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用的修辞是族群融合， 我觉得也没有那样单纯。 其实在台湾，类似的庙宇实在非常广泛， 供奉日治时期死伤的警察或军人， 最有名的例子应该是嘉义东石富濑的义爱公（森川清治郎）， 甚至有类似王爷的神格， 并且有不少分灵庙宇或神坛。 离我自己住的地方，近一些的， 比方在景美新店一带也不乏这样的庙宇， 穿着日本警察制服的神像，因为惨死而必须供奉。 我说 "必须供奉" ， 主要还是与汉人以建祠安抚厉死者的观念有关。 这些死者，死後无法成为任何人的祖先， 或至少有魂魄留在当地作祟。 这样的情况，建庙供奉是常有的状况。 仔细看台湾大部分的相关案例， 几乎都是以非常死法丧生的日本警察／军官／公务人员。 就是因为死法非常， 所以才会建庙祭祀，至少达到安抚的效果， 也不会没事就跟生者 "讨" 一下。 其实原本也就很多学者注意到， 台湾的汉人民间信仰， 原本就充满各种官僚的修辞或隐喻。 从 A. Wolf（邵式柏的老师）下来， 无论是 E. Ahern，J. Watson，S. Feuchtwang，R. Weller.... 有一大串学者，都以民间信仰与官僚体系的关系， 产出了大量的研究与论述。 实际上呢，我比较相信， 这种作法，只是把地方上因故死亡的受难者， 置入到汉人自己的地方知识体系中进行处置。 因此在这个神灵官僚体系中， 他们都变成 "具有位置" ， 但是这个位置通常都只是低层次的神灵， 比方封之为元帅或某某 "公" 。 若问地方老百姓，他们是不是正神，通常答案都很暧昧模糊。 义爱公的例子之所以特别， 就在於历经漫长岁月的发展， 由於所谓 "神迹" 在地方上不断浮现，流传， 因而才慢慢提升到接近王爷的位阶。 别忘记了，当年森川先生自我了断的时候， 据口传里，将近有十年时间， 地方人士是没想过把他供奉在庙里（虽然是在庙中自杀）。 一直要到十年後有些 "迹象" 浮现， 譬如提醒村民提防疾病， 才使得雕刻金身，供奉入庙的构想开始成形。 我只是想说， 无论是外省人建庙供奉日本亡者， 或是福佬与客家人供奉日本亡者， 轻易归之为 "族群融合" 一类的结论， 其实是太过於简化与理想化的某种诠释方式。 -- 安静 优雅 的 轻 声 哭 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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