无补偿措施或直接用刀 : 枪抢，被拿走土地的人不可能没有怨念，再加上实施时间紧凑（减租和徵收 : 都在同一年实施）和官员贪污，耕者有其田被大法官判定违宪只是刚刚好 : 而已... 问题是 没有"贫"被济到 因为有大半流向地主的利益 改为流向公部门(透过肥料政策等) 我倒不会觉得说官员贪污是推动土改的主要动力 如同我之前提到的 从在中国的时代 国民党内就有人是主张土地改革的(CC派为首) 仅管他们并不是土地改革的主要推动者 但他们确实为土改提供了一个开端 更何况贪污是推动任何政策都可能要付出的成本 而後来土改的执行 可能更重要的目的是让国民党扶植地方派系 众所皆知在台湾地方政治 向来有"市街派"与"乡村派"之分 国民党仅管要靠着这两个派系的同时存在来维持独裁 但经济上较占优势的市街派 向来对国民党较为不满 在市街派绝对优势的大都市地区 更让国民党从一来台湾就无法不靠作票来选举(特别是台北市与台南市) 乡村派在日本时代 就是靠殖民政府的恩庇来维持运作(主要是提拔当地人担任地方职务 比如警察等) 国民党延续这种方式 但是国民党在二二八後面对比日本时代更深的敌意 (早在1951年 淡水地方选举 市街派就打出"难道咱本省人没人材"的口号 对抗由外省人 担任头人的乡村派 在台北市长选举 高玉树打出"本市人投本市人"的口号 对抗由外省人 和中下层中南部移民的政治结盟) 与因国际政治局面而维持地方选举的必要 能提升乡村派政治影响力(因为土地改革能削弱市街派的地主对乡村派腹地的影响力) 又能强化乡村派与国民党政治连结(透过肥料的掌握与和市街派平起平坐的基层金融) 土地改革在这方面无疑是有用的 至於如何弥补市街派 在多数地方维持这段不方便的婚姻 金融与某些本省人原有的特许事业(如纺织)是很明显的例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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